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小伙初长成学徒拜师走人生

连生碎語

我15岁就进了机床厂，在C620型车床上当学徒。我的师傅姓姜叫姜建东，四十多岁。师傅人缘很好，长得慈眉善目，整天乐呵呵的，人们都喜欢称他为“大哈师傅。”取他为人随和，大大咧咧，与世无争的意思。那个时候我沾师傅的光，人们喊我“小哈”，我心里很明白，我的年纪再稍长一长，就是马大哈了。

我师傅喜欢唱京剧，词正腔圆，他唱的很有底气。那时山东工厂招工，我从天津渤海边的姥姥家，初二没有毕业到工厂学徒了。有时，师傅的唱词里咬字老是冒出山东味来，我感到听了不是很舒服，并不以为然。而别人听了总是给他鼓掌。我在天津红兵（寨中）中学上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赵宝刚、杨全祥他俩嗓子好，京剧样板剧唱得最好，吐词清楚悦耳，声音高昂洪亮，他们能够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全本。一出场出演的不是杨子荣、少剑波就是郭建光、李玉和。一段时间，整天去了所有天津市的剧场和到全市工厂农村单位演出。同在一个班级学习，人家是高、大、上人敬人爱，人人喜欢接近的英雄模范人物，而我是一个有着方方面面不足，不被老师喜欢的问题青年，真感觉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几个样板戏的台词我全能背下来，我也会唱。我感觉我和他们的区别，只是我的嗓子不好，如果我的嗓子好，我也能够去登台演出。我就咧着我这个破锣嗓子唱了一辈子带有自己特色、声调戏剧和歌曲。用我的好朋友、退休后任老干部合唱团的团长、公安局副政委魏万军的话说，“你真是了不起，你唱的歌和戏剧选段，调子能够从南京跑到北京。”我知道他这是损我，别有用心的打击我，我就有些急，想和他争辩。他说“别急别急，你最大的优点是，你还马上能从北京很快的回到南京，就是说你唱跑了调，唱着唱着经过一段的时间，正确的声调又被你找回来了，这是别的歌唱家做不到的．．．．．”直到六十岁以后的一天，手机都能够当录音机使用了，我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对着手机，放开了喉咙，唱起了《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唱的“盼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那段。唱后，我放给自己听。听后，我后脊梁骨出汗了，这段被我唱了几乎一辈子的拿手好戏，说调子跑到北京那是夸我，简直就能够跑到了外国。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唱着跑着调子的歌曲和戏曲过来的吗？民间有句俗话，说这个人不着调，这不就是说的我吗？现在我感觉无论一个人嗓音好不好，嗓门嗓音高不高，或者感情投不投入，这都没有问题，这都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唱的音调一定要准确，要有板有眼随着节拍走。人家听的是你的音律和音调，就是你的嗓门不高，吐字不是很清楚，感情色彩不是太投入，但是由于你唱的调子准确，有板有眼，声音虽然不是那样激越澎湃人们还是很可以接受的。我的师傅唱的咬字即使不准，有些山东味，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的师傅唱的京剧，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你的嗓音很高昂，感情很投入，嗓门很大很激越，可是全部跑了调子了，这就要了听歌听曲人们的命了。听了这样不堪入耳的歌曲和戏曲，真是比杀了他还难受，你的声音还不比嘈杂之声，嘈杂的声音它还可以让人忍受，可是跑调让人忍受不了，可以让人感觉的难受之外还想恶心欲吐，这就是不好事情了。我想到了正确的认识自己，是一个不知有多难的事情，有时将会用上一生的时间，也不见得能够让自己的缺点被自己发现，何况本人还把这致命的不足，当成传统的有亮点的东西，而自我陶醉沾沾自喜并准备传承,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从那时起，我无论有人无人都不会再开口唱歌唱曲,想想没肝没肺的瞎唱了六十多年，现在有人没有人反正我不唱了，猛一闭嘴，既有些不舍，还有些不习惯，心里有些发闷。

