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冬至前我又去了上海松江天马山公墓,祭奠我那恩重如山的奶奶。奶奶其实是我的外婆,因为当年父亲是入赘到外婆家,所以我们兄妹从小就称外婆为奶奶。奶奶年龄与二十世纪同步,1912年十二岁的奶奶随同乡从杨州到上海做童工。奶奶性格温柔敦厚,与爷爷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但二个男孩在幼年时都因病夭折,只剰一女存活,因而视女儿为掌上明珠。我妈妈在爷爷奶奶无微不至的关爱下长大成人。爷爷楊義高生于1897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杨浦区、榆林区创建了个宗教组织——礼教。我听堂舅说,当年在杨浦、榆林二区,凡是穷人去世买不起棺材,礼教都会赠薄皮棺材。礼教在杨浦区榆林路上有两套石库门房屋,楼下是佈置成佛教堂样的大堂,我幼时爷爷常带我去玩。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虽然爷爷的礼教是公开活动并且是帮助穷人的,在老百姓中口碑也不错,但爷爷还是毅然决然地解散了礼教,1954年把那两套石库门房产无偿献给政府。当时我爸妈很不理解,但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历次运动都再也沒有找上爷爷。</p> <h3>我们兄妹五人全是奶奶一手带大。兄妹五人都姓杨,我原名叫杨得山,因爸妈成亲时与爷爷有这个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奶奶先后因病致残,爷爷因中风而只能靠枴杖走路,奶奶因高烧而右眼致瞎,家庭生活来源都靠父母的工资支撑。从我记事起,就感觉到妈妈对爷爷、奶奶说话凶声恶气。奶奶却对自己女儿的呵斥总是默默无语的逆來顺受。因爷爷奶奶致残后,爸爸又承担了家庭重任,后来只剩下我大弟姓杨,其余人全都改了姓与名。从我出生起,奶奶对我就特别关爱,不知何故,我从小就得不到爸妈待见,对幼年的我非打即骂,却对我大妹及大弟疼爱有加,只有奶奶在她有生之年用她虚弱的身驱,尽力地护卫着我 。对子女的偏爱在爸妈的意识中维持了几十年,所以对奶奶的厚爱我终生难忘。1975年夏天的那件事,至今我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一想起此事我就会泪流满面。</h3> <h3> 1974年我将二层楼房造好后,因当年水泥短缺,二楼的楼板还是空的,1975年夏天,我买到了水泥后就自己预制楼板,我在清洗石子时,奶奶瞎着一只眼,居然还一手撑着拐杖,一手拎了一桶水,从二十多米外的给水站 步履蹒跚地给我送水清洗石子。我回头发现后,惊叫着冲上去把奶奶手中的水桶抢了过来,而奶奶的女儿,我的妈妈则在坐在边上吃着西瓜,毫无表情地冷眼看着这一切。奶奶于1984年元月因病在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当年因上海没有公墓,我大妹那时在安庆工作,所以爸妈将爷爷、奶奶的骨灰葬在安徽省安庆市郊的山坡上。可没几年,我大妹退休回了上海,爷爷、奶奶也就成了流落异乡的孤魂了。后来我知道墓地位置后,清明节就我一人去安庆扫墓,看看土墓实在不象样,我花了五千元委托当地农民用水泥把土墓修理好。2003年我爸爸去世后,我提议将爷爷、奶奶的骨灰迁移至爸爸的墓穴旁,不知何故,弟妹们总是反对,尤其是大妹大弟的反对非常激烈,意想不到的是妈妈也跟着反对,甚至以断绝母子关系威胁我。这移墓的争执拖延了几年,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出钱为妈妈的父母购买墓穴,为什么妈妈反对这么強烈?后来我从妈妈口里才弄清原由,原来是大弟媳反对,而反对的原因是那可笑的迷信。也难怪,大弟是厅局级领导,大弟媳是处级干部,大弟从小就是妈妈的宠儿,弟妹们势利眼就更正常了。但我个性倔强,对奶奶报恩心切,无奈之下我威胁要到大弟的单位去评理,最终,妈妈及弟妹们都偃旗息鼓了。2009年我出资五万元替爷爷奶奶在松江天马山公墓找到了安身之地,我庆幸当年下了决心,现在这墓地巳涨到了三十多万元了。这些年的清明、冬至都是我与夫人前往祭奠。十多年前,女儿婷婷移民澳洲墨尔本,我就把奶奶生前与婷婷的合影照挂在画室里,这样我就天天能看到到奶奶慈祥和蔼的容貌了。2015年5月母亲去世后,弟妹们改变了态度,2016年清明节,弟妹们也都去天马山公墓祭奠爷爷奶奶了。</h3> <h3> 世间任何事物能公平、公正,是一切善良人们的願望。可当今这世道,实际上不论家庭与社会、各行与各业,从来都没有任何绝对的公平、公正。感恩应该是人们最本能的基本素质,但因各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及环境存在差异的缘故,真正能做到感恩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少至又少。况且每个人的感恩点都会有高低,而感恩点的高低完全来源于小时是否受宠爱。一般来讲,小时受宠爱的人长大后对于他人的帮助大多满不在乎。我因少年时常被父母打骂留下的烙印,所以成人后我的感恩点很低,只要他人对我一点点赞美或帮助,我就会感激不尽。对于能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帮助,那我会终生难忘,永远铭记心头。我经常想起天堂的洪广文,当年如果不是他把我这刚踏进美术圈子的幼稚青年借调到解放日报社,使我相识陈逸飞、夏葆元等一代大师,我的艺术人生完全将是另一种情景。</h3><h3><br></h3><h3> 许金国 2016 12</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