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之最——仅以此文纪念下乡50周年

黄征9212407

因为接近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这两天一直沉浸在插队的情境里，仿佛回到50年前的日子，很多经历浮现在眼前。

1968年7月8日，我到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公社二顺才生产队插队落户。六年的插队生活，终身难忘，永远历历在目。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平和了我的心态，增强了我的吃苦耐劳能力。

今天想随笔写下一些最难忘的事，纪念即将到来的下乡五十周年。

最虔诚的表达：

为了能第一批一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六位要好同学用刀片划破手指，写了血书：坚决首批赴内蒙。虽然只有几个字，但血书真不是好写的，手指很疼，而血却流不出来，那要忍住疼，生生往出挤血写字。

最心血来潮的行动：

被批准下乡后，心血来潮感觉应该在出发前到天安门前留个影，于是我们五个人马上出发，走到津京公路上，等了很久，总算拦截到一辆拉白灰的卡车。经过一上午的颠簸，满头满身都是白灰的我们来到北京。当我们手捧红宝书，在天安门照了一张合影，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准备回天津了，却截不到任何车，走到通县的一个村庄 ，只得在那里住了一夜。当时，翻遍全身，只找到一张学校食堂的饭票，作为我们是天津女四中学生的身份证明。

最铭心刻骨的送别：

被批准下乡时爸爸还在被审查。

我出发的前一天夜里，爸爸走进我的房间，默默地坐在我的床头掉泪，爸爸一直认为是他连累了我。我躺在被子里不敢动，一个18岁的孩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安慰自己的父亲，只好装作睡着了。

第二天，爸爸想送我，又怕被我的同学看到，对我不好，只能边走边藏在大树后面。我想看他，也只能偷偷的回头看上一眼。这个凄惨的画面，至今我想起来就掉泪。

最出乎意料的生活:

下乡前我们做好了到内蒙后生活艰苦的准备，到了生产队一看，心里偷偷乐了，这里吃得是小麦和糜子米。没有高粱面，玉米面，山芋，我真的害怕常年让我吃那些东西。

最艰苦的劳动：

到队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割麦子，内蒙的地一眼望不到头，割麦子的姿势就是弯腰90度向前走。这麦子一割就是半月二十天。火辣辣的太阳在头顶晒着，一天下来，流的汗水可以用盆计算，衣服上的汗碱厚厚的一层。再看胳膊上都是麦芒划的血口子。

每天早上4点天蒙蒙亮就出工，中午休息一段，晚上太阳落山要十点以后，才能收工，每天要割十二小时以上。

每到收工，腰直不起来，腿不会走路，简直就是拉了跨。 这种连社员都怵头的活，我整整干了六年。算起来将近120天啊!

我亲身体验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最艰苦的平方：

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想不出词汇形容这种艰苦。有一年，提倡学大寨，八月一号前提早交公粮。于是破天荒白天割麦子，晚上打场。割麦子收工后，已经累的要死，还要马上把麦子运回场面，夜里去打场。

因为没有菜吃，那年我的嘴全烂了，嘴唇上一层白白的溃疡，在场面上干活，嘴唇上落满麦糠，又疼又难受。晚上睡在麦草堆里，到翻场收场的时候，队长一喊，就爬出来干活。那种艰苦，没有语言形容，我只能称它为艰苦的平方。

最用力的活：

每年秋天收了玉米高粱，要用马车运回场面，队里派给我们知青的活就是跟车装车。这些活本来都是男社员干，知青来后，队里就让我们女知青干了。直径一两尺的高粱玉米捆儿，重量有几十斤。把玉米高粱捆举到车上，实在不是一件轻松事。车装到最后，有近两人高，再把这么重的家伙举到车上，谈何容易，我们真是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叉子顶住肚皮拼命往上举。直到现在我的肋软骨总是发炎疼痛状态，想必都是那时用力过猛留下的后遗症。

