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铁六二（8）

王德生

序 ——王德生

《难忘铁62》相册（八），搜集的是唐院铁62年级同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阶段的黑白照片，文字内容源于聊天记录，还有同学们写的回忆短文二十多篇，内容非常丰富，欢迎大家欣赏。

欢迎尚未动笔的同学，拿起笔来，写一下自己在毕业后劳动锻炼的回忆和感受，如果有困难（如打字不熟练、眼睛有白内障等），可以写在纸上寄给我，我来打字。

同学们毕业后，一路走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和曲折各不相同，但是回忆短文都写的非常精彩。最后的结局，都是很乐观的，同学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取得了工作和事业成功，现在都在享受幸福的晚年。对早逝的同学的经历，也写了回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她）们的。

把这些回忆短文汇总在一起，就是一部《难忘铁62》的巨著，很有欣赏价值和保留价值。 —— 2018.6.1

哈尔滨松花江畔 蔡树基 赵大林 樊万章 1971.7.18

十年回家路（1968—1978）

蔡树基

一、初到冰城哈尔滨

我和姚福俭、赵大林毕业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我到哈尔滨报到己是1968年l2月底，哈市的天气己经很冷。

记得报到后与一广州的中山大学的同学一起到松花江边玩，路上冰多很滑，这个季节大多运动场都改成了滑冰场。一路上不时看到孩子们快乐地在坡地上打滑玩，滑行的距离很长，还作着各种优美的姿势，且少有摔跤的。

广卅这位老兄可惨了，尽管小心翼翼，一路上还是至少摔了4、5个跟头，就这样冰城哈尔滨先给了南方来客一个下马威。

我也闹过笑话，一个流血的冷笑话。

在红房子桥梁工地，忘记是测量还是干啥，不小心一个螺丝掉到坡下去了，我爬下去拿，上来时，顺手把螺丝叼在嘴里，没想到一下子把舌头粘住了，情急之下，本能地往外一拽，嗬！带下来一块肉，满嘴是血，疼得我叫了一声，师傅们知道了都笑了：

“ 咱东北的铁吃肉哩！”

二、劳动锻炼第一年

分到哈局的学生一律都到工程队劳动锻炼，我和赵大林分到牡丹江三队，佳木斯五队去的最多。人说，这些廉价又好用的劳力，省了雇临时工了。

同时去三队的还有蒸62的张长生、张国平、解炳琰、桥62的刘维璋、梁明怀，加上我和大林唐院的共七个，还有几个大连院、上海院、同济的。

三分队是桥梁分队，比线路的一、二分队条件好点，不筛道碴，住木板夹毛毡做的活动房，取暖烟筒从床铺下通过，很暖和，椐说是牡丹江队首创。张长生能说能干，是我们的头。

三、再分配

一年后按专业分配，我仍留牡丹江队，后来叫工程段，不过去了线路队。大林分到绥化六队，张长生到牡丹江机务段，张国平到佳木斯机务段，刘维璋、梁明怀到牡丹江工务段。

时间不长，1970年4月，我就到哈局设计所驻勤，同去的有5、6个学生吧，由专搞予算的阎占长领着依据东北五局的工程施工定额编单价分析，完事后又在线桥组呆了一段时间，一年多吧，1971年5月，又回牡丹江工程段，先后在技术室搞施工测量，队里调度，技术员，也没有人事令。

1974年4月，我调入哈局设计所线桥组，同去的还有长沙院黄永强，其它组还有几个学生。这些最早调入的大都最后打回老家去了。

四、打回老家

1978年10月，我从哈尔滨铁路局设计院调回石家庄河北机电学院，历经十年的奔波，终于回到了老家。

河北机电学院前身是当时一机部所属电机制造学校，是很不错的一个中专。后来归河北省改为本科，需要加强师资力量。

学校的专业主要是机、电类，我只能去基础课部力学教研室，教理力。除原校两教师外，其余均来自五湖四海，北大、清华、京院、河工等，老五届不少。材力有三个我院的，机六一的邸同深，结构力学留校的孙廉，电器自动化系供电六三的靳文林。

在机电学院，我当老师直到退休（退休时，机电学院已扩建为河北科技大学，蔡树基时任科技大学力学教研室主任——王德生注）。

我的一生，在求学、再教育的路上辛苦奔波十多年，最后，所钟爱的铁道工程专业，却被完全抛弃，确有遗憾，但世间事物，都是有失必有得，我丢掉专业得到的是，后半生稳定的教师工作，少了一些折腾、奔波，多享受了一些正常家庭生活的安稳和幸福，此生足矣。

孙增华：

树基文采真好！他的人生历程虽有遗憾，但和大多数同学相比，还算园满有意义的，好人一生平安！

葛延书：

看了蔡树基的十年回家路，我感到树基的人生之路，还是比较顺利和幸运的。

到现在张长生的爱人秦家光还在念叨你。张长生在哈局机务处退休，张国平已故，桥班同学都回老家了。

1978年我到哈尔滨拜访你，那时你住在铁路局对面的集体宿舍，在等待调令，你留下的工作岗位给在佳木斯的李海山。

王德生：

当时的哈尔滨局，对再教育的政策，是最好的，毕业后即参加劳动锻炼，一年后，按专业进行对口再分配。可是齐齐哈尔局，劳动锻炼是长期的，也可以说是无期的，若干年后一直没人管。

我在1968年底报道时，富拉尔基工程段下的人事令是“实习线路工”，工资46元。一年后下令“线路工”，工资55.5元。

直到1977年底，我调到齐局设计所，才给了个技术员的人事令。

长期再教育没人管，专业不对口，更没人管。

蔡树基赵大林在哈尔滨 在哈局设计所驻勤（70.4—71.5）

哈尔滨松花江畔 赵大林 樊万章1971.7.18

哈尔滨松花江畔 赵大林 张国平（机62）蔡树基

蔡树基在河北机电学院

蔡树基参加清华大学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教学研讨会1989

　　蔡树基在哈局设计所（后排左2）1974.4～1978.10

　李国玺 刘宝魁 在沈阳南湖公园 1969

金吉琳王振铎在哈尔滨

李海山 ：

1967年6月末，我染上了凶险的乙型脑炎，在葛延书、高锁、王兆棋、宋可信、金吉琳、王振铎等同学帮助下，我才大难不死，同学情谊令我终生难忘。

我父母亲在我生病时来到唐山，金吉琳和王振铎，从唐山护送我的父母亲回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经历了千辛万苦，度过了多少个艰难不眠的日日夜夜，绕行（交通要道四平武斗）几千公里，经梅河口、吉林、哈尔滨，再南下才回到了三岔河。回程又经哈尔滨，让湖路，走让通线 ，经通辽回到唐山。

这个路线，是沿着整个东北的最东边、北边和最西边，划了一个圈。

大串联年代，坐火车多难啊！多次中转，还要照顾两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地照顾，这样的同学情，与亲兄弟有什么两样？

关键时刻，拔刀相助，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这就是铁62的同学情。

这张照片就是金吉琳王振铎途经哈尔滨返回唐山时，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留影。

　　 王德才在吉林站前

刘冠中：

@王德才@蒋玉玺，想当年，我们仨人一起分配到吉林铁路局，在局里参加了几天学习班，就各奔东西，德才去图们，玉玺去朝阳川，我分到基建处第一工程段九站工地。临近元旦的某晚半夜我送你们上了火车。送走你们，我举目无亲，不禁惆怅万分，夜不能寐。

后来玉玺调到大修设计组，之后又调回长春一汽。德才在图们，一直无缘相见。常年阔别竟然一至于今，而且也仅在网上相会，临风怀想，能不依依？

听说你们在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好，又看到你们的近照，精神焕发，笑容满面，简直就是当年的王老三、蒋老五，真为你倆高兴有加！

德才现在定居图们？老家是舒兰吧！还常回老家看看吗？你以前抽烟多，现在还那样？没有戒烟？戒了吧！我已戒烟五年，感觉还好！

德才多才多艺、勤奋好学有才华，文革中还努力学习第二外语，为人低调处事谦虚，明明自己是个优秀的演员却偏偏喜欢做个忠实的观众，为别人热情加油喝彩。明明自己才华横溢让别人羡慕嫉妒恨，却偏偏要去羡慕赞扬别人。这就是心胸！

玉玺退休后一直在过候鸟生活？好不潇洒自在！

你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名张丽英？因当时居无定所，也没当回事，至今回想不无遗憾！还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

你总是那样从容不迫，信心满满，笑容可掬。你的慢性子很难与运动员联系起来，但你确确实实是唐院男排队长、唐山市队队员。孙增华和我等，也跟着你打排球，学了个三脚猫。你篮球、乒乓球也不错，动作规范优美，就是有点慢，对吗？

你在绘画上很有素养，在一汽搞建筑，也是用你所长。群内爱新、增华、明洲等常发表佳作，大家对你也期待殷殷，是否也考虑考虑？

当年我送走你们二位，钱和粮票已随行李托运，故身无分文。次日，滴水未进就乘车去九站，下车后饿着肚子步行很远去工地。为了走捷径，穿越农田，蹒跚于将要没到膝盖的积雪之中，皑皑茫茫横无际涯；此杨志卖刀、林冲发配之境遇也。杨志尚有刀可卖、林冲也有钱沽酒，我却只有饥渴彷徨与无奈……。

我1970年进设计所、1974年去坦赞、1979年调上铁科研所、1985年回崇明至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其一二，足可怡乐其中，夫复何求！

四十八年仅在弹指挥手之间匆匆而过！望大家珍重，期待更多的聊天嬉闹聚会!

邹古今：酬王德才兄 图们冰雪，

丰满雾凇。

天地未暖，

春已萌胸。

同学缱绻，

无阻隆冬。

共祝共勉，

米御茶通。

注:“米”，米寿，八十八岁；“茶”，茶寿，一百零八岁。御，驾御；通，通达。

丰满，泛指吉林松花江、松花湖（湖上有丰满电站）。

　　 宫锡洲 王德生 大连站前 1969.7.8

　　 蒋玉玺 北京铁道部 1976年

后排：王德生 李金生 李馥清 刘恩波 傅志宏 前排：刘甲申 蔡小丽 二儿子 黄万世 葛延书

欢送黄万世一家 1979.9.24 加格达奇～齐齐哈尔～福州 后排：李金生（铁63）王德生 刘甲申 李馥清（工63）刘恩波（铁63）前排：蔡小丽 二儿子 黄万世 傅志宏 葛延书

夫妻双双把家还

黄万世蔡小丽，都是南方儿女，毕业后在大兴安岭坚守十年，无私地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如今历尽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南方，齐齐哈尔的同学们，热情欢送，衷心祝福。

　　齐齐哈尔铁路局大楼前 唐院铁62五兄弟合影（缺刘明洲。顾经文、郭志远已调转） 傅志宏 葛延书 黄万世 王德生 刘甲申

齐齐哈尔铁路局大楼前 1979.9.24 傅志宏 葛延书 黄万世 王德生 刘甲申

刘甲申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大楼前（摄于甲申在齐局工务处工作期间，身上背着的大书包里装的是一大堆论文资料，上下班都要背着，晚上回家要挑灯夜战，我曾经为其论文做过复核、画过论文附图。当时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为后来调转铁道部奠定了基础——王德生注）

　　 刘甲申 在齐齐哈尔站前广场

　冰天雪地齐齐哈尔 龙沙公园 1970.12

1970年8月～1971年3月，我们参加齐局组织的第二次战备测量（齐齐哈尔、让湖路），葛延书 顾经文 王德生等人参加，内业工作住在齐鉄工程学校进行，期间几位校友与我们去市内龙沙公园游览照相。

前排左：高来弟 王德生 刘甲申 魏家驹

后排左：葛延书 李馥清 孟繁义 顾经文

龙沙，广义泛指齐齐哈尔。地处嫩江之滨、肥沃松嫩平原的齐齐哈尔，有丹项鹤故乡扎龙大湿地，有自然风光秀丽的明月岛风景区，有大乘寺、五教道德院、清真寺、天主堂等宗教名胜，这一切都再现了三百年历史的印迹。

　 相聚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 1970.12

前排左：顾经文 葛延书 孟繁义（齐铁工程学校）后排左：魏家驹（工63）高来弟（吉林财校）刘甲申 王德生 李馥清

龙沙公园坐落于市区中心，位于齐齐哈尔市公园路32号，距齐齐哈尔市火车站3.5公里，齐齐哈尔三家子机场11公里。占地面积64公顷，其中水域面积20公顷，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龙沙公园始建于1904年，是黑龙江省建立最早的公园，因当时利用城西南部仓库基址，故称仓西公园。俗称西花园。1917年改称龙沙公园。“龙沙”泛指塞外之地。唐代诗人李白有“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之句龙沙公园由此而得名。

龙沙公园内设五个游览区：文化游览区，有藏书楼、望江楼、关帝庙、寿公祠、澄江阁等建筑。劳动湖游览区，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曲桥、拱桥逶迤 贯通，亭台楼榭点缀其间。望江楼坐落于园内劳动湖东岸的假山上，建于1907年，是一座古典园林楼阁，它以精美别致的造型成为龙沙公园的代表建筑，是整个公园的游览中心。

登上望江楼，凭栏西望，劳动湖畔垂柳摇曳，湖面碧波 荡漾。向东南望，青松、古榆、枝叶繁茂，满园郁郁葱葱。楼下东侧，宽阔平坦的林荫道路直通花池，间落花池和立体坛中的花卉，争芳斗妍，多彩多姿。

寿山祠是1926年为纪念民族英雄寿山将军而建，是龙沙公园的园中之园。 近年新修建的胜龙山上的天远阁更为壮观，堪称齐齐哈尔最高点。

站在天远阁上极目远眺，市内风光尽收眼底。每年冬季，龙沙公园举办“龙沙冰景游览会”，增添了一大景观，齐齐哈尔的冰雕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视为鹤城奇葩。吸引国外百万游人来观光，龙沙公园已列入《中国名胜词典》。

　　刘宝魁、李国玺分配到锦州铁路局

小诗一首 —— 寄 北 1969.5.10

同窗岁月已东流，铁轨根根何处头？

最爱今天吃大饼，休夸昔日住高楼。

开山劈岭身作虎，铺线架桥志为牛。

待得天涯路成网，昆明湖上共登舟。

再教育点滴记忆——李国玺

点滴一：

学校毕业后，来到锦州铁路局，同来的还有刘宝魁，金吉琳。

我被分配到工务大修段四队，以前这个队是干钢梁刮漆的，我去之后这个队未刮过漆，主要搞桥梁大修，我参与过修便线，就是冬天作土方。

冬天用镐刨冻土，干活累极了，休息时躺在路基边坡上，暖洋洋的，像死狗一样。

那二十分钟最幸福！

点滴二：

记得1969年在沈山线90公里大桥大修时，住在河边的临时工房，一夜大风，第二天早上被子上一层沙子。

真正见识风沙，是劳动锻炼那会儿有机会参加一次外调，我陪一个老工人去内蒙奈曼旗，记得是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坐卡车去的，才领略风沙滋味。

那天风很大，只有司机知道哪是路，我是分辨不出。

突然一个兎子跑过去，那个司机丢下全车乘客 ，一人追了过去。

漫漫长路，毫无生气 ，忽然看见水和树、村庄，全车人原本昏昏欲睡，突然精神了，到那里上下人很多，又走很久，要到大沁他拉（奈曼旗）了，天气突变，下起了雨，在雨中结束行程。

沙漠里绿洲很难得，很可贵。在去奈曼旗路上顿悟。

点滴三：

1972年，我到铁路局五七干校种一年地，路局干校都是种水稻，绿油油一片，很可爱。

有一天水稻生病，叶发黄，吓坏了军代表，请一个回家的“反动权威”，黒龙江农科院的专家，干校如临大敌，再三嘱咐学员注意防范。

结果那个老专家几句话救了水稻，打药后水稻很快返青。

这一课上的好，告诉你什么叫科学。

点滴四：

唐院校友机61宫某，劳动时不小心弄坏了脚，安个假肢，最后当个机务段总工，遗恨终生。

点滴五：

有个中专生冬天修路基淘洞取非冻土，结果洞塌了，他腰砸伤了，虽调离了，当了会计，一辈子駝背多可怜，能怪他吗？

点滴六：

战备迂回线勘测设计

1969年我和铁道兵（铁三师 现13局 现在长春）技术干部一起勘测设计战备迂回线，有山海关，锦州，郑家屯辽河等十几处，每天看书，布设导线点，导线测量，打曲线，订中线，一点都不知道累。

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演习，有不少选线知识都是那时从书本上学的。

我还当了一段设计院的经行组长，对经济运量 行车组织了解较多，兴趣蛮大，有的放矢学了不少东西，逐渐充实自己。

李国玺 趣事四件

趣事一：

锦州机务段司机王凤廷是中共九大代表，参加宴会时，看到很多没见过的酒，喝醉了，刚开始，就被服务员扶了回去。

趣事二：

在劳动锻炼时，一天修沟（帮子）盘（锦）线，那是老线，有路基，有桥墩，轨道早就拆了。桥墩能否用成了难题。

只见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沈阳苏家屯机务段司机）崔休范穿着军大衣，到跟前看了看说，批准了，可以用。

