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儿子 人民的好干部大宁人民公认的好书记——杨家洪 作者:冯庭健

李晓豫

 党的好儿子 人民的好干部

大宁人民公认的好书记——杨家洪

冯庭健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的这一千古名句，深刻地阐述了松柏气质的挺拔、倔强与威严，同时也揭示出甄别人生的伟大哲理。一个在政治圈拼搏奋斗多年的人，不在乎他在职弄权时的光环多少，而要看他离岗缷任之后群众对他的评论与说辞。杨家洪同志离开大宁县整整三十年了，但至今他的所言所行，点点滴滴的往事，仍在大宁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传颂着，他的业绩犹如一座丰碑，牢牢地树立在大宁人民的心目中。

  

一、他是一位尊重科学，注重调查研究，着眼现实，具有实干精神的领导者。

      

     1983年5月4日，一纸调令，将家洪同志由安泽调到大宁县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大宁是山西省一个典型的贫困山区县。全县财政收入不足50万元，粮食亩产量（大秋）不到400斤，群众的生活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缺粮、少钱两大难题，长期困扰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找寻原因，改变现状，掌握主动，他上任后，没按常规开什么见面会，只与五大班子领导开了一上午的接头交心会。第二天，便带领县委、政府领导班子部分成员，深入基层，实地察看大宁的川塬沟壑，山水地貌，特别是对地里庄稼的出苗情况，看得十分认真。他边看边思索，大宁气候温和，光照充足，自然条件优于安泽，然而，为什么粮食产量却大大低于安泽？目前地里出土的玉茭苗为啥这样稀？带着这些问题，他走村串户，与老农座谈，听取公社干部的汇报。从中发现，大宁不少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思想十分守旧，种田不讲科学方法。传统粗放的耕作，加上品种老化，又缺乏对土地的投入，是制约大宁农业发展，粮食产量不高的症结所在。    

     当时，春播已经结束。他跑了两天，从中看到很多问题，觉得不敢再延误时间了。从割麦、曲峨公社回来的当天晚上，就与副县长曹国亮、商业局长李文生，一块熬了一个通宵，次日稍事休息，又继续工作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3时多，写了一篇较长的讲话稿。5月9日下午4时，召开了三个多小时的、全县的电话广播大会。因为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未见面就开电话广播会，干部群众听说后，都到喇叭下面和电话房里，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些什么。他除作了自我介绍表态外，主要讲了下去看到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必须立即采取的措施。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改变春播中落后的传统耕作现状。紧接着，又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县、社干部，分片包干，立即下到各社、各村，组织发动群众，认真进行查苗、补苗。采取移苗、留双株、补插高粱等补救办法，并要求加大追施硝铵、磷肥等措施，加强小麦和秋田管理。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指导生产，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趁地区广播局长、他的同班老同学任广文，前来大宁指导工作之机，共同商定，帮助大宁提前实现全县广播“两化”。在地区广播局大力支持，县广播站积极努力，县、社、村干部群众踊跃参加下，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县村村、户户就通了广播。老百姓不仅每天都能听到中央的声音，丰富了文化生活，更可直接听取县、社两级，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意见，更好地搞好农田管理。当年下来，全县的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最低年，恢复到了历史最高年。    

     1984年，为彻底扭转大宁老传统的耕作方法，他先后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一是从外地聘请农业专家，对大宁的土壤进行了分片抽样化验，从而得出：“大宁的整个田地是缺磷、少氮、钾够用”的结论。先后邀请安泽县的农工部长王修印、农业局长李太海，分别来县举办了县、社、村干部参加的科学种田培训班，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传授讲解了安泽县“优种、密植、加化肥”的成功经验，促使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科学意识大增强，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科学种田的积极性。

     二是调整、充实加强农村农业科技干部队伍。长期的实践使他得知，群众思想要解放，首先是干部队伍的思想要解放。为解决这一问题，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了解，同年3月，县委对有关部、局及公社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将58名爱农、懂农、具有实干精神的干部，调整、充实到涉农部门及公社第一线。从而带动促使了农民思想的大解放，大提高。在此之前，县委政府就号召县社队各级干部，组织群众通过沤肥、拆打破房旧炕、广积农家肥，并让供销、商业部门，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备足了各种化肥。帮助农民提前办理贷款，把氮、磷肥料，运送到各社、各村老百姓的家里，加大了当年对土地的投入。    

