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草原飞狐

　　清明节，在母亲的坟前烧过纸钱，从山上回到城里，竟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小巷里，在伸手去敲那扇铁皮大门的瞬间，仿佛听到了门里窸窸窣窣的开锁声，还有那夹杂在轻咳声中的 苍老的我的乳名…… "妈" 这一声回响在心底却发不出声的呼喊，惊醒了我！望着紧闭的锈迹斑驳的铁皮大门，我蓦然意识到，母亲唤儿乳名的声音永远不会再在门里响起！母亲离开这个小院、离开我、离开她的孩子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母亲生前所居小院大门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始于"襟有"（陕北把孩子送人的土话）弟弟这件事。记得那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身材高大，宽眉大眼，笑容慈祥。从进门开始，这个人眼神就没有离开弟弟，对弟弟说："只要你到我家，天天有好衣服穿，好东西吃。"

三岁的弟弟趴在母亲的怀里，吓得大气不敢喘，更不敢正眼瞧一下这个要给他当爸爸的人。母亲紧紧搂着弟弟，面露悲戚，眼睛无神而茫然。听说要把弟弟"襟有"给别人，闻讯赶回家的二姐又哭又闹，还破口大骂。二姐一哭闹，我也跟着哭，心里万分不解，如此聪明可爱的弟弟，母亲咋就舍得给了别人？三个孩子一哭，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干部模样"的人看这一家母子哭成一窝，仿佛生离死别，眼睛红红的赶紧走了。

把弟弟"襟有"给别人，似乎是一个常说的话题，我听邻居、外爷、舅舅都给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把孩儿给个好人家，孩儿逃个活命，大人也少受罪，母亲始终没有松口。母亲三十六岁离婚，弟弟在母亲三十六岁这一年出生，弟弟与母亲的不幸一同降临。也许，母亲舍不去自己生命的牵挂是这个离不开母亲的儿子，活下去的勇气还是这个离开母亲无法活的儿子。

"干部模样"的人走了，母亲边抹眼泪边对二姐说："高叔叔是干部，又没孩儿，让福林（弟弟的小名）到人家逃个活命吧！"二姐听妈妈这样说，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讨吃一起讨，饿死一起死，谁也不多余，就多余福林？"二姐的话戳到母亲的痛处，母亲忽然停住哭声，歇斯底里地吼道："罢！罢!罢!要死一起死！要死我先死！"

从此，无论任何人任何家庭，再提"襟有"，母亲都坚决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我有了孩子，我明白了母亲的心，也知道了母亲的苦和痛。母子连心，送人是心头剜肉，不是万不得已母亲怎能出此下策。二姐和我只是手足难舍，年幼无知，不懂母亲把孩子送人其实是在亲情与活命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令母亲没想到的是，生生扯断亲情，比死都难！

六十年代末，我们家就好像一条在风雨中逆水而行的破船，船上挤着瑟瑟发抖的五个孩子，不会驾船的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拉着纤绳牵着这条破船，为了船上的人能够活命，母亲在风雨中拼尽全力，以命相搏。仔细算来，那时母亲还不到四十岁，但腰背佝偻，身材瘦小，面容沧桑，唯有眼睛不大但有神、秀气、灵气。

年轻时的母亲

　　一九六五年，父亲与母亲离婚。当时，十七岁的大姐刚刚出嫁成家，目不识丁瘦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五个孩子，大哥不满十四岁，弟弟不满周岁，中间还有二哥、二姐和我。父母离婚时判定母亲和五个孩子的生活费每月30元。可是，一九六五年冬天离婚，一九六六年秋天"当权派"父亲被打倒，不要说给家里生活费，自己连工资也没有人发了。一家六口六张嘴，首先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生产队分粮是"人七劳三"，就是按人头分七成，按工分分三成。我们家一窝妇孺，尽管二哥十二岁就参加劳动，但工分挣得少，没有劳力，三成分不到一成。