趣事三：

1972年我到铁路局五七干校劳动一年，一次大会，阜新分局军代表致词，照稿念1927年，我们都憋不住笑了。

趣事四：

吉林设计院一朝鲜族男士娶了个汉族妻子，过年回家嘱咐妻子，下汽车前当孙子，什么活都干，下了汽车就是大爷，什么活都不干。

纪事五

锦州铁路设计院原工会主席许志明，是李讷的原丈夫，老家是山海关，年轻时在北戴河为首长服务，李讷的儿子就是他的，可能改姓了。

许志明一直是锦州设计院的工会主席到退休，这个人很好。

每年锦州12月26日政府都叫他参加毛主席生日纪念会。

黄万世与蔡小丽    1969年摄于根河

           根河养路工的工作和生活

      1968年底，我毕业后分配到根河工务段，经过半个多月学习班的学习后，被分配到好里堡养路工区当了一名养路工。当年，不管什么大学，不论什么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到工务段都首先当一名养路工。工区里住着我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是位十分和蔼的老人，他勤劳，工区内挑水、生火、打扫卫生，样样活都抢着干。他教会我做饭，尤其是做窩头和发面做馒头，做为南方人的我当时根本不会做面食。

      1969年一、二月份，是大兴安嶺冬季最冷的时候，工区养路工每天上午8点多上班到下午3点多下下班，在线路上要工作七个小时，因为天气太冷，白天最高气温也要在零下二十多度，必须身穿皮大衣，头戴狗皮帽，脚穿高统毡靴，不带水和饭，因为全会冻成冰块。养路工的工作是整治线路冻害，保证线路平正，在线路凹陷处撬下道钉，在钢轨下枕木上垫上厚薄不一的木板，找平整轨面后，在道钉孔内放入木楔，再把道钉钉入枕木上。在这样寒冷的冬季，在线路上一干七个多小时，是十分艰苦的。夏季，养路工的工作主要是打洋镐、換枕木，换枕木比打洋镐辛苦的多，换枕木是每人单独操作，先把道钉撬下拨出，将旧枕木打出道床，再将新枕木打入钢轨下放好位置，找好轨距、水平后再将道钉打進枕木，每人每天要换十几根枕木，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是体力和毅志的考验。

    1970年4月，我参加了一次大兴安嶺森林大火的灭火工作。当时，大兴安嶺昼夜温差三十多度，白天打火，皮大衣穿不住，晚上露营在森林中，冻的睡不着觉，吃的干馒头，喝着地上水沟里爬满小虫的水，真是火烤胸前热风吹背后寒，吃不好睡不好，是比养路工还艰苦的工作。在大兴安嶺冷极的根河工务段当养路工，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艰苦岁月。

    王德生：太艰苦了，比我在工程队当线路工，苦多了！比我想象的苦多了！这些情况，你们没说过，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直到1979年才脱离苦海，回到福州！你们夫妻的北国十年，艰辛的十年，太不容易了！所以现在，你们有了幸福的晚年，必须要多活几十年，必须要“夫妻双双度百年”！

    蔡小丽：我们1970年3月调到加格达奇铁中当老师，只当了五个月老师，当时是机务段管学校，一同去的11位大学生同时转入机务段，黄万世在设备车间当钳工，我在段搞房屋建筑。1972年底专业对口，黄万世调工务段技术室技术员，我到工程段设计室搞房建设计。1979年九月调回福州铁路分局。因为很早离开根河，只知道老工人（名叫张国安）后调根河车站当装卸工，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我们一直到1972年底才在加格达奇分配到一居室的平房，大概建筑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

　　观袁佩璋当年根河全付防寒装照 邹古今

袁家有女名佩璋，滬上明珠修京唐。

基础理论得真髓，专业技朮亦精强。

扬华敢斗兴安雪，俟实自立根诃乡。

不恋都市繁华梦，独领风骚在北疆。

铁62女同学八名，毕业分配时独有袁佩璋勇赴祖国北疆齐齐哈尔铁路局，分到地处大兴安岭高寒林区的伊图里河分局根河工务段。

江南淑女，不畏严寒，英姿飒爽，笑迎冰雪。亦是铁62学子一大亮点。

袁佩璋 ：@古今  谢谢你为我在根河的寒装照做诗！只是我真没你诗里说得那么好，我所做的不过是服从分配，铁62所有同学都是这么做的，去齐局17人，去根河还有黄万世蔡小丽夫妇、樊万章王振铎等。 男同学分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工区，一个工区一个大学毕业生，比女同学更苦。再次谢谢！

爱新崇嘉 ：

吃苦了老班長！我们铁六二的老哥老姐老弟老妹绝大多数人都没少吃苦，所以今天才能有幸福的晚年生活，才有我们這个和谐快乐的铁六二微信群，不是吗？

樊万章 ：@爱新崇嘉  毕业分配时的原则你清楚，最可敬的是袁佩璋，她应该到较好的地方，但是她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

下面我讲几个接受再教育的小故事：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在根河工务段丰岭养路工区当养路工的时候，白天上道干活，晚饭后在煤油灯下集体读毛主席语录，念上级发下来的文件和报纸，再无其它文化生活，单调无聊之极。

唐院校友机械系的杨桐在邻近的冷布路养路工区，偶尔背着工长和他通个电话说几句（工区的电话不让个人随便打），一次从他那儿弄来一本小说《李自成》，下班没事看一看，可小说没看几天，我就被批判了。书也被领工区没收了。事情是这样的：

每次我一看小说，几个独身青年就凑到跟前，要我给他们念或讲李自成的故事。工长发现了，晚饭后召集全站区休班职工到养路工区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工长把话题拉到正题说，老樊最近看黄色小说，拉拢腐蚀青年，要大家进行批判。

工区的屋子本来就不大，十七八个人坐到里面，就显得满满登登的，加上几个吞云吐雾的，个别抽自己卷的蛤蟆头旱烟的，煤油灯下烟云笼罩有点透不过气来。工长讲完话无人发言，虽然有几声咳嗽声，也改变不了沉闷的气氛。

无奈我发言进行辩解，我说我没有看黄色小说，更谈不上腐蚀青年。

工长：你看的是什麽书？

我说：我看的是《李自成》。

工长：那就是黄色小说。你为什么要看？

我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文章中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不要学习李自成。我学了主席著作看一看参考书有什么不对？可能是养路工文化水平低或慑于工长威风，养路工没有发言的。

车站有一位职工发言，他说那不是黄色小说，李自成是农民领袖，他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自己当上了十八天的皇帝，最后失败了。

听说皇帝两字，来了劲头，说那不是黄色小说也是帝王将相，也得批判（无知的可怜，学了几个名词就拿来滥用）！

又相互争论了几句后工长说：那你为什么有时间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小说？

一句话堵住了我，为了给工长一个台阶，我只得做个检讨承认错误说：

工长批评的对，是我犯了错误，我没有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小说是不对的。

“所有的时间”几个字说的慢而沉重，心想还得吃饭睡觉呢。承认了错误总算过了关。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第二天，领工区来电话要我把《李自成》小说送到领工区检查一下，小说送到领工区再无下落。

唉，这文化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但愿也是空前绝后。

金吉琳：我毕业分配到锦州大修段铆工班，晚上30多人的木板大通铺，只能学毛选，定点听新闻，有一个老工人去拧收音机的钮，别人说拧错啦，重新拧，当打开时，正在播放莫斯科中文台，从此这个人被批判。说你在家里是不是经常听这个台，老工人怎么也说不清。

这种气氛下，白天干活，晚上只能捧着毛选，息灯睡觉，每天就是这样渡过的。

周文正：老樊看黄色小说，我也有类似情节：

大约在1969年，我在兰新线河西堡工区，找到一本很旧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用牛皮纸当包书皮。

一天下班后在宿舍里读着，工长找我有事，一看那本书，就说：“你怎么看黄色小说？”在那个反帝反修崇尚斯大林的年代里，这本小说没问题呀，我据理力争。工长指着包书皮的黄色纸说， “这不是黄色的吗？你还不认账！”除了惊愕外，我无话可说。好在工长未深究，也未打算批判我。

一段可以作为相声的素材，诞生了。

樊万章 ：

  齐齐哈尔铁路局图里河铁路分局，是在我们毕业分配时存在的，当时它管4个工务段：牙克石工务段、图里河工务段、甘河工务段、根河工务段。分配时，把我们都分到最北边的根河工务段。

袁佩璋 ：

铁62分配到根河工务段的有我、黄万世、樊万章、王振铎，后来还有高锁。我在根河时还到髙锁家去过，五个孩子在炕上打成一团，他还对我说：看，多威风！

樊万章 ：当时王振铎在金北工区，我在丰岭工区，黄万世在好里堡工区，袁佩璋在段工厂。

袁佩璋 ：

小小一个工务段，一下子分进几十个大学毕业生，有唐院的、京院的，还有上海铁道学院的。男同学全部分配到铁路沿线工区，一个工区一人。

樊万章 ：

由于铁路建设的发展，嫩林线开通，图里河铁路分局曾一度管到加格达奇。因为加格达奇比图里河好，图里河分局急忙往加格达奇搬，曾发生图里河地区职工不让分局往加格达奇搬设备，抢夺高音喇吧事件。

后来，加格达奇成立铁路分局，牙克石工务段管辖变更，图里河工务段没了，牙克石工务段、根河工务段划归海拉尔铁路分局管辖。

再后来，在伊图里河成立铁路分局，牙克石、根河二个工务段又归到伊图里河铁路分局。

樊万章：

牙林线是一条单线铁路，牙克石至库都尔段为沙俄时期修筑，迄今已有百年历史。

煤田、牧原、乌尔旗汗等站还保留着俄式站房。

库都尔至满归的线路则为1952年至1963年间兴建。

牙林线属于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只有2对客车，货车也不多。

牙林线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滨洲线牙克石车站引出，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林区，终到根河市满归站，全长446公里，均在内蒙古境内。

初到根河 袁佩璋

一、分到一个段的同学难相見

1969年元旦前后，40多名来自唐院、京院等院校的67届毕业生到根河运输段报到。

根河运输段是工务为主的综合性铁路部门。除9名女同学留在根河外，男同学不论什么专业统统分到沿线工区。

一个工区一名大学生，分散在哈达一根河一满归的主线和根河一莫尔道嘎的支线上。主线上每天有一趟客车，其余就是运输木材的货车。

分到工区的同学相互间无法来往，也难有机会到根河开会、办事。留在根河的女同学中有8人是和恋人一起分来的，她们与恋人見面也成了难题。

8个女同学中蔡小丽算是最幸运的，因为黄万世所在的好里堡工区是离根河最近的工区。

二、穿工作服照相成风

一顶狗皮帽、一件羊皮大衣、一双高统毡靴，这样的工作服在别处少见，在当时应该是价值不菲的。这套工作服很快成了大家拍照的＂标配＂，根河街上的照相馆一时多了一些生意。

拍这样一张照片，一是为了给自己留个纪念；二是寄给父母，免得他们担心子女受冻。不过这套工作服其实不实用。羊皮大衣暖和，但穿在身上干活不方便，还热得受不了。那毡靴穿在脚上在雪地里走路很困难，干活时只能棉胶鞋。只有狗皮帽是一冬都离不开的。

三、冰雪地里的“战斗”

9个女同学留在根河的工作任务，是到河套里凿冰筛沙，供小工厂新建厂房铺水泥地坪。一月份是根河最冷的时候。9个人在河滩上架两个大筛子，砸碎冰层，艰难地用铁锹铲起沙石过筛。费了老大的劲，好𣎴容易铲出一锹沙石，筛出不到一半的沙子，出沙速度实在太慢了。

筛沙子难，运沙子也不易。在深及小腿的雪地里拉一辆扳车，4、5个人都很吃力。关键是驾辕的人一定要稳住方向，否则会把左右两边拉边套的人撞得东倒西歪。9个人中有几个就没资格驾辕。再就是上坡时，一定要齐心协力喊着“一、二、三”，一鼓足气冲上坡，否则车子下滑会撞着后面助推的人。

在零下40度左右的室外劳动，头部特别容易受冻，有时一阵风刮过，脸上就冻出一个水泡，等冻伤愈后此处就留一个色斑，要过了夏天才会渐渐消退。

一次蔡小丽拉车驾辕时忘了把皮帽扣紧，只觉右耳垂一阵针扎似的疼痛，待放下车辕去摸，耳垂已被冻硬，揉了好久耳垂才变软。此后几年冬天，右耳都特别怕冷。在这个环境里干活，谁也不敢偷懒，收工后每个人的棉祆内衬竟然都被汗打湿。

取沙劳动持续了几个月，至冰雪消融时，9个人分别到房产工区、小工厂、小学和食堂工作。要问这几个月劳动的价值何在，那点沙子价值抵不过9个人的工资，重要的是让刚出校门的女学生经受风雪的考验，接受体力和意志的磨练。

温济球：

了不起！看了袁佩璋初到根河的情况，十分感人。你们九个女生太伟大了。

你们穿上那套冬装，别说在零下40度的严寒雪地里劳动，就叫一般人去那边走走也困难。我真庆幸自己没到那个地方，太可怕了。我这南方人最怕冷了。别说是根河，就在唐山都难受，因为“冷"不知暗中流了多少泪。

佩璋和其他几个女同学真是受苦了。你们都比我强百倍千倍，我万分佩服你们，你们真伟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好了，我这个連一个上海弱女子都不如的男人，真是羞愧。愿你们健康快乐长寿。

丁志强：看了同学们陆续发表的接受劳动锻炼的回忆录，颇有感触並引起深思。

　　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回到了家乡，工作了近20年，88年又从天津铁路枢纽改造指挥部跳槽到天津分局，彻底离开了工程部门。一直干着本专业，工作很顺心稳定，我感到知足。

德生总编前日吩附征写接受劳动锻炼的回忆录，我犹豫不定。我正在外旅游，更主要是不应该我写，虽然我在工程队受尽了苦和累，有很多挫折，但是，比起那些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差得很远。这些同学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累，还要承受精神上的苦。他们不仅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还要忍受心灵上的创伤。

他们远离家乡，家庭、亲人、婚烟、生活、感情、前途、生话的不适应等等，都时刻地折磨着他们。特别是袁佩璋同学，孤身一人，远离南方，在高寒的大兴安岭脚下坚持多年，实在令人钦佩。 实际上，工作的分配，谁也无能左右，因为大家都写了”服从分配”，在分配方案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在客观上，是他们的付出，才给了我们这些能到优越地区的人创造了机会。良知使我一直心存感激，他们历经的磨难才值得宣扬，他们真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借此，我在远方衷心地祝福他们。

王德生：

@丁志强 ：你是有福之人，也是有情有义的好同学，说的话，在情在理，充满了同学情谊。

毕业分配，有苦有乐，艰苦的地方必须有人去，北京上海也要有人去。你去了天津，直接回到了家，少遭了不少罪，如今能说出你的心里话，大家知道了你对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同学是“一直心存感激”，而且分析了这些同学在各个方面所受的折磨和心灵创伤。

其实，不能说“有了这些同学去了边远地区，你才能回到天津”。你能设身处地，分析地那么透彻，“远离家乡，家庭、亲人、婚姻、前途、生活”等问题，都想到了，看来我们真是心心相通的亲兄弟啊！谢谢你了，老丁！

袁佩璋：

@丁志强 为你毕业后工作顺利稳定而高兴！毕业分配，各有苦乐，都是服从分配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付出多给谁创造了机会！当然我对你所说的话还是很感动的，谢谢！

甲申：

＠袁佩章，見到你的回忆短文有感：毕业后你在根河“反修前哨”，未打起来也算考验吧！我83年调铁道部工务局，平反了“自动脱党”的历史问题，补了18年党令后，立即又以一个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党员的身份被召，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确保铁路军运安全的701任务（部内仅3人）。

前线的窄轨列车一侧玻璃被子弹打碎了，焊上了钢板。子弹是不长眼的，我完好的回来了。

期间我在昆明局招待所门口，还买了郭振宇（当时看着像，后一打听属实）二斤香蕉。

高铁时代冷极列车——牙林线4182次小客车从满归车站始发开往海拉尔

袁佩璋：

看了王德生在群里转发的“冷极列车”，使我想起当年在根河的日子！没想到40多年过去，那里仍是一日一趟车，凌晨从满归发车，上午8、9点钟到根河。变化的是车廂，当年哪有卧鋪，只有又窄又小的木座。

除一年一次探亲，我往返于齐齐哈尓一根河，唯有一次由根河去满归采访写稿，下午3点上车，到满归已天黑，当天回不来，只能请工区的一位刚结婚的新郎到工区单身宿舍睡觉，我到他家借宿。自蔡小丽等人去加格达奇后，根河工务段只剩下我一个女职工。

王德生：

往事不堪回首。如今发生变化的，除了牙林线的火车车厢，还有我们的年龄，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都已经从青年进入了老年。但是我们同学之间，记忆犹新的还是当年的形象。