最享受的活：

春天到了，地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每两个知青包一块地锄草。天空蓝蓝的，脚下绿绿的，地尽头的树整齐的像一队哨兵，望着我们。我们边锄草，边唱歌，一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感觉心儿都醉了。这也许是知青生活中最浪漫最享受的农活。

最开心的活：

插队的第二年我被派到队里的瓜地和菜地干活，春天很辛苦，又是盖看瓜地的房子，又是担水浇苗。

到了夏天，开心的日子就来了，每天清晨带着一块饼来到瓜地，拍拍这个敲敲那个，挑一个被露水打过的熟西瓜，有滋有味的吃起来。这是下乡期间最高级的早饭。

有了女儿后，她有时候不好好吃早餐，我突发奇想让女儿用馒头就西瓜吃，她居然说这是什么饭，太难吃了。想想，这两种食物在一起吃，也只能算那个年代的美餐。

最好吃的菜：

我们知青小组有四个近一人高的缸，每年秋天要腌四缸咸菜，其实是酸菜。这四缸酸菜就是我们二十位知青全年的菜。放进缸里面腌的有白菜，胡萝卜，洋姜，蔓荆，黄瓜，洋白菜。腌的时候，放上盐，水，压上很大的一块石头。腌好后，菜是酸酸的，脆脆的，感觉好吃极了。只是这些菜吃到五月份就一点都没有啦。

最简单的菜：

那四缸酸菜到五月基本就吃完了，往后的日子就是用一点油，炒一碗盐，每天吃糜子米饭就在饭中放上米汤，再放些炒过的盐。而这样的“菜”，一吃就是半年。

最难吃的饭：

到队里的第一年，有社员给我们做饭。第二年，我们就自己留一个人做饭。大家在家基本都没做过饭，一下要做二十人的饭，太困难了。悟性好的，做的饭还凑合能吃，赶上悟性差的做饭，就不知让我们吃什么了。最难吃的就是一锅国防绿的馒头，（碱放得太多了），吃的我们大家一起吐绿水。

最怵头的事:

冬天挑水是我最怵头的事情。井台四周冻满了厚厚的冰，滑滑的，没有可以扶的地方，根本站不住人。社员家都是男人去挑水，我们都是女知青，硬着头皮也得上井台。上了井台，望着黑洞洞的井窟窿，真怕一滑掉到井里。后来冬天挑水，为了安全，我们就只好两三个人一块去挑水。

最恶心的水:

一年夏天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割麦子。中午休息时，能休息喝水的地方要过一座独木桥。那是五六米宽的一条大渠，黄黄的水在渠里流的又急又快，一棵弯弯的树干摆在渠面上就是桥。脚下水流湍急，树干晃晃悠悠，犹豫再三，我们还是不敢走过独木桥。干了一上午活，吃了自带的干粮，口干舌燥，非常渴，渠里的水又够不着，只好喝地里小沟里的水。那是死水一片，水面上漂满小虫子，没办法，渴得要命，什么水也得喝啊。

（在内蒙时收到的信）

我们知青小组合影

天津女四中校舍

最有技术的活：

农村盖房子，用的是土坯和泥。房子盖高了以后，往上递土坯和泥就需要技术了。

我们真是聪明能干，只用很短时间就能用铁锨铲满一锨泥，找好角度，用匀力量，不偏一点，正正好好地把锨和泥递到房顶社员的手中。这技术让社员都佩服，对我们这些女知青刮目相看。

最有创意的发明:

我们经常赶小毛驴车往地里送发酵过的粪土，小毛驴车走的很慢，即使空车也不加速，用“驾喔迂”的吆喝，也不管用。

慢慢的我们发现在小毛驴的尾巴骨上用鞭杆蹭三下，它就跑得很快。于是只要空车，我们就蹭三下，边蹭边喊一挡二挡三挡，果然像汽车挂了挡，小驴车跑得飞快。把这个经验传给社员，他们也觉得很好用。

最疯狂的演唱会:

天太热，大家心里烦，也很想家，有时候我们就会爬上屋顶放声唱歌，把会唱的每一首歌都扯开嗓子唱一遍，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想家的情绪似乎得到一些释放。我们知青的房子在村子最南边，赶上顺风，全村的社员像是在免费听知青的演唱会。

最盼望的事：

下乡六年最盼望的事就是下雨。在农村干活，没有休息日，只有下雨才能不下地干活。可内蒙就是雨少，六年加一起，也没歇多少天。有时候好容易下雨了，刚刚盘腿坐在炕上，想写写信看看书或者补补衣服，做些自己的事情，却转眼雨过天晴。队长一声声“出工了”的声音传来，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最高兴的事：

有社员去公社和大队，就会帮我们捎回信件。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家里每次都会随信件给我寄来很多邮票，因为和我通信的人很多。最多一次，我同时收到七封信，真的高兴啊。

那些邮票可都是文革纪念票，要是留到现在，可都成了稀罕物。

最后悔的事：

生产队的五保户都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我们到了生产队以后，主动承担起照顾五保户的责任。我们每天收工都会去看望照顾他们，五保户大爷生活的比原来好很多，起码不再孤独寂寞。后来听说临近生产队的五保户没人照顾，我们决定去看看，能管就管起来。可是每天出工没有时间，左等右等天也不下雨，终于有一天下雨了，雨一停，我们赶紧去看望。踩着泥泞的地，一走一滑，问了几个社员才找到五保户的家，敲敲门，没有人回答。我们轻轻推开门，吓得我们倒退好几步，老人家已经坐在床上，用一根绳子吊死了……

面对这样的惨景，我们真后悔，要是早来一天应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最尴尬的事：

68年下乡，69年底第一次回家探亲。记得很清，一年下来一共挣了63元。除了车票就没啥钱了。回家就背了些蚕豆，黄豆，葵花子。离家一年多，到了家推门就进，却发现屋里住的是别人。我不知所措，尴尬地愣在屋门口。忽然听到妈妈从对面屋子开门叫我。原来因为爸爸的所谓问题，房子已经被邻居家占走。

最美丽的芦苇荡：

我们队十几里以外，是乌梁素海。海子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芦苇荡。两米多高的芦苇，郁郁葱葱，钻进去看不到人，象一片绿色的青纱帐，有风的时候，芦苇随风起伏，象一片绿色的波浪

秋天到了，我们会到乌梁素海打芦苇。 见到大片美丽的芦苇，我们情不自禁的唱起《美丽的田野》这首动人的歌曲。

打苇子时，我们每人两米宽的地方，一直往前行。说是打，其实就是用镰刀扫。芦苇的根挺粗挺硬，扫起来很费劲，劲小了，一下扫不倒几根，劲太大了，又很危险，容易伤到自己。我们一个非常能干的同学，就用力过大砍伤过自己的脚脖子。

因为每个人打苇子的进度不同，一段时间下来，芦苇荡就变成了一条条小胡同，落在最后的人能看到前面的情景，其余的人就都散落消失隐蔽在芦苇荡里。

休息了，我们躺在捆好的芦苇上，吸允着芦苇清香的味道，轻声唱起自己熟悉喜欢的歌曲，悠扬的歌声在芦苇荡上回荡。

几十年以后，队里还保留着我们曾经住过的知青宿舍。

最烦人的活：

春天地里的谷子苗高粱苗长出来了，需要除草间苗。这个活现在想起来都烦人。

小苗只有一寸高，干活只能蹲在地上往前走。这一蹲又是十天半月。太累了，刚坐在地上，生产队长马上喊起来，说是把苗压死了。没法子，我们只有跪着干。两个膝盖分别跪在两条陇子里，爬着前行。休息了，只能爬到没有苗的地方翻身坐下。因为这时两条腿已经站不起来了。爬过半个月，就彻底不会走路了。

最重的裤子：

插队的时候，知青的衣服都是补丁落补丁，有的衣服已经很难判断原来的颜色。社员说，无论在哪，只要见到穿这样衣服的人就是知青。我有一条裤子，大小一共补了31块补丁。后来同学聚会还想起那条裤子，那可是最重的一条裤子啊。

