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随缘

　　我幼年时的记忆很浅，总感觉有些恍恍惚惚、模糊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没两年，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可想而知，那段日子好过不到哪儿去。至今尚能依稀记得的，除了父母和姥姥对我的疼爱，便是在火柴厂托儿所的大班里，以及在乡下奶奶家时，那种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到了童年，记忆逐渐变得较为完整，虽然生活依旧艰苦，但童趣和快乐也如约而至。

　　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的心已悄然穿越时光，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记忆的长河里，童年的岁月是最美好，也是最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总让我忍不住回头张望。有时，我会傻傻地想：“春去春又回，花谢花再开，为何人老了，却无法从头再来？”人世间固然有生死轮回、天堂之说，但那毕竟不是一回事。曾经无数次，在梦里和遐想中，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大杂院——与小伙伴们嬉戏玩耍、追逐打闹，还时不时惹出点小麻烦，然后被父亲狠狠训斥一顿。那些画面，仿佛就在昨日。

　　上世纪六十年代，调皮捣蛋几乎是每个小男孩的必修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们，竟不知不觉练就了一套爬高上低、攀檐走壁的本领。站在大院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我们男孩子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说跳便纷纷一跃而下。

院里有一栋青砖青瓦、带屋脊的L型两层楼房。楼顶距地面少说也有十几米高，而且屋脊非常陡峭。一些胆大调皮的孩子，经常顺着阳台门爬到上面去掏麻雀窝。时间一长，阳台门上方用铁皮做的雨水槽也被踩坏了，下雨时，雨水不走水溜子，而是顺着豁口往阳台上倾泻。捉迷藏时，孩子们甚至不惜冒险翻过阳台外墙，仅用两手抠住墙砖，脚踩在几公分宽的墙沿上，整个身体悬挂在空中——就这样，居然还能自如地上下翻飞、闪转腾挪。

楼顶沿屋脊一线，竖着十来个用砖砌成的烟道口垛子，差不多有一人高。自从各家不再用锅屋里的灶台做饭，改烧煤球炉之后，它们便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成了无用的摆设。有时闲极无聊，或是心情不好想独处，我便悄悄爬上楼顶，背靠一座垛子，双手抱膝静静地坐着——一边眺望四周和远处的天空，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那地方异常安静，楼下的人也看不见我，身旁只有一些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的小鸟。我知道烟道口垛子就是这些小鸟的家，兴许里面还有它们的幼仔。我的贸然闯入，显然给它们带来了焦虑和不安，所以我会不时地挪地方。这个童年秘密，一直被我珍藏在心底，时常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们这个院子，坐落在大坝头街最核心的位置。周围巷陌纵横，四通八达。在这条古老的街上，散落着不少以单位冠名的院落，诸如烟厂宿舍、火柴厂宿舍、橡胶厂宿舍、铁路宿舍等。然而，像我们这样既有围墙、又颇具规模的院子，却并不多见——大多数院子，不过是院中有路、前后相通、任由路人穿行的寻常去处。更引人注目的是，院子深处还矗立着一栋起脊的两层住宅楼，在四周一片低矮平房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惹眼。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徐州在解放初期只有两个半烟囱。而其中最高的，便是我们大坝头附近的宝兴面粉厂烟囱，高三十三米，是全市屈指可数的高层建筑。它离我们大院不远，直线距离也就一百多米，连上面的铁梯都看得一清二楚。孩子们经常站在我家二楼阳台上，对着那根高大的烟囱指指点点，甚至把它当成区分胆大胆小的标志。只要有人问：“谁敢爬到那上面去？”大家必然争先恐后地说：“我敢！我敢！”谁也不甘示弱。可见当时我们这帮孩子有多顽皮，简直给个梯子就能上天。