最艰苦的时代，在最寒冷的地方，消耗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

　　1972年，袁佩璋由根河回上海探亲，途径北京游颐和园

爱新崇嘉 ：

我毕业一分到铁三局二处二段一隊，就在丰沙二线工地，实打实的干的开山工，重体力劳动。在山上搬大石头，推小车，抡八磅锤，只有工班長赵师傅才敢给我把钢钎。@金吉林  我和你一样，是抡大锤的好把式，谁敢惹咱们！乐吧！

爱新崇嘉 ：

我的好女儿，是貼身小棉袄。我女儿小时候一岁，没奶，就跟我在铁三局榆次小东沟工地流浪。

娘俩住帳棚、住窰洞，不会烧炕。洞壁上都掛着稻草结的冰柱。我烧柴火点不着，洞里嗆满烟，娃趴在坑上 ……没少吃苦，李海山跟我在一个隊，没少帮忙。

向海山致敬！

爱新崇嘉 ：

哪位有李海山的信息？我在三局带着一岁娃娃，很艰难，是李海山无私助我。如今失联很愧疚。

王德生：

毕业后爱新一个人带孩子，在工地，其困难真的难以想像，但是老天有眼，让李海山也在同一工地，给了好多关心和照顾。

所以，几十年了，爱新一直念念不忘，这样的同学情，就是亲生的兄弟姐妹情，我们要为李海山点赞！

记忆犹新的铁三局往事

                    李海山

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至今，已有五十个年头。往事如烟，大部分人和事早已忘却，但我在铁三局那些磨难较深及影响较大的事，仍记忆犹新。

一．劳动锻炼第一年

我被分配到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二工程段，简称三局二处。同去报道的还有王维馥、爱新崇嘉、薛长路、史沈瑞。爱新去二段一队，史沈瑞去二队，薛长路去三队，我和王维馥去四队。

四队的施工项目是丰（台）——沙（城）铁路复线安家车站及相邻区间的复线路基。安家车站只有一股道，一座小站房，实际上只能算线路所。车站每天只停靠一对客车，接送在这儿上下班的铁路员工。站在安家车站举目四望，目及所到之处，没有人家，无迹无人，只有满目荒山。

四队驻地在安家车站永定河对岸的山坡上，那里分布着七八顶帐篷，就这七八顶帐篷还坐落在三个山包上，山包间是大沟，雨后趟水，大沟上用杉木杆和木板架修建了人行桥。住在山包上的人每天吃饭，上下班都要从桥上经过。

我初到驻地的头一个晚上，正好刮大风。山风呼啸，山上的杂树荒草沙沙作响，一阵山风刮过，帐篷和四壁也跟着震动，屋内的小火炉早已熄灭，屋内又冷又黑。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觉，想了很多很多……

当时，全段没有一台汽车，没有施工机械。开山放炮全靠人力，人工打眼，人工装渣石推车，将碎石弃到永定河里。

头一年到工地，我跟班劳动，夏天时我也学会了抡锤打眼。在山上干活，只穿一件裤头，浑身晒的黝黑，打完眼混身是汗，师傅就带我下到永定河里游泳。整个夏天，过的也很惬意。

二．我在二处测量队

转眼就到了秋天，我被调到二处测量队，搞二处管内全线贯通测量，消除长短链，为竣工资料作准备。

门头沟水库大桥桥墩用的是六三年以前的定型图，六三年以后帽石上的预留孔，有些许变化，须在架梁前修改予留孔。每个墩顶上有16个预留孔，我们要按梁的位置，划好予留孔，留给后面的工人凿孔。

二十几个桥墩都在水里，每个墩高都在二十米以上，架子工先用杉木杆在水里搭梯子，我们则背上测量工具，沿脚手架爬上墩顶，逐个测量。

刚开始上梯，我上了两次，中途都下来了。由于桥墩在水中，风刮水波，好像桥墩在动，一看就发晕，赶紧往下下，在船上冷静冷静。 桥墩上面的孔你必须要划，不上是不行的。

第三次上墩台，听了别人的指点，我也下了决心，两手抓住梯子，眼睛只看眼前的桥墩，不往下看，任梯子前后忽悠，最后终于爬上了桥墩。

半个多月下来，我克服了恐高症。后来在修建月晋段10号大桥和石太线程家2号大桥时，就派上了用场，我能背上经纬仪，沿着脚手架的角，自如地上下桥墩。

在二处测量队时，我们沿着修好的路基，一步一步地往山里走。

山里的柿子六分钱一斤，是漤好了的（柿子放热水里泡几天除去涩味），花上五毛钱就能买一工具袋，回来大伙能吃上好几天。

往山里去不方便，每天往返工地都要搭货车。在车站预先要好点，货车进站慢行，待我们的人都上了车，信号员手旗一摆，货车很快加速。

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冷热，在测量队两年多，就是这样过来的。

三．我和爱新在太行山

1972年，我和爱新崇嘉同时调到新四段，爱新在技术室，我在测量队。我们的施工项目是修文——长治间的太行山越岭隧道，小东沟隧道。

说到太行山上的山民，他们有很多特点。我们刚进山，测量队住在老乡家里，有一天我们请房东爷们吃饭，席间他指着香肠（这是我们从北京带来的），问我们这是啥东西，是树上接的还是地上长的，我们告诉他，这是猪肉做的，好吃。这时他才明白。

刚进山时，山里的小溪岸边有不少乌龟在晒太阳，当地人是不吃乌龟的，待我们大部队工人进山以后，没几天这些乌龟就不见了踪影。

当地人也不吃公鸡（不知是否不吃母鸡），公鸡非常便宜，大概几毛钱就买一只。我们的工人除了自己大吃特吃之外，还打包往家里邮，后来公鸡的价格也上来了。

我们在小东沟隧道口的驻地，是一片干打垒的平房，房子是山西煤矿施工人员建的，我们接手就住了进去。技术室有两间平房住宿另有一间平房，爱新崇嘉一个人带个小孩，单独给她一处独院（在山坡上挖个凹槽像个院），一间干打垒的小平房。

山西的煤很好，我们烧煤都是大块无烟煤（六元钱一吨）。每次来煤，我们技术室的人都先给爱新选点好煤送去。引火柴也一样，施工工地不缺碎木头，我们有斧头，劈柴很方便，先前的引火柴还没烧完，我们就又给她送去了。

爱新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孩子在工地，是很不容易的。小孩吃的奶粉，都是北京带来的。孩子名叫姜辉，非常聪明可爱。爱新上班时也把孩子带到技术室，有时放在桌子上。

当时，姜辉还不会说话，有时她用两个小手捧住电话话筒，不拨号，对着话筒就啊——啊地说起话来。技术室就是她的幼儿园，我们这些男阿姨，都很宠爱她。

正当爱新崇嘉往北京工务段调转快要办成时，铁三局二处一脚把她踢了出来。一纸调令，要她去铁三局铺架队报道。

我和李景泉（长院毕业生）搭乘往山里送材料的解放货车，把她和孩子先送到东阳（第二工程处驻地），第二天又搭别的车把她娘俩送到修文（铺架队驻地）。

铁三局二处办事也太损了，爱新崇嘉因为这事，气得差点哭出来。后来，她什么时候调回北京，我就不知道了。

四．小东沟隧道三角网平差

小东沟隧道全长3.3公里，现在看来这不算什么大工程，可在当时，一般月成峒几十米，测量全凭经纬仪和钢尺，靠坐标和导线进峒，3.3公里隧道还是令人瞩目的。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施工段设一个斜井，一个平行导洞，铁三院为该隧道设有三角网，我们则在进洞口和斜井口设有插点，进洞用坐标和导线控制。

一个三角形测量之后，三个内角和总不是180度。为了满足三角网中所有三角形的内角和正好是180度，这就要在测量基础上进行平差。

为了平差，我在北京买了《最小二乘法》和《三角网测量和平差》两本书。白天我们搞外业，测量三角网，晚上我就啃这两本书。外业搞完了，这两本书我也啃的差不多了。

当年没有计算机，我手头有一台德国产的快老掉牙的手摇计算机，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搞完两个插点的三角网平差计算，确定了插点坐标，以此进洞，最后各节点都顺利贯通。

五．山顶遇险记

1973年，修建月晋段复线10号桥和32号隧道时，当时山沟两侧的石质都非常好，我们想就近采石粉碎，用做桥隧混凝土之用。工点选在山的另一侧（放炮不影响驻地），但采石场久久未见开工。

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准备翻过山头去采石场看看，到底差什么还不采石。在山顶上，一处悬垂下的380V电线拦住我的去路，电线离地面不到一米高。

在我的印象中，电线还没通电，我刚想用手撩起电线弯腰过去，又立马改变了主意，从电线下爬了过去。过了山头就听见碎石机咣—咣—咣的碎石声，已经通电了！

我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否则，我用手一撩电线，那我就玩完了，现在骨头渣子都烂没了！

六．获鹿车站伟人石像搬迁记

1976年我参加了石太线电化改造工程建设，负责获鹿、头泉两站站场改造，在获鹿站增设到发线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获鹿县动用了建国以来全县党费资金，不知从附近哪个山头上，弄下一大块石灰岩，岩质非常好。

当时，在没有大型起吊、搬运设备的情况下，运这么大一块岩石，其难度不亚于往金字塔上搬运石块，将近五米高的石灰岩立在货物站台上，然后雕刻成毛泽东立像。

在站台下的空地上，雕刻了石像立座，上面刻有葵花，每块石料要好几个人才能掀动。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用铁丝网将石块基座围住，旁边还盖了小屋，住人看守。

当发现毛泽东石像占据了车站增加股道的位置后，我们立马往上打报告，报告一级一级往上传，传到了党中央。后来，先后来了几拨人，看过像后，都摇摇头走了，说石像不像毛主席。也难怪，就凭几个当地石匠，还能雕出伟人石像来？

经过半年等待，最后时刻，上边来了指令：“可就地销毁”。

那天，我们先用席棚将石像围住，晚上夜深人静时，在石像身上打孔，后半夜两点，一声炮响，全队工人一起动手，不大一会儿，就将碎石装上两节平板车，当即运走。第二天有人问及此事，就说毛主席像被请走了。

 

七、回到老家

我在铁三局二处从1968年底到1977年，总共工作了九个年头，参加了劳动锻炼，参加了修建丰沙铁路复线、石太线电气化改造、石德铁路复线等国家大型铁路工程建设。在体力上、精神上、技术上都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收获很大，也为国家的铁路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辜负唐山铁道学院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教诲。

1977年8月，经过努力，我终于结束了奔波流离的两地分居生活，回到了哈尔滨铁路局，总算回到了家。

当养路工的日子

-----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

王振铎

1968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伊图里河分局根河工务段，40多名报道的大学毕业生，首先在根河参加了段里开办的学习班。根河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根河工务段金河领工区金北养路工区。

金北养路工区位于金河站与嘎拉牙站之间，属于中间养路工区 。这里冬季长，春秋相连，无夏。

每年9月中旬开始结冰，冰雪要到第二年五一节时才能化完。冬季最低温度零下50度左右，风力一般只有二三级，零下47--48度，还照样天天上道干活。

虽然风小，即使全副武装，还会有冻伤的可能。如果风大的话，就不能出外干活了。

早晨的“白烟”，是这里独特的风景线。晴天，这里的天空是蓝蓝的，空气质量较好，这里没有污染。

根河工务段管内的“牙林线”（从滨州铁路牙克石车站接轨的林区铁路），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穿过的铁路，有时能听到狼叫声，熊瞎子也经常出没。

金北养路工区一名老职工13岁左右的男孩，1967年在距离工区60米的小河边玩耍时，不幸被熊瞎子咬死了，太可惜了。1970年段管内一养路工区的巡道员，在夜班巡道时，遇到熊瞎子，被熊瞎子吃了。

（视频4分49秒）：呼伦贝尔的冬天

　　我有时夜班替班巡道，也听到狼叫声，虽然工作要认真，但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两腿有些发抖。只有快速行走，通过一些敏感地段。

这里每天只有一对慢车停靠，没有站台，上下车很不方便，也不安全。

1969年冬天，工区一职工的爱人抱着小孩打算去金河买东西，不幸被撞身亡。小孩从怀中甩出，掉在雪地上，因积雪厚而安然无恙。

买粮、购物、就医，及小孩上学，只能乘客车到金河去。

因为列车对数少，所以每天上道干活的时间就比较长。每天上午没有一趟列车通过，只有在干活中间工班长让休息时，才能休息十多分钟。

工作一天，确实很累，即使身体好，也感到很疲乏。当然，大家都是这样干的，我并不特殊。养路工确实太辛苦了。根河学习班结束后，我是和金北工区的老工长坐一趟车到金北养路工区的。当晚，老工长让我到他家吃的饺子。晚上，睡在工区的大炕上（有6个单身），挺热的。

　　早晨起来，单身们都忙着做饭，可是我一无所有（到工区之前，领导也没说要自己做饭），班长借给了我几斤玉米面，帮我和面，煮了一锅玉米面小圆饼，化汤后就成了玉米糊糊。吃过饭后，就跟着大伙出工了。

第二天，我跟工长请假，去金河镇买了粮食和炊具。没有布，面袋是用褥单子的白布做的，做了两个。自己学着做饭。

当时一个月供应8斤白面，其余为大馇子高粱米。常吃的菜，冬天是土豆，大头菜，夏天是小客车一周挂一次菜车，给沿线送菜。1970年有20多天未挂菜车，这二十多天就靠买的大酱送饭。

这里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当地只能种土豆、大头菜。

煮一锅大馇子，可以吃上2--3天，熬一次菜，也可以吃两三顿。因为天气凉，剩的菜也不会坏。中午带饭，一般带一个馒头，都是利用星期天，到根河去买的。中午稍微垫补一下。

慢慢地自己也学会做简单的饭了，发面、过节包顿饺子，也学会了。利用星期天到根河，或者金河买东西，可在地区食堂吃顿现成饭，或者改善一下伙食。

吃的最好的一天，是高锁叫上我、樊万章、袁佩璋，可能还有黄万世，到高锁根河父母家，吃的炖狗肉，这是当地招待女婿吃的。高锁父母非常好客，十分热情，让我永记心中。

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工人师傅们给我树立了榜样。工区一名老师傅，1947年参过军，还有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些师傅们确实不错，安心在工区，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非常谦虚，从来不摆老资格。

工区的养路工，包括工班长在内，对我都很好，很关心，我与工人师傅们相处得很好，关系很融洽。

养路工是重体力劳动，我的身体算是好的，能够胜任，而且我干活是积极主动、认真的，动脑子的，肯出力的，遇到难活、累活是抢着干的，我很快就成为工区干活的主力，并且经常帮工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受到了工长和师傅们的一致好评，1970年被评为根河工务段五好职工。

当时分配到这里当养路工的同学，生活、工作的条件、环境，都差不多，只是有的工区在站区，有的站区还有地区食堂，条件相对好一点，中间工区条件相对较差。

有的同学抽出来早一点，有的抽出来晚一点，当养路工的时间长短不同。

当养路工的日子，一晃三年多（1968年底～1972年3月在金北工区当养路工，1972年3月～1973年底在金河铁路学校），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美好的记忆。

我永远不会忘记根河的艰苦岁月，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淳朴可爱的养路工。

后续

1973年底我从金河调到了根河工务段技术室，有幸能与高锁、樊万章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开心极了，当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结婚以后，夫妻两地分居，爱人在张家口工作，我只能在根河和张家口之间奔波。直到1974年底，为支援青藏铁路建设，奉调赴兰州第一设计院工作，走上了铁路勘察设计的工作岗位，直至退休。

全副武装的海拉尔大修队工人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刘甲申 1968.12.29于海拉尔

文革中由于家庭蒙受了不白之冤，自己又看不清形势，只得暂不参加任何组织，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木刻毛主席像，为同学们歌颂伟大领袖的革命行动服务。

没想到，为此我居然被推举为全国67届毕业生联络站的唐院学生代表。还有机62严萍，常一同开票去清华主楼205开会，以促进全国12万67届大学生尽快分配。

毕业分配时，被选为唐院67届鉄道工程专业（在唐59人）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学生代表。但我还是去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齐齐哈尔铁路局海拉尔线路大修队（ 后來又转加格达奇北工程段），在大兴安岭冬季零下四、五十度的塞北野外风雪中，一沉就是18年！期间，我还因抱打不平而得罪了队长。他说：“你想调走，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是我死了；二是大修队黄了”。

天无绝人之路！自己都想不到，我居然在整治多年冻土路基病害的探索中，用俄文研究了苏联的资料，用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高分子聚合材料”和清华大学的“热力学”等有关教科书的理论，在唐院铁62学友高锁（当时的根河工务段段長）的支持和帮助下，研究了一套“用高分子聚合材料整治多年冻土路基病害”的技术，並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节约费用90％。

