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芳华

孙向科（勿聊拒花）

原创：孙向科

文字：孙向科

摄影：劳恭高等

想作此片的念头始于去年看冯小刚的那部电影，当时心情挺压抑的，觉得严歌苓把人性写得过于黑暗了。那个年代固然有那个年代的寒冷，但也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温暖，我不会忘记我经历的苦难，也不会忘记漫漫长夜里得到的帮扶！

 一个县剧团和一个军区文工团不可同日而语，但野百合也有春天！青春无悔，恩情永记，友谊长存一一谨将此片献给广西凌云县文艺队全体老艺友，也献给那个年代和我们一样勤奋的基层文艺工作者。不少艺友及家属热情为我提供照片素材，在此一并感谢！

附：我写的有关凌云文艺队的几篇文章——

渗血的红舞鞋

1975年盛夏，刚从地区学习现代舞剧《沂蒙颂》返回，队长便黑着脸扔下一堆红色的芭蕾鞋，最后通谍似地宣布："从今天起，上午练功，下午和晚上排练，一个月后演出！"

那是个乌兰牧骑式的文艺队，要求人人能歌善舞会拉懂弹，专业性并不强，学员又大都是从农村抽上来的知青，舞蹈素质参差不齐总体偏低，一个月练芭蕾？可能吗？可队长的话音刚落，我们就叽叽喳喳抢过鞋，绑上，扶着把子练起来。

岁月的流水冲淡了许多记忆，然而那段日子却刻骨铭心。把在广阔天地里跑得大大的脚塞进尖尖的鞋里本来就极不好受，何况还要立还要走还要旋？仅一个上午，所有人的足尖都打了泡。开始，大家还嘻嘻哈哈比谁的泡多谁的泡大，找来针穿上长发一个替一个挑泡，不久，呻吟就取代了逗乐。由于不停地练，水泡很快就磨破了，渗出的血水把袜子和鞋紧紧粘住，每次脱鞋褪袜，大家都抱着脚喊爹叫娘。最受罪还是练功，即使扶着把，也还是疼得全身颤抖热汗冷汗一起冒。大家已经觉得这样练很勇敢甚至很伟大了，可队长没一句好话，一来就嚷："老是扶把，演出还不得撑拐杖？脱把！"全身重量骤然压在皮肉模糊的足尖上，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队长还是不依不饶："膝盖那么弯，跳虾公舞吗？挺直来！眉头那么皱表情那么苦，观众还不吓跑？笑一点！"最初，有人偷偷抹泪大家还笑她娇气，可有一天，又一次被厉声训斥后，不知谁先"呜"了一声，刹那间，十几个女孩子的意志全崩溃了，有的冲到场角，有的跌坐地上，或向隅而泣，或抚足大哭！队长怔住了，等大家哭累了才讷讷地说："我……我是凶了点，你、你们还是慢慢来吧！"说罢，搭拉着个脑袋，走了。也怪，他这么一走，大家反而不好意思了，反而练得更刻苦了。那次，我扮演挖野菜的村姑，由于人数不足取消了剧末的群舞，我实际只有两三分钟的戏，可仍每天都一瘸一瘸地来，全身湿透半歪半倒地去。一天有人惊呼："哎呦向科你的脚……"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殷红的血已渗出右脚的鞋面而流到地上！我紧闭双眼，咬紧下唇，练下去，练下去……没想到，我会得到黑脸包公一般的队长破天荒的表扬，后来离队数载，据说此事还被拿来激励后者。

很可惜那时的演出很少留下照片，不过20多年了我还记得，在优美的旋律中，我和另一位村姑手持小铲挽着竹篮，移动着并不很到位的步子翩翩起舞时台下那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微笑是勉强的，因为足尖正锥扎般疼；我们的微笑又是由衷的，因为我们的汗水、泪水和鲜血得到了观众丰厚的回报！

我曾跟一名小青年谈及此事，万万没有想到，她会长叹一声："你们真傻！"我们傻吗？也许……小县城没多少观众，《沂蒙颂》只演了几场，此后，我们再没跳过芭蕾舞，而三年后，双脚伤痕犹在，我也永别了粉墨生涯；我们傻吗？那时，演出一场的酬劳只是一碗米粉，而我每月的工资也仅24元。但是，那种追求新高度的执著，那种豁出命去的敬业，不正是我们那一代人没有在动乱中沉沦尽管遭磨难却始终没有被时代抛得太后的原因吗？不也正是今天我们祖国繁荣强大我们个人成功致富最需要的精神吗？假如时光能够倒转，我想我和我的同伴一定还会套上那双红舞鞋，一定还会摔倒了又爬起来，一定还会在足尖渗血不止时继续跳跃继续旋转，尽管我们也一定还会呻吟，还会流泪……  

 

1994.5.4.