我的记忆，母亲一年有两个关不好过，秋天分完粮食要给人家打粮钱，每年大约五六十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必须在旧历年底要给清。另一个大关是每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家里的粮就吃完了，母亲称之为"刮瓮成干"，因为家里的粮食盛在瓷瓮里。我在没上学之前就知道了"青黄不接"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黄的粮食吃完了，地里青的能吃的还没有长出来。为了尽最大限度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母亲将仅有的粮食极尽节俭，稀饭清可鉴人，窝头面两斗糠一斗玉米磨成。稀饭喝了只是不抗饿，还没有什么后遗症，窝头不仅扎喉咙不好下咽，更严重的是吃进去三天才拉一次，每次干肠拉不出来要用筷子扣。我自己一个人不敢拉，看见大哥、二哥拉赶紧和他们凑在一起，拉不出来也有人帮忙。弟兄几个拉出的粪便干硬干硬，每次都带着血丝。倭瓜、土豆、酸菜顶多一半主食，树皮、草籽只要是能充饥的东西，母亲都会设法炮制成食物。就这样，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借粮。按远近亲疏挨着往过借，母亲手里拿一个白洋布做的口袋，也就能装十多斤，进了人家门，不用开口，人家就知道了来意。那年月普遍穷，不会有宽余的粮食，但是救命要紧，没多有少，量力接济，最少的有给借过一碗小米，别小看一碗米，可以和非主粮陪伴坚持三四天，没有主粮，光吃其他植物，很快就会浮肿。有一年春天，我和二姐去胡家舅舅家借粮，头天晚上去，到第二天早上，二姐让我开口，我让二姐说。因为胡家舅舅不是亲舅舅，两个人谁都不敢开口，在院子里忸怩。其实，头一天晚上，舅舅就知道我们家一定是断顿了，和妗子已经商量好接济多少。

舅舅对我俩说："是不是断顿了？"

我和二姐争着点头。

舅舅叹了一口气说："先救急吧，都不宽余。"

我和二姐欢天喜地的背着舅舅给的十多斤粮食返回，至少半个月内是饿不死了。再过半个月，地里就长出苜蓿，树上就结出榆钱，槐花、柠条花就会漫山遍野，到那时，我和二姐就有了用武之地。为了不被饿死，母亲把陕北山上长的有可能变为食物的植物，几乎都试着吃过了。怕有的植物有毒，她先吃，吃过一天以后没有什么危险后果，全家人再吃。小时候不能得病，无论什么病，一病至少在炕上昏昏沉沉睡半个月。那时虽然小，但只要听到谁家的母亲直声哭喊，就知道这家的孩子病死了。饥饿的人营养差免疫力低，加上缺医少药，感冒、拉痢都会死人，得病不死全凭命拽。我的母亲领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前行的力量就是身后紧跟的死神。

　　吃是大问题，穿也是大问题。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全是手工缝制，冬换棉夏换单，光是衣服鞋袜一家六口人一个人常年做都忙不过来。母亲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农活做饭洗锅，手里总有针线活，不是织毛袜就是纳鞋底。冬天的晚上，煤油灯下，一夜一夜的熬。积劳成疾，母亲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咳嗽一声接着一声，煤油灯下熬夜做鞋缝衣却不能停息，常常是鸡叫了，才和衣而卧。睡梦中会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睡过去，再醒来，母亲还在边咳边做。有时，是一边唏嘘哭泣，一边做针线活，先抬起衣袖擦眼泪，再把针扎进鞋底。她没有停下来痛哭的时间，也没有停下来生病的时间。村里的婶子、大娘也知道母亲的艰难，尽可能地帮她做针线活。懂得母亲缝衣做鞋的不易，我们弟兄几个从春天地不凉开始，一直到秋天天凉之前都打赤脚，不穿鞋。哥哥、姐姐长个了，衣服短了不能穿，拆改拆改我和弟弟穿。棉衣挖去棉花就是冬春换季的夹袄，夏天大多数时间只穿半裤半褂。