政治挂帅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好像国内国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侵略反侵略，战争与和平，国计民生都和工人们发生联系似的，与我们每一个工人都息息相关，要参与和左右它，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比如讲下午四点接班上中班，我们接班后，就要和上白班下班的同志，在一起就要政治学习到晚六点，晚六点之后白班才下班，中班上班。晚八点吃晚餐。本来应该夜里十二点下中班，这样要补回两小时的学习的时间，就要到凌晨两点下班了。学习也就是念念报纸，有文件也不会下发到车间班组的。念报纸的人基本上车间技术员有文化的人来念，有一定的年纪和技术的班组长来住持。记得有一次，当读报人念到“西贡反动政权时，”我们学习的主持人示意读报先停下来插言问读报人西贡是怎么回事？他说“西贡是哪国人？西贡这个小子真坏。”在熟练的运用机床技术方面他们都是行家里手。政治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罢了。谈天说地谈荤素笑话，谈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谈巴基斯坦外长贝布托在联大的发言是多么慷慨激昂，东巴基斯坦是否能够从巴基斯坦的怀抱里面分裂出去？以至于后来任巴基斯坦的总理贝布托被抓捕入狱，是死是活，会不会被新政府处以绞刑？这些事情既揪着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心，也揪着我们工厂心系世界风云工人同志们的心。尼克松访华，我们感觉那挺好的，苏修陈兵百万我们祖国的北部边界，害得在天津汉沽念中学的我，在一个时期，整天跟着同学老师在大

马路上在街道上挖地道，来防止苏修不知哪天扔过来的原子弹。至于我们的国家和美帝好上了，这些工人同志们还真的考虑到了我们帮助和美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的朝鲜和越南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发和看法？从以后解冻的资料和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机床厂工人们所担心议论的事情，看来和中央领导人都想到一起去了，随着事端的发展，和越南交恶兵戌相见，刀枪相向，以及朝鲜三番五次的在我们家门口爆炸原子弹，说是对着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哪里呢？我们又在哪里呢？骗谁呢？所以说工人同志当时的担心不能够说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跟着报纸这样说也就算是好的了。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胡说。这不只是在工厂，在其他部门也是这样。几年之后我回到另外一个单位，文革已经结束两三年了，但是各行各业还是沿袭了几十年的政治学习制度，下到班组科所股队的开会和自由讨论还在继续着。在政治学习自由讨论的时候，也还是照样依旧的信口开河，说好了学习发言不准跑题，不要说些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的事情。但是谁又能够制止了呢？我去年写了一篇刑警队黄色的故事，说的是公安局刑警队的男爷们的事情。刑警队的工作就是侦查破案，按理说他的开会学习就是要讨论案情，苦思冥想出破案的方法，进而达到一个刑警破了案，给个县长都不换的令人高兴自豪的境界和待遇。但是恰恰相反，在天复一天日复一日的与业务工作无关的学习讨论中，刑警们还要硬着头皮参加，无聊的刑警们竟比起了二十几个人生殖器大小来了。并且评选出来了一个总是不断在变化着的结果。文章不长写出来后，就这个事情我怕有人举报我，抓我的辫子，最起码说我唯老不尊，散布黄色信息。我去找了我们一块工作的老同志刘思信让他讲这个事情。他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至于我们队里比那个东西，谁的第一，谁的第二，谁的第三，你记忆的很准确，很符合事实。在当时让我们搞政治谈体会我们懂什么？不谈这些谈什么？”我说“我讲的不单单是一个笑话，这里面包含了过去了的年代曾经发生了一些荒唐事情的反思，无聊的占用多少人的两个小时啊，一个厂是这样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国家呢？这无端失去的宝贵的两个小时是属于贪污呢，还是属于浪费呢？会起到什么作用呢？