一饭之恩

　　这一饭并无韩信受胯下之辱饿得两眼昏花时漂母之饭的弥足珍贵，但也历久难忘。

1975年初，我所在的凌云县文艺队倾巢而出，到首府南宁学习《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移植"样板戏"和几个当时颇受欢迎的小戏。按原计划，学习一结束文艺队就地放假，各人回家过年。此事已郑重请示过县委，考虑到文艺队已几年春节没放假了，而且绝大多数是有探亲假的外地人，这样一来也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笔旅差费，县委批准了。谁知就在学习结束的前两天，风云突变，县委来电，要我们回去过"革命化"的春节！命令一传达，怨声四起。家在南宁的（占全队人数的五分之二）已够伤心的了，本以为可以在家过年，十多天来他们都和大家一道住招待所，就是星期天也为"抠戏"而很少回家，现在就在家门口了还要走！然而其他外地人以及打算利用这次机会走亲戚的人（也占全队人数的五分之二）更悲愤：车票已经买好，得退；给家里的或帮别人捎带的大包小包土特产，得往回拎；亲人望眼欲穿却大失所望，更得解释！就连指导员（文艺队最高领导，新婚不久）也想不通，更遑论他人了！然而，又一纸250多个字的加急电报，粉碎了所有人苦苦陈情可以感动上帝的幻想。在那个动辙"上纲上线"的年代，有谁敢和县委对抗呢？沉默压抑中，我们打道回府。

一回到县上，大家都惊呆了，相隔不足一月，这座被大山包围得就像在井底的县城几乎空无一人，更别谈有一丝一毫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了：所有的农民都上山造田造地兴修水利，除了国营和集体的商店，所有的买卖都被视为搞"资本主义"，每个路口都有持枪的民兵把守，见一个抓一个没收一个。我们连烧饭的木柴也没有，最后还是县委关照，从县委食堂给我们匀了一些，几个演员用板车穿街过巷地拉了回来。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化"春节啊！大家本来就不痛快，眼下的情景更让人凉透了心。尽管那个除夕夜，食堂也做了几个菜，可大家依然寡言少语，吃完便关门睡觉，文艺队独处于直插云霄的五指山下，平时人虽少，还有歌声和笑声，可那天晚上才八点多钟就静悄悄地，到天亮也没几个鞭炮声。

初一上午，县委书记来慰问。晚上演出（我们回来就是为了这一个晚上的演出）前，书记再次高度评价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全场掌声雷动，我们也有所激动，几个折子戏演得轰轰烈烈，但曲尽人散后，大家又都没精打采了，毕竟，这是中国人魂牵梦萦最最看重的春节啊！

 

初二下午，没事干，大家懒洋洋地搬张小凳在门口百无聊赖地晒太阳。突然，文艺队的老领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伟民来了，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敲门，命令我们都到他家吃饭去！盛情难却，无家可归也无处可去的十来个人都去了。到了黄部长家，只见他的老母亲和美丽贤惠的妻子正在忙碌着，好大的一张桌，好丰盛的一桌菜啊！黄部长的母亲一直在单位当炊事员，不论是扣肉粉蒸肉还是白切鸡柠檬鸭还是腰卷五柳鱼，都弄得色香味俱全让我们馋涎欲滴。席间，一家人频频替我们夹菜，说不吃就是嫌气（看不起），还幽默地说什么"只有山崩，没有肚裂"。肚子是没有裂，可一个斯斯文文的女队员的皮带真真切切地断了！那天晚上，大家又恢复了平日的活泼，不少人还敞怀畅饮，男男女女都有喝醉的，这其中也许有浇心中块垒的，但我想一觉醒来，绝对不会是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二天，又是队长周万历请我们。他老父亲的烹调技术在县里更是一流，凡有会议都请他掌勺。他的老母亲和在单位也是领导的妻子齐齐下厨，同样的丰盛，同样的热情。就这样，在觥筹交错的欢声笑语中，在恍然如家的温馨氛围里，我们思亲思乡的千千结一个个被悄然无声地解开了！

几十年过去突然忆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深深感念之余，我十分后悔：我们那时是多么的傻，居然都是两手空空地去！黄部长和周队长上都有老人，下都有四五个孩子，黄部长的妻子还是农民，生活负担都很重。虽然大小是个官，可他们仍时不时穿打补丁的衣服，上班步行，烟都是买烟叶来抽一支卷一支的"大烟卷"。那时候，像他们这样的官是没有油水可捞的，他们也无意揩油，我至今还记得一次有个女队员给黄部长送了盒北京果脯，他马上拆开叫大伙吃了。当时生活那么清苦物资又那么匮乏，他们是怎样想方设法挤出钱又是怎样想方设法凑齐食材，为我们精心准备这么个充满浓浓亲情的晚宴，又是怎样克制内心的焦虑和烦恼满面春风地招待我们，让我们这些异乡游子也能尽享家庭的温暖呢？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儿女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都没有与我们同桌，他们是挤在黑暗的厨房冷冷清清地吃呢？还是躲到外边等我们吃完才回来捡我们的剩菜剩饭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天，至少是那一天，他们的父母把他们撂到了一边，而把我们当成儿女来疼，来爱，而且，不求任何回报！

