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往事补记

老虎头

　　我的《寻根记叙——我的家族往事》文章上传后，得到朋友们的纷纷点赞，亲戚们也都分享到自己的圈子里，引起了大家阅读的兴趣。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们更是一一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线索，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更正。由此，给了我一个教育。做田野调查，只听一人之言也还是不够的，即使是某一个人的亲历，也还需要更多的佐证，才能成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信史。

现在，就将新得到的关于家族的那些往事补记于此，以享有兴趣的朋友们。

祖上的那些事

　 关于我的祖上，有如下的更正和补充:

我祖上家境并非如我之前所说，一直都是一贫如洗的。

祖上的家境原也不错，有自家的大船。在漕河里跑运输，专门给人运送药材棉花粮食等物。那应该是在我太祖爷爷时候的事。因为叔叔说的三代书香门第，是从高祖爷爷往下算的。

但我的太祖爷爷当年很不幸，破了产。如果太祖爷爷不曾破产，那我们家就应该世代都是财主，便不会是三代书香门第了。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那大约是在同治、不然就是在光绪早年，太祖爷爷家的船，在海里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翻了。天啊天，那可是一船的药材啊！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太祖爷爷在听到这个消息之时，肯定当场差点就背过气去。因为他知道，这一翻，我们李家就活鱼直接变咸鱼了。咸鱼还有可能再翻身吗？结果果然如此。货主为索赔告了官，太祖爷爷输了。太祖爷爷就这样破了产。

地主与农民，富人与穷人，似乎并没有隔着千里万里无法逾越，他们有时就在一夜之间。

我还可以想象得到，太祖爷爷为争取一个稍好一点的结果，是怎样的绞尽脑汁，恳求货主再给个缓和一点的活路。他肯定有过哀求，在哀求无效后，他一定还使用了拖延一类的伎俩，不然，货主也不会去告官。

应该是由这事而起，从高祖爷爷始，我们李家后人便转而去读书了。太祖爷爷知道自己已经没了翻身的可能，一定是想通过儿孙走科举入仕的路数，来中兴家业。书中自有黄金屋，尽管有点渺茫，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以后，便有我前文说的，曾祖父出外寻求功名遭挫的故事。到我爷爷的民国时段，家境已是最没落的时候。由此证明了，咸鱼决不可能再翻身。

爷爷有读书人的自持，不好意思做买卖。但迫于生计，有时又不得不为，这令爷爷非常非常的难堪。比如，他发了些豆芽想去集市上卖了，好换点钱，给家里的老小买上一斤两斤玉米面。可是，他又怕人看到自己去做生意。于是，他必须趁着天还没亮，偷偷的出村。

以后爷爷加入新四军，又跑了回来，那实在是放心不下家中的老母与妻儿。当时最小的叔叔只有几个月大，因为奶奶患乳癌，那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叔叔没有奶吃，最后也随奶奶去了。

爷爷讲，他若不回去，全家一家老小就都要饿死了。

上面这些，都是爷爷亲口对我姐姐说的。

看下面的照片，右侧的人是我的爷爷，左侧是谁，请叔叔辨认。他将眼睛贴在照片上，也没有认出来。看照片上两人的衣着，还都是民国时期的装束；脚上，爷爷穿着新布鞋，那人竟然皮鞋铮亮。两个人面无饥谨之色，尤其两人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的笑意。由此可以肯定，拍照时间肯定不会是民国，而是解放之初。因为在刮民党当道之时，它们从没有给过爷爷一天的温饱，给过他一天舒心的微笑。

新中国带给多数人民的，是一个有尊严也有温饱的好日子。我们就当那是我们家咸鱼翻身了吧。只不过同时翻身的咸鱼，有几亿之多。

关于我的父亲

和封克达的故事

　　父亲一开始在连队当兵，隶属八旅22团。以后被调到营部当通信员。当时营教导员为封克达，营长耍清川。

这两位营首长，年岁比父亲也大不了多少，待我父如兄长一般。尤其封克达，有空的时候，常常会教父亲认字学文化。他对父亲觉悟的提高影响很大。因此，在父亲的感情上，他对封克达更加亲近。

