我的知青岁月：宣传队的故事

晓文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个令亿万人民热烈欢呼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照坪岭上揮锄挖地。那时候，收音机在照坪岭闭塞的山村中还比较少见，我所插队落户的唐家村有十几来户人家，也只有赤脚医生老唐家才有。即使家住城镇的一般百姓，像我家也就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平常听完新闻听样板戏。这也难怪，那时是八亿人民八个戏，举国都唱样板戏。尽管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不算丰富，但收音机仍是人们的喜爱之物。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人正在聊天打卦，突然不知谁的房里传来了一阵《洪湖水，浪打浪》的音乐声，这优美动人的旋律把我们都吸引住了，听着这儿时就已熟悉且又多年未闻的歌声，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这些被封禁的歌曲又能重新播放，揭示着文革后拨乱返正的工作正在推进，说不定文艺战线将首先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事也凑巧，几天后大队来人，说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丰富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大队决定从茶场知青和回乡青年中抽些人，在全公社率先成立第一家业余宣传队，要我尽快去县文工团找一个适合农村演出的剧本。

说起来我家就住在县文工团，找剧本有着比别人更方便的条件。那天我到文工团找了几个老师，他们根据我们大队和茶场的现有条件，推荐了《洪湖赤卫队》这个剧本。这个戏唱段优美，人物突出，主题鲜明，是解放以来众多优秀剧目中的一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当天我便带着剧本和曲谱回到了茶场，在向领导汇报后，最后的决定便是他们的事了。

第二天，场长通知我到大队部去一趟。市田大队有十多个自然村共十八个生产队，管辖的范围很大，大队部设在坊下村，与市田小学同一扇大门进出，茶场到大队部只要沿着照坪岭下山的路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那天大队里只有李会计在，他也是个老知青，是从浬田街上下放来的，后来他与本地的一个女子结了婚也就在此扎根了，我从小在浬田老街长大，所以跟他也比较熟。李会计转告我，大队同意排练《洪湖赤卫队》，要我先把剧本和曲谱刻印出来，这几天就不用出工了，他己跟茶场打了招呼。说完他拿出大队的钢板、铁笔和一筒蜡纸，我一看钢板铁笔都生了锈，怎么能用？我知道要刻印好剧本和曲谱，先要有一块好钢板（钢板锈了就刻不好字），还要有一根好铁笔（铁笔磨秃了也刻不了字），再就是蜡纸不能用过期退了蜡的，最后的油印也是关键，熟手一张蜡纸能印几百份，生手能印个几十份就不错。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最后李会计还是去市田小学借来了一套新的钢板铁笔给我用。

大队把宣传队的人员集中到茶场时，己是离1977年春节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参加宣传队的人是由本地的回乡青年和下放知青组成。下乡知青中丘玲扮演韩英，许刚扮演韩母，肖梅饰秋菊，盛平明饰冯团长，刘闯由本地青年匡立山扮演，彭霸天由匡恩庭扮演，还有演唱小曲敲碟子的小姑娘叫彭吉风。知青中虽然都是属于文教卫生系统的子女，但大多数人只会读书，文艺细胞却很少。以前在学校时，上过舞台的也许只有丘玲一人，加上她身材和脸形也符合饰演英雄人物，歌也唱得好，又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扮演韩英这一号人物也就非她莫属。宣传队的后台（乐队）中，杨垂青是当之无愧的台柱子，他的二胡很有功力，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只有像我这样的人，纯粹是为大家来打杂的。

那时候大家年轻能干肯吃苦，工作积极性也很高，在没有导演、指挥，也没有排练场地、服装道具的情况下，自已动手腾出场地，空余时间制作道具，自觉练声背读台词，为排好这出戏，甚至不少人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记得当时丘玲饰演韩英时内心感到压力很大，虽然她在学校时也登过台，可绝对没有演过主角。在我们宿舍的一楼门厅里，穿堂风不时刮过，天气异常寒冷，但她坚持在那里练动作走台步，常常是累得一身汗，反反复复几十次，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她曾回忆说：“由于当时年轻记忆力也比较好，剧中韩英的动作和台词、歌词没几天就能熟练背出来，虽然吃了不少苦，但练习韩英这个角色跟日晒雨淋野外劳动的辛苦要舒服多了，同时业余剧团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学，不懂就问原来高中很会表演的同学”。其实，我们宣传队的每个人都是该剧的导演，每场戏都是靠大家的分析理解来排练，有时的你一言我一语，往往能带来新的启发，形成新的思路，其中刘闯和彭霸天的饰演者就很有表演天分，他们两人对排好这出戏出了很多点子。为了提高丘玲她们自导自演的水平，我也曾请了县文工团的老师为她们指点过，还有插队在公社果园山的文小洁，是永新中学宣传队的老戏骨，也来过我们茶场帮助排练。