　　大约在我五六岁时，有一天，我和一群小伙伴在后院玩耍。那时后院还没有房子，全是花园和菜地，里面长了不少野生蓖麻。我好像对蓖麻子很感兴趣，摘下来用纸包着，拿在手里跟宝贝似的。最后不知道是故意还是过失，我竟将这包带刺的蓖麻子，一股脑地全撒在了一个小女孩头上。她不仅头发上沾满了蓖麻子，而且衣领上和脖子里也沾得到处都是，越往下拽，头皮越疼，吓得她哇哇大哭！然后便是我姥姥踮着小脚、挥舞着拐杖在后面追我——我不得不跑出大院，沿着马路往四道街方向逃窜。

更可气的是，我跑不多远便故意停下来，等姥姥快追上时，又撒腿跑开。就这样一路跑跑、停停，足足折腾了半条街——把姥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看她实在追不动了，我才远远跟在她身后，慢慢走回去。直到今天，那一幕仍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每每想起来都懊悔不已:当初我就不该跑，让姥姥打几下又能怎样？我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外孙，就算打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姥姥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徐州跟我们过，每年只偶尔去山东兖州我小舅家住几天。大舅虽然在徐州，但由于孩子多、房子小，姥姥从不去住。二舅过世早，就不提了。六十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生活十分困难，别说吃肉吃菜了，连粮食都不够吃，而小舅家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小舅两口子都在兖州肉联厂工作，厂里的职工基本上都吃食堂。食堂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几乎顿顿有肉，煮好的羊头才卖一毛钱一个。姥姥最疼我，所以每次去都执意把我带上。记得有次正赶上厂里宰牛分肉，操场一下子变成了屠宰场，那种血腥恐怖的场面，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也许是牛肉乍一吃多，肠胃不习惯，第二天上午我就开始闹肚子。

小舅家住的是那种一排排的职工宿舍，离公厕很远。当时眼看就要下雨，天上不断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我不由得想起人们时常念叨的那些话——“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个鼓来了！”“刮大风，下大雨，天上来了个白毛女！”我越想越害怕。一开始想让姥姥陪我去，可又担心姥姥是小脚行动不便，万一淋了雨或滑倒摔着可不得了。无奈，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外跑。经过屋山头时，忽见那里有一堆沙子，我灵机一动，趁四下没人，赶紧就地解决了。哪知我刚踏进家门，就听到外面有人扯着嗓子嚷嚷：“谁这么万恶？跑这儿来拉粑粑糟践人！”

幸亏是上班时间，小舅和舅妈都不在家。面对姥姥再三盘问，我嘴上死不承认，心里却特别后悔，更担心小舅下班回来不会轻饶了我。挨训受罚是小事，关键一旦说出去，岂不丢人现眼？还好，中午当着他们的面，姥姥只字未提。我小时候只怕过两个人，一是父亲，二是小舅。父亲当时在公安局预审科上班，对我要求很严，弄不好就要挨打；而小舅尽管不会打我，但他的规矩比谁都多——东西不能乱放，扫地不能扬尘，就连吃饭也得先等姥姥动筷子，稍不留神就要挨训。

　　我在小舅家还算中规中矩，一点也不敢调皮。可一回到徐州，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父亲工作忙，平时很少在家，没了管束，我就像个野孩子似的到处乱跑。大院里疯不够，就到大街上去疯，整天和一群小伙伴玩“打仗”游戏，沿着马路你追我赶，能跑出好几条街去。

那时的火柴厂就在大坝头街上，离我们院子仅隔着一条马路。有时在外跑累了，眼瞅着临近中午，我就到厂门口等母亲下班。倘若母亲中午加班不能回家，她会在厂里买好饭菜，让我带回去和弟弟、妹妹一起吃。记得那时，每天中午总有许多饿极了的孩子挤在厂门口，一边贪婪地嗅着从食堂飘出的饭香，一边眼巴巴地望着厂里，盼着父母早点出现。在我的印象中，火柴厂的馒头是最好吃的，又白又大又筋道，甚至不用就菜，在嘴里越嚼越香。直到现在，我还是爱吃馒头，只是再也吃不出那种面香味了。

