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我母亲，我家族

智

我父亲去世四十一年了，那年一九七七年，父亲四十七岁。

我母亲去世二十六年了，那年一九九一年，母亲五十四岁。

我祖籍是山东，祖父很早离开山东，到河南，参加旧军队。父亲在山东出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读书毕业后分配在江西省萍乡矿务局工作。

我母亲籍贯是写湖南株洲绿口。母亲家谱记录，母亲祖上被皇帝发配到湖北，外祖父和自己堂哥合伙在绿口做粮油生意，我母亲在株洲绿口出生。民国时株洲绿口是株洲中心繁华地。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到萍乡矿务局参加工作。

我父母后来调去南昌。我就不清楚他们是结婚后调去的南昌，还是在南昌结的婚。

在南昌也是煤炭部门工作，单位叫煤炭管理局。

我父亲工作是土木建筑设计，母亲工作是财会。

我上面的两个姐姐是在南昌出生。

当时江西省丰城矿务局建矿只有五六年，我父亲出差到丰矿，看见丰矿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回南昌就同我母亲说：丰矿大力在建设，有事做，决定来丰矿，第二天就到单位开了调令，举家迁到煤矿。

来到丰矿后，我父母亲生命就永远留在丰矿。他们把生命溶入赣江旁这片红土地，有生之年来矿山工作，最后生命永远与矿山相伴。

父亲的童年用今天话来说是官二代，富二代，当时是叫公子少爷。

我祖父不愿读书，自己从学堂跑出来，因此我祖父一直都不认识字，我祖父人民币上的字都不认识，只是凭颜色知道每张钱多少，有次我祖父给我钱去买零食吃，拿张一元的看看后，又拿张五毛看看对我说，这张大概够了。

我祖父十七岁挑货郎担做小生意，在兵慌马乱年代，这样小生意不好做，我祖父从山东到河南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最后祖父官职是师长。率领部队抵抗过日本人的侵略，是参加了抗日的军人。

我祖父在部队时，后来是京汉铁路郑州军管会主任。

我祖父胆大，我奶奶告诉我，我祖父带着部队在一个地方住扎，有间房子大家说闹鬼，谁也不敢住。我祖父说自己不怕。我祖父天黑后，也不上床睡觉，就坐在桌子前等着鬼，半夜真的开始出现异常响动，我祖父拨出手枪向桌子上用力一拍。大骂起来后，就没有异常响动了。当然：也可以说是人装鬼吓人，那时无非为钱。

我祖父在铁路军管会时，有流氓在车站抢东西，我祖父拨出枪立刻击毙流氓。

我祖父确实是一个字不认识，最后自己名字也不会写，虽然没有文化，凭着他的精明，在军界在商界都不差。

我祖父离开部队，在郑州建房，在郑州买地，还在西安开工厂。

我祖父没有文化，他对共产党政策特别理解，一九四八年郑州快要解放了。我祖父自己先回到郑州，自己把地分给租户。自己分田地，不费共产党精力去分田地，我祖父也就不是地主。分到地的农户，解放后一直记得我祖父，七六年我祖父在郑州去世，已经开始严格控土藏，我祖父还是埋在自己当年的土地上，当地人说：这是陈大爷自己的地。西安刚解放，共产党的公私合营还没开始，我祖父找到军管会，把自己工厂上交给政府，这样我祖父又不是资本家了。五六年房屋改造，我祖父立刻主动把房子上交。

我祖父对共产党政府精确理解后，保护了个人拥有的钱财，五几年我奶奶摔断股骨。我祖父请个医生包吃包住在家为我奶奶治疗。

以前那些先富起来的地主资本家，解放后家产全部收归政府。而且还受到批斗。我祖父不需要政府出手，主动为政府做政府后来要做的工作。因此以后政治运动中，我祖父受到的冲击少点。

要填写个人成份年代，我祖父历史个人成份是职员。

　　我父亲当年是少爷，父亲有个同学的父亲官职家产都超过我祖父。

我父亲和他同学俩个人特别要好，在郑州，只是他们找别人麻烦，别人不敢找他们的麻烦。我父亲读中学时，在街上馆子店吃饭都是记账的，由我祖父去付钱。馆子店让他们不高兴后，他们就砸别人的店，他们是当年郑州市的一对小霸王。

