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知青岁月里的忘年交

落霞孤鹜

　　近年来，不知为什么，有事无事老爱朝着当年插队落户的宋家寨跑。而每次回到宋家寨，总是看见类似李少华的乡亲们，一如从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继续劳作着。经过风吹、雨淋、日晒的乡亲，就像这脚下的土地，在时光的流逝中，一成不变地固守着不变的生活方式。乡亲们的脸也一如从前，还是那样的朴实、憨厚、诚恳，从他们的背影或劳作中，我仿佛又看到了烈日下，田间地头里抹着满脸汗水的李少华……曾经的知青往事瞬间一幕幕浮现于眼前。

李少华是我上山下乡插队初期的邻居。刚下乡那会，因队上一时腾不出房子，我被临时安排在生产队长家住。我住的那间厢房与李少华仅隔一个板壁，有时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是作者住过的屋子，当年与李伯仅一壁之隔。如今李伯的房屋已拆，仅剩一块空地）

　　记得下乡报到的第一天，时值八月底仲夏，白昼短暂，黑夜很快降临。那天晚上，夜幕笼罩着黑沉沉的宋家寨，寨子里的人睡得特别早，吃过晚饭，人们老早就上床睡了。我因初来乍到，一时新鲜好奇，加上对今后如何参加劳动心里没底，故显得忐忑不安。一直坐到12点过竟毫无睡意，直到凌晨一点过，刚躺在床上，突然听见隔壁传出一阵呻吟声，我竖着耳细听，发觉是一个男人在痛苦的哼着。我急忙起床，走到发出呻吟的窗户边，敲窗，问是不是有人生病了，只听得里面回答：“呃，不是，是我的劳伤病犯了，不要紧——你哪个？” 我回道：“我是新来的知青，姓王，是来你们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从明天起，我就和你们在一起劳动生活了。” 　

“哦，从哪天就听说你们知青要来，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太阳的光芒就喷涌而出，弥漫着整个寨子的天空，我终于见到头晚哼痛的李少华了。他高高的颧骨，红红的酒糟鼻，嘴巴露出一排积满厚厚一层污垢的老黄牙，我立马想到了京剧里的丑角，不过，丑角的个子都很矮小，而李少华的块头却很大，身高约一米八左右，尽管如此，无论怎样看他，身上都有一种发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异彩。队长的妻子后来听我说起那晚李少华呻吟一事，对我说：“不止是他，基本上队里有点年纪的人，都有劳伤病，一旦天晴下雨就会发作，连队长天天晚上睡着了都在哼呢，有时从晚上一直哼到天亮的时候都有。”

　　我就这样与李少华相识了，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习惯称他为李伯。

　　那时我下乡才十八岁，李少华已经六十出头。他黝黑的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深深的皱纹，严格说来，不是皱纹，而是皱沟、皱壑。我看着他的脸，常常会感到奇怪，一般人皱纹都是长在额头、眼角和嘴的周围，他的皱纹却连面颊上也不给空着。他的脸，整个就是千山万壑。

　　李伯一年有大半年，连春、秋季节都穿着一条厚厚的天蓝色的棉裤——这是国家发的救济棉裤，一眼看去，棉裤最扎眼的是那露出两个洞的膝盖部位，里面的棉花翻了出来。我知道，那是穷困给一个男子汉落下的印迹。常常，我还可以看到，他那额头正中、鼻梁上方出现一个黑紫色的椭圆印记，起初我不知那是什么，后来才知是用揪掐方式“医治”感冒留下的痕迹。　

“揪掐”是民间古老的治病方法，就是用手蘸上点水，在鼻梁上、或是喉结部位揪捏，直到紫红为止；与之同时使用的还有“刮痧”，就是用一个老钱（古币）蘸上万精油或盐巴水在背上刮，一直刮得满背黑紫。据说，这样能把身上的毒素拔出来，病体立刻会感到轻松，病也就好了。

　　记得下乡不久的一天，我感冒了，没去上工，李伯听说后，把我叫到他家。他问我想不想吃稀饭，给我煮，说着就抓了一把米，淘了，放进了锅里。他把柴火烧旺了，叫我坐在柴火边烤火，一边煮稀饭，一边和我聊天。聊着聊着，他看见我怂孤孤的，便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大声说道：“哟，你发烧了，起码有40度，赶快到公社卫生室去打针吃药——要不，如果你不想跑，我给你揪掐一下，或是刮痧，发一身汗就好了。”说着就起身给我揪掐，我怕有碍观瞻，坚决不干。哪知他不由分说地叫我脱掉上衣，俯卧在床上，拿了一个碗，倒了少半碗盐水，用老钱在我的背上来回刮，刮得我哇哇大叫。可李伯仍不停歇，一边刮，一边叫我忍着，经他这么巫婆似的一阵折腾，我真的感到身上轻松多了，病居然奇迹般好了。