     1984年刚过春节，县上就召开了有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县社村队四级干部和部分老农代表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以“誓夺全年农业更大丰收”为主题，进行了大发动，总动员。会后，县委、政府领导，全部下到各社队，抓点带面，打响了春耕生产这一硬仗。家洪同志亲自承包了西山地区最大的、号称万亩塬的太德公社。他带上农业技术员，扛上铺盖行李，深入到该公社蹲点抓面，推广“优种、密植、加化肥”的经验。他在龙吉村雷大爷家吃饭时，坐在炕头上，用人间爷爷、孙孙四世同堂好，但地里的庄稼苗子可不

能搞“四世同堂”的事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了耧播玉米的好处。他在扶义大队，抓了种粮大户候还林187亩地的玉米播种工作。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与老侯家一块制定生产计划；拿上尺子量行距，定株距；挂上粪圪捞抓肥，扶犁开沟，站在耙耱上干活，指导春耕生产。同老侯及家人一起，在地头吃咸菜，啃窝窝头。群众赞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真抓实干的县委书记！” 年终，候还林一家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2万多斤，总收入3万多元，成为全县粮食生产的“状元户”。省电视台专程到大宁扶义村，拍摄了新闻片，《临汾日报》《山西日报》皆刊发了专题报道。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在历史最高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达到7000多万斤。增产幅度获得全区之冠。11月23日《临汾日报》对大宁农业总产值翻番情况，作了专题报道。那一年，村村、户户，场里、家里，到处堆的都是粮食。从此，大宁人民越过了温饱线，农民朋友夸耀说：“书记带来的种田经，解决了我们吃饭的大问题。”    

     家洪同志深受群众称颂的第二件大事，是大宁县城的扩街修建。当时，大宁县城街道狭窄，交通拥挤，晴天遇风尘土飞扬，雨天淤泥满街。每逢集市，客商云集，行人阻塞，常常引发争抢地盘吵闹事件。学生放学后，也不能按时回家。家洪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决心要扩建县城街道，以适应人民生活和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1983年7月初，为谋求扩街之事，他带领副县长曹国亮、财政局长贺玉明等人，到省城找到白清才副省长，向交通厅要回了29万元的县城建桥补助款。当时，上级有令，暂停一切基本建设。他征得地委主要领导的支持，经县委常委、县长联席会议研究后，召集有关单位，商讨扩街事宜。为避免搞“基本建设”的说法，会议拟定此次拆建的名称是：“义务维修街道”。拆迁方案定妥后，由副县长曹国亮、城建局长刘国士、郭东升等同志，组成拆迁维修领导组，统一指挥实施。拆迁过程中，按照方案和有关规定，公房不赔赏，自拆自建，红线打到那里，拆到那里；私房按规定给予适当赔偿。拆迁中碰到“钉子户、难缠户”，家洪书记亲自登门，说好话，讲利害，使大家服从大局，支持街道扩建。 有一天，他带领县委、政府机关干部，下河滩挖铺街的石子。突然被上游下来的洪水，把他们阻隔在河对面的沙滩上。午饭时，机关后勤的同志，从城里找来几个“大力士”，隔河扔了一些饼子让大家先充饥。然后几个人挑着担、抬着水，绕到县城对面的翠微山上，再下到河滩里将饭送到现场。当时送饭的情景，就像西游记里的沙和尚、猪八戒一样，吸引了不少群众观看。在拆迁中，有一天从公房商铺地下，挖出了50个大元宝，市民们高兴地说 ：“这个县委书记真有福气 ！”