高念文村全貌

母亲生活了三十年的家

　　住的家是爷爷土改时分的一孔土窑洞，传说是我们村立祖高念文挖的。我考证我们村至少在明朝成化年（1464-1487）有了人生存的记载，由此说来，我们家的土窑洞有至少五百年的历史。这个有五百岁的老窑，深不过五米，宽不过三米，高不过二米五，使用面积也就是十五平米。一半是炕，一半是地，地上四分之一的地方是锅台。不到六平米的炕上大小睡六口人，大姐回来或者亲戚来了，我和二哥就要到别人家或是奶奶家借宿。这一孔老旧的土窑洞庇佑了寡母幼子一家六口人，也容纳见证了母亲所有的苦难。

物质上的压力是有形的，对离婚鄙视的固有观念，对"当权派"被打倒的幸灾乐祸，茶余饭后的风言风语，都是弥漫在这个破碎的、风雨飘摇的家庭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别的不说，秋天每次分粮食，打谷场上总会听到人家骂骂咧咧。母亲总担心生产队的会计会有意给我们家少算，每次分粮，母亲总是先把自家能分多少心算出来，现在想想真是一个奇迹。那时生产队分粮，先是用木斗盘出总量，再按人七劳三计算。比如要分的粮食正好是一百斗，按人分的七十斗除以生产队的总人数，再乘以家庭人口，是按人分的数。按劳动工分分的三十斗既要知道当时劳力的总工分数，又要算出每一分分多少，再乘每家的工分，才能算出按工分的数，人口数加工分数才是某一家人的总数。整个运算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全都得用上，会计用算盘噼里啪啦打几个小时才能算出来。母亲只要知道了总数，一会儿就知道我们家能分多少。有几次，会计算的和母亲不一致，母亲让重算，果然是会计错了，为此会计和我们家结了仇。

孩子多自然会惹事多，尤其是我，是村里有名的调皮鬼孩子王，下河捉蝌蚪，上山追兔子，吵嘴打架，无所不极。母亲是一个爱面子的人，特别怕别人骂"有人养，没人教"这句话，对我们兄弟姊妹管教十分严。

一个夏日的晌午，趁大人们午休，我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窑脑畔掏麻雀窝，小伙伴扯着我的双腿，我的半个身子在上，半个身子探下去，用一根圪针条掏。麻雀窝里鸟蛋或者是幼仔，蛇都喜欢吃，有时鸟窝里会有蛇，不能伸进手掏。陕北窑洞为了防水，在离顶一尺的地方都安装石板房檐，也是一尺多宽。房檐都是沙石板做的，年长日久，分化严重，极其脆弱，搞不好会连人带石板檐一起掉下去。我把圪针条伸进麻雀窝，里边的麻雀幼仔吱吱乱叫，头顶上老麻雀飞来飞去，拼命嘶叫，恨不得扑在我的头上撕啄。圪针条前端有刺，麻雀窝是老麻雀衔乱麻、布条、鸡毛垫成，伸进去一转就拉了出来，正准备伸手抓窝里的四只雀儿，忽然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怒目圆睁，手里提着一根柳条。手一哆嗦，雀窝掉在了院子里，四只还未长出羽毛的幼雀，一边吱吱乱叫一边挣扎，老麻雀围着幼崽，拃着翅膀尖叫。"小林，下来！"母亲叫我小名的腔调都变了，声音不高，却怒气十足。我在窑顶，母亲在院子里，逃走很容易，但我没有这样做，村子里有好多人看着，我不能让母亲没有面子。尽管磨磨蹭蹭，我还是下到院子，还未站稳，屁股上就是一顿乱抽。我还没哭，母亲先哭了，她拉我走到掉下来的麻雀窝边，那几只小雀儿奄奄一息，母麻雀围着自己快要死去的孩子一边转圈一边嘶叫，并不怕人。母亲指着地上嘶叫的母麻雀说："妈妈就是这只母麻雀！"话未说完，泣不成声。尽管懵懂，我还是恍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想起我们这个家，想起母亲为儿女所做的一切，心如圪针条在掏。从此，我再没有做过一次戕害小生灵的事。