父亲只在营部待了不长的时间。因为黄克诚需要警卫员，封克达便将我父调派给了黄克诚。

这位封克达以后担任过39军后勤部政委，去了朝鲜。之后又任过39军副政委，西藏军区副政委，拉萨警备区政委。文革时，他担任西藏革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说起封克达与我父的关系也有是趣。我父亲与他失联好多年。在文革时期，从报纸上看到西藏革委会成立，名单中有革委会副主任封克达之名。父亲连忙写信去问，才知真是自己以前的领导。以后两人书信持续往来。

封克达以后离休，居住在成都军区干休所。九十年代初，我堂妹去成都出差，我父交给她信件和土特产带去拜访。

堂妹回来后对我父亲说，封克达老伴已逝。身边有一年轻保姆和一个几岁大的叫牦牛的孩子。她又不便问，只能猜测他们三人的关系。于是我父亲打去电话问封克达。封说，他找的后老伴就是保姆，那小孩是他和保姆生的儿子。听得我父哈哈大笑。

耍清川以后任过副师长、代师长、副军长、外长白山要塞司令等职，以后在大连离休。90年代初，我妹夫去大连出差，代我父前去探望过。

照片是我父在东北时和战友的合影，时间当在47到48年之间。他们头上戴的帽子，都是日本关东军的装备。

和黄克诚李富春的故事

这里先揭秘一段历史悬案。

45年9月，中央决定汇聚十万之众进军东北，可为什么不就近从河北山东调集，而非要舍近求远，从苏北调新四军三师出关？要知道，当时在山东河北有我党大量的部队，八路军的主力基本都在这两省。

按我的理解，主因实则来自于黄克诚。45年八月，日寇投降。九月，黄克诚即向中央发电，建议迅即抢占东北战略要地。他的报告和中央意图完全吻合。黄克诚身居苏北一隅，却有洞观全局的战略眼光，他看到了东北的重要性，更是敏锐地看到了日本投降后，东北出现的短暂军事政治真空期。

其实，就在黄克诚致电中央之前，中央也恰好正在筹划进兵东北。既然你黄克诚也想到了这件事，和中央不谋而合，而且你还兵强马壮，有七万之众，那何不就派你去呢？还少了思想动员的麻烦。

要知道，无论何朝何代，兵将久居一地，都会产生依恋的惰性，极不愿意重新去陌生之地开辟新区。现在三师的高层指挥员和中央想法一致，那事情就好办多了。所以中央直接调派三师出关，也就顺理成章。

三师在接到中央的命令电后，兵贵神速，根本未顾得上筹备给养，便争分夺秒地于月底上了路。大量的基层指挥员和战士们因为要远离家乡，多有情绪上的抵触，三师就采取边行军边做思想工作的办法加以解决。

黄克诚还有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他敢于违反中央要求，并没有命令自己的部队空手进入东北。当时中央接到从河北先期进入东北的小部八路军来电，说东北有关东军遗留下的大量装备，足可以装备二十万人。中央得信之后大悦，要求进东北的部队把装备留下，一律空手进军。黄克诚感觉不妥，为防万一，他坚持三师带装备进军。

果不其然，大量部队一进入东北，就遇到了抢先到达的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军，而关东军的装备都在苏军手里，不肯给我们。这导致我军在进入东北的初期，处境十分被动，仗根本没法打。许多部队一遇敌军，只好退却避战。这时的三师就顶了上去，成为了林彪手里唯一可以依赖的部队，这也是促成三师的部队日后都成为了四野主力的重要原因。比如三师梁兴初的独立旅，就是四野主力中的王牌。以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的38军更是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