至于批判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革命群众一听火冒三丈，孔老夫子为什么只要使用我们，而不让我们知道革命的内情，不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实践证明了，中央决定的事情你去执行就是了，何必懂的那么多？再说了，毛主席当年就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说到现在，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朗普挥动贸易制裁的大棒，狠狠的朝我们砸来，全国人民为之紧张，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但是习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沉着迎战见招拆招，和打麻将一样，你处罚我五百个亿，我跟，我也处罚你五百个亿。你处罚我一千个亿，我也跟，我也处罚你一千个亿，终弄得美国佬捉襟见肘，腹中空空没有了底牌。没有办法了，乖乖变了个笑脸，声称“老朋友了，和为贵。发展和巩固我们贸易、共同发展美中政治文化经济贸易等等一切的主旋律云云....”想想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了称霸世界也快有一百年了，尤其是这一二十年来颐指气使，想打谁就打谁想灭谁就灭谁，他在经贸问题上和全世界为敌，谁曾灭了他的威风，弄得他灰头垢脸，还不是我堂堂大中华呀。为什么我们的党和国家底气这么足，因为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的工人阶级埋头苦干这么多年，我们的国家有了积累，国家富强了。所以我说工厂的同志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再不要搞什么客里空的政治学习什么其他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怎么样真正的使辛辛苦苦劳作的中国工人阶级真正地享受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富强红利？应该让劳动者和创造者和其它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富足起来，还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正像前几天，回忆了我十年前曾在武汉呆过的一段时间，写了一篇《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文章，其中面对美国政府对我们尖端产品高科技核心中的电子芯片的制裁，我寄希望于包括光谷在内的中国科技研究领域尽快的攻克这端产品，早日拿出震惊世界、让我们国人扬眉吐气中国自己的芯片出来，今天同样我也寄希望中国的工人阶级，埋头苦干发扬我中国工人阶级的聪明智慧，真正的为国家的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

真的，想想那个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说的可多了，说什么呢？你比如讲，文革时的样板戏里面总要弄出个阶级敌人来，战争内容的故事有敌人就不说了，和平环境里演一个片子编一出戏，非要在故事里面弄出个阶级敌人在里面捣乱，最后阶级敌人暴漏了揪出来了，好人就胜利了。电影就结束了。《海港》里有个姓钱的是个坏人，《龙江颂》里有个坏人叫黄国忠。这些坏人都让人骂的狗血喷头。还记得有个叫《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电影吗？说的是两个小女孩子给生产队去放羊，路上遇见了暴风雪，为保护公社的羊群，两个草原小姐妹与暴风雪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后来遇见一个阶级敌人进行迫害小女孩，怎么怎么样。而事实是，一名蒙古族的铁路工人，遇见在和强大的暴风雪作斗争并且已经冻成重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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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并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两个行为高尚勇敢顽强地小女孩救了下来，送到了医院抢救治疗，最终两个孩子得救了。