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述一一行走在旧安源煤矿

建

父亲自述

一、举家去安源

很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萍乡小西门。当时全家五口人，我的父亲叫谢培堂、母亲叫周桂珍、我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小名石古。我上有一个姐姐名香妹，下有一个妹妹名连香。我六岁（1920年）那年，一个在安源煤矿井下做修理工舅舅，要我家住到安源去。这样我们全家沿铁路走路去安源的，我年级小，记得自己背根通炉子的通钩上路的。舅舅在安源接的站，到安源住在安源新街排坡口上五公子家。父亲一时没有事做，舅舅叫父亲先去街上贩菜买。

二、饥饿

父亲卖菜也挣不到吃，家里生活够苦的。我六岁起跟姐姐去火车坪去捡煤渣。捡一筐煤渣，可买一个毫子。当时六、七个毫子一升的米。我记忆中，小时候没吃过饱饭。捡一箕煤渣又拖不动，家中生活有上顿没有下顿。肉一年到头不晓得什么味道。家里人又生得多，赚来的钱不足一顿粥。经常肚皮饿的咕咕叫。

穷人家的孩子嘴巴甜，这一点不假。那时，我的嘴巴不晓得这么甜，不管熟人生人总会叫，反正只要有呷咯。有时乡井开饭时，我就坐在工棚门口。那时吃饭有人守门，不是这个井棚里的人，不准进棚呷饭。我只要遇到熟人就叫，大的叫伯伯，少的叫叔叔。在熟人面前，守门人一般是让他们带人进去呷饭的。进了工棚里，他们就添上满满的一碗饭，夹上几挟菜。我毫不客气大口大口狼呑虎咽的满肚子装。当时呷饭用大桶，炒莱用大锅，吃饭吃饱为止。我总是胀得肚子咽不下了才罢休。这一顿饭后，足足饱得几餐。

八九岁时，母亲也叫我做过小生意，炒点豆子卖几包烟，提到赌钱房赌钱的买，晚上一包烟可以挣几个钱。有一次，晩上到赌房去，因为来了磕困，在地上一下睡着了，一觉醒来蓝子带烟连衣袋里的钱全部被人摸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卖烟瓜子了。

这时，父亲卖菜不能维持生活，后改行去推脚。

我们家从来冇有隔夜粮。父亲推一天脚，换来几升米不够呷一餐。父亲干苦力活，每餐喝点酒，脚钱不论多少，他也得要搞几两酒，下酒莱好的就是豆腐，实在钱不够，白莱其它什么都可以。一顿饭只有一升米，娘老子煮饭捞米时，还得先捞起一碗饭给父亲呷。我们都晓得父亲是下力人，从来也不去争。弟妹饿了，就在旁边远远地坐着。顿顿都是呷粥，嘴巴都喝长了。其实，那里是什么粥，只有几粒米，人影都照得清。八个人一锅粥那里够了，肚子越吃越大，整天饿得咕咕叫。要是父亲这天没挣到钱，一升米也买不到，到好一点邻居家去借一升半升米，好话说尽才借呢。一升米那够吃，再借一两个毫子到街上买一两斤白菜。这算好的，没有借到钱，只好捡烂菜叶，到家一洗，在干锅里一煮。粥不够时，那家煮个饭剩有米汤，母亲就叫姐姐或妹妹提个桶把米汤倒来。粥煮得可以了，再放点盐，白菜米汤倒进锅里，锅铲一搞。好了，一人一碗，大大小小围着灶边喝开了。

吃饭是最大的问题。我捡煤渣时，有时搞别人不贏，孩子多，一桶煤渣倒出来，你挤都挤不进。安源不出米，每年要从外地运大量的洋米进来。这些米颗粒大，煮出来的饭又长又白又甜，没有菜也能吃得几碗饭下。毎次运大米的火车一来，矿主的人就四处守在铁路边，生怕别人偷米。大人小孩都不肯靠近。运米的都是工人，他们担箩筐，一担一担从车皮里，把米挑到山上洋人的仓库里。这段路也不远，但有几个坡几个弯。工人挑着米一担担沿着台阶上来，我一个小孩躲在旁边的小树丛中，手上捡一个破碗，没有装米的，脱下裤子往箕子一放，我打个赤膊站在路边。工人挑米往我身边过，我就乘机在后箩筐里用破碗打半碗米就跑，倒在箕子里又过来了。挑米的都是工人，他们知道矿主洋人东西多，你偷走一点米，他们也不会叫的。这样的事经常有，有时偷的多有十几斤，这样偷米的孩子也多，少得几斤。不过如果狗仔来了，一斤偷不到。不过，我比较灵活，这里不行上哪里，总要搞几斤米回去。我知道米没有搞到，这天的晚饭就没有吃。所以干这件事，比较有劲。