我父亲同学的父亲有六个老婆，解放后，我父亲同学还养着四个小妈。七几年我去他家，我父亲还要我几奶奶几奶奶的叫她们。我父亲同学解放后是郑州篮球队教练，我父亲读中学时经常和他的同学打篮球，最后我父亲同学成了篮球队教练，那年他给我一副乒乓球拍。

解放前我祖父三个老婆，解放后，我祖父给两个小老婆钱让她们离开了。

日本人快打到郑州时，街上传说，日本人不准养羊，那些养了羊的人家便宜卖羊。我父亲下课路上用二毛钱买只羊牵回家，我祖父只得请人把羊杀掉。

如果我奶奶给我父亲做的鞋子，我父亲不喜欢穿，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穿，我父亲可以一天就把鞋子穿烂。

　　一九四七年，我父亲高中毕业，他想继续读书考大学，可是那时郑州的大学已经是不招生了，当时郑州还没有解放。

我父亲就去开封，想看看开封有没有大学招生，这时开封已经解放了，民国时河南的省政府在开封。

我父亲到了开封，发现开封也没有大学招生，正在街上考虑怎么办？想回郑州时，遇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父亲同学看到我父亲也很高兴，就请我父亲去他部队驻地玩。

到了部队营房，我父亲才知道他的同学是部队文工团的，父亲的同学就把我父亲情况向文工团的团长作了介绍。那位团长看我父亲模样，而且中学时也爱好文艺表演，就请我父亲加入文工团。由于我祖父军旅生涯经历太多生死考验，我父亲就不想当兵，只是想考大学，就拒绝了文工团团长要求。

这个团长就说：既然是你不想参军，也没关系，你就先在文工团住下来，反正这里也有你的同学，以后你有大学招生时就去读书吧！而且在文工团吃饭又不要你的钱。

我父亲想想，现在没大学招生，自己又没什么事，就在文工团住下来吧！没有想到这样的决定留下了很大的麻烦。

那时我父亲太年轻，根本不会了解部队的情况，就在文工团住下来了，既然是住在文工团，也会帮助文工团做事，配合文工团上街演出做宣传。

文工团一位女团员，是安徽安庆人，参军有一年多了，在演出宣传时与我父亲就要了多的接触，而且她是老兵就尽量各方面照顾着我父亲。

慢慢两个人关系就开始密切了，但是我父亲还是想离开文工团，想离开时，就找到这个女团员，告诉她自己要离开，她就说，你不能离开，因为部队有纪律的不准自己想走就走。我父亲说：我又不是部队的人。对方说：你傻瓜，你当时留下来时，团长就把你当成参军入伍了。

我父亲这时才知道原来那个团长太有心计了。

在与女团员告别时，双方还互送记念品，对方把我父亲衣服口袋上挂的钢笔拿去当记念品，把她的钢笔送给我父亲，我父亲发现对方的是一支金笔。

虽然相互做了告别，最后我父亲还是没有离开文工团。

不久女团员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当时怀孕是自己根本没办法解决的事，两个人又不能结婚，在商量不出好办法时，俩个人做出来一个决定，私自离开部队，离开文工团自然不能在外面露面，就藏在开封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其实是我祖父小老婆的妹妹。

藏起来也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我父亲就写信告诉自己的母亲，我奶奶来到开封，对我父亲说：你去西安你父亲那里吧！

我父亲与女团员就坐车去西安当时交通工具就是马车，那时西安也没有解放，国民党部队就设了检查站，检查从河南过去的人员。

在陕西息县时，过一个检查站时，警察看到我父亲他们两个人，虽然问话找不到什么问题，但从口音上有怀疑，一个郑州口音一个安徽口音，就把俩个人关进监狱，但是我父亲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去西安找父亲。

在监狱时，有个狱警对我父亲说，我认识你，我们是一个中学同学，当年我经常看见你打蓝球，我父亲虽然对他没有记忆了，还是说也认识他。

在聊天时，那个狱警说不想当警察了，想找别的事做，知道我祖父在西安有铁厂，想去铁厂做事。

我父亲就请狱警为自己送信人，让自己父亲来救自己，但是不能明写出情况，就给自己同学写张欠条：父亲：我欠某某一百元，父亲见条给一百元。其实这也是送信的好处费。

很快上面官员来监狱检查，我父亲就灵机对官员说：自己害怕，想见自己父亲。那官员看我父亲那么年轻又是学生样子，就问为什么抓进监狱，我父亲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抓自己。那官员骂到，乱来，抓个学生有什么用，让他父亲找保后放出去吧！