真没想到，为此在部内掛上了号。1983年10月齐局并入哈局时，我被调入铁道部工务局。

刘冠中 ：@甲申  多才、清醒、艰苦、拼搏、成就，不简单！祝你健康快乐永远！

淼先生 ：真不简单！冠忠兄的评价很全面了！你为人正直是个好人！也是我的好兄弟。

全副武装的海拉尔大修队工人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邹古今 1968年12月于海拉尔

毕业分配到海拉尔大修队的同学，还有傅志宏、张靖臣、刘甲申、高锁。高锁在齐局基建处留下来参加外调工作一年多，回大修队参加劳动不到一年，后调根河铁中当老师，一年后调根河工务段技术室，任技术室主任、段长。

邹古今： 志 愿

理想，志愿，激励一个人一生为之奋斗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少年的我也抱过同样的壮志。然而在我人生里程的两次节点上，都受阻错过了机遇。

由于“文革”动乱的影响，我们67届毕业生拖到1968年11月才毕业分配。唐山铁道学院唐山部分的“政权”已被造反派“红旗战斗队”把持，毕业生分配当然也由“红旗”支配。主持铁62分配的是“红旗”小头目许伦（原政治辅导员）铁道工程两班分配方案12月9日公布:

齐齐哈尔局13 哈尔滨局3 吉林局3 沈阳局3 锦州局2 北京局7 济南局3 上海局2 南昌局2 郑州局2 西安局2 兰州局3 成都局5 铁一局2 铁三局5 铁四局2 共59人（铁一局乌鲁木齐 铁三局哈尔滨 铁四局云南富源）。

我中学时代即仰慕我国第一位自力更生修建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立志踏遍青山，献身铁路建设事业。高考第一志愿即报铁路专业第一流高等学府唐山铁道学院。此时毕业分配第一志愿即争先报了第一工程局，梦想到最远的新疆乌鲁木齐，投身当时在建的兰新铁路，为此还递上一首雄心勃勃的咏志诗。第二第三志愿报的也是三、四两工程局。不料，公布分配决定分去铁一局的却是王洪根和刘庆春，派性惩罚性分配。我被分到了齐齐哈尔局。到齐局报到后又分到海拉尔线路大修队。

1974年，青藏线开始勘测，铁道部从齐局抽调技朮人员。我当时刚定职分队技朮员，以为在大修队技朮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到勘测设计部门学习锻炼，才有机会施展抱负，于是积极报名“应征”。不料段里不放，却指定另一名齐铁工程学校毕业的老技朮人员上调。那老兄拖家带口拒不服从，最终不了了之 。我也没跳出。十二年后，妻不堪两地分居，终于托人于1980年11月将我调回鞍山，入鞍钢运输部。虽未脱离专业，但在工业企业铁路犹如从大江大河落井中，成了井底之蛙。在鞍钢厂区铁路技朮管理岗位二十多年，碌碌无为，我的铁路梦就这样破灭了。

幼志踏青山，却被尘缘误。

徒仰詹圣名，献身终无朮，

疆藏已通途，南北驰高速。

同年多鲲鹏，我独成蟪蛄。

回首泪沾襟，长思纡以郁。

王德生：

古今自幼仰慕詹天佑，并以高考第一志愿考入唐院铁道建筑系，立志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奋斗一生。但是没想到，在毕业分配时，要求去乌鲁木齐铁一局的愿望没能实现；1974年申请去青藏线又被驳回，只好回老家进入鞍钢，确有遗憾。古今的志愿，与国家的需要完全符合，却违背了部门、单位的原则和需要，宏图壮志化为泡影。遗憾！

刘甲申：什么国家需要？全是愚弄我们！读古今文有感：

幼志報国入詹门，业成赴疆奔艰辛；

受难呼盟未冻死，怕见冰雪忆故人！

刘宝魁：赞古今的文彩！[强][强][强]

王宗训：邹古今同学，多才多艺为人循规蹈距，我们同住七排六号，他有一句名言《万事不求人》，言谈举止颇有夫子文人风度，是我班有名才子！愿你隐居出山后，多写点诗文，以饱我等眼福！

淼先生：德生兄，请将古今的诗文多加转发，吾人收藏后细细品味！

刘冠中：@甲申 ，热血青年也有如此悲叹！

邹古今：宗训、汝淼兄，我算什么文人才子？不过爱好文学，闲时学点儿古诗词，咿咿唔唔胡乱吟咏自我陶醉而已，不值点赞。一分部七排六号六二年秋冬至六三年春夏住过上海的王宗训、姚宗源、辽宁的刘宝魁、李国玺、金吉琳、邹古今。你和宗源从大都市来，才有挺深的文人学究风姿，我们辽宁这几个都显得粗俗爽快，但我们却相处颇融洽。

还记得六三年元旦用面盆从食堂领来面粉和馅，聚一起笨拙地包饺子吗？那是五十六年前，半个世纪了啊，宗源身体不好，早已作古。

听淼兄口述的文革乐山的惨烈武斗，真令人心惊胆颤，庆幸你和贾玉书、李行尔等同学大难未死躲过一劫。呜呼，真是人生如梦啊！愿我们后半生都做好梦罢！

邹古今：甲申兄，蒙你诗赞，海拉尔大修队的岁月咱们不“难友”吗？我和张靖臣先报到，先分去的，你和傅志宏、高锁后报到后去的，后来还有铁63的刘恩波和杨玉凯，记得还有内62的景唯真、王成华，机62的张先凯等。

我和张靖臣去之前就有上海同济的夏汉强、孙国平先分去了，上海分配得早，可能比我们早两个月。还有别的学校的，如天津大学的陈勋远、华东师大的庞孝春。当时你、我、张靖臣在一分队，傅志宏在三分队。正如你所说，哪里是分配，就是发配，毕业了就成了臭九（正年轻还未老），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肓嘛。

当时该队正在野外冻土施工改线筑路基。正是十二月末一月初，当地最严寒季节，气温零下35度，大北风五六级。从宿营地走四五公里到现场，皮大衣毡靴和大狗皮帽带鼻罩捂得严严实实，我的右耳轮还冻硬了（可能因我耳朵大），险些像冻肉样碰裂，多亏老工人用雪搓，慢慢缓了过来。以后起泡，流水，脱了层皮。

你上次说腿脚关节痛，诊断是神经受损，就是与当年在大修队冬季刨冻土施工冻伤有关，很可能。难怪提起海大修你就来气儿。

后来七六年还是七七年你转去加北工程段了（加格达奇北）。

　　《海大修记事》 （一）——邹古今

“晨风吹动着草浪，羊儿低吻着草香；鞭儿击碎了薄雾，歌声唤来了朝阳。啊.......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哟你是我可爱的家乡，你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永远散着芳香。啦啦啦啦......你像一朵盛开的…....”

1968年12月，齐齐哈尔开往海拉尔的413次列车上，播放着女高音独唱《草原晨曦圆舞曲》。我和张靖臣沉浸在这优美的乐曲中憧憬着未来，向往着即将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雄伟的大兴安岭，施展在中国铁路第一学府修得的本领，为祖国北疆的铁路建设一展宏图，勇攀事业高峰。昨天，我俩一起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人事处报到。管分配的人说，去养路工区要自己起伙做饭，到大修队集体伙食，但条件艰苦，流动施工。

“没事儿，我们就上大修队。” 这就分配到了基建处下属的海拉尔工务大修队（后来更名海拉尔线路大修段）。

第二天早晨到海拉尔——呼伦贝尔盟首府，下车找到大修队。一看，这单位只有一座俄式小楼，一个小院，楼下北半截还有另一单位乘警队。大修队下分四个分队，一队、三队是线路工程队，四队是桥梁工程队，二队是机械化施工队有轨排组装基地。我俩分配到一分队。材料室发给一套劳保防寒服装有一件黑色羊皮板大皮袄、大狗皮帽、高至膝盖的大毡靴、一付羊皮手闷子。第二天我们就全付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在距牙克石三十多公里的牙林线牧原站施工的一分队。

举目四望，到处是茫茫雪原，朔风凛冽，哪里有“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住宿条件还好，集体住宿营车。宿营车是用淘汰货车皮改造的，十七八辆甩到两条临时停留线上，还有几顶帐篷。全队一百七八十人，分三个施工班、辅助班（铁、木、电工等）和后勤班。宿营车内分上下铺，每节车住二十人，有采暖锅炉，专人烧炉，热水循环供暖。后勤班供集体伙食，并负责野外施工现场送饭。

当时冬季仍施工，正在牙林线牧原——煤田间改线路基施工。第一天步行去野外施工现场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险些失去半个耳朵。从宿营地去施工现场5公里多，五六级大北风卷得漫天雪雾，全付武装，大皮袄、毡靴、大皮手闷子、大狗皮帽子还带护鼻挡，捂得严严实实。就这样走到工地帐篷，竟然右耳轮还冻硬了。手摸一点儿感觉皆无，想到火炉边烤一烤揉一揉，老师傅急忙阻止:“别动，别动！别烤！一掰耳朵就掉了，快用雪搓。”

在师傅们帮助下，用雪搓了半小时才缓过来。以后，冻伤处起了小水泡，蜕了一层皮。好险，差点儿折掉半只耳朵。回想起来，可能因为那狗皮帽子右边的小耳扇不严，钻进了寒风，再加上我天生大耳朵所致。

过几天，同班同学傅志宏、刘甲申、高锁也分到这个大修队，还有铁63的刘恩波、杨玉凯，内62的景唯真、王成华等。此前，9月、10月已先期分来不少非铁路院校的毕业生，有同济大学的，北师大的，天津大学的，华东师大的，沈阳体院的十多人，以后都陆续离去，到80年代后期海大修只留下张靖臣了。

　　冬季路基人工施工要用洋镐刨冻土块用独轮小推车推运到路基上，一层层填到设计标高。气候严寒，冻土深度达两米以下。洋镐刨一镐一个白点儿，不知刨多少镐才能撬下一块，震得虎口发麻，手掌裂口。

推小车运土块更是艰难，一开始掌握不好两个车把的平衡，晃晃悠悠，还要上跳板，闪下翻车不止一次。所幸，在师傅们指点下终归适应了。

以后到齐北线、嫩林线、滨洲线、平齐线、白阿线、牙林线换轨，清筛，换混凝土轨枕施工，抬钢轨、抬轨枕、扛枕木、刨盐碱土板结的坚硬道床.......等苦活儿脏活儿累活儿都没少干。

夏天，两个小时区间封锁施工开通后，常累得四仰八叉躺到路基坡脚下，呈“大”字形躺在土中，也不顾潮不潮湿。现在常在气候变化时腰痛，大约就是那年代留下的风湿后遗症。

我这还算幸运呢。有个刚二十岁招工到大修队刚两年的齐齐哈尔小青年，就是在平齐线清筛累得这样，染上肾炎，还被卫生员怀疑装病，延误了治疗，转为尿毒症，年轻轻送了命。

冬季施工累得内衣汗透，开通后休息透心凉。午间野外吃饭，大家围坐废枕木笼起的篝火边，若是馒头包子还好，可以烤着啃；若是高粱米饭或玉米渣饭，就得端碗快点扒拉咀嚼吞咽，要细嚼慢咽饭就会冻出冰茬。那确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啊！哪里还有心思观赏什么“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儿子曾问我去过呼伦贝尔草原蒙古包没有？我只能说去过，就跟电视中见到的那样。其实，我只是主持一次轨道车司机培训路考，去满洲里沿线，看过路边的草原。

是什么支撑着我以这不到120斤的瘦弱身躯渡过那段苦难的青春年华？我总想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师傅，无论年老的年少的不都是人吗？人家长年累月这么干，直到退休，我也一样是人，人家能干我就干不了吗？

1976年我调到段技术室。1980年因为家庭牵累离开海大修，结束两地分居，调到鞍钢。

十二年的海大修生活是我一生难忘的岁月。我的青春献给了海大修，那里有我的苦和乐，那里有我的汗水和心血！经受过海大修的艰苦其他任何艰苦都算不得苦。海大修，何时我能再回到你身边，看看你今天的壮观！呼伦贝尔草原，何时我能真正投入你的怀抱，品尝你的马奶酒，亲亲你的牛羊！

注:刘甲申去了加格达奇北工程段

高锁到了根河工务段，杨玉凯转到天津大港油田，

景唯真、王成华去了加格达奇内燃机务段

傅志宏去了齐齐哈尔机械化工程段，

我转到鞍钢运输部，刘恩波转到沈阳局科研所，

最后只有张靖臣留任海大修，后任段长。

葛延书： 我在富拉尔基工程段

　1968年毕业分配我到齐局报到，12月31日我和工63校友魏家驹一起到富拉尔基工程段。

当时天色已晚，段上已下班，是烧锅炉的孙师傅接待我们，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对付一宿。第二天，我到三间房工地线路队报到，魏家驹到让湖路工地房建队报到。从此开始了在富拉尔基工程段的劳动锻炼。

富段门卫孙师傅（孙国兴）是山东老乡，后来我们常来常往，关系处得很好，我和他家的子女关系也挺好。我这个人就是愿交朋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离开工程段时，段里就给我发了劳保：大头鞋、皮大衣、皮帽、工作服和皮手套。在三间房一队工地，分配我在第一工班，补办领取劳保手续。

一班主要成员是白城市的年轻临时工，他们控制局面，在搞派性及打牛鬼蛇神方面都是主力。这种情况，我真是无法适应。

工地周末喝酒，王德生、顾经文和郭志远等喝啤酒，我单独喝二两白酒也成了他们考查的内容。当我喝完酒，回帐篷下棋时，他们还派人看我在干什么。 在工班，我不听那一套，搞批斗牛鬼蛇神我不参加。但我们工长张宝库是好人，六级工。

有一天，我找我工班看押黑帮的李忠，他是打手，让他带我去关押帐篷看看，我开玩笑地说，霍俊贤像个老狐狸，大黑手的手并不黑啊，工程师包岐山像个日特。我出来之后，他们问李忠，告诉他这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第二天早上天天读时，我提出黑帮的事，我说如果这些人都是黑帮，那全国黑帮人数超过英国与法国人口总和。当时集体无语，学不下去，散会。接着就有人告诉我，孙大脑袋要成立我的专案组。

过了几天，工程段革委会主任高文贵来到工地，看到我微笑点头，我还以为他是来问罪的。早晨天天读时，高文贵特意来到一班，对全体工人讲如何学习毛选，结果让有些人大失所望。

王德生：

@葛延书，你说的情况，我还记得。我们毕业分配报道时，当地文革派性斗争，已经胜负分明，铁路局、基建处、工程段革委会都已经成立，斗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也接近尾声。

在三间房工地食堂，一班李忠等打手对他们的批斗（前面我说过），就是最后的武斗。由于段革委会主任高文贵等能主持公道，所以武斗风很快刹住，我们也没受到影响。一班的班长叫张宝库，是个好人，技术水平也很高。还有个老工人王景林，干活特别能干，为人也很正派，性格直爽，是我们的好朋友，很想念他。孙大脑袋叫孙学民，是一班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

王德生： 我们刚刚结束了学校里的批判，来到工地，就受到一些武斗打手的威胁，是很不应该，也不符合政策的。幸亏有掌握政策的革委会主任高文贵，天天读时的一番话，让几个打手胆战心惊。

葛延书：

在我们工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唐院还有铁63张敬信，筑63石振学，内62唐万国，京院张建农、王崇久，北大两人（宁兆元、罗展煌），南开马桂琴，同济刘庆年。 这些人都懒得掺和运动，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都是很优秀的，我们相处得很好。 人数最多的是齐鉄工程学校毕业生，有十多人，他们挺活跃的。要专案我的消息，就是工程学校的郝淑文透露给我的。

在工地干活，那些年轻临时工，经常故意调弄大学生。有一次8个人牛头杠抬钢轨，京院张建农，被使坏别倒，我前去替换他，他们起哄说：“来了个不怕死的”。抬起钢轨，其中一个人几次也没别倒我，我忍无可忍，一使劲，把他别倒了。

在工地要想不被岐视，就不能服软。干活、喝酒、打球、下棋等，都要敢于硬碰硬。后来，我与大家处的还是挺好的。连段上都知道我这个人不好管。

陈欣：老葛，真有你的！[强]

王德生： @葛延书，你说的抬钢轨的事，当时工程段的人都知道。我所在二班的工人，都指责一班的几个年轻人太不像话，欺负张建农（京院毕业生），欺负不了葛延书。

　　葛延书在富拉尔基工程段 1970.12

参加劳动心情不错，不搞运动就没那些矛盾了。

一、战备测量

1969年底（69.11.12～1970.1.28），段上组织滨洲线281特大桥战备测量，由参加劳动的老工程师江建中、马广学带领我们，王德生、顾经文等人都参加了，进行现场勘测设计，住在齐鉄工程学校作内业，在勘测设计的实践中受到了初步锻炼。