　　李伯治感冒这一招还真灵，回城后直到今天，我一直受用匪浅，一旦感冒不舒服，我就自己揪掐，或是洗澡发汗，确实奏效。

　　别看李伯这幅长相、这身打扮不起眼，他腰杆笔挺，步履沉稳，浑身上下可是透着个干净利索劲儿。不单他身上如此，就连他那间小厢房也盆是盆碗是碗的，一张大床，占了这间屋的五分之二，床上靠墙摞着高高的洗净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被和擦得发亮的箱子，床面前摆了一张小方桌。床头靠墙放有几个装粮食、大豆的大篾框，和一个背丝扣脱落、倒龙磕壁的碗柜。整个屋子的墙壁上都用报纸糊过，墙壁上贴满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得知李伯是个抗美援朝老兵。他经常津津乐道地讲述他抗美援朝的一些故事，每当说起抗美援朝的战斗经历，李伯的脸上就会放射出一种光芒，每次听他讲故事，我都心潮澎湃，似乎闻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看见了累累尸体还在鸭绿江上横流，浓郁的硝烟和血腥味依然刺眼呛鼻，也似乎看到了六十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先烈们迎面走来。他的故事一次次铺天盖地地向我传递着浓浓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曾经的那段辉煌就像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依旧树立在他的心里，他象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宠爱着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他永远的骄傲。这么些年过去了，并没有人为他做过什么，房子还是那间房子，日子还是那种日子，但他不会计较，不会攀比，甚至不会抱怨，他象欣慰自己的儿女一样抱着一种宽容的微笑，如果你对他的生存环境提出质疑，他会反过来质疑你。他并不在乎住破屋，喝井水，啃包谷饭，他认为贫穷是自己的事，和谁也没有关系，他在乎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不用设防的实诚的感情，有时被队上的人算计之后，他只会说上一句“爱算计别人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然后一笑了之。

（这是当年李伯家房屋一隅，这张照片与上面第一张照片是仅存的两张老照片，显得弥足珍贵）

　　李伯一生只结过一次婚。我下乡之前的前一年，他“屋头边个”（当地人称老婆为“屋头边个”）因生病去世，去世的时候才四十多岁。从此他没再娶过女人。他只有一个小孩，当地农村称“独苗”。我下乡的时候他的小孩大概已有十三四岁左右，小名好像叫小虫虫什么的，那时他的小孩已经可以和大人一起做活抢工分了。 　　

自从“屋头边个”去世后，李伯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粗活、细活、力气活全由他一人包揽，对他来说，实属不易。

（这张照片是作者近年回生产队照的，当年作者从寨子下面背糞到山上，由于坡陡，背糞时身子要弯成九十度角才能站稳，头几乎触碰到地）

　　插队期间李伯教会了我许多农活，如犁土、栽秧、除草、栽苞谷、薅苞谷、麻苞谷、割苞谷杆杆、栽烟、烘烟、理烟、打梁杆、（用两根棍子，一头悬在空中，把晒干的黄豆从壳里面打出来）背粪等等，在教我农活的同时，李伯还教会了我许多知识。　　

李伯每天收工回来，要么躺在床上喘气，要么盘腿坐在床前品茶、抽烟。我每次去，李伯都很高兴，愿意坐起来和我聊天。他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无论说什么，语汇的丰富、生动、贴切简直都神了。如果一个作家，能把他的语言记下来，不用任何加工，就是一件文学作品。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喊我去他家吃活菜——所谓的活菜，就是放点菜油在锅里，把辣椒面倒在油里炸一下，然后倒水进去，就可以煮白菜吃了。那顿“活菜”令我终生难忘，因为吃饭的时候，我嘴里不断嚼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当时怀疑菜有问题，趁他不注意，拈了一匹生菜看，发现菜叶子上糊满泥巴。吃完饭，我有意看了看洗菜的盆，竟是一盆浑汤汤——黄泥巴水。吃完饭，我们围坐在柴火边一边聊天，一边爆包谷花吃。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灶台前的火堆里时常埋着烤熟的红薯。我们经常围坐在一起爆苞谷花吃，把一根棍子撇成两节，做筷子，爆一颗，拈一颗，嘴巴经常打起泡泡，很是快乐。

（这是李伯家的柴火灶台）

　　那天聊着聊着，李伯抖了一下烟斗，然后放在嘴里咂了咂，象念诗一样地念道：“老婆在时享福，无妻日子孤苦。冷暖无人过问，寂寞凄惨无助。想摘鲜花一朵，无缘遇到好妇。红尘洒家看破，因果前世有故。”逗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后李伯又念了一首打油诗：“ 粮空空钱空空，退伍回家当农工；爱空空情空空，半生孤单在家中；被空空窝空空，半夜三更常发疯。”

　　李伯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还喜欢唱山歌。下乡期间，不管是劳动还是劳动之余，我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有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李伯一边裹叶子烟，一边唱起了山歌：“唱首山歌逗一逗，看妹抬头不抬头，马不抬头吃嫩草，妹不抬头顾害羞。”　　