这边我祖父也看到我父亲的同学送来的信，因为我父亲是从郑州这里去西安，我祖父就赶回郑州，找到郑州公安局长写证明，然后找到郑州一家金铺作保，那个金铺叫：老凤祥。当然这一切还是需要真金白银去办的，就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奶奶还在为这事生气，对我说：我爸爸年轻时不听话，花掉了家里很多钱。

我父亲在息县监狱出来后就到了西安，很快西安就解放了，解放后我祖父立刻找到军管会，把自己的工厂捐给政府。军管会看到我父亲在家也没事做，就让我父亲参军，这时是在派出所，这张照片是我父亲离开派出所时和同事们的合影，那个女的是刘胡兰烈士的妹妹。

西安解放后，为杨虎臣召开了十万人的公祭大会，我父亲是青年学生代表在大会发言。

我父亲还是一直想读书，解放后，复员工作也在开始，我父亲要求复员，西安公安管理复员的是一位姓石的处长。他对我父亲说，按条件你不能复员，既然你那么想读大学，我就批准你复员吧！

我父亲这样又回到郑州，我父亲也有了第一个女儿，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姐，回到郑州后，女儿的母亲不想在郑州生活，让我父亲和她一起回安庆，可是我父亲又不愿意离开郑州，女儿的母亲就留下女儿自己离开了。

我奶奶只能为孙女请奶妈，奶妈不要工资，只要粮食，每个月要一百斤面粉，当年用面粉换杂粮，一斤可以换四斤，这个奶妈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几个人。

为这个我爷爷奶奶一直恨我那个大姐的母亲。

二千零四年，我在深圳看到了我那个大姐的母亲，老太太精神很好，看见我牵着我的手只是说：你太像你父亲了，一个样；然后就是流泪。吃饭时，我那大姐同母异父妹妹告诉我。我外婆死时我母亲都没有流泪，问她为什么？她说：当时在战场上见到过太多战友牺牲，眼泪都流干了，这是我看到我母亲第一次流泪。

　　我父亲从郑州考上武汉的学校读书，学的是土木建筑，毕业的那一年，分在江西煤炭系统，去报道时是由一个学校老师带队，这个老师姓高是民国时大学毕业，不过他是学的采矿，高老师民国时大学毕业开始在江西萍乡煤矿工作，萍乡煤矿在民国时就是属国营煤矿，国民政府在萍乡煤炭设置了萍乡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姓李是少将，曾经与周总理一起在法国留学。

高老师在解放后去了学校教书，但他不愿意当老师，在我父亲毕业那年，由他带六个学生分去江西萍乡煤矿，这时是叫萍乡矿务局。

后来我父亲与高老师先后调在江西省煤管局，后来两个人又先后调到江西省丰城矿务局。

高老师是工程师，大家都是叫他高工，我是叫他高伯伯。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他的妻子是我的小学老师。我父亲去世后，他一直都关心我家，经常来我家坐坐了解情况，有次他来我家后，另一个李伯伯来了，这个李伯伯工作也是财会，他每次看见任何人都是特别热情特别客气，李伯伯离开后，高伯伯说：这是现在他对人特别客气，解放前在萍乡他是国民党少将财务处长，每次穿着军大衣，看到我根本不理我的。

　　我父亲青年以前的性格，成年以后彻底改变了，在我记忆中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打蓝球，也许是四九后的政治环境，让他只能掩藏起来四九年前的一切。

但是我父亲在工作中，对同事好，任何时候都是帮助身边的人，不会随着现实去欺压别人。

这样我父亲留下来特别好的名声，他死后几十年还有人记住他的好。

这样我父亲留下来丰富的财产，让我受益很多。

有一年我父亲是上级工作组下矿井，我都记得父亲回家对我母亲说，那个工区有个采矿技术员，工作能力强，单位领导就是不喜欢他，但这个技术员将来有发展，我父亲作为上级工作组就事实赞扬了那技术员。

改革开放后，那技术员提拨成为厅级领导，我父亲早已去世，为了我一个姐姐工作的事，我母亲只有去找那个领导，领导还是记得当年我父亲，立刻让秘书为我姐姐工作事情去办，最后我那姐姐是省委组织部批的干部。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公务员编制，只不过是在企业。