最饥饿的日子：

刚到队里的时候，知青的口粮比社员多。三年过去了，知青的待遇变得和社员一样。

农村是按人口分粮，社员家有好多孩子，能分到和大人一样的口粮。而我们全是壮劳力，粮食开始不够吃了。

从此，不论谁回家是不许带粮票的，可，粮食还是不够吃。

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往磨好的面里掺进很多麸子，几乎变成全麦粉，蒸出的馒头宣宣的，黑黑的。馒头吃了不少，可是总饿。

那是冬天，我们每天都是干最重的活——平整土地，挑土。冬季吃两顿饭，上午干到傍晚，我们的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叫，心里发慌，脚下发软，象踩了棉花。我们边挑土边看日头，盼着赶快收工。可，太阳就像订在西边的天空，一动不动，就是不落山。

我们挑起装满泥土的箩筐还总愿意和男社员比赛。那些日子可真跑不过他们了。他们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就是跑不动，腿下软软的，总想摔跟头。

还好，转年中央知青办就下文，恢复了我们原来口粮的待遇。

最有力气的我们：

下乡前我们都没干过体力活，可我们干什么活都敢和社员比。说出来大家别不信，我们这些女知青都扛过150斤左右的粮食口袋，最能干的还能扛口袋上房。

我扛这么重的口袋的感觉就像机器人，口袋压得我两条腿只会机械地往前迈步，想不走都不行。

最看不清的回家之路：

74年的秋天，弟弟又住进了医院，家里照顾不过来，我只好请假回家。那时从前旗直达北京的车上旅客很多。凌晨车进站，我根本挤不上去，送我的同学就往上推我。好不容易我挤上去了，眼镜没了，我赶紧回头找，还不错，就在后面人的头顶上（这的站没站台，挤车的人在路基上很低，所以我视线很好啊）我一把抓过来，两只眼镜腿全折了，没法戴了。

啊呀，我可是很深的近视啊，又没有伴儿，只好瞎着往前闯了。实在看不清，我就举起眼镜片看看。最后终于跌跌撞撞到家了。

最搞笑的信：

有一年回家，带了些羊毛，准备捻好线，给五保户四大爷织毛衣。还在队里的同学来信问羊毛捻的怎么样了，字就写在信封上。帮我送信的邻家孩子是个小学生，他进屋后念到：四大爷的手枪，妈妈赶紧问：怎么，四大爷还有手枪？我赶紧拿过信，原来这孩子把“四大爷的毛捻好了吗”这句话中的“毛捻”两字，念成手枪了。原来如此，我们大笑起来。从此见到邻家孩子就会问：四大爷的手枪呢？

最害人的水晶宫：

乌梁素海到冬天就结了厚厚的冰，队里要组织社员去冰面上割苇子和蒲，这是为大家准备一年的柴火，每家都要去人，我们知青也不例外。

干这活天黑着就要出发，天亮之前赶到海子。中午之前，就必须赶快撤出海子，怕出危险。

到了海子，看到冰冻的湖面，晶莹剔透，透过厚厚的冰层，甚至能看到水下游动的鱼。啊！简直就是水晶宫，太漂亮了！

队长告诉我们要小心打鱼人留下的冰洞，洞上面只冻了薄薄的一层冰，很危险的。再有中午必须撤出。

第一天我们就知道了中午的危险，很厚的冰层，到了中午，太远晒着，冰面融化出了很多水。因为我们干活的地方离岸边较远，收工往回走时，越走水融化的越多，越走心里越害怕，真的噗通一声怕掉进水晶宫喂了鱼。

危险还是发生了。我们是用冰驮子往外运苇子，中午的时候，一位同学划着冰驮子悄无声息一瞬间就掉进了冰洞。幸亏和她一起干活的社员手疾眼快，一把将她从冰水里拽了出来。她全身都湿透了，几个社员脱下棉大衣将她裹起来，就这样她还冻得直打哆嗦。