就这样一个说高尚也好说普通也好的故事，到了编剧那里，就生生的非要把这个救人的铁路工人编写成一个阶级敌人不可，让可怜的两个草原小姐妹除了和暴风雪搏斗还要和阶级敌人斗争...一场骗局，骗了亿万国人，一骗就是几十年.... 那么工厂里面呢？也要人为的制造出个对里面来，也要有一个类似阶级敌人的那样的人，和我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我开始和我的师傅在一个机床上我跟他学活，后来我就和他分开了，和一个叫杨素芳的女老师在一部c616型车床上和她倒班。杨老师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小不了我几岁的一个男孩子苦度日月。她的年龄和妈妈的岁数差不多，她高高的身个，有电影演员王晓棠的模样和神韵。让人可惜的是，就这样一位女师傅，多少人在她的身后对我说她是一个坏人，一个作风不好的人。如果人们只是说说我当然不会相信的，但是毕竟我亲眼看见了，中午到吃饭的时间，杨老师就提前站在了饭厅的中央，忘记她胸前是否还挂个牌子，她直挺挺的站在那里，好像都都习惯了，见了熟人，人和她打招呼，她有时也和别的人点点头打个招呼，好像站在那里不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好像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敢直面看她，我在背后观察她，她显得那样若无其事的轻松，然而唯有见到了我，她的脸一阵焦黄一阵煞白，深深地低下了她的那颗披着一头我很喜欢长发的头颅....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从心里不愿意理她，感觉她很肮脏……竟管，她下班后总是把机器擦洗得干干净净，等待我的接班。我学了两年还是没有学会磨车刀，她总是和妈妈对待一个去小学校上学的孩子，在家里给他把头天削好的尖尖的铅笔很整齐地放在铅笔盒子里一样，把她在砂轮机旁忍受着砂轮机的刺耳噪音的尖叫、忍受着沙轮与合金钢快速的接触磨擦所散发出的无孔不入粉尘飞扬侵害，把磨好的几把车刀很整齐的放在了我的工具箱旁.....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手把手地教我。看着我车削的工件被检验员检验为废品，她总是皱起了眉头。她从不说我，她说我的师傅，她说“唉，你那个大哈师傅，整天的去唱他的那个样板戏了，他倒是好好的教教你呀....”她身穿的蓝背带裤子工作服什么时间都穿的漂漂亮亮，洗的干干净净。我呢，一身油污的工作服都能够映出人影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非逼着我脱下来给我洗了不可，我也接受了她给我磨好的车刀，我也被她逼得没有办法，把满是油污的工作服脱下扔给了她，但是，就这样喜欢说话的我，就从来没有好好的对她说过一句好听的话..... 我要当兵就要穿上军装走了，朋友亲人好多的人都在送我，妈妈跟在一旁哭泣。新兵队伍在去火车站的行进中，我还感觉还要有一个人来送我，我在四下张望着。杨老师出现了，我从心里高兴，我多盼着她来送我，她昨天就对别人说“明天晚上我去车站送小万去。”我听了心都要从胸膛里蹦出来，我是多么的想告诉她，我是多么像爱妈妈一样的爱她，想和她在一起和她说说话呀....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她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背包上，我们无声在向前走着。 “到了部队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穿戴就不能够像工厂一样了，衣服要扣齐帽子要戴好。” “我知道”我回答说。 “我知道你看不起杨老师，一直都不想理我。” “没有。”我答。 “杨老师是一个好人，没有做过坏事。” “我知道。”我回答说。 “我不是一个坏人，他们让我站在那里两年多了，他们开始还用口水吐我，打我，现在好多了……” 我对我的杨老师告诉我的话感到惊愕，是谁在这么欺负她？我恨恨地想。 “他们欺负我，等你当完兵回来，就是一个大人了，等你有了力量和本事，你回来就能够保护杨老师了.....” 我大声的“嗯……”了一声，我答应了她，她突然把我的手攥的很紧，显然对我的回答，杨老师很满意…… 再后来的多少年的日子里，当我回忆我在机床厂学徒的两年的时间里，我知道了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学习到了好多的东西，有些问题懂了，但是弄不明白。