见李伯带头唱山歌，很快就有人应和起来：“地里栽秧窝队窝，今日郎妹来对歌，站在地中开口唱，情也合来意也合。”

　　就这样，大家围拢来，你一句我一句，即兴对唱山歌，乐此不疲，忘却了劳动的疲惫。

　　应该说，“情”乃上帝赐于人类最美的礼物，即便在那物质匮缺的年代，社员们一刻也不放弃对男女美好爱情的追求。男女之情，不分老青，年轻人情意绵绵，老年人唱起情歌同样也是火辣辣的，他们唱的山歌三句离不开哥呀妹呀，望着星星点点花白头发的李伯，用情地哥呀妹呀地唱，刚开始听，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以男女对唱形式进行，男唱女和，或女唱男和，大都是即兴而来，有感而发，他们大都是没文化，甚至是文盲，但，她们却能从生活积累中有感而发，歌词脱口而出，而且喻意深长，不能不令人叹服。

　　下乡期间，我发现，一般清晨起床后，李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搭凉蓬，抬头看天。如果看到卷着的云层有很多，李伯就会说：“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不一会，天上保准就下起瓢泼大雨。

　　夜晚，如果看到繁星闪烁，也会听到李伯念念有词“星星眨眼，大雨不远”。那么，第二天清晨，李伯一定会早早起床，扛着锄头来到苞谷里里，给每一窝苞谷培土，不然，中午的大风雨，会把苞谷刮倒。

　　李伯虽然不是气象专家，但是，他预报天气比较准确。因此，手搭凉蓬，抬头看天成了李伯每天必须举行的一种庄严仪式。

　　我和李伯年岁虽不相若，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但是，基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富有正义感等共同基点，使我们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上，泯除了年龄、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始终如一。用李伯的话说，我们两个有缘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和他就是这样无话不说，近乎一种父子之情。

　　李伯虽然是个粗人，但懂得关心人。有一次兴修水利，我们一同到水坝去背泥巴，我那时身体弱小，体重只有九十多斤，要背两百多斤左右的泥土，走起路来，两脚打颤，李白看见后，劝我不要逞能，能背多少背多少，断不能勉强。还有一次，在地里薅苞谷，他们薅一行，我也跟着薅一行，李伯看见后，劝说我：“我们从小就锻炼起的，你刚来，不能和我们比，你只要尽到你的能力就行了，千万别把身体累垮了。”

　　知青岁月是艰苦的，但苦涩之中蕴含几许梦想与期待。劳苦了两年零四个月，也就是1977年12月，国家对知青落实政策，许多知青陆续返城，我也因招工回到城里，在县氮肥厂当了一名工人。

　　在我回城的那一年，不知是李伯年事已高还是身患疾病，我发现他身体明显大不如前了。尽管他的块头很大，但看上去却形销骨立，颧骨高高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着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着，走起路来似乎是颤巍巍的，再也见不着往日那发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异彩。花白的头发稀疏、蓬乱、胡须几乎遮蔽了嘴唇。看着他几近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样子，我心头禁不住涌起难以言述的酸楚。

　　记得离开宋家寨的那天，走到寨子对面的松猫林毛石路上，我不经意地回转身来，特意用目光扫了一遍寨子，渴望的目光并没有找到相伴了整整两年多的燃烧着的我心中要寻找的挂碍。两年多的下乡经历，仿佛一只鸟，我游离的脚步匆匆掠过了那片土地，那些我已经熟悉了的山，那是一些与城里绝对不同的山，那是一些赤裸的、刚健的犹如男人钢筋铁骨的山。上面没有树，也没有草，仿佛被刀斧剔尽了一切多余的山，除了筋就是骨，除了石还是石。但它却以一种倔犟的姿态俯视着整个寨子，那些山能抓住你的魂魄，让你觉得那些山有一种冷峻的深刻，有一种饱经风霜、历尽沧桑、桀骜不驯的个性。看着那些山，你就会想到一些人，你就会明白那些农民骨子里所散发出的骨气和傲气与这些山是多么地相似。看着这些山，就像看到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就像一面永远不会倒下的旗帜。

　　离开宋家寨回到城里，一晃竟是四十多年。期间我曾回过生产队无数趟。李伯在我回城后的第七年就去世了，为此我曾怅然了许久。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沿途会遇见许多人和事，有的随岁月流逝渐渐淡忘了，有的却深深印记在脑海里。李伯决不会想到，虽然这么多年过去，我从不曾忘记过他。不仅仅是他的朴实憨厚，他的耐穷知足，还有他明朗的笑容……只可惜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交流了。

　　恍惚之中，我又看见了李伯站在寨子的石坎子上，高高的颧骨，红红的酒糟鼻，一排积满厚厚一层污垢的老黄牙，被风剥蚀成檀木般的脸正在阳光下绽放出笑意。

（图为寨子前面的松貓林，这是进出寨子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沧桑依旧，风韵犹存，一直在讲述与续写着光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