火车不但运米，而且矿工吃的疏菜也运来，运来最多的是南瓜跟萝卜。那些南瓜体小，滚圆发亮，特别好吃。萝卜也不知那里运来的，好大一个，又白又长，里面尽是水，吃生的也甜。我只记得，我那时一个人挑不起两个萝卜。偷这些东西也是有趣的。我们一约几个人，分工那个望哨、那个在下面挑、那个爬车偷运。这些东西一般晩上运到，白天也运。我们躲过看守人的眼睛。爬到用帆布包裹的很密实的车皮里，把南瓜或者萝卜一个个推到车下，下面接货的人拚命装，有时机会好，挑得好几个来回。然后到地方去分，要是偷的时候看见看守来了，望哨的人立即报告，如果被看守人发现，大家就分开跑。在混得烂熟的安源，那个地方都可以躲。

三、老家

我大约十一二岁回过一趟老家续谱。乡下的一个老婆婆说，崽呀，你里老辈人大恶了。明天杀牛，今天割牛舌头炒辣椒呷。所以谢家不发人。据老辈说，为了争水，他们跟邻村打了十年官司，败了。钱财也光了。

姐姐十三岁出嫁。她的男人三十多岁，是个麻子。姓李叫李蛮古，脚有点跛，是王一井下打伤的，做媒的是舅舅。他说麻子人老实、心眼好、能干有心计。后来，我下井扯拖，也是他介绍的，最初捡壁块后来扯拖，姐姐在她家没几年就死了。

十三岁那年（1927年），父亲八月中秋推脚去万载，跟杨宏才推铁货、火钳、耙子去的。九月回来就是尸体。死因至今不明，现在想来当时正值秋收起义，或许被万载人当成共党分子打死的。家穷冇有钱，是几个地保凑钱，到先眼塘买了一副棺材才埋了人。

父亲死时，全家有七个孩子，姐姐香妹嫁了人，我老二，老三连香、老四冬妹、老五强牙、老六招妹。现在就只剩你长潭姑娘，安源炳生叔叔，和我三兄妹在世。

老倌子（父亲）一倒，吃饭人又多，生活无法过。卖了个妹妺连香到宜春，听说是做饺子的人家，换了一石米。后来又卖了个弟弟强牙，到安源新街邱宏文家，主家是做挂面开百货店的人家。母亲这时改了嫁，是嫁到姚坡里姚祖甫家，把炳生弟带去了。最小的妹妹招妹，也送人当童养媳，屋里只剩下我跟冬妹。

从此，我东流西荡，没有人管。在萍矿到处下下井，挣几毛钱。

四、挖煤童工

我父亲倒了，我十三岁，首先在三家冲小井扯拖几个月，又在老山里永丰井扯拖，年级大小，无力，坡陡。做了一年多，然后到茶坡里朱估老井上挖岩尖，又做了一年多。又转到岸下小井做了差不多两年。还是挖岩尖。又到灯盏窝立生井下搞了一两年，挖岩尖。我下井扯拖，有一个单师傅最喜欢我，我跟他一起做事，他就感到高兴。因为我扯拖常常偷工头的插扦牌，偷一次就十几根。在那个社会不能大老实，老实人吃亏。十根竹牌一百个毫子，换得一石多米，偷了竹扦，他少挖我少拖。