　　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回到村里避难，领着他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凌晨，我被叭叭的枪声惊醒，村子里人声吵杂，脚步纷乱。

几个挎枪的人走进我家院子，其中一个问正在喂猪的母亲："你是高XX离婚的老婆？"

母亲很镇定地回答："是了。"

"我们调查了，高XX回到你们村里了，你见没见？"

"离婚了，人家回没回，我不知道。"

其实，父亲就在院子东边的奶奶的窑洞里，只要母亲使一个眼色，来人去东边的窑洞就能逮个正着。那些年，老家花石崖墙壁上、电线杆上到处写着"活捉高郄钞"的标语，高、郄、钞是保皇派组织"农代会"的头头，高就是我父亲。这次来的是神木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工机"，"农代会"的死对头。乡亲们说我父亲要是被"红工机"抓回去，必死无疑。因为母亲的掩护免于一劫的父亲，从此格外小心，每天换一家，有时就到二十里外马家湾姑姑家躲几天。解放前干地下党的经验，与红卫兵捉迷藏全用上了。父亲在村子里断断续续隐蔽了一个多月，这是我们父子一场，最长的相处。这个被世人唾骂的人，我的母亲从来不骂，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

六十年代末，文革武斗结束，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们开始上学，二姐也要去上学。二姐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已经成了母亲的硬帮手，砍柴割草挖野菜，做饭洗锅看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里里外外一把手。之前在村里二姐断断续续念到四年级，这次复课读五年级，就要到离村十里外的任念功村。这样，干活为主捎带读书就翻过来了，成了读书为主，早出晚归。念了有三个多月，家里乱了套，母亲决定让二姐辍学。偏偏二姐酷爱读书，在村里边干活边读书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去任念功一个班有四五十人，依然是班里的拔尖生。二姐头脑聪明，记忆好，手脚利索，还天生一副好嗓子。不让她读书，简直是晴天霹雳，根本无法接受，每天早上起来拿两个冷窝头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为念不念书，母女俩成了仇人，一个骂，一个哭。母亲原本是极其支持我们念书的，一来她当过干部的家属，在县城生活过十多年，比农民有见识。二来自己因为没文化吃了大亏，所以骨子里认为读书才能有出息，才能改变命运。村里的每一位小学老师，无论男女，母亲都和人家是好朋友，夏天到了，隔三差五的给老师送个瓜呀菜呀，偶尔吃顿好的，还打发我端一碗给老师送去。在母亲的直觉中，自己的孩子要学习好，得靠老师。无奈，她拉扯的这个六口之家，生存第一，她得统筹安排，就像指挥一场生死战役，谁打冲锋，谁断后，牺牲谁，保住谁，指挥员必须做痛苦的抉择。不是供不起二哥、二姐念书，那时候念书不花钱。关键是他们念书了，家里的活没人干了。二哥十二岁就跟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二姐既要看弟弟，做饭洗锅，家里喂的猪和羊也得靠她。母女俩僵持了半年，二姐拗不过母亲，只好辍学。二姐不念书，同学老师都十分惋惜，校长马宝宁专程来我家说服母亲。母亲一边哭一边诉，马校长陪着掉眼泪，听完长叹一声走了。

后来，二姐说马校长给她出主意："去找你爸爸，他当官，总有办法"。

村里人也给二姐说："你大当官，你去找他，让他供你念书"。为了念书，十四岁的二姐毅然决定离家，只身一人去县城。

二姐脾气暴，性格烈，母亲知道挡不住，只是哭着对二姐说："你可想好了，娘后老子后。"

走的那天，母亲站在硷畔上望着二女儿离去的背影，默默地哭泣，腰背佝偻的母亲似乎一下子又矮了许多。二姐的身影在村头拐角的地方消失了，母亲瘫坐在硷畔上失声抽泣，空旷的硷畔上母亲瘦小的身影孤零零的，清晨的冷风吹着她稀疏零乱的头发。