例如，我知道我的杨老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清白的女人，人们欺负她是出自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很卑鄙的。但是为什么人云亦云，就是没有人出来保护她？车间工厂组织呢？也助纣为虐，听说开始时，人们还给她脖子上还挂着鞋。凭什么？别说我的老师没有做什么，就是她做了，她找到了自己的所爱，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可是这都是后来的话，后来自己明白过来之后才这样说的。 那时车间工厂都有他们自己的要控制的人或者专政的对象。有一句很流行的名言说就是，对专政对象帽子就拿在群众的手里，你老实了就给你从头上给你摘下来，你不老实就给你戴上。例如，当时我的姨夫在天津化工厂是一名技术工人，在那个年月，他是一个受到工厂管制的工人。我姨夫的性格也是大大咧咧，（在今后的回忆文章中我还要谈到他），他有好多张渔网，有撒网、有大搬筝。他喜欢捉鱼摸虾补贴家用。工厂隔三差五让他做检查，或者批斗别人的时候让他去陪绑。我姨夫的文化程度不高，车间工厂还要他拿出写的质量很高的检查出来。这样，就把我姨夫愁出一头大疙瘩。他找到了当时很瞧不起他的两个小舅子即我的舅舅请他们帮助他写这个检查，但是就被十分鄙视看不起他的两个舅舅拒绝了。尽管他们十分喜欢吃我姨夫从海塘盐沟和蓟运河里打捞出来的鱼虾，吃起来还没有个够…… 这个时候在姥姥身边上中学了的我，站出来对姨夫说，“我来帮助你写。” 姨夫狐疑的看着我，不信任的说了一句的“你能帮助我写，你知道我要检查什么？” 我说“我知道，你第二天来拿吧。” 姨夫说，“写检查是个大事，你小子可别糊弄我。” 第二天我的姨夫从姥姥家拿走了我给他写的检查。过了几天他到了姥姥家，见到我说，“你这孩子还真可以，写的检查他们都说好，过关了。”哦，过关了，他还不知道，在我给他写的那篇《检查》中，罗织编造了他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工厂生产的罪名，才让人家满意的，我可怜的姨夫啊…… 我的姨夫去世几年了，因为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人穷、因为姥姥听说他在天化工厂里，人们把他当成了坏人，从而不受姥姥待见，不被舅舅们尊敬。但是生性快乐，处事大方，不辞辛苦的姨夫上班干活不说，还要受人欺辱，下了班黑天半夜就跑到海塘盐沟蓟运河里去逮鱼摸虾，真的，他整个心事都考虑怎么样时时来帮助我们大家庭的姨夫，我是多么的怀念他呀。唐山地震的第六天，我赶到了天津滨海新区，那里也是重灾区，姥家的很多亲人们被砸死了。我连滚带爬的赶到了那里。，姨夫见到我后，对所有的人说“连生有良心，我们没有白疼他。” 八十年代初，我姨夫从天津海边背来了天津渤海出的大对虾、梭子样的大黄螃蟹，作为我在山东婚礼宴请客人用，那时他亲自掌勺。可以想象当参加我婚宴的人们，能吃到了那么肥嫩大个对虾螃蟹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毕竟像目前这个样子的全国物质大流通还没有开始。 我的姨夫去世的几年后的一天，我赶到了天津滨海新区，当时已双目失明的大姨，摸着我的脸突放悲声，“连生啊，那个疼爱你的姨夫走了，那个最最疼爱我的人走了……” 困难中的姨夫被家人们看做矮人三分，在工厂无端被人当成管制对象，又矮人岂止三分？他无端的受人侮辱的遭遇到和我在山东工厂的杨老师是一样的遭遇。拨乱反正了，他们想讨要个说法 （包括杨老师），人家回答的很明确，本来就没有给他们定性为不好的什么人，何有讨回公道一说？那斗我们？让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罚站、戴高帽子脖颈上挂着牌子挂着鞋游街，算怎么回事？答案也有了，那是群众运动…… 我所在工厂的杨老师，我的姨夫还有更多的人，在那个年月，被人无端的指鹿为马的认为他们是有什么什么问题的坏人，就这样被管制起来了，就被剥夺了人身的自由，就被捉住批来斗去，就在开会吃饭的时候站在那里让（他）她丢人现眼，这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啊…… 现在以至多少年，我都感觉到我真的辜负了我的杨老师的一片好意，或者说我在学徒的这两年中，是我初涉人生走得最不好的两年，即使我在部队也做的不是太好，但是就是搬石头，我也不怕辛苦不辞劳累，坚决服从命令，把任何一块无论多大的石头，从这一端搬到那一端去。我再没有像在机床厂工作的时候那样偷懒躲滑。我也认认真真做每一件人们让我去做的工作，进而使自己问心无愧。