从以上对黄克诚历史的了解，可以看到，他确实具有超于一般将领的战略眼光，他以后能入列大将，并被被授予军事家实在是有道理的。在十大将中，同样具备突出战略意识的应该还有粟裕陈赓等。

三师到东北后，由李富春兼任政委，之后成立东北局西满分局（西满，为沈阳到哈尔滨中长铁路以西的地区都被纳入西满分局），李富春为书记，黄克诚为副书记。其间，父亲因为常陪李黄两位首长去东北局开会，认识了不少领导，其中就有陈云。以后父亲和陈云又有一段交集，容后述及。

大概是四六年底，李富春辞去三师政委之职，专门去东北局负责财经工作。肯定是看到李富春身边缺少得力的警卫人员，黄克诚便将我父调派给了李富春。

父亲一再被自己的领导送走，说明我父亲的工作能力的确很受领导认可。须知，在战争年代，同事们总是把身边最好的东西馈赠给战友，如手枪战马等。从父亲的经历看，警卫员也是那时战友们相赠的最好礼物。就像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关键时刻派自己的警卫员魏和尚给赵刚一样。

李富春是开国副总理，政治局常委，是我党主管财经工作的专家，党内地位仅次于陈云。李富春和妻子蔡畅曾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夫妻二人虽然都是职业革命家，长期处于困苦艰难的战争环境之中，但他们却依然在有些生活方式上，还保留着留法时受到的影响。比如无论穿着什么，一定干净整洁；吃饭时必须安静无声。有些警卫员吃饭会吧唧嘴，蔡畅就会不喜欢。

父亲帅气机灵，没有那些毛病，又注意军容仪表，所以蔡畅在警卫员中，对我父亲尤其偏爱。她甚至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力士香皂，赠送给父亲。父亲虽然在李富春蔡畅身边也就一年多时间，但受他们影响颇多，一生都格外注意个人卫生和仪表，钟情力士香皂。

大概是在李富春身边太过远离了战争和战场，父亲羡慕那些离开了首长，已经独当一面的战友，他三番五次向李富春提出要去前线，去部队。总是李富春不耐烦我父亲的打扰，便同意了他的离开。但李富春没有让父亲回部队，而是特意安排他到地方，让他去了克山中心县委当区委书记。

当时的东北地方，确实极需大量的干部。总是在什么会议期间，李富春将我父亲的工作事宜，对前来开会的克山中心县委书记张同舟做了特别的交代。

就这样，父亲彻底告别了首长，结束了自己当警卫员的历史，走上了独当一面的基层指挥员的岗位。

在父亲对我们叙述的回忆中，他都是兴之所至才说说，没有做过完整的讲述。加之时间久远，我们能记住的东西并不多。

但有一点我记得还比较清楚。在三师期间，黄李二人，一武一文。做军事决断的基本都是黄克诚，李富春并不太发表意见。比如刚进东北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没有根据地。东北群众也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对我们的部队心存疑虑。因此，在强敌压境时，部队为避锋锐，经常处于转移中。黄、李之间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很多就是在行军途中进行的。一般由黄提出，李附和。李富春身体弱，行军都是坐在担架上。指挥和安排战士们抬好首长，便是父亲的工作。

李富春60年代初到江西，我父亲曾去探望。他于1975年逝世，享誉甚高。

此照片中右一为我父亲。拍照时间当在48年的东北。

传奇经历

先说一件趣事吧。就是父亲离开黄李两大领导，开始了独当一面，自立门户后。有一次，他手上戴着铮亮的手表，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跟着警卫员，去师部探望黄克诚。父亲为了避免首长的批评，故意让警卫员离得远点。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被师部的那些参谋们发现了。当父亲英姿勃发的架势一出现在师部，立刻引起了整个师部的轰动，那些师部的参谋干事们好不眼热，纷纷议论。