七十年代初，神木县大办工业，大哥以回乡知青的身份被招进玻璃厂当了工人。大哥的婚事在母亲的心中成了头等大事，我们村子里老小光棍有二三十号，家里有光棍是最不光彩的事，可以说，那年月除了成分，就是用家里有无光棍区别好坏人家。母亲内心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虽然我寡母领着一群幼子，是一个千难万难破碎的家庭，但儿成婚女出嫁，该干什么干什么，绝不能让人瞧不起。自从大哥二十岁出头，母亲就放出风要给大儿娶婆姨，四处托人，到处查访。大哥当了工人，身价倍增，主动上门给说合的隔三差五。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还在学校的院子里玩，听大一点的同学叫喊："快看，援朝看婆姨回来了！"

　　打扮的齐整光鲜的大哥略显羞涩地跟在三爷爷的身后，三爷爷更是喜上眉梢，不等人家问就一连声说："成了成了，高兴庄XXX家女子！"

听到好消息，母亲喜得合不拢嘴，赶紧给媒人三爷爷做白面吃。

"彩礼多少？"母亲终于憋不住问最关键的问题。

"360块，三身衣裳。"三爷爷答。

"不贵，不贵"母亲高声说。

"老子死的早，哥哥做主，看利重，说不倒。"三爷爷似乎有点歉意。

"只要人好，我们援朝看上，其他的都在后。"

话是这样说，钱从何来？说定这件婚事，母亲不要说三百六十块，恐怕连三块六都没有。大哥是当了工人，可还在学徒期，一个月十八块，连自己的吃穿都不够。从此，大哥未婚妻的哥哥续生每月来家一次要彩礼，每次凑十块钱都要东挪西借。只要瞭见那个名叫续生的人从前村的圪洞里下来，一家人就开始犯愁。有一次，续生看中我家炕上铺的地毯，提出用地毯顶账。地毯是父母没有离婚前在县城居住时置办的。神木地毯是传统手工制作的精品，纯羊毛，做工精细，式样考究，色彩艳丽。我家的地毯图案是一只五彩缤纷的凤凰，因为炕上铺这块地毯，破烂的土窑洞有了一抹贵气，陌生人走进这个一贫如洗的家，看见这块地毯，会顿时觉得这家人与众不同。我曾经不止一次领小朋友到我家，兴奋而小心翼翼地拉开苫布向他们炫耀地毯。对于母亲，地毯更是记录了她曾经有过的荣耀，也是他当官的前夫留下的唯一纪念物。平时，地毯铺在前炕，母亲既不允许我们在上边玩，更不允许我们在上边睡。只有大姐回来，或者外爷来了，才有资格睡在地毯上。就是这样一件家里唯一贵重的仿佛家庭成员一样的"摆设"，某一天不见了，我和二哥、二姐都知道地毯去了哪里，但都不说，各自在心里痛，母亲是最痛的那个人。

地毯三百块买的，只抵顶了一百二十块，剩下的用什么抵顶？外婆知道自己的女儿过不了这个坎，要拿出自己的"体己钱"给母亲救急，但母亲坚决拒绝。

　　母亲生于1929年，三岁那年，家里先是被土匪抢劫，后遭水灾，原本富裕的家庭匪连祸接，顷刻溃败。遭水灾时，外婆为了抢救财物，冷水里泡了几个小时，落下妇科病，不能再生育，为了延续李家的香火，外婆外爷协商离婚。母亲被外婆领着再嫁到了胡家。胡家也是当时村里的富户，常年雇着长工，农忙时还加雇短工。母亲十四岁时，嫁给了在胡家外爷打短工的父亲，因为外婆看父亲能吃苦、身体好、有头脑。爷爷带着父亲给胡家外爷打短工，财主家主动要把女儿嫁给穷人，真是天上掉馅饼。母亲结婚时，外婆不仅没有要彩礼，还另借给爷爷一石谷米办亲事，时间是一九四三年。世事变化远远超出当事人的想象，结婚借的一石米未还，结婚的人离婚了，借米的爷爷在儿子离婚的第二年连气带病也去世了。母亲突遭婚变，胡家外爷可一直记着这笔账，文革时，父亲回花石崖老家拉起"农代会"，胡家外爷去要账，父亲连自己喝一碗米汤都有上顿没下顿，拿什么还他一石米。七十年代末，父亲当了米脂县委书记，胡家外爷寻到米脂县委，提出坐一下"县太爷"的小卧车顶账。父亲只好派小车拉着胡家外爷围着米脂县城转了十几圈，直到把胡家外爷转晕才罢。胡家外爷心满意足的回到胡家塔，逢人便夸小卧车的好。所谓小卧车，就是帆布篷北京小吉普212，现在已经淘汰了。