在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下，到快过年时，除了《洪湖赤卫队》顺利完成了彩排外，还有两个庆祝粉碎“四人帮”、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舞蹈也跳得十分烂熟，随时都可以拉出去演出，按照当时农村的水平应该不会太差。就这样一晃到过年，茶场杀了猪吃了过年饭，每人分了几斤肉后便放了假。大队要求宣传队正月初一就要到坊下村祠堂演出，接着再去周边各村巡演，为了不躭误这第一次演出，我们大部分人就留在茶场过年。

这天下午，不知什么时候饰演刘闯的匡立山来到我的房间，有意地跟我拉话说要我帮个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空心军棉衣，下面却只有一条还算干净的旧单裤，在寒冬腊月里显得十分单薄寒酸。他先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铁锤两把锉放在我的桌子上，说过年后就要到各村去演出（演员的服装全部自备），他没有裤子可换，想跟我借条裤子，就用这铁锤锉子作抵押。匡立山是个小木匠，这次排演《洪湖赤卫队》，他自告奋勇承担了剧中的刀枪等道具的制作，今天他拿出自已吃饭的工具来向我借裤，看来也是没办法了。那时的农村也真的很穷，穷到一个个村庄十几年没盖过一间新屋；那时的人们也真的很苦，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无法让家人吃饱肚子，更不用说穿衣吃肉了。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我无法拒绝他的原因。我拿出一条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约有六七成新的兰卡其长裤给了他。这条裤子后来成了当年刘闯大队长的演出服，直到第二年的复演还在穿。

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下了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把照坪岭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那满山连片的茶园，也在大雪中展现出不一样的風景。我们堆着雪人，滚起雪球，打起雪仗，不断释放那深藏已久的纯真天性；我们在雪地里相互追逐，爬上山顶，放声大喊，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在这几天里，我们自己做饭炒菜，大口喝酒吃肉，毫无禁忌地坦敞胸怀把心情放纵，我们祈望新的一年里，我们洒落的汗水，我们青春的芳华，还有我们遥远的梦想，在这瑞雪飞舞的时刻得到放飞……

转眼到了正月初一的晚上，坊下村的老祠堂里挤满了看戏的人们，舞台上方高高挂起了两盏汽灯，炽白的灯光把祠堂照得通亮。在一阵阵热烈欢快的锣鼓声中，缓缓地拉开了那道红色的幕布。这第一场正式演出，大家都精力集中，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尤其是韩英的演唱，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掌声。整出戏演完后，群众纷纷叫好，有不少人说：“这是我们市田大队十几年来难得看到的好戏，演得真好。”宣传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首演成功，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从正月初二开始，我们便走出市田，一行人举着红旗，打着锣鼓，扛着道具，挑着汽灯，一溜长队向怀忠出发。

怀忠大队的演出地点就在公社新建的大礼堂内。它宽敞明亮舞台也大，台下是用松木板钉成的长条橙子，据说可容纳一千多人，在当时全县各公社中属于最大最好的礼堂。当我们打算先熟悉一下舞台后，发现不少人有些紧张，导致踩不准台步跟不上锣鼓，可能是习惯了祠堂里那几张方台门板铺成的小戏台，突然登上了一个大舞台，动作上还有点转不过来，这就需要克服习惯动作，大胆拉开架势，才能更好地展现出自己的精彩。随着认识的提高，大家胆子大了，手脚也放得开，上了舞台就变得生龙活虎。结果，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 ，观众好评如潮。随后，新源、官山、泉塘、左坊以及芦溪乡的古竹、合东和炎村等地纷纷欢迎我们去演出。在今天看来，我们这样的表演水平在当时能受到各个大队的热烈欢迎，主要是经过十年浩劫，农村的文化生活成了一片沙漠，我们的到来就像春天的细雨，给干涸的土地带来了绿色的希望。