我还十分后悔，那时我对周队长是太不尊敬了（当时大家都叫他"周老师"，也可见他的平易近人）！参加农村青年文艺会演，我写的一个小话剧周老师改成了韵白，我当面不说，背后却嘀咕还不如之前的好，后来还因一件小事受周队长的批评后心里老存有疙瘩，但周队长却以父亲的胸怀宽容了我。他肯定我的潜质，有外出学习机会（常常只有一二个名额），每每安排我去，以致引起个别老队员的抗议（当时我还是个学员）。1977年我参加高考，因所谓的出身不好榜上无名而情绪低落，又是他充满同情地安慰和鼓励我。回首往事，在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身上，周队长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急啊！那顿饭，只不过是他关心爱护我们的沧海一粟罢了！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我怎么可能报答得了这般厚重的恩情呢？

1996.春节前夕

重返凌云

　　1995年5月，一张粉红色的"凌云县老艺友联谊活动倡议书"像一只鸿雁，飞越万水千山，飘落到我的手上。

我1974年5月进凌云文艺队，距此恰好21年，虽然考上大学及毕业工作后，也回去过几次，可当初朝夕相处的同伴各奔东西，见到的是越来越少……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的思绪犹如钱塘江的大潮，汹涌澎湃！

从1963年随父母到那里至1978年离开，我在凌云县整整生活了15年。这个地名缘于它的山高，但再高的山也挡不住"文革"的狂飚，我"出身不好"的母亲受l长时间受到迫害，难逃株连，即使由于有"文艺特长"，我在80多名同届知青中被挑到县文艺队当专业演员，可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前途我都没法得到公平的待遇。我三次写入团申请书，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当了两年的学员，转正刚半年，又要当三年的学徒工。即使打倒了"四人帮"，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也很难从"极左"路线的压制下抬起头来：广西电影制片厂要调我，卡住；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老师最欣赏我，无奈而去；高考分数过了广西大学线，档案却根本没送上地区！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引起整个社会对政治歧视的重视，不是扩大招生的机遇，我根本不可能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实现我的大学梦！如果从个人的遭遇看，我应该怨恨凌云，怨恨凌云文艺队，有个遭遇没法跟我比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后撒尿都不朝凌云那个方向！"

是的，我也恨过凌云，恨过那些歧视嫉妒伤害过我母亲以及我的人。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怨恨渐渐淡化了。我更多地把责任归咎为时代。巴尔扎克曾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试金石"，从这个角度讲，我还应该感谢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是他们使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停地奋斗，并把这种执著的精神溶入了自己的血液。更重要的是，即使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社会上还是文艺队里，都有许多好人，正是他们的同情关心鼓励教诲，使我逐渐坚强逐渐成熟。正如《倡议书》所说，我们先后分离已近20个春秋，我的确越来越想念当年那些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伴！

我决定回去，并决定按大家的要求，把女儿也带回去。平时很默契的丈夫这回没有支持，除了过去的遭遇，我们刚刚买了福利房正要装修，非常忙，手头也紧得很。

可我执意要回，通情达理的弟弟承包了外甥女的来回机票。

那一次，我很让大家感动，因为所有的老艺友只有我出了广西，而在好些人以种种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不到的情况下，我千里迢迢地回去了，并积极承担了那台由老艺友演出的文艺晚会的策划和主持工作。在座谈会上，我还深情地回忆了在文艺队的4年生活，当说到我们为只演几场的舞剧练芭蕾所有的人都足尖淌血化脓站不起来了还咬牙坚持的练功，当说到我们每年数月每天至少要背着行李、道具和乐器跋山涉水几小时无数次经受风吹雨淋甚至雷鸣电闪的下乡演出，好些人都低首抽泣，当说到我深深地感激凌云文艺队，作为我跨入社会后的第一站，她给了我充分的培养、教育和磨砺时，许多人又扬起头赞许地颔首微笑。

短短的三天，我还走访了许多人，有过去的房东，从前的邻居，有老师，有同学……

回深圳后有位前辈给我写信，他说："这次回来，作为深圳人，你衣着朴素、谈吐谦虚，待人热情，给大家非常好的印象。看到你成长得那么好，我们都为你骄傲……"

由于没有算准时间，无法更改的回程机票使我必须提前离去。那天傍晚，当走到凌云的泗水桥准备乘老同学单位的车连夜赶到南宁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桥头会黑鸦鸦地聚满了人，有当年的朋友，也有昔日的仇人，他们都是来给我送行的。一张张真诚的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一声声衷心的祝福，那难分难舍的场面让我眼潮喉哽。孙向科啊孙向科，你何德何能，竟有幸得到这样的礼遇？

车子终于从拥挤的人群中开出，我悄悄摇下车窗，掬下蓄满眼眶的热泪，轻轻地，洒向这片深情的土地……

2000.8.26

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