母亲一定是想自己结婚借的一石谷米还未还，自己的儿子结婚又向娘家借，况且外婆也是年老多病，也该留点体己钱救急。然而，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实在是没有来处，原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给不了彩礼娶不回媳妇，亲戚朋友到了媳妇不到那可出了大丑。母亲只好派二姐背了一个破书包，悄悄背回一百块大洋。文革时，银元不仅不能流通，发现了一律没收。所以，顶彩礼账一块银元只顶了一元人民币。

七凑八凑，地上加地下，总算还清了彩礼。第二年初夏，母亲为大哥举办了婚礼，尽管婚礼简朴寒碜，但该有的程序礼仪应有尽有。母亲像指挥一场战役的将军，神情严肃，言语短促，大事小事都来请示她，由她说了算。那一天，我忽然觉得母亲好厉害、好高大！这场付出母亲极大代价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就失败了。儿子想为苦难中的母亲找一个帮手，母亲要为破碎的家庭竖起一杆精神的旗帜，母子都偏离了婚姻的轨道，互爱变成互害。

对母亲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外婆的离世。我的印象，外婆一直肚子不好，可是从没有听母亲说起外婆有致命的疾病。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天，母亲还在地里劳动，忽然，胡家塔来了一个叫胡润怀的人来叫母亲，说外婆病重。紧赶慢赶，见到外婆，已经咽气了。听舅舅说，当天早上外婆就不好了，还是外婆让快去叫我母亲。一直临近中午，外婆一遍遍睁开眼睛向女儿来的方向望，终于没有等到这个最最放心不下的女儿，一步三回头，走向另一个世界。

胡家塔村由胡、李、张三姓组成，三姓即三个家族。历史渊源，加上现实利益，三姓家族既有内部矛盾，又有外部冲突。外婆在三姓中都享有极高的威信，说大事，了小事，既调解村里大的矛盾，也解决家庭内部小的纠纷。听胡家塔的人说，外婆虽说是女流之辈，但"牙钩"有力，话说在点上，人不得不服。对于我的母亲，外婆就是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她活下去的力量。现在外婆走了，母亲的天塌了，地陷了！只要跪在外婆的灵前，一声哭出去，母亲就昏倒在地，如是十多次。母亲的悔恨除了和天下的女儿一样，还有她独有的悔恨，外婆知道母亲这个家的千难万难，有病也不告诉母亲，把体己钱给了母亲，有病也不去医院。母亲认为外婆是因为她，又急又气又担心才得病早早的去世了。胡、李两家的舅舅们坚决不让母亲再哭，派了人日夜照顾，生怕母亲也出了意外。

　　我小时候到山上砍柴挖菜，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山坳里有女人在哭诉，当我学了"如泣如诉"这个词，耳畔就想起老家山野上飘荡的那一声声哭诉。这些哭诉的女人有的是因为父母亡故，有的是因为孩子早夭，有的是因为挨了丈夫的打、公婆的虐待，有的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难苦累，总之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就找一个没人的山坳，放声痛哭一场，把痛苦委屈说给山，说给草，说给风。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声声的哭诉中，有一声一定是我母亲的。

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前排左起大姐、母亲、二姐

后排左起：大哥、二哥、我、弟弟

　　