我们下乡井没有事做时，干得比较多的就是偷安源矿上的铁卖。

工房有看门的人，我们鬼点子也多，有时把铁从围墙边上丢过去，有时披件烂麻衣，把铁夹在衣服里。不过这种事在冬天做得多。人小衣服大，把几斤铁放在腰部，把衣服扎紧，装作没有事一样走出大门。有时是半夜偷着进去，把白天看好的偷出来，拿到铁匠铺里卖。卖得几个毫子，有时到小卖部或摊子上，买几根油条或者一个半个猪腿吃，吃起来总得把肚子涨饱才罢休。我对那些摆小摊的人关系处得蛮好，这些人胆小怕事，又做生意怕没人买，又怕生意赚不回。不过你只要取得他们信任，他们对你也是放心的。

到外面搞东西，总有搞不到钱的时候。有时有钱又赌掉了，输了钱，袋子里没了货，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到小卖部赊帐。我说，老王师傅，来几根面条，先欠帐，等我明天搞到钱，再还你。

在小卖主人面前熟了，自然有你的好处。但是在第二天你一定要还钱给他。这些做小生意的人，也是一天过一天的，你赊了帐你就别去了。所以我想办法也要还他们的钱，就是借钱也要还，没有要去赔个小心。所以，他们放心我，我也就着他们。

五、继父

我也跟继父挣了几年钱，继父是个刻薄的人。我挣得钱全部上交，要是你不去做，他就翻白眼。背后对母亲讲小话，娘老子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那几年人小，心眼少，我只晓得做。那几年挣得钱，给断父起了栋屋。挖乡井不是路，挖到了煤，他做老板的就招几个工，没有挖到煤，就逼你走人。下雨天没事做。有时到三丘田岰上去砍柴利子。我人又小，背五六根柴利子不起。六七十斤重，为了生计只好挣命。卖到街上去，五六个毫子一根，还买得一升米。

到乡井上做工，一时有一时无。冇事做时，只好到铁路上谋生。有时，我跟别人跑火车到过礼陵、株州、长沙做点小生意。那都是十四五岁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长沙，我买了十几斤油条鱼回来。有人见了，说我买的鱼要臭了，还要干什么？

我说干什么，卖钱吗。

我跑到田边，用几根棍子立个三脚叉，抱一堆禾草，慢慢地把鱼薰咯金黄。到街上一卖，挣了几倍钱。做生意的人就要点子多，做硬生意是挣不到吃的。

六、爬煤车偷焦炭

十五六岁时，再没有路的话，我就约几个朋友出门。

对火车我们摸得很熟，不管火车跑多快，都能上能下。卢何生是我小时候朋友。一次我对他说，何生，今天我们到姚家埧去吧。

他说，我正要去姚家坝。

再约几个人吧。我说。

那天我们一共四个人。下午四点多钟躲在煤车里，火车跑到姚家坝那段路线时，我们推了足足一边焦炭下来。四个人忙了好一阵，把焦炭背到附近村中庄家卖了。钱平分。像每次一样，我们都要饱餐一顿。那时吃饭是两角钱一餐，仅你的肚子装个饱。吃饱饭然后跑到什么地方睡觉。早晨起来又吃个饱，然后顺便爬早晨煤车回安源。那时煤车上到处是逃荒讨饭的人。有时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都是穷人没钱买票，只好爬车偷车坐。人多了，火车站也没有办法赶人走。

回到家中把钱交给母亲。

母亲说，去张（买）几升米。

我说，我去张（买）米。你拿个木盆来。

母亲拿了木盆给我，我到米店买几升米，一家人煮粥吃。

母亲还问，你还出去吗？

我说，先睡一觉，你三点钟喊我。

鸡叫了两遍。母亲就催我。起来呀，鸡都叫两遍了。我一咕碌从草窝中爬起，约同事去了。有时，也有打空转身的时候。没有办法，全家人只好挨饿。爬车是我们家常便饭，从飞快的火车头跳车，从后面车厢上又爬上来，从右边上左边下。但也有失手的地方，卢何生就是爬车到姚家埧推煤时，从膝盖以下被压断。我们几个人抬他到医院。从大腿中间部切肢，怪可怜的。又有什么办法，他的伤脚还没收口，还得挣吃。大的活不能做，只能偷点小铁去卖。现在有四十多年没见他了。