去年见到这位同学，提起这件事，还很后怕，她直说多亏了那些社员出手相救。

公社知道了这件事，从此再也不许知青去海子打苇子了。

（我们在谷子地里合影）

我们曾经撒下汗水的黄土地

最可怕的“革命虫”：

“革命虫”就是虱子，是我们给它起的好听点的名字。

在家时从没见过虱子，到了队里知道社员都有虱子，生怕传上。可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出外工还住在一起，能不传上吗!渐渐的大家都长了虱子，用开水烫衣服虱子也去不掉。没办法，只好苦笑着给它起了“革命虫”的大号。我们曾经和附近内蒙兵团的战士座谈，还把这好听的名字传给了他们。

身上长虱子就够难受的，后来竟然有两位同学头发里长了虱子（写到这我都受不了了，浑身

痒痒......)怎么办呢？这二位同学就用666撒满头上，然后戴上帽子焖，还真把头上的虱子治没了。

现在说起这事，感觉很后怕，这样很容易中毒，实在是危险。

最吓人的“一只手”:

一次，大部分知青出外工了，家里只留下几个人。

我们住的房子，门上是糊的窗户纸，一捅就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只手，捅破窗户纸，伸进门里拨插销。听到了动静，屋里的人大叫起来，才把外面的人吓跑。

我们出外工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为在家的同学捏了一把汗。后来，只要人少，留守的知青曾经把菜刀放在枕头下睡觉。

好在后来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伸出那只手的是谁，一直不得而知!

最难忘的生病：

一个冬天我们回家探亲，接到同学信说我们照顾的五保户不幸去世了，我们只好提前返队。当时我正患重感冒，回去的路上在永定门车站和包头车站换车，又各蹲了一夜。从前旗回队又坐了五十里地的马车。到队里我就发起了高烧。

晚上同学们都去社员家串门，我躺在炕上越来越难受，身上像着了火。难受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迷迷糊糊趴到水缸边喝生水。那是数九寒冬零下二三十度的日子，缸里的井水像冰一样凉。喝了冰水，心里感觉舒服些，人却不省人事了。

同学们回来了，我已经开始说起胡话。一会儿说让爸爸妈妈好好活着，一会儿说告诉弟弟

照顾好爸爸妈妈，像是在立遗嘱。大家很害怕，又没有办法，只有围着我哭。

我忘不了，是我们的政治队长王四和，骑自行车来回十里地，到公社请来了医生。那十里地可不是柏油路，是软软的沙土地，骑起来很吃力的。给我看完病，打了针，队长又把医生送回了公社。要是没有队长帮我找来医生，我一直烧下去，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会永远记得队里社员对我们的好，记得这位救命的队长。

最大号的被子：

在内蒙过冬非常冷，漫漫长夜，睡在被子里很长时间暖和不过来，尤其是脚，冰凉冰凉的。

后来我们发现两个人挤在一个被子里睡觉，挺不错。可是被子太小，盖不过来。于是我们就把两个人的被子，重叠一部分，再缝在一起。哈，真是挺好！大大的被子，两个人又挤在一起，暖暖和和的。

那个冬天，我们就这样挺过来了。

最快乐的春节：

第一年春节说是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都没有回家。大家商量要排一些节目，为社员演出。于是每天收工后，我们和社员一起在队里的小小俱乐部排节目。

我们知青小组真是多才多艺，忙碌了不长的时间就排了许多节目。我记得有舞剧《白毛女》，剧里的杨白劳是社员扮演的。有舞蹈《暮色苍茫看劲松》，《翻身农奴把歌唱》，有表演唱《毛主席像章到我家》，还有三句半。

为社员演出时，俱乐部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连窗户上也坐着娃娃们。因为都是熟人，大家边看边起哄，那场面十分热烈。

我们的节目不但到公社参加了汇演，还慰问了在附近劳改农场驻守的解放军战士。这个春节我们还杀了我们自己养的猪，做了烩菜，炸了油糕。快乐的日子，让我们让我们想家少一点。