但是在机床厂呢，做工作废了的废品，应该说是远远超过了自己做出来的的正品。得益于吃大锅饭，被我做废了的皮带轮趁着夜晚我就扔到了废品堆里，然后再到半成品库里偷出堆放在那里的毛坯皮带轮。时间久了那就是一个大的数字。别说来工厂挣工钱了，叫起真来，如果是现在企业都实行了改制，都是个人的东西了，你报废了一个工件试试，赔进裤子背心光着屁股也不够啊……不能够拿着年轻说事，以上中班为例，吃过晚餐，我就游手好闲的离开自己的机床，到其他车床的操作师傅那里闲聊去了。他们也乐于和我说话，他们一边操作一边说。有时他们要求我或者我自己提出来给他们唱段样板戏，他们为了解困和精神不打瞌睡我们就热闹一场，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人家还在操作，我就找地方睡觉去了。车间冬天为了不使机场床机油冻凝固，就用汽油桶做的焦炭炉子取暖，粗粗的烟囱烧红大半截。我就坐在炉子的旁边睡着了……夏天守着呼呼作响有车轱辘大小的电机带起的大风扇旁睡意正浓的也是我..... 我对学徒的两年永远身怀歉意而不可被原谅。现在我想一个人要死了，他能够感到对这个世界做到了无愧，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值得欣慰的是，除了学徒的两年我学的不好，做的不好，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我在医院为人看病，后从事刑侦技术工作检验尸体，以及从事宣传工作写文章我都做到了尽心尽力，尽管我的基础底子薄，自己不争气再遇上文革，没有读过几本书。也曾想或已经做到了把工作做的很完美进而不再存在遗憾。即使写这篇文章，我的确没有恣情四溢在胡吹什么，我是在诚心的在对自己学徒工作时的吊儿郎当的检讨和向那些帮助爱护我的老师傅们说一声道歉。那是我没有给国家或者什么人做出过贡献的两年。尽管这两年中我自己收获了很多很多，为我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很坚实基础，虽然是工作的起点，但也就是从这里，我跑开了步伐，大踏步的去追逐我的人生……尽管我们的这个机床厂，在以后的岁月里走出去了那么多的青年人自谋职业做起了机床生意……现在的滕州已经成为了在中国赫赫有名，并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床之乡..... 现在想一想，当年我的师傅的车工技术很棒，又愿意帮助别人，人们有了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看师傅干活真是一种享受。令我永远视为畏途的挑丝扣这个活，在师傅的出神入化的手里，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挑丝扣是由于丝杠的机械作用，车刀由原来的在光杠机械作用下的循序

渐进变成了螺旋性前进，速度相当的快，就在车刀达到丝扣的底端，车架就要碰撞到车头的一剎那，只见师傅屏气凝神左手按下开关杠打一个漂亮的反车，右手握住刀架手柄迅速将车刀退出，这几个动作熟练有序一气呵成。此刻，师傅自信的神态，娴熟的动作，优美的身姿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舞蹈家艺术家指挥家相媲美。

师傅手把手的教我，或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或由于精神根本不集中，左手和右手根本协调不到一块，临近车刀接触工件底部，或因打反车迟了，或因退刀慢了，“咣当”一声车刀车架工件车头便挤撞到了一起，然后，我便呆若木鸡似地躲在一旁。其实机床撞车是一个事故。轻者损坏工件憋死电机，重者烧毁电机撞坏主轴，则酿成重大事故。几次下来甭说能干了，就是学我也不敢学了。师傅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再有挑丝扣的活，我总是躲得远远的，任凭师傅怎么招呼我就是不过去，真有点孺子不可教的味道。后来，师傅让我在车床上，只干一些平头，光圆，钻孔等最简单的活。

由于我的家远在乡下，下班没地方去，我每天都要步行五六里路到城里师傅的家中去玩。他的家住在滕县城东城墙根处老县府衙门后面的马后街。在院子里抬眼就可以看见高高的城墙。师傅很逗，每每吃饭他非得让我陪他喝两盅，看着我初涉酒场，被酒辣的龇牙咧嘴抓耳挠腮的样子，他就高兴地直笑。姜师傅的父亲去世的早，家有母亲和奶奶，他有两男两女，一家四世同堂，母慈子孝其乐融融。师傅的奶奶那是也有七八十岁了，老奶奶足不出户，黝黑的面目上雕刻着岁月的深深痕迹，越发显示出老人家所经历的那数不清的人间风雨，世事沧桑……师傅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善良，他们和师傅夫妇两个人一样对我非常好。