我的大老妹冬妹，纳鞋子买时，遭人强暴，下身大出血死了。为了报仇，我连续找那人几个月也没找到。

我冇读过书，连学堂们也不晓得什么样。在当时的生活状况下，要生存就要强。我经历的事大多了，就像一棵白菜掉进盐罐里，淸水中总洗也有盐味一样。

七、包井当老板

十七八岁我包过井，不要看我人小个小，可我心里有小九九，脑子里有算盘，行动上有步子。我一个人包过一个小井。继父管帐，舅舅井下扯拖（拖煤），其他工友达三四十人之多。我说话有分量，硬的时候决不软。

我舅舅比我泼皮，脱掉裤子敢走三十里路。但在我面前却不行，我对他说，舅舅你快去井下拖煤，不扯拖我可没有工报，站在我这里，是冇有饭呷咯。舅舅只有去做事。

我心眼多，管井有办法。

继父是刻薄人，他有时喜欢我，有时怕我，有时又恨我。地面的帐都由他管，进料、出煤、卖煤、收钱他包了。他读过书，穷生活使他精打细算，他一生也只是在我的威严下，跑红的。我也不晓得怎么样的，十七八岁的人喊的半边山动。那时年小，硬是对井下大熟大精了。什么断层、烂巷。我只要一出手就可以通过。而且不会出什么事。继父就是在我的杠杆作用下，用这几年赚得钱，把茅屋换上瓦屋的。

这时，我的作用不得不让人重视，人们搞不懂，我一个冇读过书的毛孩子，尽能干好这样的营生。真是想不到。家里要跟我讨亲，我冇要，一个人过多好。

那时下井，在许多人眼中，是懒汉、群氓、不愿做事的人。安源矿一两万炭古老，有几个人讨得老婆起？下井是最苦最危险。那时这样说，吃了早饭不晓得有不有夜饭呷。工人讨不到婆娘，女人也不嫁给炭古老。工人的生活呷、喝、嫖、赌。关了饷就乱花，把钱花完了又下井。当时是五天发一次工钱。

那时的安源是地狱也是赌场，女子到安源卖身也多，来自外省外地的叫客鸡，本地个叫土鸡。一次几角钱，好得几块钱。搞了几个钱又回去，钱用完了又来咧。都是穷人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八、赌博与打架

在旧社会，我人是很强的，也就是萍乡人说的"牙黃口臭"。打架的事，我最长一次打过三个月。三个月中遇到就打，不管人多人少，反正不分青红皂白的打。这次打架的事因是这样的：一次我跟人赌博，那家伙输了。第二天我向他要钱，他不但不给，反而口气凶狠地说，那个欠你的钱，那个欠你的钱。你要来胡闹，小心我收拾你。

我一听，肺都气炸了。那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我还冇见过。我反问他几次。

他脾气蛮大，要打我。

有你的好处。我想着就跟他打起来了。这个家伙也有几下子。头一次他仗着人多，我吃了亏。心想莫怪，我不要你的命就算好咯。

我的几个兄弟也不错。这些人也是安源山上有名的"长牙齿" 。也不示弱的找到他们。毎打一次，总有赢有输，都有吃亏的。那家伙当初偷了个野老婆。有一天晩上，我把他野老婆睡了。这下他也生气了，他遇到我就打，我遇到他也打。

那时，萍乡人出门，都腰扎一条汗巾，一尺宽，两米长。我一出门就在汗巾里扎着石头，往后面一掸。不论走到那里，只要一遇上他，管他人多人少，挥起这个包石头的汗巾就打。人是欺善怕恶的，我这么死绞蛮缠，跟他足足打了三个月。他也怕了，跟我讲和。

那天，他把我们一桌兄弟请去，他也一桌兄弟，还有一桌地方保人。我的兄弟在保人面前说，要不是他欠了我兄弟十几块钱，他也不会这么蛮。保人断他的酒肉钱，又断赔十几块钱给我。其实这次打架，那有十几块钱，仅仅是为了两块钱而以。

旧社会的安源山，是各种没有出路的人的歇脚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使安源变得更加混乱挤拥。毎天都有人死，打架的、谋财的、卖儿卖女的处处都有。白天穷人晒着太阳，到处是汚面拉碴的乞讨的人，垃圾、破衣烂布、臭屎到处都是。晩上一来、这里比鬼还乱。赌博的、打架的、偷人卖身咯，到处都是。这里不是人活命的地方。