有一次，我在外头闯了祸，被人家找上门来。碰巧父亲在家，我吓得连忙跑到对门霍伯伯家里躲藏起来。听着门外不断传来父亲怒气冲冲的声音，我连中午饭都是在霍伯伯家吃的，始终没敢露面。过了好长时间，确认外头没有动静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一瞧，只见父亲正在午睡，枕头边赫然放着一把手枪和一副手铐！这可把我吓坏了，又赶紧跑回霍伯伯家，连口大气都不敢出。一直等到晚上，母亲过来连哄带劝才把我弄回去。现在想想，那天我闯的祸肯定不小，不然父亲不会气成那样，更不会拿枪吓唬我。

　　那个年代，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父母想管也管不过来，基本都是“散养”。所以，男孩子从小就野性十足，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争强好斗的性格。我们院里的孩子，和马路对面的孩子关系挺好，他们常来我们院里上厕所，一来二去自然就混熟了。可是跟西边一墙之隔、住在上沿的孩子，关系始终很僵。他们那儿地势高，双方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不定哪天就会因为一点小事或几句口角引发冲突。好在都是孩子——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呢——所以冲突从未升级为肢体接触，顶多是互掷石块、土坷垃，其中娱乐和玩闹的成分，要远大于所谓的敌意。记得在院子里放风筝，要是线断了，得看落点:若是落在上沿那边，便只好忍痛割爱；若是落在别处，不管多远也要跑去捡回来。

　　小时候，街上很少有卖玩具的，即使有也买不起。孩子们平时玩的玩具，几乎全是自己鼓捣出来的。比如：用竹竿和染色的麻绳做红缨枪，用木头或红土刻手枪，用自行车条做火药枪，用树根和钢珠做陀螺，用竹篾扎风筝，用硬纸筒、镜片和彩纸屑做万花筒，用铁条和皮筋做弹弓，用铜钱、鹅羽管和公鸡尾巴毛做毽子等。若实在没有新鲜东西可玩了，便模仿大人们抽烟的样子，把丝瓜藤子晒干，然后掰成一节一节当烟抽。

最有趣的是扛着小竹竿，到处去粘蜻蜓和知了。先找些废旧胶皮剪碎了放在小铁盒里，倒上点油，在火上慢慢熬成黏胶，再在竹竿前头插上一截细长的柳条，然后就可以行动了。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有时甚至不惜冒着酷暑，跑到云龙山去粘知了。由于年龄小，大家在一起玩耍时，经常玩着玩着就恼了，今天可能不带你玩，明天又可能不带他玩。但你只要拥有几样自制的玩具，一般情况下就不用担心人缘问题。

我们男孩子普遍不如女孩子爱干净，甚至有个别邋遢鬼，一天到晚挂着两筒鼻涕，快流到嘴边了，才“刺溜”一声吸回去，然后习惯性地抬起胳膊，用袖子一抹。记得院里有个外号叫“老歪”的小男孩就是这副德行，从来不知道擤鼻涕，都是用两只袖子左右开弓地蹭。时间一长，袖口上明晃晃的，几乎能照见人影。后来他母亲特意在他在袖口上缝了块手绢，但作用似乎不大——手绢往往比袖子干净。有时我们嫌他脏，不愿带他玩，他便用一副可怜兮兮的腔调念叨：“不带俺玩，俺不玩，俺上家后盖屋玩。屋塌了，墙倒了，把恁几个吓跑了！”其实他也明白我们不待见他的原因，可这䧈习就是改不掉。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卖一种管口细长、肚大又薄的茶色玻璃制品，名叫“琉璃嘣嘣”。你只要用嘴含住管口适当往里面吹气和吸气，底部就会随着气息一鼓一鼓，发出清脆悦耳的“嘣嘣”声。这很快在孩子们中间掀起了一股旋风，一时间琉璃嘣嘣成了大家首选的玩具。但它的危险性却被人们严重忽视了——由于它壁薄如蝉翼，极易破碎，一旦碎了，那碎片简直比刀片还要锋利！

