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荣光《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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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很特殊。父亲八岁时跟着爷爷从山西省河曲县走西口来到内蒙，母亲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只身从安徽逃荒到内蒙。通过好心人的说合，父母在固阳一个偏僻的乡村成婚，共养育了六个子女。

妈妈命苦，六岁丧母，幼年在哥哥嫂嫂家长大。姥爷家法重，动辄对舅舅们鞭棒相加，妈妈看在眼里，性格也日渐叛逆。时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国纺织工业要上台阶，上海开始从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聘纺纱徒工。年仅18岁的妈妈在校期间便被上海国棉九厂录用，在那里整整工作了两个年头。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蛙女》，里面常常出现黄浦江畔的镜头，妈妈便同我讲她在黄浦江边工作的经历。那时不懂事，总问妈妈为什么不在这么好的地方待着，却来内蒙安家落户。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到上海出差，与妈妈旧话重提，才明白了此中缘由。其实，学纺纱本应是妈妈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她们这批徒工优秀，上海国棉九厂已决定统一留用，但是砀山县的领导说要在当地建纱厂，按照委培约定把她们集体召了回去，然而回去便赶上自然灾害，人都吃不饱了，哪还有钱建厂子？就这样，两年的纺纱工生活结束了，妈妈又回到了自然灾害肆虐的村里。

　　我妈妈曾给我讲过这段痛苦的经历，姥爷家人口多，交完公粮家里所剩无几，村民基本靠吃地瓜干、榆钱、树皮度日，人们饿的扛不住就开始吃观音土，肚子胀的老大老大。我特意陪妈妈看过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妈妈说，自然灾害期间就如影片中那样，确有人吃狗、吃猫、吃尸。我又把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拿给她看，她看了一半就还给了我，说不忍卒读，过于真实，读后心里太难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瞒着姥爷舅舅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加入浩浩荡荡的肓流队伍中，起初是奔着在包头一电厂工作的表亲来，但到包头的几天亲戚没找到，钱却被人骗了，无奈之下，妈妈一路向北，阴差阳错的，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庄下了火车……

　　妈妈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是我们家最忙碌、最辛苦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由她来操持。听大哥讲，大集体时期我们家是三欠户，由于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算下来我们家都要欠集体工分和粮食，好心的单身户老虎大爹是分红户，每年都要接济我们一些。为了养家糊口，妈妈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照顾一家老小。那时一觉醒来，常常看到母亲还在灯下缝衣服或纳鞋底，特别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九都会忙到深夜。要把我们的新衣服准备好，再把换下的旧衣服都洗了，但她自己却好多年都不置办一件新的。

　　那时为了多挣些工分，父亲给村集体放羊，妈妈负责保羔 ，下羔期间，他们常常连续几个晚上都不能合眼。包产到户后，家里的情况稍好些，大哥已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大姐二姐也能帮妈妈做饭带孩子了，但即使这样妈妈也没松闲。为了调剂好家里的生活，她除了下地干活，还搞点副业，那时我家一直养母猪、肉猪，养母鸡，妈妈每天中午拔猪莱，从来不歇晌。记忆中妈妈的嘴一到夏天总是溃疡，她便在嘴唇上贴一张白纸，好让上下嘴唇不要粘连。卖了猪崽子就有点活钱供我们上学、买铅笔本子橡皮，还能接济大舅一点，卖了鸡蛋也可换些时蔬改善生活。我们兄弟姐妹最大的幸福便是每年生日时吃到妈妈给准备的一颗荷包蛋，那是艰难岁月里最温情的回忆。

　　后来，哥哥姐姐都娶聘过了，妈妈和爸爸也没闲着，他们又来包头钢院找了一份临时活。那时管理不严，每年悄悄养头猪，秋天卖玉米，冬天还可以浇冰场挣些零花钱。我结婚时妈妈一次给我拿出三万多块钱，我既惊讶又感动，原来他们还在节衣缩食攒钱，为我们打算筹划。一直认为爸妈在钢院工作的十年是他们最幸福的十年，妈妈也这么想，那时已没有了娶聘的压力，她和爸爸的身体状况非常好。记得在包头第一次过中秋节时，钢院军体部给分了些苹果和梨，我们单位也分了葡萄和月饼，各种水果管饱吃，全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那可能是我们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个中秋。