     当时，大宁县城的街道，是209国道在西山的唯一通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及时清运挖下水道堆在街上的积土，那年农历八月十五，他带领县四大班子成员，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调用几十辆汽车和大小拖拉机，分段包干，整整奋战了一夜，直到凌晨5点才将两三米高的一街积土全部运完。天明后，一场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一上午。说也真巧，就在当天下午，有省领导带领的车队，从吉县方向经过大宁县城，一溜烟畅通无阻地回了省城。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条宽23米，长两公里的大街，展现在全县人民的面前。街道两旁，路灯高竖，夜如白昼，路边石整齐划一，人行道全用水泥砖铺就。第二年春天，又栽植了一把多粗的国槐和各种名贵花草，极大地提升了县城的品位。当年秋后县城逢会，成万人进城观看新街道，还吸引来了永和、蒲县的主要领导前来参观学习。来年正月十五闹红火，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组织的威风锣鼓、民间唢呐、高跷队、跑旱船等文艺队伍，在大街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全县有一半多人，进城看热闹，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全县人民和外来客商，高度赞誉大宁县城的新面貌、新街道。至今，人们行走在大街上，每每谈起此事，都会齐声称赞：这是杨家洪书记为大宁人民办的一件得民心，合民意的好事。

 

二、他是一位勇于开拓，勤奋工作，心系民众的好书记。

      

     家洪同志在大宁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和他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都觉得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生活、工作快节奏的人。他白天下乡、开会，忙于工作，晚上接待来访，批阅文件，常常忙到深夜。当全县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进而又在思索，如何使大宁的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手里有钱花。当时，社会上喊得最响亮的提法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根据这一理念，他悟出，在农村单靠种田、打粮，老百姓很难致富，必须改变这种单一种植的模式。大宁农村有一谚语：“一亩棉，十亩田;一亩瓜,十亩花。”于是，他想到大宁气候独特，昼夜温差大，何尝不在农村大力倡导种西瓜、增加农民收入呢？于是，他便找到农业技术员刘立权，让他指导农民种植西瓜，增加收入。立权同志不负厚望，先后在花崖、麻束等村，培植了“西瓜大王”马良子等专业户，从此大宁的西瓜誉满晋南和吕梁，以个大，皮薄、甜度大

而占领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当时有人搬来一个52斤重的大西瓜，让他品尝。杨书记为宣传扩大大宁西瓜的知名度，将此瓜拉到蒲县，与在那里当县委书记的李俊等10多位同志共享共尝。那年7月27日，《临汾日报》专版报道了《大宁瓜香溢平阳》的文章。    

     次年，他让副县长柴书金、技术员张大亮等同志，去山东和省果研所，调回30多万株红富士苹果苗，亲自组织水利、电业局拉电、引水，带领县直农口一百多人，奋战3天，在209国道旁，三多乡川庄村义亭河西边的台地上，创建了一座3000株优质红富士苹果的示范园。并让县果树站，在芍药、木岩、东木、杨家坪等村和各乡镇搞示范园，栽植苹果树，发展经济林。他聘请山东烟台果树所的专家和招远县的技术员，来大宁举办培训班，指导果园管理；亲自带领大家去省农科院果研所参观学习；县上还拿钱选送8名热心果业的知识青年，去省里跟班学习专家们的栽培嫁接技术。直到现在，当年栽植的苹果树，仍在为大宁人民创造财富。    