有一天中午，母亲在阳台上用簸箕簸小米，我拿着琉璃嘣嘣在一旁吹着玩。见有几粒米屑落进了吹管里，被口水黏着倒不出来，我便使劲往下甩。谁知一下子把管颈甩折了，尖锐的碴口猛地戳进我的右小腿肚子里，当即剜下一块铜钱大小的肉来，鲜血立刻喷涌而出。母亲吓坏了，抱起我就往火柴厂医务室跑。

火柴厂医务室的编制里有一男一女两位大夫，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叫王玉娥。男大夫好像姓徐，印象不是太深；女大夫姓刘，皮肤白皙，说话慢声细语，和蔼可亲，我们小孩子都喊她刘奶奶。后来才知道她名叫刘守坤，是徐州清末首富张大烈的五世孙媳，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前，她曾在敬安寺当过教师，又在徐州基督医院（今市二院前身）做过护士；解放后，她到徐州火柴厂任厂医，直至退休。当年，刘大夫不仅治好了我腿上的创伤，还时常背着药箱免费上门为我姥姥看病。

记得在我二妹贺惠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全家人正准备睡觉，她突然用手捂着一只耳朵哭喊：“我耳朵疼！”问她怎么回事，她也说不清楚。那时火柴厂已经搬到东华街新址，母亲背着她一路小跑赶到厂医务室。恰巧是刘大夫值中班，她安慰道:“不用怕，是小飞蛾钻进耳朵里了。”果然，几滴甘油和一把镊子就解决了问题。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刘大夫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依然那么清晰。

　　以前，包括我们住楼房的在内，家里都没有卫生间，整个大院只有后院东头有两间简易公厕，还是那种露天式不带门窗的。男厕稍大些，也不到十个蹲坑。每天都有掏粪工拉着绿皮粪车来掏粪。由于楼东头巷口很窄，粪车进不了后院，只能停在大院门口，工人便挎着粪箕子，一趟趟来回掏粪。掏完还要往厕坑里撒上些炉渣灰或生石灰，再用一桶清水把小便池冲洗干净。

如今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公共厕所竟成了社交场所。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春夏秋冬，人们常常一边蹲着坑，一边聊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甚至男女隔墙对话也毫无违和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丝毫不觉难堪。更有甚者，在如此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有人依然可以做到手不释卷，一蹲就是老半天。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夜壶——俗称尿罐子。其实就是个大号的痰盂，用木头做个盖子，夜里搁在屋当门，专供家人起夜使用。每天早晨起来，各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着夜壶去厕所倒尿。后院还没盖房那会儿，我们小孩子最怕晚上去厕所。因为经常停电，四下里黑咕隆咚的，没人做伴，谁敢自己去？最可恶的是，不知哪位家长，为了阻止孩子晚上出去乱跑，竟编了个顺口溜：“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啪啪响，专吃活孩子！”这下可好，晚上更没人敢去厕所了。实在憋不住，也得拿上手电筒或火柴，拉上个大人一块去。

有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我只好硬着头皮独自去厕所——里面没人，漆黑一团。我哆哆嗦嗦划亮一根火柴，刚蹲下，隔壁女厕突然传来一串尖细而颤抖的笑声。我顿时头皮发麻，汗毛倒竖，以为真遇上了红眼绿鼻子的女鬼，慌忙提上裤子就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女鬼，而是我们院里精神失常的崔美娟阿姨，不少人都被她这样吓过。

　　小崔阿姨是苏州人，据说早年曾在那边唱过戏，后来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人便有些疯癫了。她随姐姐一同嫁到徐州。姐夫原是徐州电信局的工程师，去世后，姐姐带着女儿返回苏州，临走把房子留给了这个苦命的妹妹。小崔阿姨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小的儿子是在家里生的，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落地就送给了橡胶厂的一位技术员。平日里，她从不与人搭话，总是一副面无表情、旁若无人的样子，嘴里不是自言自语，就是哼着只有她自己才懂的江南小调。

她大女儿叫维维，小女儿叫妮妮。别看妮妮老小，却最懂事。每次家里要去街道办事处领补助金，都是她去——要是换成姐姐，钱可能半路上就花掉了，而她总能一分不少地交到父亲手里。才几岁大，妮妮就知道帮母亲洗手、洗脸、洗脚；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学着掌管家中经济，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家务，平时说话做事活脱脱一个小大人。