二、根河之行

有一次，我出差给莫尔道嘎工地送料，途经根河，我到工务段看望袁佩墇，问她高锁回来了吗，她说高锁在家，就带我去。

天气很冷，刚进屋我忙着搽眼镜，高锁急忙把我们迎出到厢房，告诉我们老伴正在生小孩，弄得袁佩璋很不好意思。

在根河，我还看到王振铎匆匆忙忙乘车去金河。我还去好里堡，看了黄万世的小家。

三、与白廷云的最后一次见面

白庭云分配到齐局博克图工务段。我在富拉尔基黑龙江化工厂铁路专用线工地时，他搞外调到齐齐哈尔，特意到工地来看望我及其他同学，当时他的情况还挺好的。他与京院女生结婚生一女孩。

他去世我后来才知道，工地见面竞是永别。

四、郭志远遇到的难题

在黑化工地，有一天中午干活回来，郭志远的工长急匆匆找我，说你的老同学正在帐篷里发疯，快去看看吧。

我急忙前去，看到他趴在床上写信。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说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在老家的女朋友作风不好，还坠胎了，他的心情很激动，要写信质问。

我劝了半天，平静下来之后，郭志远点头同意。

我与他们工长讲了原委，并向队长请假，队长同意回家了解一下情况，开票。事情平息了。

后来听郭志远讲，写匿名信的是她的追求者，用信挑拨。转年春节他们结婚了。

人在遇到特殊情况时，需要知己者给予疏导和帮助。

五、离开富段之后

1972年富拉尔基工程段革委会主任高文贵调到齐局工电处房建科当科长。

他回到段找我商量，调我去驻勤，于10月我到局工电处报到，在房建科新组建的测量小组，搞齐齐哈尔铁路地区房地产平面图。有4个人，工63刘长生和天大及齐工程学校各1人。

1973年3月正式下令技术科，职称由实习线路工改为技术员。1978年改为助理工程师，1982年改为工程师。

1984年齐哈两局合并，我被安排到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处线路科，工程师。

1987年我这个非党员被安排当线路科付科长代科长，1988年下令正科长直到2000年退休。

　　顾经文在富拉尔基工程段 1970.12

王德生：我与顾经文、郭志远于68年12月27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报到，当天即分配到基建处，28日同赴富拉尔基，记得是在富拉尔基火车站候车室饭店吃晚饭，三个人还买了一瓶0.68元一瓶的“浅红葡萄酒”，同甘共饮。晚上在站前小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到富拉尔基工程段报道。

报道后分配到第一工程队，工地在三间房车站，又乘通勤小客车到了三间房的第一工程队工地，三人一起分配到二班，住在同一栋帐篷。葛延书是三天后到达，他分配到一班，都在一个大院。

离开学校，离开同学，来到新地方，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十分有幸的是，有几个同学在一起，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乃人生之大幸。

从此，作为一个线路工，开始了重体力劳动的再教育。

我们所在的二班，没有一班那样的造反派打手，我们没有“被再教育”的感觉，工长、工人也没把我们当成教育改造对象，班长在分派工作时，对我们是比较关照的，但是我们干活也是不怕苦不怕累，劳动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对工人师傅是很尊重的，我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顾经文，文质彬彬的南方人形象，说话南方口音，在工人堆里还很善谈，与年轻工人天南海北的唠起来，没完没了，很受大家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小顾”。

我们几个在工程段收获颇丰，交了很多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在同班组劳动的江工程师（铁路局付总工程师），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女朋友，后来成了我的老伴，直到现在。第一次与老伴见面，是顾经文陪我去的，我老伴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战备形势很紧张，我和顾经文葛延书曾经参加了两次战备测量。

第一次战备测量是在1969.10.15～1970.1.28），工程段战备办樊文春组织滨洲线281特大桥战备测量，由参加劳动的老工程师江建中、马广学带领我们进行现场勘测，在冰天雪地嫩江河道，进行281特大桥战备抢修方案的定测，王德生、顾经文、工程学校毕业生郝淑文、韩风桥、赵重，北大毕业生宁兆元、罗展煌等，于清志都参加了，进行现场勘测设计，在齐鉄基建处作内业，在勘测设计的实践中受到了锻炼。

第二次战备测量（齐齐哈尔、让湖路）自70年8月～71年3月富段王明武带队，内业工作住在工程学校进行。葛延书 顾经文 孟繁义 纪宝才 郝淑文等人 参加，曾去市内龙沙公园照相。

线路工的体力劳动，现场的各种活儿我们基本都干过了，路基土方（包括冬季刨冻土），装车卸车，扛枕木，抬钢轨，起道拨道钉道，打洋镐，换枕木，铺道砟，铺轨铺道岔，而且不分冬夏，不管天气冷热，三九天、三伏天，天天出工，才能天天划八（记工），才能开工资。工程队的工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非常辛苦，就是盼着放假回家，才能在家休几天。我们几个有时抽到队里、段里帮忙，我还能参加文艺宣传队吹小号，参加铁路局文艺汇演，就能暂时离开这重体力劳动，算是占便宜了。

顾经文劳动时间较短，离开工程段较早，197#年就调到齐鉄科研所。他脑瓜聪明，也是铁62的江南才子（虽然家乡泰州在江北）之一。毕业分配到齐局，但不甘心一辈子定居齐齐哈尔。也是他的运气好，遇到了考研究生的机会，加上自己数理基础好，考上了北京铁科院某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就留在北京铁科院了，真是有福之人。

我1977年离开富拉尔基工程段到齐铁设计所，接受再教育长达9年，自68年～77年。

　王德生在富拉尔基工程段 1969.4.9

我分配到齐局富拉尔基工程段第一工程队，工地在三间房车站，住的是棉帐篷，木板通铺下是砖砌的地火笼，冬天很暖和。 1968年12月28日，我和顾经文、郭志远一起到工地报到，在报到的第一天就发了工作服、皮大衣、大头鞋、皮帽子、皮手闷子，全付武装。穿上铁路工作服，胸前印着铁路路徽、“安全生产”，坐火车不用拿票了，而且还很“仗义”。

时置寒冬，在工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出早操，全副武装排队集合，三敬三祝，跑步，做操，之后一个小时的天天读。每天晚饭后，还要集中学习，全班二十多人坐在帐篷里的床沿上，读完报纸文件就讨论，每个人都得发言。由于一天八小时的重体力劳动，疲劳得很，很多人（包括我）都是边开会，边打瞌睡。工地的军事化集体生活，一天24小时像机器一样运转，哪里还有自己的业余时间。

工地生活只有一个优点，就是有工地食堂，不用自己做饭，伙食不错，饭量大增，还有伙食补助每天0.45元（俗称大灶伙），线路工每月的粮食定量55斤，月月吃光。记得工地食堂的大馒头是四两一个，每顿我能吃二个。那时候特别能吃，也特别能干活，线路工的重体力劳动，吃饭饭量必然要大。吃大米饭的时候很少，代饭豆的大米饭一顿要吃八两。

工地食堂的大锅菜，有炖菜，还有各种炒菜，有荤有素，非常好吃，每逢周日工人们都要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多要几个菜喝点酒，有时我们也凑一凑，喝点啤酒，回想起来，感到那时工地生活真不错。食堂的炒菜味道真好，炒土豆丝0.08元，炒白菜片0.15元，粉条炒肉0.25元，炒肥瘦（炒肉片）0.45元。工地食堂厨师（朱德勤最棒）的炒菜手艺真不错，刚出锅的开花大馒头真香，现在再也吃不到了。

工程段的工地，是流动性的，流动范围就是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范围，有新的铁路工程的地方，搭起帐篷，就是我们的新工地。工程干完了，就转移工地，到另一个工地。 1968年我刚到富拉尔基工程段二年多的时间，我就经历了三间房、新华屯、镇赉、让湖路、壮志等几处工地，搬家非常频繁。正如工人所说，线路工就是跑腿子，哪里有活儿哪里就是家。工地的休假，是每个月集中串休一次，职工各回各家，我们家在外地的独身，就留下值班。

金吉琳： 毕业以后

刚刚毕业分配时，我们是老九，我和一个“牛鬼蛇神”两人一起干活。一个星期后，仍然不发給劳动保护，12月份我还穿的单鞋。

星期一早点名开会时，和我一起干活的（牛鬼蛇神）报告：星期天在家看毛选，其它什么也没干。他问领导，能不能给他一付新手套。领导说牛鬼蛇神还要劳动保护？

会后我找领导，我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叫我和牛鬼蛇神一起干活？

领导说你没问题。我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不给我发劳动保护？领导说问问。

当天下午就给我发了劳动保护，我立即把劳动保护全都穿上啦。

锦州铁路局不管什么专业的68届毕业生，一侓到大修段劳动。开始时，一部分人给下了线路工的令，领到令的同学非常高兴，因为成了工人阶级。后来不发啦，原因是这样会造成工人阶级队伍不纯洁。我和没得到令的同学，都感到非常遗憾。

王德生：

@金吉林  看来，各铁路局教育大学生的方法大不一样，千奇百怪，不过锦州局的做法，实在荒唐得很，让人无法理解。局领导再糊涂，也应该知道，大学生是再教育的对象，不是牛鬼蛇神，也是正式职工，必须给下人事令，必须发劳动保护。但那个年代，什么荒唐事都不奇怪，我们没成牛鬼蛇神，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陈欣：

我刚回来，接着说两句：

回过头来想想，当时没跟那些牛鬼蛇神们打成一片，也会有点遗憾吧？那里面有相当多的好人。

我当时在大食堂干活，每天牛鬼蛇神唱着歌来打饭，日久我倒交了个牛友，后来是五七干校我们的班长，再后来是院工会主席。他是李梅生的老乡，为人正直，两袖清风，官员中难得的好人。直到我1982年调回郑州，也没忘记与他通信叙谈。2013我回兰州探他重病，后去世。曾赋诗怀念。

高锁：

金吉林，我刚毕业也在大修队，待遇和原来的工人一样，大修队并不歧视我们，只把大学生当作一名干活的工人。齐局各单位，大部分都是这样。

金吉琳：

我之所以受到这样伤害，是因为大修段有唐院运62的4个（红旗）同学告了我的状，他们把学校时的错误观念带到了锦州，领导不明真相，把我当成了批判对象。

没多久，大修段要搞大批判，需要画漫画，几位（红旗）同学都不会画。领导说，怎么大学生都不会画，有个人说那儿还有一个，不像会画的，领导说试试，把我叫去，问我会不会，我一口气画了十张，领导非常满意，从此领导改变了看法。

金吉琳： 当铆工的日子

毕业分配到大修段，当天现场没来人，只好就近分到铆工车间。在我之前，已经有5个唐院的和1个北师大的。第二天，我和一个“牛鬼蛇神”一起干活，我问师傅贵姓，他说可别管我叫师傅，他说姓张。

我俩干的活，是拆废旧宿营车，以前大修段工人就住这样的房子。两层木板之间夹着据沫子，里面有许多臭虫，用瓦斯切，用撬棍撬，我一人扛180斤重的氧气瓶，两个人抬角钢架，后来是大家一起干。

因为是铆工，我每天抡10磅的大锤拆旧钢梁，一天抡几百锤。后来，我学会了水焊和电焊。

我参加修建的沟帮子车站天桥，铆工的工作量很大。一个铆钉的完成至少需要8个人来完成。整个过程包括烧钉，给风，抛钉，铣孔，冲頂，打风枪。全过程，需12秒来完成，非常紧张。

我的电焊技术也逐步掌握。用电焊立焊1.1米角钢扶手，里焊接在钢轨梁上，里面焊一个，外面焊一个。焊接之后，工人师傅用10磅大锤，抡了三下，里外都没有裂缝，说我可以干了，我就连续干下去。

有一天，我一个人换电石时，瓦斯爆炸，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没有任何感觉，我才20多岁，正年轻。

当我醒来时，已经在去往锦州铁路医院的火车上。在铁路医院，我的头部缝了几针，医生说是轻微脑振荡，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又到奈何桥上走了一趟。

在工地，后来叫我看了2个月的工地仓库，一年后，分配到锦州大修段技术室。

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用手机和同学们天天见面。

金吉琳： 我第一次被批斗

劳动一年后，我调到大修段技术室。

段上领导认为，你是大学生就应该什么都会，給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油库大门。我们复课时曾经简单地学习了结构力学，设计了混凝土预制板大门，百页窗设计是铁的，就这样完成了任务。那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设计锦承线300公里大桥的人行道桁架，这是一个超静定的设计，我找到过去的设计数据，用力距分配法很艰苦的设计（以前没搞过，也找不到老工程师，因为他们都在改造）。钢材允许应力设为1400kg/cm2，安全系数1.3。这样的设计，我万万没有想到，大修段技术室一个技术员（齐齐哈尔中专毕业）给我开了一个批斗会，召集铆工班所有工人参加，说我改造一年，一搞设计仍然是苏修那一套。

大多数工人没有说话，有一个师傅说我又走了老路，并且找来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放样工，老姜师傅。

老姜师傅说：一个米毛（一平方毫米）能承受14公斤，我立刻说我和老姜师傅是一样的。老姜师傅给我解了围，批斗会没开成。

会后，我找大修段一把手，军管会的徐军管，问他有没有文革后的新设计标准，他说没有，还按过去标准。批斗会上的谬论，就这样被推翻了。

金吉琳：

1973年锦州大修段4000多人评选10个技术能手有我一个，这是我的奖状。

在大修段我经常接触测工，我了解测工的辛苦，测曲线时曲线交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筑岛支镜。所以勘察时，带着铁敲，手锯大锤，测工说从小日本时候就这么干。

但我发现，旧资料库存放2本8位对数表，我可以用它做间接法计算。

这是大修段有始以来第一次用间接法，改变了勘察方法。测工一致反应，非常好，所以得了个技术能手。另外9个，都是工长和领工员。

　　铁道部无缝线路科技成果鉴定会交大校友合影 万复光（前排右2） 张传信（中排右2） 金吉琳（后排右2） 1985.12.4

孟继秋同志生平

各位亲朋好友，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深切悼念孟继秋同志，向孟继秋同志告别，回顾他朴实闪光的生命历程，缅怀他积极奋斗的进取精神，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兖矿集团铁路运输处退休干部、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孟继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28日 21时30分，在兖矿新里程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2岁。

孟继秋同志生于1940年9月13日，山东省邹城市大束镇西山头村人。1962年9月，以邹县一中最优异成绩考入唐山铁道学院现在是西南交大铁道工程专业学习，毕业分配到济南铁路局线桥大修工程处。先后在施工队、政治处、设计事务所工作。1976年2月提任施工技术科副科长，1978年任科长。1979年担任总工程师。

任职期间，曾获山东省首届科技大会集体科技二等奖。1984年本人撰文并出席铁道部贵阳，总工会议宣读试铺P75特重轨的专题报告。曾任山东省铁道学会工务工程专业理事会成员和济南铁路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提案审查委员会成员。

1987年调入兖矿集团铁铁路运输处，任企业管理科科长，高级工程师，主持编制了铁路车、机、工、电、辆各专业的三大标准。获得济宁市科技论文二等奖。两次受省煤管局之邀，参加了省、煤炭部两级煤炭铁路的安全质量巡检。

1998年内退后，受济南局监理公司邀请参加了蓝烟、兖石复线、渝怀铁路，京沪一段高铁的监理工作。2001年光荣退休。2018年接受孟子思想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孟子世家谱的续修工作。

孟继秋同志于197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对党充满热爱之情，在言行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工作上兢业业、精益求精、严于律己。

他把工作事业放在第一位，数年如一日，始终保持恪尽职守、严谨细致，正直正派的优良品德，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先后多次参加济南铁路局各级党代会和兖矿集团的先进表彰会议。他品格高尚，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不忘初心，始终保持了一个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坦荡情怀。退休以后，他仍关心企业的发展，热爱公益事业，参加组织生活。

近几年，他不顾古稀年迈，不计报酬，无偿参与地方传统文化挖掘和振兴工程，对弘扬和传播孔孟儒家文化做出自己的努力，发挥了一个老党员的示范表率作用。

他以自己的良好品德和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好评。这两天收到了全国各地宗亲发来的唁电，表示哀悼。

父爱如山，父恩似海。子欲养而亲不待。孟继秋同志的不幸逝世，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朋友故交，都深感悲痛难过。他的离世，让一个幸福团圆祥和的大家庭，失去了一个患难与共的知心好老伴，让晚辈们失去了一个慈祥可爱的好父亲、好爷爷，这不仅是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损失。

孟继秋同志带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眷恋，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他的一生，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他的一生，积极进取，高风亮节。我们将永远怀念孟继秋同志。让我们共同祈愿好人一路走好。

孟继秋同志安息吧！

兖矿集团铁路运输处 2021年3月2日

邹古今：挽孟继秋兄

天地不没 山川无改 昭昭大鈞垂聖裔；

草木常全 霜露荣悴 烈烈空宇悲继秋。

周文正：悼继秋

常说吊人如吊己，青春湮没老途中。

浮生驿站无多少，不过停留片刻钟。

刘冠中：七律 怀念孟继秋

噩耗传来夜色浓，先生已去駕春风。

节哀顺变随天意，惟愿相逢幽梦中。

邹古今：步冠忠韵悼孟继秋兄

殷殷同窗情谊浓，齐鲁圣裔展高风。

天公缘何忤人意，夺我秋兄期颐中？

孟继秋女儿：

各位叔叔阿姨们上午好！我是孟继秋之女，在这里给你们磕头致谢！感谢各位对我爸爸的思念之情，尤其是文正叔叔写给爸爸的祭文，我都看哭了！爸爸生前很想念大家，留恋过去的生活，他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还好天堂里没有痛苦，他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