当年虽然中专以上毕业生属干部，但是在企业的干部与政治部门干部编制是不同的，不能进入公务员系统，那时我们企业只是到了厅级才是报省委组织部进入干部编制。

这就是当年我父亲的为人，让别人记住了他的好。

本来我在单位报名体验准备参加工作，很快就有人找到我母亲，保证让我的工作安排给我家满意，找到我母亲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和周总理曾经在法国留学的同学。

后来我当兵在当时也是要关系，不用我母亲开口求人，一个阿姨知道了要我当兵报名到入伍她全程找人。

到部队后，我父亲最要好朋友弟弟在惠州，我父亲朋友给自己弟弟写信，这是我当亲侄子的人，你也要把他当成亲侄子，最后真的把我当成亲侄子，一直在帮助我。

　　我父亲对子女特别好，在我们老家邻居中是对儿女最好的父亲，因此我喜欢在屋头等着父亲下班，经常父亲回家带给我的是惊喜，买本小人书回来给我们看，买零食吃的回来给我们吃，在星期天我们喜欢和父亲去菜市场买菜，跟着父亲就有机会要求买东西吃，过书店时提要求买书。

我小学三年级时，好奇把家里闹钟拆开，但是装不回去了，母亲回家，小心的告诉母亲，我母亲只是说了一句，看你父亲回来怎么说你。当我父亲回家后，母亲把我拆闹钟的事说出来，我父亲只说了三个字：拆得好；在我记忆中，童年时在家没有因为弄坏家中东西，打碎饭碗之类事被父母亲骂过。

我记得当年多数人家都是按月去银行存钱，父母亲要买手表，家庭买自行车，但我父母亲一切都是为我们，父亲一块进口手表，当时各种情况下他不带了，成为我们的玩具，最后不见了我父亲也不在意。

　　我母亲有幸福童年，苦难少年，平常的青年，四十岁后痛苦人生。

我外公家谱记录，王家世代书香家庭，祖上在武汉汉阳县当县令。

我外公与自己堂哥合伙在湖南株洲绿口开粮油店。这样才离开的湖北到湖南。当年，我外公他们这个店铺是株洲绿口最大商铺。民国时湖南省主何健到株洲一定会拜访我外公，有时晚上就住在我外公家。何健喜欢抱我母亲，逗着玩，每次都夸我母亲：小妹妹可爱。九十年代绿口修县志，还来江西找我舅舅了解商铺状况。我外公列为株洲历史名人。到了九十年代，当年商铺的仓库还没损掉。

我外公他们是与英国人做生意，货物通过水运到绿口。我姨妈告诉过我，当时家里请英国人吃饭，是在家吃西餐。他们小孩子很奇怪外国人用刀叉吃饭，认为不小心会弄得嘴巴出血。

如果我舅舅带同学来家中吃饭，我外公为表示对儿子带来的同学重视。都是自己去厨房做菜，不要家里的厨师做菜。

后来我也有一段时间请人做饭，朋友来了，我也是自己做菜。

有一年绿口乡下水灾，乡下人进城避水灾。我外公在店铺前让工人架大铁锅煮粥，免费给灾民提供稀饭吃。

我外公病逝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打到株洲，我外公家资产在战乱中被炸毁。这以后，我外婆带着儿女开始过艰苦生活。

解放后，萍乡矿务局招工，我外婆带着儿女到萍乡，我母亲在萍乡参加工作。我母亲是财会工作，那个年代财会完全手工做账，原则是一分钱的误差都不允许。

我父亲还教我母亲工程预算。改革开放后，国家大量投资建设，和我母亲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一个单位当财务处长，她就同我母亲说：工程那么大，基建部门报来资金单，她因为不懂只能签字批钱。想我母亲调过去，因为我母亲懂工程预算，审批资金时可以发现超工程预算报工程款，后来那个单位搞工程建设的那些人，让检察院查出有问题。

我母亲对待每个人都是友善的，七十年代以前衣服是自己做，我母亲裁剪水平很好，与我父母亲熟悉的人，经常请我母亲做衣服，因为基本上每个星期天我家都有人来。

七十年代时，全国备战挖防空洞，我看见大家都参与，就问父亲为什么不挖？父亲说：不需要挖。然后严厉对我说，不准在外面说。

解放后，我父亲对国家政策也有深刻认识与了解，能十分巧妙保护自己，又不浪费自己精力，这点像我祖父。有年我去上海看我父亲当年一位最要好的朋友王叔叔。王叔叔向诉我，一九五八年反右之间大鸣大放向组织领导提意见；单位组织一部分人开会提意见，我父亲与王叔叔默默的看看对方，微信微摇头。然后再三说对组织对领导没有意见。除了我父亲与王叔叔没有发言，别人都提了意见，到反右时，那些提了意见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这样我总会听到一些矿务局有关的人和事。