相比之下，大院里许多和她同龄的孩子，除了玩耍，几乎啥也不懂。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谁也不比谁宽裕。但好在“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我们小孩子眼里，这个世界是没有瑕疵的，澄澈的眸子看什么都美丽如初。像妮妮这样为生活所迫，过早失去童心与童趣的孩子，终究是少数。

　　那年头，晚上停电是常有的事，各家都备着煤油灯和蜡烛，后来又有了电石灯。只需往带嘴的铁盒里放一小块臭电石，再加点水，它便会“咝咝”作响。点燃后，长长的火苗窜起来，发出耀眼的白光，比煤油灯和蜡烛亮多了，成本也低。只是那浓浓的黑烟实在太熏人，所以除非必要，多数人家晚上还是早早熄灯，在黑暗中度过漫漫长夜。

夏天还好说，晚饭后大人们在院子里纳凉聊天，我们小孩子可以尽情地玩耍。但一到冬天，晚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不见了白日的喧闹，偌大的院子便显得格外冷清寂寥。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没有羽绒服之类的厚衣服御寒，贴身的衣物也少得可怜，孩子们多数都穿着空壳的棉袄棉裤。所以在寒冷的夜晚，人们一般很少出门，有的干脆就早早地歇息了。但对我们这些精力旺盛、又不甘寂寞的男孩子来说，黑暗笼罩的冬夜，丝毫阻挡不了我们调皮的脚步和玩耍的热情。甚至有时趁着街上行人稀少，竟做出有损男孩子形象的恶作剧。

当时的轻纺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十六中）就在我们院子斜对面，紧挨着火柴厂。看大门的是个胖老头，平时总不让我们进去玩，大家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一连几个晚上，我们这帮臭小子竟拿砖头去砸轻纺学校的大铁门，砸完就跑，然后躲在暗处看胖老头气急败坏的样子，一个个忍不住偷着乐。后来，大概是这出戏码看腻了，我们又转去砸马路对面的豆腐店。看店的是位胖大婶，她生起气来，自然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但就是不敢砸火柴厂的大门，因为跟看门的老头太熟，怕被他一眼认出来。不料，一九六三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火柴厂突发大火，熊熊烈焰映红了大半个徐州城！当时，我们院里的大人们都提着桶、端着盆跑去救火，我和一群胆大的孩子站在马路边，看着不远处火光冲天的事故现场，吓得浑身直哆嗦！事后查明，起火原因是夜班工人粗心大意，炉子没封好就走了。由于很多原材料都是木质和纸质的，极易燃烧，再加上那晚风特别大，火势迅速蔓延。而门卫又睡得太沉，直到被赶来救火的群众连喊带叫才唤醒。但为时已晚，整个厂区已被大火吞噬，最终化为灰烬。后来我曾无数次地想过，当初要是去砸火柴厂的大门就好了，起码能让看门老头不会睡得那么沉。说不定，火情会被及时发现，那场灾难也就能避免了。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粮食按人口、年龄和工种定量供应。像我们这些十岁左右的毛头小子，正是满街疯跑、身体猛蹿的时候，每月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经常跑着跑着就饿了，无奈只能勒紧裤腰带。我记得很清楚，每到月底那几天，姥姥总会把已经空了的面袋子翻过来，用那把专门扫面板的小扫帚，在上面扫来扫去。扫下来的面粉薄薄的一层，有时连碗底都盖不住。好在我们男孩子饿极了，什么都敢往嘴里送。现在想想，凡是能逮到、觉得没毒的活物，几乎都成了我们的“盘中餐”——树上的知了、檐下的麻雀、草丛里的蚂蚱和“麻鸪油”、水田里的青蛙，还有蚕蛹、豆虫、海巴子、蜗斗牛……我们统统吃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大多不太讲究卫生，几乎人人肚里都有蛔虫。一到排便时，孩子们就提心吊胆:既怕有虫子拉下来，更怕虫子太长，拉到半截时卡住，不得不用手去拽！不少孩子因此严重贫血，夜里磨牙，脸上长出癣斑，甚至出现异食癖——爱吃泥巴、炭灰、纸片、布头等古怪东西。这恐怕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孩子长不高的原因之一。不知从何时起，一种淡黄色、形似宝塔的驱虫药——“宝塔糖”进入了孩子们的视线。因为它味道甜，明知是药，孩子们也抢着吃。表面上看，小小的宝塔糖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些许甜蜜与欢乐，殊不知，这甜蜜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