九、逃亡与流浪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日本人攻下南昌，跑亡的人涌入萍乡，萍乡煤矿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几个月，大批矿井设备搬迁到湘桂一带，萍乡煤矿彻底倒了。

倒萍矿以后，我一段时间靠偷盗倒卖铁为生。后来到天河，在谢冬海监工手下搞了一年多。以后，又到邱工头心这里做工，是为曾继飞、曾继文的事走了出来的，他们搞了几桶汽油，还差点被人抓到安源当壮丁，我们一同跑了。那年春节，都是在曾家过的，身上没有钱，继父家所以没去。

后来再到湖南永兴马田煤矿，是王有生、洪野白两包工请去的。一年后又到永兴煤矿三矿搞了几个月，夏天又往杨梅山矿跑，又到广东韶关富国矿搞了两三个月。包工头叫徐砣子，湖北人。日本人来了。我又在郴州李主任那里一个煤矿担扁担，搞了几个月。把赚得钱买了几石米。叫你母亲在郴州摆个饭摊。你母亲慈善人，那时到处是熟人，几石米那有钱进，老本都丢了。我叫她快些收场。两人又往马田煤矿去，在那里遇到何正南，他见了我。

哎，谢尚明你来了。

我说，来咧，你这里有路吗？

他说，有路。

原来日本人临近，这里的老板都跑了，矿上还有一些钢材铁条都是新家伙。他带我到那里一看足有几十吨，于是我出点子，把铁卖掉。在这里我们搞了几天，卖掉的钱真是用麻袋装。我是有心计的人。那天傍晚，我对何正南说，老何，我们这么多钱，今天晚上要走。不然的话，命都会没有的。吃了晩饭，我们就走，走到离卖铁三里路远的一户人家住下。

这天晩上，我们住的工棚真得被人烧了。

那时的票子，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到当铺里，搞了几个金骨子带上，这样方便又安全。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前后 我从南边到长沙。在长沙车站附近遇到一个熟人。

这是个老实善良的人，他一见我哭丧着脸说，老谢你来了，我是三天冇呷饭咧，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见他这个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这个家伙好蠢，有饭都不晓得呷，你那里这么老实，跟我来。我把他带到车站，要他站在铁路那边。我也没有钱，刚好一列火车进站。我在饭摊前要了一个饭。老板，一碗饭，我在这里吃。我把碗吃光，然后装作掏钱的样子，说忘了带钱，并指着第几个车窗说，我那里还有一个人，给我再添一碗饭，我等下一起算钱。说着端起满满一碗饭，挟几块腊肉几块豆腐，堆得一座山样。从车门口进去，从那边车门口出去。递给这个家伙吃。

给你，你这个家伙。不要这么老实。

这碗饭呷得他恢复了原气。胀得肚子比冬瓜一样大。

我说，呷饱了？

呷饱咧。他摸着肚皮说。

你不要像猪一样蠢，饭吃饱了，可要跟我走。

他答应了。这是个很好的人，跟我跑了不少地方。今年遇到他，他还记起那件事，说老谢，要不是遇到你，那次真饿死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回到安源，搞了一年，又遇日本人三次进萍乡，没有生活只好躲到安福山里去，住在高州洪门寺。你母亲在哪作裁缝，每天挣得两升米。我无事可做，吃饭、睡觉、赌博，后来到碗厂里挑碗。

十、被抓壮丁与卖壮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出了安福山。

我多次被抓壮丁。我第一次抓壮丁在萍乡五陂下就逃走了。

第二次在班房里被人保了出来，

第三次抓壮丁有一个多月。到过南京、苏州，在安微芜湖逃走了。

那年十八岁（1933年），从萍乡押到长沙，身上沾了一身虱子。他妈的，好痒？这是些什么东西？这么咬人。两天后，开拔到武汉。还没弄清，又坐船到南京，又到苏州。在那里出操。我得了痢疾，每天拉肚子，搞不好就拉一裤垱。军队里呷两餐，每天以面条为主，我过不惯。李班长是湖南人。