我们小时候，都是穿着整齐，因为我母亲自己能做衣服。

七七年我父亲去世，那年我母亲四十岁。我母亲费尽艰辛把四个儿女养大，我们长大了，我母亲得了癌症，治疗无效后去逝。

我父母在世前，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年代，他们绝对不做打小报告之类害别人的事。

我母亲有新同事来做财会工作，我母亲都仔细的教他们怎么样做账。对别人好，别人自然有机会就帮助我母亲。

人走茶凉，这句老话，对我父母亲就不存在，我父母亲早早双双去世，认识他们的人都是说他们是好人，记得他们当年的为人，记住他们当年待人的友善。因此大家看到我父母亲去世，总是了解我们的情况，一直关心我们，很多事，根本不需要我们开口，有人主动帮助我们。

有这样的父母亲，是人生最幸福自豪的事。

又是清明节，今年我回到老家，既是有点事需要办理，也是清明节为父母亲扫墓。住在家中老房间，陈旧的一切，刻录父母亲的过去，带来我对父母亲的回忆。

找到父母亲留下的照片，父母亲的照片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找到我和母亲合影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用我的第一部相机拍的，是傻瓜相机。那时大家都照彩色照片，不再拍黑白照片。

　　我父母亲会做到对每个人都一样友善，不会区别谁当官有权就交往，谁倒霉没有用就不理对方。

我父母亲会帮助照顾工作中能力差的同事，不会去看不起对方。但他们的工作能力，为人品德，得到他们的领导夸赞。

我父亲去世医院是误诊，我们矿务局领导也让医院处理有关医生，而且医院也给那个医生停职了。

我父母亲朋友都要我母亲要找单位提要求，我父亲在南昌朋友对我母亲说：你把事情经过告诉我，我来写，我去找人告。至少要单位补偿照顾你们。

单位因我父亲去世，我一个姐姐高中毕业就招工上班，在我们煤矿，很少招女工，男青年到年龄就能招工上班。当时规定任何人招工都必须下井，最少半年，因此我那个姐姐也下了半年井，她下井半年后，几个部门位置可以调她去，但是我母亲就让她在一个属于干部编制的位置工作，因此后来有机会批准为干部编制，后来实行公务员制，省委组织部批的干部都属公务员编制。其实我姐参加工作时下井还没满十六岁，当时这个年龄是批准不了参加工作的，只是下面单位照顾一样办理，上级批准单位的人曾经又是我父母亲同事，加上他们为人好，这样我姐是没满十六岁的童工下井。

但是我母亲拒绝了，因为考虑去告医院，最后会处理那位医生，平时感觉那医生夫妻为人也不坏。

很多年后，我母亲患癌症，需要去南昌医院治疗，这位医生当了医务科长，他就很帮助我母亲，使得我母亲在南昌医院治疗时不用交现金，由医院与单位结账。而且我退伍时，我父亲一个朋友找到他，他就找医院院长，同意我工作分配在医院。只是后来上级劳动处不开调令，要是在今天，只要领导同意就够了，根本不要上级批准。

我父亲去世后，曾经周总理警卫员在省厅当领导来我们丰矿检查工作，也来家里了解我们的情况，我母亲去世很多年，她当年的科长提拨有权后，找到与我家要好的人了解我们的情况，让我去省厅找他，他可以为我们办事。

我父亲没有给我留在财产，留下了做人的好品徳，因此我一生中在任何时代都不艰难，总是有人帮助我。

在如今金钱替代感情的年代，想求人办事，有时有钱都找不到人，况且我们属于贫穷人群，但我们办事基本都没有任何费用，很多次都是别人找上门，主动要求替我们办。

我父亲去世后，总有人关心我们，向我母亲了解情况，主动说帮助我们，我母亲也去世后，还是有人有了解我们的情况，只要他们有权有能力办理的事情，也会主动替我们办理。

这样也造成我不需要努力，不用拚搏，过着平淡安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