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米高空,紧急救援

K爺摄影食堂

<h3>甄理达是与我一起玩枪与摄影的朋友。</h3><h3><br /></h3><h3>我与他一起打过好几次的飞靶。几年前他在上班的路上在家附近看到一个20余岁的年轻男子倒地,立刻停车救援,把这个年轻人的命给救了回来。</h3><h3><br /></h3><h3>这次的空中救援是他在工作时间之外的第二次救人了。</h3><h3><br /></h3><h3>经过甄医生本人同意,我把图片与文字转载到美篇,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件救援带来的正能量,也希望好人保护法在国内可以早日推行!</h3> <h3>万米高空,紧急救援</h3><h3><br /></h3><h3>今天是2018年5月20号,我和我家领导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飞回洛杉矶。 我们的旁边坐着一位黑人乘客,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面目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他的双白眼开始上翻,头低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凭着职业习惯,我知道这个旅客出了事情了。我立刻跳起来起来,跟他打招呼,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也发现没有脉搏。在他坐姿的情况下,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仍然没有反应。</h3><h3><br /></h3><h3>我立刻大声招空姐,在她们的帮助下费劲巴力地解开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躺下一个人,我就骑在他身上然后用力做CPR。当时我自我觉得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此时即使是我的CPR造成病人胸部骨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小的,可以恢复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Good Samaritan),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诉讼。</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 <h3>这个时候面临的问题是飞机是否要马上降落,把病人送到急诊室进一步救治。 此时万米高空,空姐问我"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她强调说"你是医生,如果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 我突然间感到自己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个决策人物,肩上沉甸甸的。</h3><h3><br /></h3><h3>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飞机可以在那里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医院。我知道紧急下降对于全体乘客就意味着耽误他们的行程,转机都会有影响,飞机也许要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损失。望着全机舱飞机的旅客,我真的是很为难。</h3><h3><br /></h3><h3>不降落吧,这个病人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按照医生人的思维,我觉得是应该让病人马上进下一步救治的,因为我根本不清楚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意识不清和没有脉搏。</h3><h3><br /></h3><h3>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有限,不知道是什么疾病,但按照医生的常规是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但是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降落。 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 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打电话请示情况。</h3><h3><br /></h3><h3>过了一会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后,对方作出如下指示:建立静脉通道,给病人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弄明白的对方的意图也很困难。</h3><h3><br /></h3><h3>我感到如释负重,不必做出任何决定了。</h3><h3><br /></h3><h3>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姿。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但有一条:我对插入输液管非常不熟悉,因为平时在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的又快又好。 而且该病人给我说他的静脉很难找。 我很尴尬的跟空姐说明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乘客。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完成了静脉插管。</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 一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俨然形成了一个飞行救护室。</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 <h3>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就成了该病人的主治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跟病人和空姐聊天。在这期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乘客会过来跟我握手说"Thank you" "Good job!" ,态度之诚恳,那么由衷,你会有种错觉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属或朋友。</h3><h3><br /></h3><h3>一个叫Lynn的空姐从头至尾守护在病人旁边,在狭小的空间内窝屈着她的小身子,握着病人的手不断的询问和安慰病人,一边做手机记录,传给机长。 </h3><h3><br /></h3><h3>空姐们邀请我一道照相。一个叫Debra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说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食物,下次让我到她家做客,那劲头就仿佛大家原来都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一共5个小时的飞行,大概有4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在跟救治这个病人中渡过。</h3><h3><br /></h3><h3>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Dr Zhen先下飞机,又说了感谢的话。 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 所有的旅客都整齐在座,没有一个站起来抢着下飞机,我们在机舱内走过的时候,顾客们都在鼓掌,仿佛在欢送一个英雄。</h3><h3><br /></h3><h3>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被感动了:5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那些帮不上忙的顾客都是安安静静地做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凑热闹,甚至对于我们讨论是否要中途做紧急下降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就是在说:你们做决定吧!</h3><h3><br /></h3><h3>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好的乘客帮忙,如果没有空姐们的良好训练素质,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会有什么作用。</h3><h3><br /></h3><h3>我想凝聚人们的力量在于人性(humannity)与同情心。</h3><h3><br /></h3><h3>后记;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病人的太太打电话过来说病人已经出院,下星期已经预约了他的心脏科医生。</h3> <h3>下飞机的时候,全机乘客鼓掌喝彩!</h3> <h3>下面是甄医生的留言:</h3><h3><br /></h3><h3>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大家都有着共同视角和感受。 人性是要超出任何人与人的界限的。 国内确实是有法律上的缺陷,但并不缺少好心人。在现有的不健全的法律下,每个人都有恐惧,怕事后被控诉和惩罚。 每每看到无助人的视频我心里就很难过。 希望这个文章能推动国内的好人法制定,让每一个需要被援救的人得到及时救治。 另外,我要更正一个概念:救人不等于行医。 行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商业服务行为,病人支付金钱换取医疗服务,只限于医务人员。而救助是属于帮助性的行为,没有金钱的支付,也不限于医务人员。</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