我说，班长，我拉肚子出不了操。

班长见我这个样子，可怜我，让我站在旁边，我没出操。

毎天五点军号一吹，就起床洗脸，打绑带，楼下有铁门。一天早晨，我到厕所解手，回房里才发现绑脚带丢了。我又跑到厕所里，并到粪坑中去用手摸，摸了半晌只摸到一手屎臭。我只好跟班长报告，班长听了训我一顿，然后到连部领了一根绑带给我。我们新兵住在楼上。一连多人半桶水洗脸，真是尿桶里洗萝卜，越洗越脏。

二十多天后，我们乘火车到南京下关，望见长江。不到一天又开船到芜湖。毎天在芜湖江边出操。芜湖正街上有一个关帝庙。我每天都在寻思怎么找机会逃跑，总是冇有办法。

一天，江面上来了两条客船，是从南京来。我看了心中有了主意。军营四点开饭。我手里拿了两个铜板，放在瓷碗里车转转。意思是去门卫边买些小菜。我乘机躲过门岗。这时江上走了一条船，我有点发急，到河边把衣服一换，一身青布衣裤。晚上我躲到船上，心里一直不安。第二天早晨，岸上传来出操的声音，我麻起胆子坐在客仔舱中。八点钟船开动，途中船停在江边的一个石灰窑矿边。我到矿上看了一下，没有一个熟人，身上没有钱，只好又换坐小客船。下午四点上船，第二天下午五点才到汉口。这里遇到检查，站着十几层哨，对下船的人吆喝着，我镇静地挟紧身子，利用个小的优点混出码头。

到了汉口，我在租界边上看了看，到处是外国人，我转了几圏就走了。我向路人打听去汉阳的船，我登上一艘渡轮，到岸后肚子饿得咕咕响。得想个办法，我想。于是到厕所里躲过人，又换上军装。来到一个面食店，带着军人的口气吆喝着店伙计，来两碗面。我一边吃一边装作等人的样子，不停地往外张望，并骂着等得人，为什么还不来，面眼看完了，我又装做找人的样子，留下一碗面离开了面食店。我是晚上九点多钟登上去长沙的火车。那知到岳阳，遇上查逃兵的我赶急把军装换了。

这时是初冬，冷得不得了。没办法只好抱一堆禾草，缩在禾草中。

一路上我又没一分钱，只好混饭呷。一到车站，我等到打铃时才要面呷，火车一开，我连人带碗上了车。就这样，我到长沙时面碗端了七个。在长沙把碗换了一碗饭。这里也人生地不熟。我就到礼陵石门口，到一个叫刘斌的老板那里吃饭。他是老萍矿的包工，也是石门口的工头。他对我很客气，意思是要我做事发点很，说我做事有能耐。我全身是虱子衣服裤子全换了。我在那做了几个月走了。

第四次（大约是1947年前后）被抓壮丁，是在姚坡里被抓的。押到南坑吃早饭，然后到萍乡花门前厂祠堂住了六七天。有一百多人时，被广东军接到樟树河西岸，这里发了军装。住了半个多月，接着过樟树赣江的命令。过河分成三批，我坐的船上有36个人，其中三十个是被卖的壮丁。船开到河中的时候，只听一声喊，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押船的班长和几个兵，就被壮丁们丢到河中。我看到那个班长水中一露头，就挨了一竹杆，不知挨了几竹杆。船上的人一声喊，几个划船的人，划着船向岸边冲去。这时，河中的那两条船上打起枪来，子弹浅在四周，在船还没靠岸时，我已跳到江水中，一船人都逃了。我跟几个人跑到山上，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共患难的伙伴没什么可说。我们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当过逃兵的班长。大家都没有钱，又穿着军装，回萍乡还有三百多里路，吃饭是大问题。有经验的班长出点子。于是，我们白天绕着走，走山路过茶林，不敢进村走大路，晩上睡到山沟里。

八月天气，白天热得要命，晩上到处是蚊子，又不好生火点烟。肚子饿了就跟班长吃＂追饭＂。我们都有军装，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先到小铺子里吃饭，估计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后面三个人大摇大摆过来。吃饭的人远远见了，躲在门后。三个人气冲冲地闯进店，往前直冲。

