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梁启超《李鸿章传》开篇便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一代豪杰，自然不是庸人。不过他的遭遇，要说“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却也勉强，无论当年，还是今世，落在他身上的谤议都远过于赞誉，所以不妨改作“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其所受之谤，有些纯为无稽之谈，发自闲人的私心与偏见，早已如秋后枯叶，随风飘逝；有些则属时代错位，待时代的车轮驶入正轨，国人终将发现，原来李鸿章头顶萦绕的不是阴霾，而是光芒；还有一些，却是实实在在的过错，不容遮掩与诡辩——我们说过，李鸿章是豪杰而非圣贤，即便圣贤如曾国藩，要挑毛病，不难挑出一大堆，相形之下，李鸿章毛病更多。曾国藩以谦逊著称，李鸿章相反，素来目无余子，傲睨一世。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西人眼中，李鸿章“矜持、自信和傲慢”。不过狂傲到底算不算大毛病，只怕见仁见智，须知在乱世，谦者往往更适合守成，唯有狂者才能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与此相应的一端，则谓李鸿章心狠手辣。这特指苏州杀降一事：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八将献城投降，李鸿章进占苏州之后，不顾约定，设宴杀之，并诛其余党千余人。此事争议极大，我们且来看今人最推崇的曾国藩的评语：“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貌似一半肯定，一半否定。联系曾国藩论人的标准，譬如他评价手下大将，认为彭玉麟光明俊伟，然而本事不及杨岳斌，因为杨氏“颇狠”，言外之意，彭玉麟有时不免过于仁慈，所谓慈不掌兵，狠辣之于军人，未必是天大的缺点。而且，李鸿章的狠毒，仅仅表现于此时，纵观平生，完全当得起“仁厚”二字李鸿章真正的缺点，窃以为第一在贪。与其并称的晚清大佬，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著名的廉吏，张之洞虽有“屠财”之名，不过他的挥霍，更多用于公事而非私事，其身后萧条，“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足见一生清苦。与他们相比，李鸿章的手脚便不那么干净。在他生前，曾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流言，合肥是李鸿章的籍贯，在此一语双关，暗讽李鸿章如硕鼠，攫取民脂民膏，一人肥而天下瘦需要注意，李鸿章敛财的主要手段，并非贪污受贿——陋规所得，属于灰色收入，不该归于此列，只要身在官场，哪怕清正如曾国藩，亦难免俗——我们试想一下，听过多少他收受贿赂的故事呢，其受贿史上最醒目的一笔，即在《中俄密约》谈判期间，收受俄国人的巨额卢布，至今犹是疑案，无法坐实；而是利用政商关系，进行权力寻租，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许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都由他一手发起，创办之初，投资入股，壮大之后，股权随之增值。据梁启超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李鸿章皆有大量股权，如电报局，创于1880年，资本8万两，20年后，增至220万两，持有原始股者自然大发横财。对此，有人名之曰“发洋务财”，这可视为一种经济投资，然而终归是有权阶级的专利。那么李鸿章到底敛财多少呢？关于其家产，有人统计了三种说法：梁启超《李鸿章传》云：“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称李鸿章死后“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容闳认为李鸿章的私产超过四千万。取其中者，应有千万之多。搁在今天，大概是一个中型贪官的水准。顺道说一句，袁世凯的遗产，存款、股票、房子等累加起来，估值过三百万元，与李鸿章还是有些距离。贪腐之外，李鸿章的第二大缺点，在于用人唯亲，这与曾国藩用人唯贤，恰成对应。所谓亲，即淮军系，只要出身淮军，足够忠诚，无论贤愚，在李鸿章手下，都有饭吃，稍具才干，便可得到重用，出了事，李鸿章还会像其家乡特产老母鸡一样护犊子，或袒护，或顶罪（如叶志超在朝鲜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狂奔五百里回国，被朝廷革职，李鸿章还试图保护他，奏请留营效力）。这么做的恶果，不难想见。试举一例。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本是庸才，因其系淮军老人，加之对李鸿章言听计从，才被重用至此，这种人，太平时节，尚可敷衍，一旦开战，便如无头苍蝇，最终杀身成仁，被誉为“死节”，实则早已误国，于事无补。李鸿章用人，除了唯亲，还有一个毛病：惯以名利驱人。如《清史稿》所云：“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这两点，正好呼应。如果说用人唯亲，导致李鸿章的属下“非庸碌即贪劣”，再以名利驱人，志节之士更不可为其所用——袁世凯也是这个问题。“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侯毅语）。老话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利益只可能用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对一支队伍而言，依赖利益，永远无法建构坚固的认同感。北洋水师何以“一败不能复振”，原因正在于此。李鸿章的第三个缺点，表现于外交，晚年有一重大失误。俗云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却有外交家之名，足见其本事之大。他所善用的策略，即以夷制夷。甲午之后，日本崛起，李鸿章决定联俄以制日，驱虎以吞狼。如果具备狮子一般的实力，完全可以挑动虎狼之争，坐收其利，如果只有绵羊一般的实力，纵使挑动了虎狼之争，最终受害者恐怕还是自己，1904、1905年间在中国开战的日俄战争，可为印证。所谓联俄，指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赴俄之前，李鸿章在上海告诉黄遵宪：“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中俄密约》签成，他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在他死后，黄遵宪挽诗云：“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结合后事来看，此诗简直具有一种先知的力量。如你所见，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及其后裔对中国的伤害，与日本相当，如果不是更大的话。此三点，梁启超指出，李鸿章的见识，亦成问题，故而有“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之叹。其书中有一段评语：“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这么说，近乎春秋责备贤者，然而我们既然推许李鸿章为晚清第一人，这样的责难，并不过分。说白了，李鸿章一生成败，都局限于“晚清”这两个字的阴影之下。他终究只是时势造出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36B11705班 第七组：聂伟 房伟 郭靖 任冠英 刘邓军</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