     为增加县财政收入，他赴北京，奔西安，下江南，多方求助，寻找项目，筹措资金；为扩大煤矿生产，救活水泥厂、味精厂、机械厂作了大量工作，使大宁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幅度，连续6年在全区排名第一。特别是在筹建大宁化工厂上，他先后几年，多次下临汾，赴省城，跑北京，找王庭栋主任、王森浩省长、省计委处长主任，并让县长、人大主任等同志，多次去北京兵器工业部，跑这个脱贫项目。终于在1987年6月正式立项，次年5月22日破土动工，到1990年12月22日投产，建成一座年产值达2012万元，上缴利润383万元的龙头企业，为大宁的财政收入注入了新的活力。其间，不言而喻，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为把大宁建成花果林牧县，按照胡耀邦总书记来大宁视察时的指示，他与省林业专家合作，创建了治坡保土兴林致富的新模式“隔坡水平沟”工程，并向胡总书记写了专题报告。引起中央、省、地和黄河中游局领导的高度重视。1986年3月31日的《山西日报》头版，以“坡耕地退耕还林的有效途径是什么?大宁县的‘隔坡水平沟’是一大创举”为题，作了报道，3月7日至14日，农牧渔业部、林业部遵照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派出4名专家组成的考察组，专程对大宁县“隔坡水平沟”建设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一再表示肯定和赞赏。专家们指出：“隔坡水平沟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山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是致富与退耕之间的一座桥梁，是科学的，可行的。从水保、促农、促林、促牧的协调上，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提不出比‘隔坡水平沟’更好的办法。”此项目先后获得了林业部和省科委的多项科技进步奖。1986年9月26日，联邦德国哥庭根大学国土整治学教授、森林文学教授贝列克和林字于教授，对大宁县的“隔坡水平沟”工程进行了参观，高度称赞此项作法是一个奇迹。这项工程也为黄河中游地区的治理，以及后来大宁山川绿化、生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洪同志不但在工作上勇于开拓，务实创新，而且在心目中，时时刻刻将人民群众的疾苦得失挂在心间。1984年6月10日深夜11时许，由于连降暴雨，县城北坡桥沟居民谢春元和苗凤隆两家的土窑洞发生严重滑坡。谢家5个孩子被塌方推向深沟，一个当场命绝；苗家一家6口人全被塌方掩埋，情况万分紧急。家洪书记得知这一讯息后，立即拿上手电筒，带上公务员贺建生，奔赴现场，查看险情，组织抢救。他让县长解学兵守在机关电话机旁，通知人武部、县中队和各单位，火速喊人前去救援。县委、政府一声号令，当晚200余人赶赴现场，冒着连续塌方的危险，参加抢险救灾。因为现场峡窄，人多了不仅施展不开，上面裂开口子的土方，随时都有塌下来造成更多人伤亡的危险。家洪书记不顾自身安危，拿着手电筒，站在塌方的最上面，一面监察着不断掉土的崖顶，一面指挥大家挖土。他将20个人编为一组，每十分钟轮换一次。开始人们还有些害怕，不敢到去中心地段去挖。此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你们往上看，县委杨书记还在那里，咱们的命算什么？”一句喊声，同志们深受鼓舞，战斗力倍增。凌晨3点多，还未挖到窑面硬土的地方，大家也累了，不少人说，“窑里不可能有活人了”。但家洪书记一直不放弃，鼓励大家继续挖下去。到凌晨5点多，才在苗家院的平房里，挖出了苗凤隆夫妻4口人的遗体，大家分析，两个儿子可能在大窑里，还有活着的希望。清晨前来救援的队伍又不断增加，上午9点多，不仅挖出了窑面，而且听到了窑内有微弱的呼吸声。这个讯息极大地增加了救援者的信心。很快在窑面处挖开了一个小洞，一个叫猴儿子（张德恩）的临时工，钻了进去，把苗家两个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儿子抱着递了出来。在家洪书记的带领下，经全体参加抢险救灾人们的共同努力，经过11个小时的连续战斗，成功地救活了一个11岁、一个14岁的男孩。那天正值县城逢集，从农村来的乡亲们，数千人应讯赶到桥沟对面的大路上，急切地观望，打听救援情况。特别看到对面救援现场抬出来两个孩子，高兴地大声议论道：“这个县委书记真好，靠得住

！”

     1985年8月12日12时许，天气骤变，昕水河上游的洪水咆哮而下，将3名正在古乡河滩练习投弹的武警战士，困在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洪水越来越猛，险情越来越大，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家中吃饭的家洪书记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附近配件厂的工人及公、检、法干警，携带长杆、绳索和救生圈，挑选3名水性好的青壮年下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成功地将段清堂、安金成、张国亮3名武警战士救回彼岸。    