爸爸是1987年调入兖矿的，他是出生于1940年阴历九月份。

钻工纪实　 王登科　

1968年12月28日，离开峨眉到铁三院报到，地质专业的同学全部分配到外业队当钻工。

　　1969年4月，是我第一次出工到（北）京通（辽）线钻探做记录员，工作还算得心应手。可那钻机上的套管、钻杆、大锤等全是铁家伙，稍不留心就有安全危险。

次年初冬，我替班长正操纵着给进把钻探，当把岩心管提上来敲取岩心时，突然，连接钻杆的提篮脱钩了，几十斤重的铁家伙从空中掉下来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当时头带着棉帽，钻具在三脚架上垫了一下）。在你一刹那，我只觉头一热顿时反映：玩了！全完了！立即失去了知觉……等过了5分钟左右才慢慢清醒过来，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一直过了七、八年，后遗症才渐渐消除。

当钻工的那一段经历，虽然艰辛、危险，但也苦中有乐：在茫茫沙海中钻探，一望无际的沙丘尽收眼底；内蒙大草原的夜空一片沉静，只有我们钻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钻塔上的灯光像星星一样在大草原夜空闪烁；蒙族老乡抬着一只只刚宰好的羊送到我们的帐篷，感谢我们为他们打了一眼饮水井……

设计院毕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我们还算幸运。定量45斤，实习工资46元，劳保用品应有尽有，政治上一视同仁，像我这样有些文笔还会拉琴的更得到领导的重用。三年后，我被调到总队政治处、团委、院党办、宣传部、报社、党校……

王德生：@王登科  当钻探工也很艰苦，也有风险，也有技术，是地质专业的基础工作。齐齐哈尔设计院与铁三院搞滨洲线联合设计，我们主要是搞勘测，我院地质队（技术人员都是西南交大毕业生）与三院地路处配合密切，关系很好，在李守礼及地路专线指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收获很大。

王登科：我劳动锻炼两年多，71年底就调总队政治处搞政工了，学非所用是个遗憾。

王德生：发挥你的特长，也是收获满满，快乐一生！

我的钻探工情结

陈欣

看到德生和冠忠讲，线路工定量55斤，霍，真是太高了！想当年我当钻探工才吃到48斤。

前一段看铁班兄弟聊分配之初，下到养路工区体验十字镐翻道渣的生活，我在想，设计院相当于这类工作的就是钻工与测工。

而我在勘探队就呆了好多年。干的就是搓钻杆抡给进把的活，陕、甘、青、新、宁五省区都干过。工人们的豪爽、简约、粗俗、耿直，我都体验了。

设计院的工人，在整体环境影响下的一大特点就是有求知欲，我在机组里慢慢地给他们讲解液压钻机、钻探工艺什么的。虽然我不是机械、钻探专业的，但只凭着学校得来的比较好的基础知识，和简陋的说明书资料，居然可以“现买现卖”，讲得津津有味，听得也饶有趣味。

嘿嘿，那也是一番享受啊。

本来在机组里，还有专门人员作为我这个“反军黑秀才”的监督小组。可弄来弄去，监督和被监督的身份都成了不伦不类的了，有意思吧？

后来，一步步到地勘处勘探科，搞技革、搞培训、编资料、开学会等等。在调走前，萌发了要搞一个工程水文地质钻探大专班的念头，大纲编好了，没搞成。

我大体上是从体力劳动，进入了知识走向型。在更后来的受挫当中，这个“走向”越来越大了，钻进了社科、哲学、医学当中，最终有了2013年的《知识整体论》构想和端倪。

　　太原打井队的工作和生活 顾国良

一.分配报到

六八年十二月下旬，我和王振华到北京铁路局报到，我俩是最后去报到的。

当时有北京铁路局基建处、北京线桥大修段可分配，问我们愿意去哪儿。我们觉得基建处比较好听，就都同意分到基建处。

到了基建处，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第一工程段（太原），王振华分配到北京铁路局第二工程段（大同）。当时我不愿意去太原，理由是太远，那时没有太原直达到上海的车回家，要求分天津工程段，这样回家要近些。

王振华也不愿去大同，要求去太原，他家在河北，离太原近些。最后没同意我到天津工程段去，把我们分配到北京铁路局第一工程段（太原）。

第二天，我们到太原第一工程段报到后，了解到工程段除线路、桥梁、房建施工隊外，还有一个凿井隊，主要是打井的，解决供水问题。在往下分配时，我们提出线桥专业没有学完，以后就加強了地质专业的学习。

当时分配也比较隨意，刚好凿井队队长进来，负责分配的人就对他讲，给你队分配两个大学生。文革中各方面的管理较乱，单位只要把大学生分到基层劳动就行。

二.打井队班组的经历

到凿井队（一般称为打井队）后，我被分到一工班（有一台改装后的旋转型钻机），王振华分到五工班（有ykc冲型钻机）。打井队的工作比起线、桥工程队的工作轻松多了。但钻井工作基本上是三班倒，要上夜班的，夜班比较难熬。

由于我操作比较熟练、稳妥，而且在操作台上坐得住，我们这小组的工人师付们一般都让我操作钻机，他们在下面除了搅泥漿的，其他人都可自由活动。

就这样我在工班一干就是二年零四个月，直到1971年4月，才调太原打井队队部搞技术工作（当时打井队和工程段修配厂合并叫三连，第二年又分开了，取消连、排制）。

三 .一次考验

那时工作证、免票上职称写的都是实习生，直到1973年12月才正式下令定为技术员职称。 在工班二年多的劳动锻炼中，我所在的一班，一直在太原市施工，所以生活上吃、住条件都要好一些。只有最后的二亇月受了点苦。

那是1971年的3、4月份，我从一班调到二班，到山西介休工地配合大桥钻孔桩施工，条件比较艰苦。住的是当地老乡家的窑洞，睡的是土坑，吃的主要是当地产的红高粱米，以前没吃过，身体很难适应，主要问题是引发严重的便秘。好在时间不长，71年4月下旬就调回太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二亇月。

四.一次批斗会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言行稍有不慎即可招来疯狂的批斗。在太原打井队，我也親自品尝了被批斗的滋味。

1970年我在太原市河西区太原化工厂施工（外委工程，解决化工厂用水问题，是苏联援建工程之一），安排我们吃住都在太原化工中学。文化革命中学生已不上课了，学校当时正组织軍训。

有一天吃完早飯后，我在厕所里听到学生都在讲，我一点也没吃飽，还讲飯菜太差、难吃之类的话。我当时就插了一句话，说食堂炊事员他们都吃得很好，好的都给他们吃掉了。

这就招来了一次二个多小时的批斗会，品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学生们把我弄到他们教室的讲台上，群情激昂，高喊口号，说我这是破坏军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把我打倒，低头认罪，批斗完后让我回去做深刻检查。

回到工班，我把经过情况都对工长说了，好在平时我与他们相处得都很好，工长听后马上停工，表示抗议，并刷出大标语，強烈抗议学校隨意抓我工人。

后来，学校领导口头表示了认错，事情才慢慢地平息下来。

五.我和王振华

我和王振华一起到太原报道，在同一打井队工作，但是在一起见面也不多，他们二班一直在外地施工，没有回过太原。

1972年取消连、排编制，打井队与工程段修配厂又分开了，打井队搬回榆次队部，我们俩就一起在队里工作了，我搞些技术管理，振华主要是抓各工地现场施工问题，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了。

打井队回榆次以后，振华就一直在榆次了，期间他爱人到榆次来探親，我見过一次，后来就在榆次安家落户了。

1975年我调离打井队回老家之后，振华的情况就不十分清楚了，只知道他当过施工隊長、技术主任，与振华没怎么联系，那时联系不容易，电话也不易打通。

六. 六年回家路

在打井队工作期间，也有二次机会要调我到太原铁路局设计队、工程总队（当时的叫法，就是基建处）机械工业科去。我当时正在联系工作调动，我让段里管组织的政治部主任顶住，到新单位是不能马上提出调走的。

1975年7月，历经六年的奔波，我终于调到上海铁路局第一工程段（蚌埠），重回铁道工程专业。我在北京局时，还收获了亇技术员职称。上海局比较保守，政策偏左，65届的研究生还是实习生，直到78年套改才定技术员职称。

我能调到上铁一公司，主要是王宗训同学在公司党办任职，帮了我不少忙，我永远不会忘记。

调蚌埠后，即可享受到每月一次的大通勤，对家庭也可以多照顾一些。蚌埠是南北交界的地方，大米、白面任意吃。这比太原当时每月供应30%细粮好多了，蔬菜也非常丰富，生活比在太原好得多了。

七.打井队六年感慨多多

要说在打井队的收获，第一，是积累了施工队伍的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铁路施工工作有很大帮助。

抽到太原队部工作以后，我就成了打井队的管家，什么事都得管。因为我是一年一次探親假，一天24小时吃住在队里，所以什么都 得干，集调度、计划、技术于一身，技术主要是管机修班的工作。

这几年学到很多机械设备方面的知识，这就是第二个大收获。

我们队自制了2台ykc一22型钻机（那时买不到），给铁路局写过总结材料，所以铁路局机械工业科要调我去他们那里。

第三个收获，就是又结交了一些朋友，而且这些朋友，不管是在太原，还是在榆次，还在调转工作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打井队，我工作上认真负责，与工人师傅也相处的很好，大家都喜欢与我在一起，队里的领导，对我也很好，他们什么事都愿意交给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做得很好。

打井队的几亇支委，一个劲儿叫我写入党申请书，还讲只要你写张申请书，其它事你就不用管了，以后到上铁一公司也不用你管。他们对我讲，你就写张申请吧，还不趁着我们这些老人在，给你解决了入党问题。

我替别人写过多张入党申请，个个都入党了，始终没给我自己写张申请，我怕他们外调，反而弄点事情出来。

说起来，也是个遗憾。在打井队队部，我什么都干，什么都管，干得非常好，深得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如果我入了党，可能就要走上仕途之路了（调转工作就会泡汤了）。

机会可能有了，但是那不是我的期望之路，也与我的性格相悖。所以我选择了走回家的路，过自己清闲自在的家庭生活。

伤心的人事命令 —王宗训

我和湯小琳毕业一同分到上海铁路局，我的梦想实现了！可是当我到上海铁路局报到時，又把我们分到上铁第一工程段(当时在南京修長江大桥引线)，急匆匆到第一工程段报到，单位领导说，你可以先在机关参加整党，然后去工程队。

我当时就想，我又不是党员，况且人生地不熟，不如早去工程队，早点学技术！于是我要求马上去工程队。

一天后，我接到人事命令：去线路工程队105工班，职称是“学习线路工”！

看到一线命令，我当时傻眼了，脑袋嗡的一下楞住了，心里拔凉拔凉的……

我想到十八年上学苦读，盼来了个“学习线路工”！又想这文革哪年是个头啊？接受再教育到什么时候啊？我的105工班又是什么样子呢？真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我扛着行李到工地报到，看到的是毛竹搭的芦席压顶、上盖油毛毡的工棚，一个工班三十人全都住在里边，我又一次傻眼了！

失望了，失眠了，翻个身竹扒子床板吱叭响。说个笑话放个屁半个工棚都能听到，睡觉呼噜声、说梦话声不绝于耳……

几天下来我焦虑不安！白天和工人一起抬钢轨，开始我扛不动大枕木，就专找小点的扛，还有抬水泥轨枕，死沉死沉偷不得半点懒。开始上道砟我掌铁锹，栓上绳子两人拉，我按不住铁锹，有時把铁锹拉飞，很危险！

就这样干，一天干下来我腿软腰疼手发麻！可是又不敢发牢骚说怪话，更不能偷懒耍滑头，也不能装孬！只能硬撑着干啊！ 总之，我的感受是一言难尽，酸甜苦辣，只能往肚里咽！

什么“学习线路工”，实际就是臭老九到最艰苦的线路工班劳动改造！当时又没有人可以倾诉衷肠，真是度日如年，日日难熬日日熬啊！

劳动锻炼的回忆

张世昌

毕业后我分到石家庄工程段三连，在这个典型左派线路队参加劳动锻炼，真是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

每日纯八个小时干活，上下班都是自己的时间，不能占八小时。每日抬钢轨，抬混凝土轨枕，打道钉，弄石碴，什么髒活累活都干过，冬天一件破棉衣一穿，腰上栓一根草绳，活象个叫花子。难怪旁边老乡说年轻轻的，犯什么法了，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去。

每日早请示，晚汇报，每晚一事一议都要搞到十一二点，以展示对毛主席的忠心。

我依仗个子大，特别能吃，勉强能应付这高强度的劳动，还是每日疲惫的不得了，睏的难受。这种生活干了一年多，定职线路工。后来就开始搞测量，在队内做一些技术工作。

七三年定职技术员，八三年定职工程师，九三年定职高工。担任过队长，技术室主任，副总工，然后退休。退休后又在监理干了几年。

这几十年，主要是在石家庄、北京、天津这几个地方搞旧站改造，也修过几条新线。总之，比野战军工程局还是安定享福一些，不象他们受那么多苦和累。

劳动锻炼回忆 —丁志强

一、工地受伤

接受再教育期间，我在天津工程段三队。定职是”学习线路工”，实际就是壮工，什么话儿都干。

抬钢轨、搬枕木、打道钉、砸洋镐、卸山皮土、和灰递砖、灌混凝土等等，都是很累很苦的活儿，尤其在三伏天，从闷罐车里掏出油枕，枕木”嗞滋”冒油，脚下趟着融化的沥青，肩上烫出水泡，这种话儿，恐怕现在的农民工都不願意干。

那时，一两一个的肉包子我一顿吃过15个，要是现在两天都吃不完，可见劳动强度有多大。 吃苦受累自不必说，当时的施工全部靠人力，因此，处处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干话时，我一再告诫自己注意安全，可是偏偏还是出了事。

那是一次桥梁施工，往桥上铺设枕木。桥枕要比线路枕长、截面大，而且全是硬杂木，非常沉，像我这样身单力薄的人看着就犯怵。可是大家都一个跟一个地往桥上扛，我也不能含糊，走在钢梁上就像过独木桥，两腿发颤。

扛了几根之后，突然一不小心连人带枕木从桥上跌落下去，在掉下去的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仿彿到了另一个世界。

人摔到了沟底，幸亏枕木没砸在头上，而我的左脚已经向内折翻成90度。大家急匆匆围拢过来，看着这种惨状都吓呆了，一个工友捧着我的脚惊叫：这脚怎么成这样了！

情急之下他用力一掰，咔的一声，把脚扭了回来，那钻心的剧痛，我差点昏了过去。

这位毫无医术的楞头青，稀里糊涂地硬是把完全脱臼的脚踝复了原位。惊吓和疼痛使得我全身都让汗水湿透了。

到了医院，脚和腿肿得连成一体，已看不出脚腕，医生剪开袜子才做了处理。

医生的诊断是：左踝脱臼，足跟骨裂，软组织严重挫伤，按时换药理疗。一下开了几个月的病假。

伤筋动骨一百天，在家才歇了一个多月，队书记就来看望，看似关心，但是从讲的大道理中，听得出来是催我上班。

那个年代，工伤制度必须服从政治，革命道理就是不讲道理，领导放屁胜过大夫的假条。难怪工程队长都骂他没有人味儿！

臭老九很知趣，第二天就拖着肿胀的脚，拄着拐扙回到工地。

由于当时治疗得不彻底，以致左脚僵直酸痛延迟了多年。

二、初到现场挨冻

到工程段报到去的第一个工地就是在路基上铺设轨道。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又正赶上下大雪，高路基上寒风刺骨，工人们都是全副武装，而我只穿了件旧薄绒裤，一会儿就被吹透，根本就挡不住寒。我只能拼命干活，一刻也不敢停。

实在冻得受不了了，就请假回家取棉裤。可是，母亲正卧病在床，棉裤没有做成。几次请假几次未拿回，看着母亲生病，实在不忍心让老人家受累，只假说单位发的劳保服很暖和，脱在了工地。在现场，为了御寒，把发的雨裤套上还是无济于事，两腿都冻僵了。

工友们看我实在可怜，就把装道钉的草袋子拆了，编成裙子系在我的腰上，这样确实暖和一些。可是形象太滑稽了，如果手里再持一把洋镐，简直就是个古代武士。

这正应了那句顺口溜：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工程段的。就这样，我熬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三、工程队趣事三则