师母姓周是一个工厂的职工，高挑的身个，白皙的面庞，又漂亮又贤惠。师傅计划生育结扎留下了后遗症。使得他和街上的几个医生交上了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打麻将。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们对于打麻将这个活动深恶痛绝。在我的和师母的心里，麻将的概念无疑和地富反坏右，帝修反，毒蛇猛兽差不多。偏偏师傅喜欢上了这个东西，师母非常着急，说深说浅他都不听。可这事又不能对外人说，外人知道了五花大绑把他逮走不可。那时日子真难熬，就麻将这件事情把我的师母憋得够呛。我到师傅家去，只要师傅不在家时，师母就拉上我出去四处找师傅。还真有几次将玩兴正浓的师傅堵了个正着，端了他们的窝……

家住滕县城墙脚下的师傅，对城墙的敬畏可以追溯到他对早于自己数百年城墙形成的历史。他曾经亲眼目睹过这城墙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这个城墙用她自己固有的形式和作用，护为着繁衍生息生活在她怀抱中的人们。师傅他对“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具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和感受。就是这片城墙，记载着师傅的荣辱和梦想，维系以致影响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的中秋节，在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月夜中，在师傅家一棵挂满累累果实的石榴树下，醉眼朦胧的师傅指着院落外笼罩在夜幕中高高的城墙对我说，抗战时期，靠近城墙脚下的民房全部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征用了，师傅家驻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部。师傅告诉我，给师傅童年留下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位犹如戏中小生的连长，那个小连长看上去顶多二十岁，白皙的皮肤高耸的鼻梁，有神的眼睛是师傅一生中再也没有看见过这般漂亮，这么英俊的男人……小连长说话一口川－，对老人孩子有耐心有礼貌又和气，心眼特别的好，小连长岁数和师傅妈妈的年纪差不多，但是他看见师傅的奶奶也跟着喊奶奶，他曾脱下军装让师傅和师傅的全家人看和日本人打仗时留在他身上的疤痕。 有一天这位小连长正和师傅家里的人说话，忽然从城墙的外面又响起了枪炮声……“鬼子又攻城了”小连长说完，师傅就眼睁睁地看着小连长连长急匆匆地登上了城墙。“那个垛口，就是那个垛口……”师傅用手指着那个垛口，生怕我看不见。那位英俊年轻的连长刚刚走到师傅指着那个垛口旁，师傅对我说“那位漂亮英俊的小连长被突然飞来的一颗子弹打了个满脸花，红的白的像一块撕破了的绸布一样，顺着城墙飘落了下来……”师傅已不记得他是否成了家，但是他记得连长的老家在四川，在家中他也是老大，家中有位疼爱他的老奶奶。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他还有两个弟妹在读书。

以后我知道了连长牺牲的这次战斗，便是著名的滕县保卫战。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川军名将王铭璋师长及率所部全军覆灭，王铭璋师长以身殉国，滕县城沦陷……正是由于国民党守军在滕县城浴血奋战，彻底打破了侵华日军的作战部署，为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大战最后的胜利争取到了时间。为此，国民党统帅部最高统帅蒋中正特追封王铭璋为上将军。毛泽东同志为王明璋烈士送去了挽幛：“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师傅家人口多，师父师母那时工作资都很低，日子过的挺窘迫。那年的深秋，师傅家要打一口压水井，师傅师母商量多日，最后决定不请专业打井的人找几个亲朋好友自己打，顶多管上几顿饭，就能省下几十元的打井钱。我自告奋勇给师傅当助手。由于师傅家靠城墙根，院落的地势高，别的地方三五个小时就能打出水了，而这里整整打了一个白天，师傅开了两顿饭临近傍晚了，井眼里仍不见一丝水气。无奈何，在朗朗的夜空之下，师母又为打井的人的人加了一顿夜宵。不知道饭菜中多了油腻，还是干活脱衣被秋凉凉了肚子，夜里吃过饭不久，我就上吐下泻全身寒战高烧不止，不得已打井的人停下工来，人们把我送往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忘了这井最终是否出了水？后来下班又去师傅家，只听奶奶和师傅在争论什么，“我说花上几十块包给打井队你说多省心，连着管几顿饭不说，光给小万打针吃药又花了多少钱？这些钱打两眼水井也够了。”奶奶喋喋不休的。“这小子的贪吃，见了好吃的没个够……”我在外边听见师傅说这个话，吐了吐舌头，脸上少了几分光采。稍停，我清了清嗓门，煞有介事地说“师傅我回来了……”