人常说：苦尽甘来。母亲六个孩子，五入公门，二哥虽在农村，也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母亲八十年代初从农村搬到了县城，从此，再也不用为温饱发愁。可是，随着儿女一个个成家立业，母亲却成了孤独一人，一个个的长夜，只有一声声的咳嗽相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儿女们每一家但有难念的经，就去给母亲念，尤其是媳妇们一有委屈就找母亲。她们哪里知道，母亲满腹都是委屈，去向谁诉？母亲坚持不让雇保姆，儿女前脚雇，她后脚辞，如是再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实在不能自理，才和二姐住在一起。病痛再厉害，从不告诉儿女，每次住院几乎都是半强制。母亲晚年最大的荣耀就是向人夸赞她的儿女、孙子、外孙如何了得。从母亲身上，我体会到儿女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是：做一个她眼中有出息的人。在我求学的历程，曾经遇到过许多优秀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仔细想来母亲才是影响我最最深刻的老师。

母亲七十岁生日摄

　　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不足八十斤，瘦弱多病。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一座山，一座生命的靠山。与命运顽强抗争，我不是在书本里学的，是在与母亲相依为命中体验的。一个没文化没职业的女人被抛弃算得上不幸，而一个没文化没职业的女人连同她的六个孩子一起被抛弃，不知道有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命运。而这个悲剧上演的时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年分。除了大姐刚刚出嫁，剩下的五个孩子，长不足弱冠，幼尚在襁褓。不是母亲拼死维持，五个孩子的人生结局真是难以想象。我已年届知天命，回顾自己的人生，对比母亲的一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瘦弱多病、目不识丁、孤立无援的农村女人创造了倾巢之下有完卵的奇迹？

只要一息尚存，面临绝境不绝望。三十六岁遭离异，被抛弃，应该绝望；五个孩子嗷嗷待哺，缺吃少穿应该绝望；无米下锅，断炊再三，应该绝望；缺医少药，孩子在炕头奄奄一息，应该绝望；明知孩子读书有前途，被迫辍学，母女反目，应该绝望；亲人突然离世，应该绝望……只要母亲绝望，五个孩子就没有一点希望。

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永远真诚善良的心。母亲一生最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她总在帮助别人。村子里经常有小孩子生病，母亲有养育六个孩子的经验，脑子里记着无数的小偏方，谁家孩子有病，只要人家求到门上，不管忙闲，不管迟早，母亲有求必应，治不了病，也陪着人家心焦。别人家修窑打地基或者是此类需要人手的大事，不用人家来求，主动打发我们兄弟去帮忙。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说村里的人得了急病，要立马抬到公社医院去，病人家并没有叫我们家帮忙，但母亲催二哥赶快穿衣服，去抬病人。半夜走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来，人得救了，但主家只顾救人，抬人的连一口水都没喝。二哥当时也就十七八岁，颇有怨言。

母亲开导二哥："好人的名声和钱一样是慢慢攒的，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就成了好人。再说，谁都有马高镫低，保不住你哪天也有急事会求到别人。"

我和弟弟大学毕业，有了工作，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母亲爱帮人的秉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到找大夫看病找学校读书，大到安排工作提拔领导，捎带还有打官司，母亲有求必应，大包大揽。为了孝顺母亲，她答应的事我和弟弟不管能否做到首先应承，能够做到的尽力去办，更助长了母亲的"气焰"。"我三儿是内蒙的蒙长（有一段时间我曾当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旗的副旗长，母亲搞不懂）内蒙有什么事勤说。"这句话成了亲戚朋友中流传的笑话。