一则：我所在的工班，班长是六级线路工，文化低，技术高，工友们都服他。

这位老班长沉默寡言，人很和善，可就偏偏和书记合不上来，总是顶牛。

书记知道他在群众中威望高，不敢惹他，为了缓和关系，就找他聊天。

这位书记能说会道，一番长谈之后，拍着老班长的肩膀说：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

这次谈话之后，俩人关系不仅没改善，反而更僵，老班长对书记干脆理都不理。书记很奇怪，不知原因何在，于是又找他谈思想。

又是一番长谈，在书记一再的追问下，老班长终于憋出一句话：

”你作为书记，不应该欺负我没文化，用外国话骂我”。

”用外国话骂你？”

书记大吃一惊：”我骂你什么了？”。

”你骂我老不是东西”。

书记这才恍然大悟，赶忙解释：

”老布尔什维克是苏联话，老党员的意思，你太能想像了”。

二则：文革中，经常开誓师大会，各工班要推举代表进行表态，以示革命忠心。

那时，有个常用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豪言壮语。

又是一个大型工程，动员大会气氛热烈。一个工友在台上发言时，把这句口号念错了却全然不知，对着讲稿，振振有词，挥臂高呼：

”我们的口号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这时，台下一片哗然——这位老兄的革命境界实在是太高了。

三则：有一次建特大桥，我们的工地窝棚就建在河谷边，那里地势低洼，选址很不合理。夜里，狂风暴雨大作，我们劳累一天仍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大家醒来一看，大水灌滿工棚，已没到通铺沿，不仅褥子全湿了，所有的鞋子脸盆都被漂得无影无踪。

大家忙趟水各处寻找。

当我找到自己的脸盆时，里面竟有一条2斤多重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暴雨使我们损失了不少东西，却得到意外收获。

老班长对我很好，红烧鲤鱼请他喝酒。

一把菜刀

蒋梅修

这是一把很不起眼的菜刀，黝黑的刀背、有着高低不平凹坑的侧面、以及略有翘曲的刀口，还有用锅铲把代替原已破裂了的刀把…。可是它却一直跟随了我将近五十年。

有一年姐妹欢聚，小妹拿起这把菜刀，嘟囔道：“这么个破鉄片，还留着干吗！”。后来我们去欧洲旅游，带了一把双立人的不锈钢菜刀回来，心想这下可以更新换代了。

于是它就被插到了刀架的最里边。可是“双立人”用了没几天，就被换到了最里边的位置，原因是新菜刀没有它那么锋利、好用。

于是，老菜刀至今还留在厨房里，一直是我们切菜的利器。

每当孩子们用它去切硬东西造成缺口或翘曲的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耐心的把它锤平磨直，让它继续留在我们身边。

每当拿起它，在宝成线电气化工程中的那些日子就常常在我心头萦绕。

那是六九年我刚被分配到成铁工程处264分队的时候，我怀着接受再教育的虔诚心愿在分队呆了三年多。

记得最先就是承担雁门埧车站的改线突击任务。在新车站和雁门埧大桥前的一段路堑因为边坡不稳需要改为棚洞。我被分在泥工班，承担棚洞砼浇捣和两端出口处石砌挡墙的施工，我从最轻的铲沙、装碎石料开始，慢慢做到了较重的上料工作。

那时缺少施工机械，二百多斤的条石或者沙石筐、水泥包都是用人力通过跳板扛上高高的脚手架或者砼搅拌台。

师傅教我用“碰肩”保护腰椎，所谓“碰肩”就是两个人肩靠肩，用肩背部扛起扛棒，形成一个稳固的人字型构架来支承杠棒中间麻绳套住的材料的重量，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一天下来，手脚都不太听使唤了，裹着汗水和水泥浆的工作服，都结成了硬壳。

那时，我感到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芦席围起的露天澡堂里，用一提桶热水冲澡，晚上躺在油毛毡工棚里，听清江（嘉陵江上游）对岸的老宝成线上，两台蒸汽机车推送着货车在千分之十九的坡道上吃力爬坡的吭吭声。

与我同住在工棚阁楼上的是一位来自遂宁的川妹子：龚世玉，因为家里没钱，只念了一年小学，就辍学了，后来被招进了工程隊。虽然她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但心心念念要结交有文化的朋友，而且刚经人介绍了一个在鉄二局工作的英俊高中生男朋友。于是，空闲时间替她解读男友的来信和写回信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工地上的活虽然很累，但是大家也不忘利用休息日给自己打牙祭，那时工地上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煤油炉子和泡菜坛子（那时防火的概念没有现在那么严厉），逢场日便派出代表去大桥下的雁门埧镇捎回鸡蛋、猪肉、木耳、核桃、鲜菜等。周末，工棚里便充满了各种食物的香味。

记得我有一本“上海点心制作”的小图册也被厨房的刘师傅硬夺了去。在小龚的帮助下，我也络续置办了开会用的小板凳（请木匠师傅用废模板做成）、煤油炉、树桩锯成的菜板，还有这把菜刀，是她带我去央求队里的鉄匠邓玉才，那时他只说了一句：“要看找不找得到料”，让我忐忑了好一阵。

不过两天后他就告诉我菜刀已经打好了，那是用废钢轨头子打的，刀刃薄而鋒利，刀身表面闪着蓝黑色的光，长方形的刀把上还烙上了菱格花纹。

那时我只知道用一连串的谢谢来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邓师傅只是笑着说“没来头”，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实在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在能干的小龚指导下，我总算弄懂了川莱的一些基本要点，並且由此汇成了我们家延续至今的基本味道。

雁门坝之后，我们又转战马角埧、德阳、广汉、青白江、天回镇、成都等地承担电气化配套工程， 直到七二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才离开工班到六队技术组报到。

　　七八年我调入成都机车厂、在基建处承担改扩建工程，九六年我被借调到华铁上海公司搞集装箱堆场专用线，由此全家才得以在上海团聚。

后来又因为跳槽、分房、买房，搬了三次家，直到2003年才算安定了下来。

辗转这么多地方，煤油炉子、小板凳、树桩菜板都早已不知所终，唯有这把菜刀一直跟随着我。

它记载着我踏出校门最初十年挥洒汗水的工程施工生活，记载着我和那么多朴实的工地师傅之间的点点滴滴，看着它，眼前便映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让我不由的感叹：

那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简单、通透！这种“人际关系简单”也成为我日后毎到一个新单位时对自己和同事提出的努力目标。

感谢你，老菜刀！愿你一直陪伴我。

王德生：

太好了！不愧为铁62—1班团支部书记，果然是上等的好钢好材，在艰苦的劳动锻炼中，打造成了锋利无比、无坚不摧的好刀！继而在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中开创了精彩炫丽的美好人生！

　　1970年初，李梅生在兰州东方红广场

毕业后的劳动锻炼 李梅生

我于1968年12月25日到兰州第一铁路勘测设计院报到后，就开始了两年半的劳动锻炼。

一、在维修队劳动

68年底至69年3月5日，我在院维修队劳动，主要为铁一院职工服务，干些搭炉灶、刷房子的琐事。

搭炉灶我们主要帮师傅搬砖运灰什么的。但刷房子时，我们要负责刮墙皮。

当时还不知道先将墙皮浇湿再刮。师傅让我们用平铲干刮，再用砂纸擦平。用不了3、5分钟的工夫，我们从头到脚全身就披上了银装，人被呛得喘不过气来。

维修队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连工作服也不发。记得干了1个多月，才发给我们别人穿过的很粗糙的再生布的工作服，拿回来一洗，脏得洗5、6遍都不见水清。

二、干校劳动

1、种地

我是69年3月6日分配到铁一院红古五七干校劳动的。

干校主要是文革中站错队的人改造锻炼的地方。干校共三个连，一连是铁一院的技术人员，二连是铁科院西北所的技术人员，三连是铁一院的政工人员。我被分配到三连。

在干校的劳动主要是种地。种玉米、小麦、土豆什么的。除草、收割对我这个农村人来说都没啥难处。就是秋后和冬天的平整土地累人。

为浇灌庄稼必须事先整平土地。因我年轻，自然要抬筐运土。若在一块地上运土也不是难事，但经常要把坎高足有半米多的土运下来，那就费劲了。

我个子小，抬筐总在前头。每当我跳下坎时，由于惯性作用，扁担和一大筐的土总会把我往后拽，不仅被拽得肩膀生疼，而且这时腿和腰必须用力才能平衡这惯力。一天、几天这样地坚持就感到很累。

2、学习犯困

在干校不仅每天早上要天天读，晚上还要学习到9点钟。每天晚上学习时我总是犯睏，常常睏得直瞌头。

这时，又担心别人会上纲上线。所以，只要晚上一学习，我总是坐在和我同时分配到维修队的武汉测绘学院的杨学友旁边，并叮嘱他，只要我打瞌睡，一定要立马捅醒我。

不知有多少次，由于太睏，晚上学习一结束，我都没精神去洗漱。不管灰头土脸，也不管满脚灰尘，总是迫不急待地钻进被窝就睡。

3、劳动如打仗

由年轻又激进的政工人员组成的三连，为洗刷文革中站错队的污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劳动中拼命地表现自我。有时，劳动起来就跟打仗一样。

在洞子村车站卸羊粪和取暖用煤时，像工程兵一样的速度，劳动时只听得到“唰、唰、唰"的声音。一节火车厢的东西，不大工夫就能卸完。干得大家都是汗流夹背地喘着粗气，那累自不必说。

记得一次卸羊粪时，乃吉忙乱中举起的钢锹，正好碰到我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

无名指伤得重，我本能地扒开伤口竟看到了骨头，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人的骨头是白色的。

在那忘我的劳动场面中，我挤了挤血继续劳动。现在左手无名指的第二节上还留下1公分长的伤疤。

4、触及灵魂的损招

在干校修建储粮仓库时，校方有意让学员们劳其筋骨、触及灵魂，卸砖和合灰时都不许带手套，我们也不例外。

从大卡车上双手接过4块砖码砌，用不了一天的工夫，就会使得你手指通红，指皮变薄起皺，指尖疼痛。

用石灰、水泥、砂子合灰砌砖墙时，因为不带手套，用不了两天，供料倒灰人的手指尖，就被腐蚀出多个小洞。

为避免发炎，就得挤出小洞中的积液。因为3、5天都难以封口，就得强忍着疼痛不断地挤压伤口。

5、干校毕业

1970年3月初，我和乃吉同时调往兰州铁一院三总队十六队，终于从干校毕业了。

那天我和乃吉连人带行李是乘解放牌大卡车回兰州的。

从干校到兰州乘车需要4个多小时。记得还没走一半的路程，就遇到了沙尘暴。

我俩坐在没有车棚的车顶上，只穿平时穿的棉衣裤，实在冷得不成，就赶紧将行李竖起来挡风，但也无济于事。风猛尘飞，我俩都被冻得全身发抖。

当天晚上，我全身就起了大片的荨麻疹，脸上也起了小红疙瘩，痒得睡不成觉。

因为乘大卡车时我正来历假，身体虚弱，致使身上的荨麻疹经过半年时间才好。而脸上的小疙瘩，直到一年后的71年4月初，去宝鸡至中卫线搞野外勘测时，只要遇到大风仍然会发作。

　　三、挖防空洞

1、无奈地服从

在干校时，我心里时常盼望着能早些去外业队学点真本事，也不枉费在大学呆了六年半的时光。终于离开了干校到外业队去，这让我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一报到就听说，十六队要去挖防空洞，真是满心地不悦和沮丧，无奈之下也只能服从。

2、超强的劳动

刚挖洞时，全靠钢钎大锤打眼放炮。我抡大锤没人敢把钢钎，我只好去把钎。但把钎也不是容易的活计，大锤一轮，挨不了几下，就震得虎口生疼，只能坚持着、硬挺着。

没多长时间，就开始用电钻打眼放炮，开始三班倒，每个班8至10人。

队里规定的任务是每班要放两茬炮、出两茬碴。

在“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要洞不要命”的口号下，每个人都狠不得使出十二份的力气去完成任务。

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早饭吃得再饱，8点上班的人不到10点半就各个饥饿难忍。

每天一到这个点，洞内的人总是不停地嘱咐出碴的人，看看送饭的车来了没有，若来了一定要快点儿拉闸(电闸在洞口，闸一合一断，洞内的电灯就开闪。那是吃饭的信号)。

我每顿午饭都要吃三个大馒头，还要喝一大饭盒的水，才能感到肚里有货了。

有时怕饿我也常带些兰州的大饼。开始相互间不太熟悉，饿了我还能吃到几口。可没过几天，我想充饥时，那饼早被“狼”叼走了，只好忍饥坚持干活。

一茬炮要钻20多个孔，一茬炮碴要用架子车拉20多趟。

为完成任务，每个环节都要抢速度，出碴时总是多装快跑。一人架辕、一人推车，我经常在后边推车。

洞底不太平整，两个人拉着几百斤重的石碴，还是挺费力气的。倒碴时要两个人同时高高举起车把，让碴下排，不用力气怎行？而且还要掌控好车把的举起和按下的时机，否则不是倒不干净碴，就是连人带车滚下坡去。

3、顶烟进洞

施工时排烟设备不足，只采用一台功率不大的鼓风机，通过薄塑料管向掌子面送风。

因风力不足，风管接头又漏风，管子还没到掌子面就瘪了，根本起不到什么排烟效果。

而为了完成每班的工作量，一般放炮后15到20分钟，我们就得顶着炮烟进洞，炮烟主要靠出碴人来回进出带出洞外。

顶烟进洞，每个人都被呛得喘不过气来，但大家硬是在烟尘弥漫的山洞里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4、几次险情

有一次推车时，车上的一块大石头往下一滚，正好轧在我左手无名指上，出了不少血，那时轻伤不下火线，用纸擦擦接着干。现在手上还留下1.5公分长的带皱的疤痕。

干校毕业后，我早早准备跑外业用的一双高腰翻毛皮鞋，也因每天推车出碴跑路，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掉了跟。

有一次推碴车往洞外运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响，回头一看就在离我2米远的地方，从拱顶掉下来足有1米直径、厚30多公分的大石块，石块落地时崩出的小石子还碰到了我的脚后跟。

当停车往后看时，都被吓坏了。倘若这石头砸到我俩那就完了，就是砸到架子车上，恐怕也用不成了。

开始放炮时，我们都是用香烟点导火索，那时还没经验，越害怕越点不着。我是小组长，为安全起见，每次点炮前，都是我先把掌子面附近的电灯和电线攥在手中，等点完最后一根导火索，我总是大喊一声“跑"，就迅速撤离。

后来我们将导火索切成相互连接的小节，再用点着的小节导火索去点各炮眼的导火索。这样既缩短了点炮时间，也安全多了。

当时，我们用导火索的长短来控制每个炮的爆炸时间，目地是让炮一个一个地炸，以便于我们数炸次，好判断有否瞎炮。

有一次，本来打21个炮眼，但炸时只响了20下，大家都认为出了1个瞎炮。但20分钟过去了那炮还没响。本以为没事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进洞了。

当进去50余米，还没向掌子面拐弯时，突然瞎炮响了。这一声响吓坏了我们，大家都倒出了一口气。

真是万幸啊！

如果瞎炮晚响1、2秒钟，我们拐过这道弯，走到离掌子面只有几米远的直道上，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在一年的劳动中，我们班除了一次因轮锤者不慎，打到扶钎人的头上，打出个鸡蛋大小的红包外，还真没出过什么大事故。虽然多次遇到险情，但是都能化险为夷。所以大家庆幸地说，这洞里有佛主保佑我们呢！

5、衬砌隧道

洞打到百米左右后，在施作衬砌阶段，分配我去合灰浆，每天与晓滨抬砂子夹水泥。因砌墙的石头不小，间隙也大，用灰量不少，有时一架子车的灰浆不大工夫就用光了。我俩就得不停地供料，那劳累不比挖洞时轻快。

晓滨爱出汗，干活时她头上的汗总是不断地流淌。

为了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全班人员都是卯足劲地干、忘我地奉献着。

每天，大家都是精神饱满地上工来，疲惫不堪地回家去。

6、最有劲的我

那时我与晓滨、传信都在二号洞劳动。与乃吉在一号洞劳动的一位扬州理发师，姓徐，因太瘦大家都称他“徐瘦子”。

这师付也怪，只要在工地上碰到我，总是举起大姆指，夸我是设计院最有劲儿的。

对他的夸奖，我总是高兴不起来。想想这1米53的个头、90斤的体重、从小体弱多病，每次病后邻居老太太常说，又差点儿没喂狗的我，倒成了设计院最有劲儿的人了。

说实在的，夸我最有劲儿，还不如说我最肯卖力气。

7、上夜班

上夜班是晚上12点到次日8点，每星期轮换一次。

当时，幸好社会治安不错，每次上夜班都是我一个人匆匆赶路，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

接近洞口那段1公里的小路上，没有人烟，路旁两侧都是积满水的大坑，每次走到这里心就发毛。

为防万一，我总是把头发塞到帽子里，一路小跑地通过这段恐怖地段。

上夜班时，机关大食堂要送夜餐，这顿餐总是泡得又涨又软的汤面条。虽然不好吃，但总能填填肚子，比不吃强多了。

因劳动强度大，白天又休息不好，夜班的前3天还能坚持，可一到第4天就疲乏、犯睏、没力气。

当时我是小组长，领炸药和雷管由我负责。

记得有几次夜班领料时，趁着管理员取药这工夫，我都能靠着门框睡着喽。

四、劳动锻炼的收获和感慨

两年半的劳动锻练，对我这个25岁才走出校门、急切渴望学到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来说，似乎显得很漫长。