师傅的家中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叫花妮。因为狗名字的缘故，我一直把它当作一条小母狗。要写文章了白纸黑字落地生根了，究竟是男的女的都弄不清楚终归是不好。因为师傅最小的孩子儿子叫侗妮，你不能说因为他叫侗妮，就是女孩子吧？这桩历史疑案暂且搁置。我是说这条叫花妮的狗也和师傅全家人一样，在我学徒的那两年中，给了我许多关爱和温馨。 每每在师傅家吃完饭和弟妹们闹完一番后，我就回到城东距离师傅家有四五里远的机床厂单身宿舍休息。这时，师傅家这条叫花妮的狗，就默不作声地紧紧跟随着我的身后，一直颠颠的把我送到厂门口。看见我进了厂的大门，它才转身疾步跑回家去。一九七二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山洪下来了，荆河发大水，桥面上的水没到了膝盖处。这天晚上我从师父家回来在桥边脱掉鞋子，卷卷裤腿正要过河，抬眼一看，只见师傅家的小狗花妮正踯躅在河边，一会儿嗅嗅水望望我，一会嗅嗅水又回头朝师傅家里的方向望去，我知道它犯了处怵。“回去吧花妞，这儿的水深着呢，你过不去……”当时说完也没有回头再看看小狗花妮。我便小心翼翼的淌水，涉过了漫过桥面的河水。快到了厂门口时，这时身后传来“嘚嘚”曾熟悉的声音。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只见全身上下湿漉漉的的小狗花妮，追赶到了我的身旁。不知它是怎么从河里游过来的，它立住脚，接连打了几个响鼻，甩了甩身上的水接着又和往常一样把我送到了工厂门口…… 我要当兵去了，换上军装的那天晚上，师母弄了一桌子菜为我送行。师傅师母一遍遍地嘱咐我，奶奶老奶奶像是自己的亲孙子要去当兵打仗一样一遍一遍地擦抹着眼泪。妹妹们善意的和我开玩笑，两个弟弟争抢着我的军帽。 “ 出去花妮，这狗是怎么了，今天就是撵不出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奶奶生气地和往常一样轰赶着它。其实花妮平时在我们吃饭时也偶尔留在屋子里面，只要谁说上一句，它就顺从地出去趴在外边，并且再也不进屋门了。只是在收拾残羹剩饭的时候，喊花妮进来，它便欢快地得命而入。 “ 出去”刚牙牙学语的侗妮翘起小脚踢打它，花妮照旧不理睬他们，索性就趴在我脚的一边，那毛茸茸的身躯紧紧地依偎着我，温暖着我…… “唉，花妮也知道小万当兵要走了，它和他近着呢……”师母说完这话，人们的心灵仿佛都颤抖了一下，奶奶再也没有轰赶它，小侗妮再也没有用脚踢它。饭后我还要乘一站路的火车与远在乡下的父母亲住上一个晚上。花妮依然仆人式的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只是走到了城东门，我走了和已往相反的方向，朝火车站方向走去。花妮茫然了，它知道我将去一个它不熟悉的地方，它肯定知道这一别离将是我和它的生死离别，它是乎仍在考虑是否应该再送我一程？…… 是啊，这都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在一个寒蝉凄切骤雨初歇的傍晚，端坐在陋室早已枯井无波的我，似乎穿越过了时空遂道，幻想死死抓住了过去了的一切。过去懒得去考虑去想的事情，如今一幕幕的都涌现了我的面前。以花妮为例，在这四十年里，我想到过它吗？就是复原后多次到师傅家中又何曾打听过花妮的去向行踪？当深夜花妮洑水送我回工厂，送我去当兵，向我依依惜别的时候，那里有它的依恋，有的千言万语。而我却没有给它一句或一个表示自己感谢的语言和手势。我想如果给了，它肯定能听得懂的看得懂的。扪心自问，我们又何曾真正的懂得什么叫感情、什么叫做感动？在以后许多年里为了所谓的生存和理想，有多少次舔着自己身上被别人打破的伤口，却向伤害自己的人强做苟笑和取容……今天花妮肯定不在人世间了，而留下的则是一个负疚心灵对它久久的思念……（完）

就是这次日本人攻陷滕县东城门楼，铁蹄踏入滕县城的真实情景。城门楼里边就近挨师傅马号街的家。让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