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11月7日,在耳顺之年的华诞前夕,梁家的小院里已经是张灯结彩,准备着为梁济先生庆祝六十寿诞。三天后便是他的寿辰了。此时梁济问梁漱溟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隔着百年的历史云烟,仿佛仍旧能够体会到老先生问问题时的锥心之痛以及内心的绝望。

时年二十五岁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变好的。

他没有想到,此时父亲内心的波澜,以及即将发生得悲剧。

在年轻人的世界中,希望才是一个时代不变的底色,无论这世界是多么的灰暗,他总能看到前方若有若无的光。


三天后,梁济先生便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是1918年11月10日,距离当下万民狂欢的购物节,一日之遥,如果时间也是距离的话。


多年后,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为名的书籍出版,讲述一系列从哲学角度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我想,从哲学角度讲这个问题,无异于是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答。这样的书名,是对父亲的怀念,更是对一段历史往事的祭奠,再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内心给出回答,其时,梁漱溟也是年愈耄耋,经历过岁月的沧桑洗涤,或许他给出的,不仅仅是对父亲的答案,更是对自我的答案。

年少的梁漱溟回答问题的大背景,我们都不陌生,如果你输入一下时间去查询一下,这个时候的世界确实在逐渐的向好:梁济先生离开的第二天,给人类世界带来重大创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帷幕,11月11日。


战争结束了,战后一系列工作持续上演,贫困落后的中国在逐渐变得安宁的世界大背景下,仍旧遭受着世界各国的侵扰和欺辱,最难忘的是1919年,对中国来说,是屈辱的一年,更是崭新的开端。屈辱的过去成为全新的序章。

100年了,若说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有人会说,这个时代光辉灿烂,繁荣昌盛;有人会说,这个时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恰如狄更斯《双城记》所描述的一样。



那时候的欧洲,处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时期,农民逐渐的脱离土地,成为工厂里的工人,大机器逐渐代替人成为劳动工具的一部分,那时候的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那时候的民族矛盾激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诞生与传播;那时候的国家之间矛盾激化,导致了各国在全球各地争夺殖民地和霸权的斗争。所有这些矛盾的激化,所有的缩影,就在当时的中国上演。没有哪个时期的中国,能够像那个时期那么热闹,于是有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座大山赫然屹立在中国老百姓的肩头之上,武装斗争,军阀割据,土地革命,城市斗争,原本被世界崇扬的中华文化圈,此时却被斥为落后的代表。很多研究者把外来的侵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和发展,我觉得这个作用是有,但是不要太夸大它,因为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像一个有机体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受西方文化体系影响深刻的学者无不将中华文化研究纳入西方研究的体系中,合适的部分予以肯定,不合适的地方予以否定,使得当下的中华文化研究不中不洋,非传统非现代。



我肯定外来侵略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刺激和影响,但是绝对不会说它就直接将中国拉进现代化进程中。就像一个衣着华丽的人在你的院子里走一圈,然后把你家院子里的鸡鸭鹅狗猫全部掳走,还会说给你带来文明和礼貌的意味一样,这种侵略者对被侵略者的说辞,现如今应该足以让我们醒觉。



还好,民族的自省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侵略者赶出了国门,中国人一步步站起来,再一步步的富起来,然后再一步步的强起来,如果你把同一个地方一百年前的照片和当下的照片对比一下,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层面上讲,这个世界真的变好了。我们不用担心再受“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侮辱,不用担心一顿饭吃不上便饿肚子的可能;不用担心在资产者手下劳动时动不动就会收到棍棒伺候的惊吓;不用担心尘俗陋习的约束,在更为自在的在人世间行走。

当然,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经历发展和变革时期时,谈不上最好,也谈不上最坏,所有的评价标准变得多元,没有最好,也没有最坏,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还会遇见怎样的极致,就像《双城记》。当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变革,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或者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激烈严酷的多。其他国家从时间顺序上所完成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我们国家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一起上演,或许你在北上广这样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每天上演着甚至比伦敦纽约华盛顿还要激烈的商业竞争,你也会在最为边远的地区看到背驮肩扛的最原始的劳作方式;一边是高铁飞机霓虹灯,一边是铁犁牛耕煤油灯,虽然说的有些过分,但总要承认这样的差距还在,差距在,文化的多元就还在,社会的发展,不应该以文化的消失为最终代价。

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不敢像梁漱溟年轻时的回答说:这个世界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因为这个世界变数很多,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世界会发生什么,但这个世界不会变的太糟。

因为有那么一群身负希望的人,在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