老板，看见我们的逃兵吗？班长凶凶地说。

接着，往里屋里去搜查。而躲在门后的人早跑了。这样，大家轮着到店里吃饭。

地方上保安团是凶狠的，对付逃兵也不客气。遇上过关卡，由于有老班长的主意，我们也能通过。过关卡时，用绳子把一个壮丁捆绑住，一路大声吆喝。他妈的，这个家伙回去就枪毙。关卡也就过了。一路上日走日躲，又绕了不少弯路，足足走了半个月才到萍乡。没有换洗衣服，身上起了虱子。

有一次我也卖壮丁。我被装上了火车，这是一个专列，我们几车壮丁都被关在闷罐车里，刚开车我就想逃跑，没有机会。坐上车后真有些担心，我坐在闷罐车门边。放哨的是个班长，他手中端着枪，时刻警惕我们。看着一座座往后移的山丘，我心里想着主意。我有了跳车的打算，这一带的铁路两边我比较熟的。当我意识到前面有一段芦苇荡时，我站起来，到站岗的班长面前，故意客气的抽烟没火，并递给一支烟给班长。班长他见了，把枪往肩上一挂。就在他点火的时候，我把他往旁边一捋，只见他倒在车里。不由他分明，我一个箭步从飞奔的车厢中跳到车外，脚未站住紧接着几个连滚，钻进芦苇的水洼里。这时火车上打来几枪，我只望见火车远去了才爬起来。

十一、入党与枪下留人

在那种世道里，一个人不交朋友不行。我有几个兄弟，个个能武，每个人对付十个八个人没有问题。我自己也不知拜过几个打师。米也送了十石八石的。有一个赖师兄，这家伙生的高大，样子凶狠。我要是在外面挨了打，不论什么时候，那怕晩上也好，只要去喊他，他爬起来就跟你去。可惜他们在解放前一年，被国民党全部杀害了。

一九四八年我入党，发展我入党的叫罗新民，（解放后在湖南省工作）。我担任安源地下党第四党支部书记。我的几个兄弟都是党内人，就跟现在电影里一样，发展组织进行各种活动。我住在安源一个很有名气的黃老板家。你母亲嘴巴子甜，跟他女儿结拜成姐妺，在黄家她儿女总是叫我姐夫前姐夫后。他们对我很客气，只要买了什么好恰（吃）的东西，或酒什么的，都要叫我去恰（吃）。

谢姐夫呢？快去把谢姐夫叫来。

我住在他家对门，黄老板是湖南湘潭人。解放后他家大女儿在高坑围子医院当助产师，你建国就是她接生的。她现在在英岗岭矿务局医院工作，应该退休了。

我没有读过书，一个字不识，没有当官的能耐。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到东陂巷做大巷。这时、镇压反革命开始，我的总支书记因旧社会有血债和黑社会经历被捕，他曾是我的挚友，我出面为他担保。这事要冒极大的风险，我还是去了。我的作法自然被污名化了，即丧失阶级立场，为反革命说情，加上我曾当过三个月包工头，因而遭到逮捕关押，甚至要枪毙。许多朋友保我，当年萍矿副矿长荣年举也担保我。说我家三代贫农，出身贫寒，旧社会一字不识，浪迹天涯，靠出苦力恰（吃）饭。我才没被枪毙，却被开除党籍。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事回想起来，就总在眼前一样。旧社会三十五年，总是在为找恰（吃）得到处流浪。解放后这三十多年，对我来说真是过神仙日子。一九五六年，我工作优秀时常住疗养院，一年三百六十天我有一百天在疗养院度过。天天鸡呀肉呀，过得比什么人都痛快。二十多年了，还令人不忘。日子过的快，要恰（吃）米一担担往家担，钱也有用，不愁吃穿。这日子跟过去比，真是享天子福。要是解放前，一天也难过，更不要说有隔夜粮。

附记：父亲的自述，是父亲偶尔说起他的过去时，我偶尔记下的。几十年过去，去年偶尔在清理东西时，再次看见了这些随手记的东西。我将他整理出来。并将哥哥69年文革中写的父母简历，汇集一起。）