想想看吧，一个资历比他们浅的警卫员离开首长不久，就行头齐备，并且有了自己的警卫员，这怎么不让师部这些老参谋们羡慕呢？

在过去的我军，有文化的人少，培养起一个称职的首长用来顺手的作战参谋并不容易。所以担任作战参谋的除了都有一定的文化，还都资历不浅。而作为作战参谋本身，干的时间久了，谁都想能够走出司令部，去部队独当一面。当他们看到神气帅气的父亲时，心理无论怎样都一下子难以平衡。

除了上面的趣事，父亲讲述过几件特别令他难忘的事情。在克山县那次免遭土匪偷袭是一次。

还有一次是1946年一打四平时，在战斗间隙，他当年一个班的战友正围在一起吃饭。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就掉在中间，把人全都炸飞了，一个不剩。当父亲得知事情后，除了痛心不已外，剩下的就是庆幸自己的被调离了。

还有就是49年在彭泽县公安局长任上。当时正剿匪，有人给他送来消息说，一个他们要抓的土匪头目偷跑回了家。此时父亲身边无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去了。

也是父亲年轻胆壮。他一人到了土匪家，见到那土匪，便唤土匪跟他走。那土匪也很老实，就跟了父亲走。路上，那土匪磨蹭，故意落在父亲身后，父亲竟然也未介意。

乡路上人少，越走越寂静。父亲突然警觉起来，他转身往后看去，只见那土匪正欲向他扑来，父亲迅疾就是一枪，将那土匪头目给击毙了。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当在我姐姐出生后的1952年秋冬。父母这时已经脱下军装，换上了地方干部的制式服装。

和陈云的故事

　　 现在说说我父亲和陈云的故事。

前面说了，父亲陪同李富春在东北局开会时，认识了陈云，他那时是东北局的副书记。

文革期间，林彪事件之前，陈云下方到南昌，在工厂搞调研，实则有被监管的用意。如厂方军代表负责人事先对干部群众宣布纪律，只准称陈云为“北京来的客人”，不允许随便和陈云接触。陈云到厂后，他们还专门召开揭批刘少奇的大会，逼迫陈云在会上表态，要他谈感想，揭问题。更加过分的事是，就连陈云到球场观看职工篮球赛，他们也不安排座椅，让老人家站着观看。

我父亲那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也在车间劳动。遇到陈云，没有顾及厂里的禁令，主动去和陈云说话，说起陪李富春去哈尔滨东北局开会，认识他的往事。陈云听后，握住我父亲的手说:那我们是老熟人啊。

陈云和邓小平当时都下放在南昌。邓小平在城北郊，陈云在城南郊。但两人的待遇却有不同。邓小平必须劳动，得跟着工人师傅，学着干一点钳工上的事。陈云的活动被称作调研，可以不干具体活。他到了车间，工人们会给他搬张椅子。老人家慈祥和蔼，笑眯眯的坐在那里，一边摇着折扇，一边和大家聊聊天。他的警卫秘书肖华光则在一边，跟工人师傅学着干点什么。

我父亲就不同了，得和工人们一样干。他曾经跟工人师傅学电焊，眼睛被电弧光刺激得红肿流泪。

有一天，陈云要厂部军管会差人，把我父亲召到厂部小会议室。

父亲走进会议室，见到陈云，赶忙问:首长找我有什么事？

陈云笑眯眯说道:不急，先坐。

待父亲坐下，他从自己黑色的提包里取了一把折扇给到父亲。

其实，会议室的顶上有吊扇。但陈云的身体弱，不堪电扇的风力。他为了照顾和他谈话的人，就随身预备一把折扇给他人用。

陈云先问了父亲参加革命和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接着问我父亲，工厂现在按照军队建制，车间和工段都实行营连排班的管理方式好不好，行不行？

父亲当即回答说当然不行不好。

陈云就问:为什么，理由呢？

父亲回答陈云:企业内部车间工段，是按照产品的工艺流程组织起来的，它便于生产管理。按部队建制，设立营连排班，打乱了原有的组织结构和工序流程，不便于生产指挥。

陈云肯定是感觉到他遇到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便有了深谈的兴趣，继续问父亲:那你说说看，企业管理该怎么搞？