　　我们男孩子的心思和精力，一般都用在调皮捣蛋上了，对于穿衣打扮这些外在的东西，压根就没在乎过。比如在我们看来，衣服就是为了遮羞蔽体和御寒用的，根本不知道好孬，只知道新旧，哪怕翻新的也行。而且多数都是家里老人自己做的，普遍都打着补丁。大家不信的话，翻翻当年的老照片就能明白。照片里的男孩子，不管穿得多朴素，甚至有些寒酸，但对着镜头，永远都是一副傻兮兮、乐呵呵的模样，眼睛里几乎没有半点羞涩和烦恼。

平时淘气起来，我们也不懂得要保养皮肤，只有等到冬天手背皴得像树皮、脸蛋被风吹得生疼时，才想起来抹点哈巴油。至于雪花膏，那是留给女孩子用的——它与哈巴油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护肤品，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档次。毕竟我们是男孩子，别看整天上房揭瓦、没个正形，却好像天生就懂得“怜香惜玉”似的，从没想过要跟家里的姐妹争衣抢食。这似乎是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也是那个清贫年代里，属于我们男孩子的一点点骄傲与担当。

小时候，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玩耍，我们男孩子就理所当然是主角。因为我们不仅活泼好动，还勇敢坚强，所以女孩子一般都愿意围着我们转。哪像现在的男孩子，一个个就跟圈养的“小绵羊”似的，只会咩咩地叫，甚至有的缺乏男子气概，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显得不男不女，让人看着很不舒服。可以这么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哪个男孩子身上没有几处因为调皮捣蛋而留下的伤疤？我们每天不是爬墙上树，就是钻犄角旮旯，满世界乱跑，经常弄得灰头土脸，吼得嗓子嘶哑——这才叫男孩子。倘若身上没点磕磕碰碰，不挂点彩，简直枉为男子汉，也算是白过了童年！前两天，我在小区里看见一个小男孩骑在树上，感觉非常稀奇，便朝他伸了伸大拇指。不料这小子竟然领会错了我的意思，赶紧从树上出溜下来，逃也似的跑开了。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崇拜英雄，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但说来也怪，人生中崇拜的第一位英雄，往往是自己的父亲。我对父亲的崇拜，甚至具体到了他脚上的那双皮鞋。有时趁他不穿，我便把小脚伸进去，在屋里来回趿拉着走几圈，嘴里还念念有词：“大皮鞋，呱呱叫，坐火车，不要票！”

十九岁那年我参加工作，父亲把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送给了我。第一次穿上皮鞋，感觉特别神气，也非常珍惜。我立刻拿去钉了副铁掌，阴天下雨都舍不得穿，就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不过，最让我羡慕的，是父亲的那把小手枪。他从来不让我摸，平时睡觉也要锁起来。后来父亲看我实在眼馋，就用木头给我刻了个一模一样的。这把木制手枪让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人活一世，实属不易。无论是绚烂如夏花，还是静美如秋叶；无论是年少有为，还是大器晚成；抑或小时候调皮也好，老实也罢，都是拜上天所赐，各有各的命运和造化。然而，唯有童年之所见，方能滋养人的一生。面对当下纷繁喧嚣、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愿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忘了童年时代的经历，在心灵深处，为自己保留一片纯洁无瑕的空间，试着以赤子之心去生活——愿这份纯真，化作抵御世间寒冷的永恒力量；纵使历尽沧桑，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