父亲简历

谢尚明，字尚贤。江西省萍乡县安源镇第九闾（乡里），1915年2月17日生（古历正月初四生），民族汉，文盲，家庭出身贫民。

父亲叫谢培堂，母亲周桂珍，全家当时九口人，家庭生活全靠父亲推脚维持生活。因此家庭贪困，我从小没有读过书，小时就在安源山上捡煤块。

1927年，我父亲推脚炭到万载买，客死他乡。尸体是请人抬回来的。家中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一个一岁多的弟弟，加上我共五口人。父亲39岁过世，家中陷入贫困，我十三岁下井扯拖当童工。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五岁小妹送人当童养媳，弟弟年幼随母出门，改继父姚姓至今。大妹妹纳鞋子卖，十六、七岁时被人掳去遭强暴，引下身大出血惨死。我的主要经历和证明人，

1923年至1927年在安源捡煤，主要伙伴是叶炳杰、单竹云、蔣云芳。

1927年至1934年在安源紫家冲做童工扯拖，离开原因是工钱少，扯下山煤力气小。证明人李冬生，现住萍乡髙坑围子医院后面。

1934年至1936年在三家冲土井扯拖，离开原因因停工。证明人林光亭住在安源。

1936年至1938年在安源小坑正生井，当採煤工，离开原因煤无销路。证明人李冬生。

1938年至1939年在安源燈盏窝利生井，当採煤工，煤无销路。证明人朱汉君现住在安源灯盏窝。

1939至1941年在江西天河煤矿，当採煤工，因病反家。证明人曾继飞住丰城煤矿。

1941至1943年在湖南杨梅山马田煤矿，当修理大工，离开原因是日本人来了。证明人蒋云芳，现住花矿。

1943至1946年在萍乡安源大同煤矿，当修理大工，离开原因是煤无销路。证明人李冬生。

1946年5月至8月在王家源，当了三个月包头。证明人马风住花矿。

1947年至1948年在萍乡安源大同煤矿，当修理大工。证明人李冬生。

1948年元月至1948年4月在安源麻田山，当了几个月包头。证明人黃芳竹，住花矿。

1948年5月至10月在萍乡安源大同煤矿，当修理大工。证明人李冬生。

【注：1948年由湖南省工委派往安源煤矿开展地下工作的工委书记罗新民，介绍并加入地下党组织，此后并担任安源第四党支部书记。】

1948年11月至1950年9月在萍乡安源东陂巷，当生产组长。证明人李冬生。

1950年9月至1952年8月停工解雇。其原因是当过几个月包工头，有旧工作作风，劳动改造9个月，并被开除党籍公职。

1952年重新参加工作。

1952年至1954年在萍乡高坑大井打风钻。证明人王炳生，住本矿。

1954年至1958年在王家源打风钻架树。证明人蔣云芳。

1958年至1959年在上新矿务局，上高黄金堆井值班班长。证明人何树基住本矿。

1959年至1969年在花鼓山工作至今。

谢尚明69年3月20日

谢少华执笔1969年3月

母亲自述

我是谭淑云，1921年2月16日（古历正月初九日）出生湖南湘潭，文盲。家庭出身贫农。

父亲谭照林，会做缝衣服手艺，母亲刘桂珍。

现有姐姐谭淸秀，全家住湖南永兴马田煤矿，一般群众。

我丈夫谢尚明现在花矿，他解放前当过七个月的包工头。

我是两岁随父母来安源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回过老家。

我七至十一岁在家做家务。

十二岁至十六岁，跟父亲在外做手艺缝衣服。证明人刘兰珍，住安源老街。

十七岁，跟吴梅生结婚。吴梅生不务正业，到处乱跑不愿劳动，没有生活来源。所以第三年就离开了他家。回到自己家，跟着父亲做手艺维持生活。

二十四岁，跟谢尚明结婚。结婚以后还做了两年手艺。以后一直在家做家务，一直至今。

解放前，家中全靠父亲做手艺维持生活。成家后，全靠丈夫做工维持生活。现在我父母都病故，只有一个姐姐在湖南。

关于我认识谭万春的情况经过，我跟随父亲到谭万春家去缝衣服，谈起说什么他也是姓谭，是湖南人。我们也姓谭，说什么是家门。就叫我喊他谭万春叔叔。就这样，以后认识谭万春。解放以后，在1951年民主改革，谭被人民政府枪毙了，他是一个反革命。我们不是什么亲戚，也没有其他社会关系。

谭淑雲69年3月26日

谢少华执笔于196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