这一次我们的演出从初一演到十五，连续演了半个月。丘玲的嗓门一直很好，尽管她演韩英的唱段最多，上台的时间最长，但她的嗓子却越唱越亮越来越好。而饰演刘闯、秋菊和其他几个角色的嗓门没几天都哑了。有不少人深表佩服地说：“丘玲真是块演戏的料，不但入戏快，嗓子也特别好”。所以每到一个村子演完戏后，村民们都争着要接“韩英”和“韩英娘”去他们家里住 ，甚至有的人家还煮上夜宵请她们吃，这使她们很有成就感，对比今天娱乐圈的明星大腕们，尽管钱多名气大，但老百姓喜欢吗？恐怕很难说。那时的“韩英”她们是村民们眼中的“明星”，用现在的流行话说“韩英”她们接地气，老百姓喜欢这样的人物。而饰演“彭霸天”和其他小角色的，村民们虽然热情不减，但具体的安排就要差一些。记得有一夜我住的人家，屋内是黑乎乎的土砖墙，床破烂得全靠橙子支撑 ，黑油油的被子发出一股臭味，加上甲螕成群，咬得我一夜未眠。等到第二天集合时，有人得意地说她睡的是新婚夫妇让出的新床，也有人说睡的旧床但还干净，唯有我无精打彩地叹道一夜没睡。好在这样的事也只是碰到一回，如果天天如此，相信谁也受不了。不过我也理解，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即使毛主席他老人家奋斗了一辈子要消灭的“三大差别”，现在还不是依然存在。

在1977年春节的那段日子里，天空有时细雨绵绵，有时雪花漫天，泥泞的乡间小道让走亲戚拜新年的人出了不少“洋相”，尤其是芦溪乡的炎村，古来就有“走得炎村路，作得合垅田”的说法，意思就是雨雪天炎村的路很难走，合垅的田离村太远好难种。那天我们冒着小雨转场炎村演出，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打滑摔跤滚泥汤，唯一的进村路是从垅中通过，路上的烂泥又软又粘，常常是一脚踩下去鞋子却被粘住了，如用力抬腿则只有光脚拔出来。这一路，我们好些人只好卷起裤腿，打着赤脚，踩着泥泞进村了。我们男的还好办，女的却宁愿弄脏鞋也不愿在这冰冷的泥水里赤着脚，结果就很难走稳了，弄得左歪右斜跌跌撞撞状况不断，远看就像一支打散的逃兵。此时一些很有爱心的男同胞伸出了友谊的手，或帮着她们拿东西，或关键时刻扶一下。细心的人还发现，队伍中的冯团长对韩英娘就很关心，我们的领队对秋菊也不错，不停问寒问暖，眼里也透出不一样的目光。那时，我们没有往其它方面去想，只是感到有一个这么关心人的领队和一支团结友爱的队伍，我们一定要认真演戏，为市田大队争个好名声。直到2010年有一次我到吉安，刘小晶请吃饭，领队也刚好来吉安，后又叫上在市里工作的秋菊凑了一桌，大家喝酒吃菜聊天打卦，唯有他俩互不搭话，待领队有事提前走了以后，刘小晶才说当年领队追过秋菊。秋菊也回应说，在宣传队的时候，他写过一封信要跟我交朋友，我没答应。听到这里，我似乎突然发现，在当年的宣传队里，战友们或许还有许多珍藏的故事：那淡淡灯光下的苦乐年华，那隐隐回荡出的轻歌细语，还有那悄悄涌动着的爱的暗香……，只是当时的环境还很难让人打开那一扇窗。回想当年下乡的二十人二十个姓，没有一对能结缘，即使有一对己经同居多年的上海知青，听说返城后也分手了，茶场里留下的是一地碎落的心，使我们的青春“黯然失色”，但始终让我难以忘怀的青春时光，还是《洪湖赤卫队》那些优美旋律带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