     还是那年夏天，一天下午，雷雨大风把南川几个村，将要抽穗的玉米，全部刮倒在地里。家洪书记当即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感到如不及时把倒在泥水中的玉米扶起来，这一川的好庄稼将会绝收。他驱车回到县城，顾不上回家吃饭，直奔县广播站，连夜召开了广播动员会，组织带领县直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分兵包干，任务到村、到人，采用扶、绑、撑等办法，大干苦干了整整一天一夜，让刮倒在地的玉米全部竖立了起来。并要求增施追肥，加强管理。秋后，南川各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一次次，一件件鲜活的事实说明：哪里有灾情，哪里有困难，家洪书记便在哪里出现，大家称赞他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三、他是一位热心助人，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家洪同志在大宁工作的日日夜夜里，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想的是工作，嘴上谈的还是工作。他白天很少休息，晚上阅文件、记日记。每天都要将当天的要事、感悟及进行的工作总结记录在案。大家称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他乐于助人，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天大的事，他曾多次爬山到史家坪村王七成家，帮他制定生产计划，治穷致富。他亲自给农行行长李祥写信，帮二郎山下的老农李太峰贷款买牛，引进兰州大杏苗建果园。帮离休干部李振国，提前办理离休手续，回村建设花果山。事后曾几次渡河爬山，到李家垛村的大南沟，看望李振国，并同他一起在山上吃干粮，谈打算，搞规划，栽植花椒树。家洪同志调离大宁后，花椒树挂了果，李振国摘了一包鲜红的大花椒，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寄到临汾地区土地局送给他，以示汇报感谢。    

     家洪同志在大宁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家中曾发生过人生常会遇到的几件大事：第一件，是他的二儿子国杰娶媳妇，按常理应该将儿子的婚礼办得热闹一点，但他却悄无声息地把在北京学习的儿子与在临汾工作的儿媳，接回大宁，在小会议室请李文生副县长主持，念了一下结婚证，简单地举行了个仪式，之后宣布：带长字的同志，请一律各回各家吃饭。那天，他只办了两桌家宴，留身边的公务员、司机和秘书等人作陪，吃了一顿饭，就算了事。    

     第二件，是他本人因经常下乡，工作繁忙，致使痔疮病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没有到外地治疗，而是选择了县城个体医生房临生开的一个小诊所里做的手术。治病期间，只有老伴杨风仙在身旁护理，工作由通讯员与秘书上传下达。他与老伴商定，住院的消息不要外传，若有人来探视，凡拎包者一律免进。据当时的公务员贺建生讲，有位公司经理前来看他，寒暄之后，趁其老伴不在，将东西放在床下就走。家洪书记随即叫他追了100多米，将东西退还给了本人。他对来病房看望的几位部长说：“我住几天院，出院时带着一大堆食品出院，是何影响？这个风在我这里一定要刹住。希望你们出去，每人讲给10个人听，书记住院绝不收礼！”从此以后，凡有探视者，都不带东西，只是简单的谈谈工作，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足矣！    

     第三件，是他的女儿结婚，没告诉县上的任何人，也没发一份请柬，悄悄地回到襄汾老家嫁了女儿。办事当天，在自家门外墙上贴了“谢绝送礼”四个大字，本家叔叔和邻里乡亲们前来祝贺的，只坐席，不纳礼。襄汾县、乡领导前来祝贺，他专门摆了两桌酒席，借机提出要求，给故乡—贾庄村批了按水管的资金2万元。事后，《山西日报》刊登了“书记回乡嫁女”的故事。    

     其四，他的大儿子杨刚杰，原在临汾动力厂工作。为支援大宁工业生产，被邀请到县集体企业五金厂担任厂长。由于工作出色，没有一年，二轻局就报到县上，准备批准他入党。家洪书记知道后，当即给县直党委书记张隰生写了一道手令：“杨刚杰刚来咱县时间不长，不能批他入党!”    

     其五，家洪书记在大宁工作的前几年，一直乘座一辆北京牌的212和省里退下来的“老上海”小车。随着时代的发展，出于工作需求，同志们通过大宁在京工作的干部，为他争取到一辆进口小轿车，但他却说，咱大宁这么穷，我不能屁股下面坐一栋楼。事后，将准备买车的8万元，给县人武部盖了一栋临街的四层小楼。时隔一年，上级给大宁下达了一辆进口车指标，大家与他商量此事，但又遭到他的拒绝。主管机关的同志，准备背着他将车接回。他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这位负责人。随后，经过多方通融，将车退掉，改换了一辆二手的“伏尔加”小轿车。此车与他相伴多年，直至他调离大宁。有关退车一事，《光明日报》第一版曾以《书记三下退车令》为题，报道了他三次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