一九九八年全家福，母亲七十岁

　　母亲一生贫困，饱受物质贫乏之累，自己极为节俭，甚至说吝啬亦不为过，对别人却慷慨大度，只要有好东西好吃的，一定要和邻里分享。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左邻右舍送饭。尤其是我们兄妹工作以后，给母亲孝敬的糕点、香烟、茶酒、土特产等稀罕东西，有一半母亲会送给别人。一边送一边炫耀，这个是我女儿给的，那个是我儿子给的，要么是孙子外孙孝敬的。母亲去世后，清理她的遗物，居然有二万五千二百二十元的现金（生前特意安顿要给当年考大学的孙子宝卫五千元），怎么能从可计可数的生活费里节省下这样一大笔钱，至今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谜。

二00七年"五一"放假，我领妻子、女儿回到神木，车直接开到二姐家中，那里寄放着我日夜牵挂的母亲。两个月不见，母亲身体虚弱不堪，已经不能自己从床上坐起，看见我们一家人，尤其是我的女儿丫丫，她的眼神里依然闪现着慈爱。她要我赶紧把她搬回自己的家中，说："我不能死在你二姐的家。"我讲了许多应该去医院的理由，她坚持不去。我说的这句话打动了她："妈妈，我不是要救你的命，我只是想妈妈即使离开我们，身体也不要太痛苦。"为了成全儿女的孝心，母亲勉强答应去医院。

从车上抱下母亲，去四楼的病房，原准备上楼梯时换成背，可是怀里的母亲轻飘飘的，没有一个小孩子重，我就用抱小孩子的方式怀抱她上楼。听我喘息声重，母亲一个劲嘱咐我："歇歇，歇歇。"妈妈，我哪里是因为抱你累，心沉的我走不动啊！

听说母亲住院，亲人们都纷纷来医院探视，母亲的病房常常人满为患，爱热闹的母亲一下子精神状态特别好，机智、幽默、话多。我再一次见证了母亲惊人的记忆力，自己六个孩子，十四个孙子外孙出生年月日时辰全都烂熟于心，无一差错。孩子是母亲一生唯一的财富，她肯定像一个守财奴，闲来无事，就一遍遍盘点。

二零零一年春节全家福，母亲七十三岁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给母亲做临睡前清洁，先洗头，再洗手，后洗脚，母亲像一个孩子十分乖。我问母亲："妈妈，你怕不怕死？"我看母亲情绪好精神好，有意和她说这个忌讳的字眼。

"不怕，活的早够本了。"母亲痛快地说，母亲一生乡亲们称赞"好钢口"，直到最后时刻说话口齿清晰、干净利索。"不是为了你们兄妹几个，我早死了。尔今你们过的都好，我没有放心不下的。"

"妈妈，我老丈人常说，死是一条大路，人人都得走，迟早而已。你先去，后面我们会来找你。"我的岳父经常和母亲啦话，母亲心目中岳父是有文化的高人，他说得话一定没错。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一点要走的迹象，可是，第二天早上，二妗子给她喝稀粥，要给她喂，不让，自己端着碗喝，突然碗掉了，人就昏迷过去。

回到家中，母亲一直有呼吸，二哥从老家赶来，她还对二哥说："补朝，咱回家。"这是母亲留给儿女最后的遗言，等她的六个儿女到齐，才撒手人寰。母亲去世的样子十分安详，就像睡着一般，大姐、二姐一边哭一边给她换上寿衣，身体皮包骨头，但干干净净。

母亲七十五岁

　　小时候，最悲伤最刻骨的是想象母亲突然死了，哭到无声无泪，声断气绝。母亲真的走了，我却异常冷静，甚至为母亲的离去有一丝丝的庆幸：一个人的苦难终于到了尽头！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愈了，无法言说的忧伤无需再说，无尽的孤独成了永恒。

母亲克服千难万难供我读书，我成了一个会写字的人，用文字写下母亲，也是我唯一能够回报母亲的方式，可是我总是没有勇气触碰。母亲离开十年了，我的心债该还了。断断续续的写，哭了停，停了再写，许多细节不能细想，母亲在她人生苦难的历程中有过怎样的挣扎不敢联想，最后写下"为苦难而生的母亲"这个题目，每一笔，每一划，仿佛用刀在心上刻。

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母亲逝世十周年祭。

　　本文原载于《美文》2017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