父亲答:从大的当面讲，就是要抓好产供销三个环节，把三个方面协调好。但是在三个方面中，生产是中心，各职能科室围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于生产一线，最后由产品的成本反映出企业的效益。

陈云听了父亲的话，表扬父亲说:你讲的不错，尤其敢讲真话。看来你是个懂生产的行家。

父亲便向陈云介绍说，自己管理企业十几年了，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师傅接触得多，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

陈云接着对我父亲说道:企业管理要讲科学，简单地将部队那一套搬到企业，肯定是行不通的。企业内部的组织，只有互相协调才有效率，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上去了，职工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既要强国，也要富民。

陈云和父亲的上述谈话，太不像是发生在那个大批唯生产力论的极左年代的事。可父亲在陈云面前就是敢讲，而陈云在父亲面前一点也不讳莫如深。要知道。他们否定现实制度的那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一旦泄露，那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陈云，都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然而，他们又都是安全的，那是因为他们都互相信任。陈云了解一个首长的警卫员所具有的忠诚品德，而父亲像信任自己的首长一样，信任陈云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高尚政治品德。

大约距离陈云和父亲第一次谈话后的半个月，陈云又让厂办军代表往车间打电话，把我父亲找去。

父亲在接到电话后怕陈云久等，一路小跑地去到厂部会议室。

陈云和父亲握手后，又将提包里的折扇递给父亲。看父亲坐定，陈云便说话了。他说:那么大的电机烧坏了，说报废就报废，真可惜。

他问父亲:电机说烧坏就烧坏了，不能把烧坏的线接起来吗？

厂里刚刚烧坏了一台大功率的电机，造成相关设备无法运转，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陈云在为这件事情焦虑。

父亲便向陈云解释:电机烧了，是因为电机里面的漆包线的绝缘漆脱落，造成电机短路，起火。这样的电机就没法继续用了。

陈云问:那你说说还有什么办法没？

父亲答:用新的漆包线重新绕过线圈后，电机就可以再用了。

陈云又问:漆包线哪里有生产？

父亲告诉陈云:上海。漆包线都是上海生产的，让供销部门去上海采购就可以了。

陈云问:如果没有这个上海怎么办？如果上海被敌人占领了又怎么办？

父亲这下被问住了。他想了想说:我们抗战时期缺医少药，没有子弹，不都从敌占区搞到了吗？

陈云没有对父亲再说什么。显然，他对父亲的回答并不满意。

陈云从电机烧坏，想到的是节约和废物利用，想到的是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下，全国范围的物质保障和供给。尽管父亲主管企业生产十几年，是个有想法有魄力的企业领导，但他却无法站在陈云那样的高度思考问题，因此，父亲显然无法给到陈云满意的回答。

陈云在和父亲谈过电机问题后不久，他的警卫秘书肖华光便骑着自行车找到我们家。那是一个显得有些沉默寡言的大高个，他将陈云的一封信交给了父亲。那天正好我也在家，我对此记得很清楚。

陈云的信里大意是说:关于电机修理的问题，经过他的调研，证明我父亲对说的是对的。陈云信是用铅笔所写，字体很大，我也看过。可惜的是，那封信以后并没有被我们家保管好，丢失了。

那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在1971年的7月和8月。到9月，中国政治史上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那以后，陈云再没有出现在工厂。直到1972年4月20日，陈云回北京这天，他来工厂与大家告别。

如果老人家没有走，他和父亲的之间的交往很可能还会继续……

据父亲以后回忆说，陈云为了弄清楚电机修复的原理，专门去了相关单位，找过相关人员询问。

以后，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父亲将他和陈云交往的往事写成文章，交由《中国老年报》登出。2013年，央视播放《陈云》的电视连续剧，其中就有陈云和我父亲交往的片段。只是那剧中并没有反映我父亲和陈云交谈内容和更多细节，而那扮演我父亲的演员在气质和外貌上也远逊于我父亲。