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十分乐观开朗，在问题面前从不屈服畏惧。无论身陷困境，还是遭逢坎坷，总能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她常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我们不欺负人，别人也别欺负咱们”。她不让我们弟兄几个在外惹事生非，但我们受欺负了她也绝不忍气吞声。我们村有火车站，车站和工区的职工子弟都厉害，孩子们都怕他们。有一次，大哥被车站职工子弟欺负到哭着回家。妈妈问清情况后就不让他们了，妈妈说：“咱无理的不做，反胃的不吃”！便直接到车站找他们家长理论，到他们赔礼认错为止，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哥，他们都悄悄说徐宝子他妈可厉害啦！

　　妈妈很质骨。可能因为是外地人的缘故吧，不想让人说长道短，所以总是把日子打理的搂搂尾尾，井井有条。家里不富裕，食材也简单，但她总能把土豆白面莜面变出新花样，什么窟嘞、山药丸子、氽莜面魚鱼，尽可能让大家吃饱吃好。家里姊妹多，但我们从来没穿过破衣服，常常是大的改成小的，小的改成背心，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以此类推。尽管打了不少补丁，但是我们兄弟姊妹的衣服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衣服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妈妈总能把它们缝制的熨帖、合身。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长大，哥哥姐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大哥憨实。村里人给介绍了许多对象都没成，妈妈找高人抽签算卦，卦词总是说大哥婚姻不动，这可把妈妈急坏了，长子能不能顺利完婚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以致于妈妈一听到村里谁家娶媳妇便绕着道走，心里默默流泪。后来大姐先出嫁了，我一直没有问妈妈为什么先聘大姐，我猜测是在为大哥积蓄更丰厚的彩礼吧？为解决大哥的婚姻问题，一些好心人甚至提出换亲、转亲等封建落后的办法。但大哥主意很正，他掷地有声的说“我决不以我的婚事牺牲二妹妹的幸福！”。逢年敬酒，我都会重提旧话，兄弟俩每每泪流满面！后来大哥的婚动了，娶到了我现在勤劳的嫂嫂，婚事办的很体面，大宴了全村。大哥结婚后妈妈密布的愁云从此散去，眉头紧锁的圪垯也解开了。

　　妈妈其实很善良，她教育我们要懂得感恩。妈妈常说“别人敬我们一尺，我们要敬人家一丈”。听大姐讲，爷爷对妈妈格外关照，爷爷认为妈妈给徐家带来了福气和根脉。妈妈对爷爷很孝敬，结婚后始终没分家，一直和爷爷一口锅里吃饭。爷爷去世前摔了一跤，再也没站起来，妈妈衣不解带，服侍到临终。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爷爷大躺了一百多天都没起褥疮。

　　有一年，妈妈宫外孕大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那时哥哥姐姐小，是父亲和邻居兰叔把母亲送到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由于妈妈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兰叔二话没说验血型献血，就是这200mL血救了妈妈的命。妈妈为此记了一辈子，无论兰叔家有什么困难，她总是热情帮助。现在每次回到乡下，都要给兰婶带些衣服和吃的东西。妈妈明事理，也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她要求三个出嫁的姐姐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现在几个姐姐家庭生活很是和睦，在婆家也很有地位。

妈妈除了教育好我们兄弟姐妹，还拉扯从小失去母亲的叔伯哥哥们长大成人。以致我一个叔伯哥在他儿子的婚礼上，握着妈妈的手流着泪说：“大妈！没有您那些年的念叨和教诲，就没有我这一家子的今天”。

除了养育，妈妈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学习。哥姐辍学早，妈妈说再苦再难也要供小儿子读书。那时来钱处少，但自我记事起，每年剪羊毛、卖秋粮两次收款期，妈妈都会偷偷把我的学费抽出来，压在红躺柜底。我12岁起在乡中学住校学习，由于伙食不好，大家都从家里带干馍片，家庭好的能带瓶肉酱，家庭中等的带瓶菜酱，家庭差的索性什么也不带，就是白水泡馍片。为了让我吃的营养些，全家只能在过年和中秋两个节日饱餐一顿肉，而节余下的，则用来保证我每周能带一瓶菜酱。