（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

最凄凉的眼泪：

生产队里有很多牛，经常和我们一起干活，像我们的朋友，这些牛都有名字，有的叫黄胖子，还有的叫红胖子的等等。牛，很通人性，他们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真是孺子牛的形象。

过年了，队里要杀牛。我们来到俱乐部门前，被杀的牛已经拴在木桩上。 好凄惨啊，它们好像知道自己要不久于人世，眼睛里饱含泪水，有时发出两声闷闷的低沉叫声。

我们看着心里真的难过，大家找到队长，哀求队长别杀牛了。可是，没办法，队长说要给社员过年啊。

我们不想再看，赶紧离开了现场。至今那满含泪水的牛的眼睛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痛心的打算：

几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到了二十四五岁，老高三的同学还要大几岁。看着有的同学选调去了包头，呼市，还在队里的同学心中没着没落的。自己的前途命运是什么？个人的婚姻问题

怎么办？（我们是女中，组里没有男同学）

怎么办？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们几个人就商定，实在没出路，就去当尼姑。

最悲伤的哭声：

知青越来越少，幸运的人一个个走了，剩下的都是家庭“有问题”的， 前途越来越渺茫。

我们的神经已经变得极端脆弱，不论是谁，遇到伤心事一哭，屋里在的人就会一起跟着哭，插上门哭，任泪水肆无忌惮流淌，无论如何也止不住。

那是一种十分无助的哭声，虽然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惨惨的声音让人心碎。

最命大的弟弟：

我们家就我和弟弟两个孩子，我们俩全都下了乡，我在内蒙，他在黑龙江。两个人相距6000里地。爸爸妈妈总是说，如果他们没有了，我们姐弟俩就见不了面了，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

弟弟是个很乖的孩子，在兵团得了皮肤病，连长非让他拌种，不去就算旷工，结果农药中毒，全身长满了脓包。兵团医院没办法，弟弟只好自己回家了。火车上，陌生的人们一直

照顾他。

回家后，皮肤病治好了，却转成了肾炎尿毒症。他尿蛋白四个加号，胸水腹水，酸中毒每天呕吐。

他危在旦夕，住进了北医三院。整整四个月，我独自在医院陪伴着他。妈妈到处为他去找白蛋白，我满处为他学偏方。我通过好朋友找到崂山的小叶石苇，去黄庄屠宰场买过还带着体

温的猪肚，西单菜市场开门去前就等在门口，开门了箭一样冲进去买豆制品，还到首都啤酒厂买当时罕见的药品三磷酸腺苷。

那些日子里我似乎长大了，学会了出去办各种事，学会了体贴入微的照顾人，学会了为家里分担责任，学会了为父母解忧。

弟弟病了以后，我知道我必须回家了，家里需要我，我要为家里出力了。

弟弟的病在亲戚，朋友，三院医生和家人的照顾下，居然奇迹般的一点点好了。弟弟的命好大！！

最悦耳的喜鹊声：

为了我能回家，爸爸开始四处为我奔波。那时正好有了特困可以回城的政策，我家的情况也符合条件。申请回城的材料报上去了，我每天坐立不安，害怕办不下来。

三月份我生日的那天，一早，就有喜鹊在我家院前叫。我想好事是不是该来了。十点多，户籍警来了，为我送来了户口准迁证。

我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今天，我还是总做梦，梦见在农村，不让我们回城。回城的，也要返回农村。前几天在梦里，我还在自言自语说:我都60多岁了，还不让我回城啊！

从此，我的户口簿上写着：1974年4月1日因落实政策从内蒙迁来。

我们一起写血书的战友，下乡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个炕上的姐妹。

2016年重逢，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减当年。

2018.8我们六人重返乌拉特前旗

奔向乌拉特前旗新安公社二顺才生产队

在二顺才生产队与社员重逢

在乌拉特前旗与社员聚会

一首当年的歌，让我们泪流满面。

从前的知青宿舍——我们曾经的家

五十年后与社员重逢，说不完知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