回顾父亲和陈云的交往，让我们后人真的可以感受到陈云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家，在践行他自己“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座右铭时是多么的严谨认真。

现在细细想去，陈云两次召我父亲前去厂部谈话，其用意大概并不是真的就要从我父亲的嘴里知道那些事。比如工厂军事化管理之弊端，他肯定比父亲看得更深刻；还有电机修复问题，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加专业的技术人员去了解。就算他要找我父亲，也可以就在车间里聊。可他为什么非要派人把父亲召到厂部，让事情尽人皆知呢？

答案必定是这样的:他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力，多少能改善一下我父亲的不利处境，好让一个懂管理的企业厂长尽快回到他原本的岗位上去。因为当时的工厂被军管，无论是军人还是掌权的极左造反派，他们既不懂生产管理，也不懂技术。陈云同志一定是看到了企业的问题所在，但以他当时被闲置的状态，又实在不便直接干预。于是，他或许是想通过改善我父亲的处境，来达到改变工厂状况的目的。

老人家谋略高深，云淡风轻到不着痕迹，需要很高悟性的人才能领会。

　　此张照片，应是我父亲四九年25岁，初到江西时所摄。

我们晚辈和父亲历史的巧遇

　　上面刚才说到，父亲下到地方回师部探望黄克诚，在师部引起轰动。师部的那些老参谋们为此议论了很久。他们原本潜藏在内心的各种想法被父亲搅动了起来。

话说，这件事情我是如何知道的呢，莫不是我在虚构？这里面说来又有有趣的巧合。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妹夫当时和在景德镇建设兵团叫程立新的上海籍室友闲聊。程立新说起:他爸爸当年在三师任作战参谋，见到了黄克诚英俊年轻的警卫员到师部探望黄克诚的一幕。他们一群参谋当时都在比，自己的资格比我父亲还老，都还没混成我父亲那样。因此，他们当时对我父亲的心理用现在的词来形容，那就是羡慕嫉妒恨！这事对参谋们的刺激真的确很大，不然，也不会在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会和自己的后辈提起。

程立新的父亲程国藩，在抗美援朝中担任过39军115师的副参谋长。之后，大概是受到彭黄路线的影响，从师级干部转业，被降职使用，到了上海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党委书记。我妹夫当时听了同事程立新的话后，感觉和我父亲的经历很像，就告诉了我父亲。

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父亲在上海住院，乘空前去程国藩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家中拜访，这才了却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公案。

再说我自己吧，我也在无意之间为父亲找到了他当年的战友。 那是我读大学期间，我同班有位上海籍贯的同学。当他知道我祖籍是盐城响水人，父亲也参加过新四军时，他便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家也是盐城响水人，女朋友的父亲也参加过新四军。于是，我周末回家，把同学女友父亲的名字告诉了父亲。

父亲听后惊呼，那曾是他一个班的战友啊。不仅是战友，而且两家离得不远，互相还是远亲。父亲说，战友比他大两岁，比他早半年参军，是他的班长。在父亲调离班里，去到营部给封克达耍清川做通信员时，战友还送过他一支笔。

之后，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安排他们见面了。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去的我们家——两个分离四十余年的抗战老兵就这样重逢。

结束语

在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面前，每一个人就像漂萍。当潮涌最终归于平静，那些一度被冲得七零八落的漂萍，又都慢慢的聚拢起来。于是，我们会在生活里遇到和发现这样那样的奇遇。他们是劫后余生，又或者是游子重逢。生活就是这样，生命也是如此。

朋友们，再见！有一天，我们或许将会在我母亲家族的往事中再次相遇。

本张照片为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战士雕塑。我很喜欢这座塑像。一个年轻的战士，一支缴获日军的三八步枪，一身朴素的军装，他会让我想起我们的父辈在冲锋的号声里，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的场景；还会让我想起我们历经磨难，永远奋进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