　　妈妈常鼓励我好好学习，考出去便不用受农活之苦，也不用担心我的婚姻问题了。由于学习努力，1990年我顺利考入包头师范学校，那个夏天十分难熬，我虽然在本校成绩名列前茅，但对自己在全县什么情况却浑然不知，只能焦灼等待。

　　假期天热，干旱少雨，羊非常难放，我的任务是每天跟着父亲去“打伴子”。一天，我正在机井的出水口洗澡，突然路边有一人高吼“那个娃娃是不是徐荣光？”我说“是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跑到路边，原来是我小学校长尚子明老师。他说我中考超分数线2.5分，还要通过政审体检等一系列程序才能保证录取。他临走时说“去县里找找人吧”！

我回去和妈妈商量，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有办法早转到县里读初中了，听天由命吧！后来老天眷顾，顺利通过各种程序。一天下午，邮递员通知我到乡中学领取录取通知书。过去骑自行车去乡里来回怎么也要两个小时，但我好像有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骑了一个多小时就回家了。天蒙蒙黑，妈妈在炕上躺着，我把通知书递给妈妈看，妈妈顿时眼圈红了，我知道那是喜悦的泪水。

　　接下来就是师范三年毕业是否留城的问题。那时正赶上两基达标，城里需要师范生，但又不能全部留下。市教育局出台拿五千元城市增容费留城的条件。当时二哥刚结婚，家里别说五千元连五百元也没有。但市里只给一周的时间，好多同学因一周内没凑足钱而失去留城机会。回到家后，妈妈问我是什么意见，我说我想留下。妈妈非常坚定的支持我，她说“不怕，穷没有根！”马上和父亲商量了筹钱方案，几天下来把全村及近亲都走了一遍，竭力筹到四千多块钱，但还差不少。最后的期限到了，需要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到包头，情急之下，妈妈又突然想到让父亲去村南徐磨坊村贷些高利才凑够五千元，就这样，我顺利留城了。后来，通过带家教等多种努力，几年内也就把欠款都还完了，多少年里，我一直暗暗佩服妈妈的智慧果敢。

工作后，妈妈也常教导我：“好好干，咱们家可“没门没路”，全靠你自己。”我还算努力，工作也大体顺利。妈妈时常提醒我，要自律谨慎，该是咱们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是咱们的一根针也不能拿。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好多亲戚找我办事都被妈妈挡驾了。记忆中，关于孩子上学的事基本都办了，关于“升官发财”的事基本都没办。

　　妈妈知书达礼，在老家读过高小，现在看至少是初中文化水平。那时候搞扫肓运动，妈妈常当“枪手”帮人过关。妈妈还喜欢看戏，豫剧、京剧、黄梅戏都是她的最爱。有一次我带她去看谢涛在大剧院演出的《杨门女将》，唱词及内容基本是她给我翻译下来的。妈妈读书多，看戏多，自然明的事理也多。因此她经常给子女讲道理。她说“时节好过，日月难过”，意思节日就一天，转瞬即逝，日月则攒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处处需要打算。

　　去年她80岁整，子女们张罗着要给她过大寿，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八十年了也没过过一个生日，今年为什么要过呢？等我活到一百岁一定大办一场！”我深知妈妈不过生日的道理，不是过不起，一是大形势不一样了，她不愿给子女添麻烦；二是子女生活水平还不均衡，她也想着尽量少给子女添负担。 生活中的妈妈很讲平衡艺术，在处理宗亲妯娌、婆媳之间的关系时拿捏有度，在对待子女方面适当“抽肥补瘦”，与邻里相处也从来是你有初一，我就有十五，往来交互，非常和谐。

虽然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妈妈还保持着许多良好的习惯，像做饭正正好好，从不吃剩饭；早睡早起；讲究卫生，八十多岁了仍然是干干净净，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是自己拆洗缝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从来不铺张浪费等等。妈妈对当下的社会非常满意，她常说：“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我们要永远感谢毛主席，感谢新时代”。

妈妈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六个孩子拉扯长大、教育成才何其艰辛，但她做到了。如今我人到中年，尝多了酸甜苦辣，见惯了生活百态，便更明白妈妈的隐忍与不易，只希望时光善待，让她的晚年康健顺遂，这也是妈妈一生勤劳、勇敢、善良所修来的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