但世间的一切事情总是有利有弊的。

两年半的艰苦的劳动，不仅健壮了我的筋骨，还磨练出我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正是有了这次历练的基本功垫底，才得以在后来的隧道勘测和设计中，做到了知难而进、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使自己能尽早地成为了合格的隧道设计人员。

我97年退休后，又被返聘了5年。在铁一院工作的35年中，我做到了按时并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

我这一辈子，足矣！

逯盛沪：

梅生，你不光记忆力好，文采也不错，写得很好。

看你文章大家都会觉得那时很苦，其实，当时大家处境都一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当年也没觉得有多么的苦。

陈欣：

李梅生的回忆，相当于对咱们一院的给出了一个详尽的纲要，要认真回应，确实不易。

其实苦辣酸甜应有尽有，跟铁路局同学比也是‘一家一本经’。

逯盛沪：

梅生的一篇回忆录，收到同学们的点赞满满！继续下去，忆旧篇篇，分享多多！

李梅生 ：

谢谢大家的点赞！

其实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活得不容易。

我们挺过来了，付出了，就是一笔财富。这笔财富能让我们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

过去的是历史，将来的是未知，只有当下的最现实。

願大家活在当下，吃自己想吃的，玩自己想玩的，做自己喜欢的事，高高兴兴地过好每一天！

王进才：

包括梅生的二年半的劳动锻炼，在群里我还看到了许多同学大学毕业后的"锻炼"。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受苦受罪是受到了锻炼，但能不能反过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些按照高教六十条培养教育出来的大学生，如果不经过“文革”的折腾，能按期学成毕业，毕业后直接参加专业技术工作，我们这些人，一定会对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誤了一代人，给国家造成科技人材的断挡，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应该好好地反思！

国运非儿戏，一些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由谁负责，如何反思吸取敎训？！值得我们深思！！

李梅生毕业分配到铁一院，与龚重远安家落户在兰州。

淼先生 ：

一.接受再教育

1968年年底，我毕业分配从唐山分到兰州，赴铁道部第一设计院报到，先去院生活服务队大食堂劳动。

我和刘天华、陈欣等人在大食堂分在面案组，主要是做饅头。我还有另外任务，即在开飯前领读主席语录。一般我挑些简单的，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有时，还要唱个歌，我也是挑简单的语录歌。

那时大食堂人很多，院机关及三总队都在此用歺，高峯时能达千人！使用飯菜票，菜的种类式样较单调，最好的菜是扣肉4角钱，一般带肉的菜是2角，蔬菜炒洋芋丝是5分。早晨是老三样，稀飯、饅头、咸菜，主食一般是饅头、发糕(粗粮〉，有时吃面条，一个月伙食费约15元钱左右。

由于人太多，大概要一个小时才接近尾声，这时前来排队的，是正在受管制的前来领飯。文革期间，他们都在院大楼地下室里，共计有二、三十人，吃完后又领回去了。

另外，我还记得，排队人中有一个老太太，她是李东升的夫人。李东升是院机关干部。那批人中有干部、技术权威，如李葆赢，科级干部工程师。他因为在游行中，领呼口号喊错了，之后痛苦不堪。还有，在排队的最后面有一个小老头，拿个飯盒打飯。他是我院三结合干部、院革委会付主任吳德曾(二把手)。那个时候不管是谁，都在大食堂排队吃飯！没有开小灶的。

第二年四月我又被分到“红古”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待续）

王德生 16:02@淼先生 

铁一院不平凡的岁月，确实挺不平凡，挺热闹的，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事都有，这是我没想到的，与我所经历的铁路局工程队劳动锻炼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大不一样。

我在劳动锻炼时期，所接触的工人比较多，交了很多工人朋友，很多人现在还有来往。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复杂的社会现象无处不有，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那是避免不了的。

你的回忆短文写的真实、具体、生动、可信，把真实情况展示在我们面前。

黄万世与大儿子在福州西湖公园 1976年

　师生合影 在济南铁路局遇到薛世玺老师

前排：刘甲申 薛世玺 孟继秋后排：邵德全 魏明岗 周文正

魏明岗：我和孟继秋一同分到济南铁路局大修队第三施工队。大修队在所有施工队伍中，就象解放军中的特种兵，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工作，保证列车按规定的速度安全通过。我只嫌自己力量小，耐力差，充分体会到什么叫筋疲力尽！不过大修队不死靠八小时，当时封锁三~四小时，再加点前一小时，点后一小时，每天五、六个小时。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一个施工队有九个大学生，唐院四个、同济二个、京院一个、兰院二个。天天下班聚在一起，十分热闹，至今令我难忘。

　　岱庙留影 魏明岗 刘甲申 周文正

宫锡洲 爱新崇嘉 许海峰 周文正1979年3月初，宫锡洲到北京出差

1979年3月初，宫锡洲到北京出差，拍照地点故宫

　 离开唐山，赴乌鲁木齐报到 刘庆春

1968年12月中旬初，终于拿到了派遣证，我与周文正一起离唐，一起离京，一起到兰州，文正到兰州局报到，我在兰州转车远赴乌鲁木齐。

1968年12月下旬兰卅站下車后，我上了54次車，是上海到烏鲁木齐。車上有王洪根、隧62的刘桂林、桥62的俞启连，还有王洪根的两个同行人，一个在克拉码依京剧团，另一亇在库尔勒兵团，这两亇年轻女士就以工作地命名。一路上很热闹。

到乌鲁木齐第二天，我代表王洪根报到，他去送克拉玛依和库尔勒。我给他选的机械筑路大隊，我选的铺轨架桥大隊。我于12月31日下午到嘉峪关报到，晚上过年吃的是素炒白菜。

刘庆春铁一局回忆片断

我是1968年12月下旬到乌鲁木齐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报到，分配到铁一局铺轨架桥大队工作，工作地点在甘肃省嘉峪关市。

12月31日到嘉峪关报到，当即被分配到铺架一分队三班（地点也位于嘉峪关），住的是帐篷。人事命令为普通工，工资52元，定量52斤。过节后发放了劳保皮大衣、大头鞋、帆布工作服、棉帽子和手套。1969年初，铺架一分队工作少，镜铁山专用线已竣工，只剩下酒泉钢铁公司车站和钉联场收尾工作，当时主要是政治学习。

1969年初阳安铁路开工（陕西省阳平关至安康），我于1969年4月30日到达阳平关，离开时穿的毛衣，到达时都穿短袖衫了，马上就发了劳保用品，雨衣、雨鞋、草帽。到达阳平关，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房建基础施工。盖的房子就是临时房、油毡房、荆笆墙，主要工作是运水泥、运沙子、竹子、木料、油毡等，整天就是做和水泥、麦草泥、搬砖等小工干的活，工作时间长，消耗体力大。

7月份开始从阳平关车站铺道岔，引出一条便线，到子龙山东边建立钉联场。我参加了人工扛枕木、抬钢轨、散垫板和配件，打钉道锤、卸道碴、铺碴起道等全部工作，最紧张的要数卸道碴，累得腰酸背痛，手起泡，几乎抓不住铁锨了。当时毕竟年轻力壮，恢复的快，坚持下来了。

1969年10月份，由阳平关开始正站线机械铺轨架桥。由于工期紧，我们开始三班倒作业，昼夜不停，每班工作12小时。由于沿线施工的多，影响通过，每班都要工作15小时左右。长时间超时工作，真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夜间，太困了，施工间隙铺个草袋子就能睡着了。下班后住在简易宿营车上，太阳一晒，褥子都是热的，车内温度40°C左右，太难受了。

三班倒施工，虽然劳动强度小些，但高空作业危险大。不管是架桥机上作业，还是墩台作业都在高空，尤其是桥墩上，尚未修围栏、吊栏，墩顶又有漫水坡，面积狭小，操作即不方便，又不安全。

面对这样的工作，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不适应高空作业，就无法参加架桥施工、就无法检查桥梁质量和电焊质量，也无法锚固桥梁焊接点。我决心激发冒险精神，逐步锻炼，由低到高，渐渐地适应了，并坚持下来。我上过的最高的桥是55米。

1970年6月我调到一分队队部工作，搞施工技术（仍是普通工），具体工作就是带领三个班组中的一个作业班铺轨架桥。人员组成是全分队三分之一的吊装工、线修工、运输人员，使用的机械种类有：架桥机1号车、2号车、龙门吊、发电车、电焊车、机车。

具体工作是指挥、协调各工种之间的工作，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比在工班干活更累、更操心，责任更大，而且有进度压力、工程安全和质量压力，精神要高度集中，只有在下班后才能放松下来。

1973年我开始任技术员，担任分队技术主管，在梅七线和西延线铺架施工，1977年定为助理工程师，调大队施工技术室工作。

1979年定职为工程师。1980年任施工技术室主任。1988年经铁道部基建总局批准晋升高级工程师。

我参加过的大型铁路工程项目：

京秦线(北京到秦皇島)；

大秦线(大同到秦皇島，我参加河北省沙城到秦皇島段)；

津浦复线(滄卅到德卅段)；

西延线，西安到延安，前后十多年前期、后期都参加了；

烏鲁木齐至阿拉山口机械铺碴起道工程；

山西省侯馬至韓城铁路。

较小的工程项目有：

唐山抗震救災压煤压线工程；

陡河电厂專用线；

梅七线，陕西梅家垟到黄陵的七里镇铁路。

这一辈子，一直在搞铁道工程专业，虽然工作劳累、艰苦、危险，但是符合我青年时代立志当铁路工程师的理想。

从唐山铁道学院这个工程师的摇篮走出来，经过二十年的锻炼和学习，成为高级工程师，也算没有辜负唐山铁道学院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教诲。

 葛延书：刘庆春走南闯北，历尽千辛万苦创下丰业，是我们铁62的榜样。我的工作环境比他好多了，知足吧葛延书。

王德生：刘庆春在铁一局干了一辈子，从工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到处长，参加新建国家级干线铁路多条，为我们国家的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样的工程师，才是真正的修铁路的铁路工程师！

相比之下，铁路局的工程段，所谓的修铁路，就是修一修，补一补，改一下，其技术含量，工程规模，与工程局没法相比。

周文正：我们班分配到铁一局的两个同学——王洪根和刘庆春，都是组织能力极强的人，在学校时就早已多次展露。分别当过班长和排长（民兵组织，即班上的班长）。

两位在班上年龄稍偏大，阅历比当时的我等丰富得多，确有“老大”（非黑老大，乃老大哥之意）的样子。分析事物的能力也较强，口才较好，都是入团较早的“老革命”。都是敢说敢当之人，庆春直言，洪根善谋。

两人在班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威信颇高。至于两人不合当时时宜之举，招致白眼，实环境、气候所致，与人品无关，因为后来的历史早已说明问题，无须在下赘言。眉山四清时与庆春所在大队紧邻，有时会过去看看，领教了他的组织能力，确实强，常自叹不如。

1986年我在山西昔阳大寨大队的宾馆参加阳涉铁路有关会议，遇到洪根所在的铁一局机筑处的一位幺副处长（此人的一位同班同学与我同在武威分局，又同调铁一院，同在一个处一个科）所以他竭力邀我随他们的车到北京。

车到怀柔（机筑处在大秦线的指挥部），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洪根，洪根派车把我连夜接到他所在的机筑处二队延庆所在地。洪根所领导的二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一流的，就连一般现场工地不容易做到的方方面面事，都做得非常好，令我大开眼界。

2005年洪根去世，我和在沪部分同学参加了追悼会，从西安赶来的局领导的悼词对洪根评价极高：铁一局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向我所崇敬的两位平凡、平淡的优秀企业家致敬。

回忆艰苦的历程 刘庆春

近来同学们亿过去，感触很多，我参加工作在铁一局铺架队，每天是扛枕木，抬钢轨，人工釘道，很累。后来当领工员，领着鋪轨架梁，当时去看周文正李行尔他们，都在当养路工，每天上碴打排镐，非常累。到阳安线阳平关养路工区，距我们駐地不远，看见张荆薰他们，工区养路也辛苦的。葛延书等下班后，在工友的热炕上喝小酒，很幸福啊！ 觉得很苦很累，像劳改一样的经历，回忆起来还是幸福的!

周文正 ：庆春兄，至今清晰地回忆起1969年，你代表单位到宁夏处理事故后事，顺便到我所在的兰新线河西堡养路工区，并随我到线路上看我们砸洋镐。那时真的很艰苦。

王德生 ： 庆春兄，你好！不经昔日苦，那有今日甜，我们都经历过苦难历程，如今都过上好日子了，可是时间过的太快了，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都成了白发老翁了！从头像看，你的身体很健康，这是非常难得的，祝愿同学们都能健康快乐的度过幸福的晚年！

在铁路局的工程队劳动，与你们在工程局劳动相比，劳动强度可能轻一些，都是很苦很累的，特别是东北、西北的同学，还经受了寒冷的考验。由于我们唐院同学品质优秀、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所以同学们最后都干的都很不错，现在的生活也都很好。

王洪根（左1）在铁一局工地

王洪根在铁一局 ——刘庆春

1968年12月下旬，在兰州我登上了上海到乌鲁木齐的53次快车，与王洪根、刘桂林、俞啟廉一同去乌鲁木齐报到。

因王洪根有事，我和刘桂林一同去铁一局机关报到，王洪根被分配到铁一局机械筑路大队（地点在乌鲁木齐西站），刘桂林被分配到铁一局第二工程处，俞啟廉分到铁一局桥梁大队。

在乌鲁木齐分别后，我去了嘉峪关，王洪根去乌鲁木齐西站报到。

后来知道了，他分配到机筑四分队，在宁夏石嘴山市。他在汝其沟支线的白芨沟搞路基施工。

他在工班的主要工作是打眼、放炮，工作很危险，对肺伤害也大。后来，他到宁夏中卫“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1970年在阳安线见到他时，他已经在搞技术工作，每天测量。

1974年在西延线施工，他住在蒲城县坡底村，我去过两次。

1987年大秦线施工，他住昌平县，那时他是机四队队长，何时任职不清楚。

1987年王洪根被评为铁一局局劳模，并代表全局劳模在大会上发言。

修建宝中线时，他在宝鸡住，大约是1993年左右，他调到铁一局局机关，担任经营计划处副处长，随后调上海铁一局办事处，任主任，在上海分到了铁一局一套住房。

在上海办事处任职期间，由于母亲病重，需要他照顾，因此工作抓的少了，被迫提前退休。

几十年来，我们俩虽然都在铁一局工作，但见面的机会很少，总共只见过六次，对他的了解还是比较少。

从我对他的了解可以看出，王洪根在铁一局，他的超强的组织能力得以充分展示，他的工作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在基层劳动锻炼时间不足一年，就开始做技术工作，后来又很快升任队长、付处长，并被评为铁一局局劳模，成为铁一局优秀企业家，回到上海，担任铁一局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无奈的是，母亲有病，孝子为照顾母亲，提前退休，后来自己也患病不治，过早的离开了我们，真是遗憾哪！

非常想念我们的好同学，好班长王洪根。

周文正：

1986年夏，我从山西昔阳搭乘铁一局机筑处汽车，到北京延庆县大秦线工地，时洪根任二队队长，从工地到驻地，是我走过无数工地中最佳者，又得展示其组织能力。就是在学校踢足球，洪根也司职中场组织。追悼会，铁一局所致悼词，称洪根为优秀企业家，此言甚切。

　刘甲申

1983年齐齐哈尔铁路局并入哈尔滨铁路局时，调入铁道部工务局。

照片是1986年刘甲申在某施工现场。

宦国渝 ：

读冠忠兄此五律，不由使我忆起1968年12月底独自去潼关铁三局三处报到之情景。

那日半夜，车到潼关。出得站来，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朔风凛冽，天寒地冻，茫茫然不知今夜何处栖身。

漫无目标地踉踉跄跄于坑洼不平的街道上，好不容易寻觅着一间小客栈，确却被告知客已满，无房。苦苦哀告半天，方得走廊一行军床安身。

是夜无眠，唯凄凄然，如失群孤雁也（三局三处机关设于黄河畔，离潼关县城尚有十数里地，每日仅白天有班车可达）。

　　在铁三局三处机关报道后，我被分配到三处三段，我刚到工地时，队里只有两个女工，还是双职工。先我分到队里报到的是厦门大学半导体专业的一对，算是第一个分到队里的女大学生。我是第二个到队里报到的，后来才慢慢地多起来，有女大学生，中专生，还有接班的家属子弟，这才有了女工班，有了女厕所。但还是没有女澡堂，洗澡要分时，女的先洗，男的后洗。后来又被调到铁三局铺架段。

铺架段当时好像是三局为了太焦复线工程建设的需要，而新建的段，我也是那时从三处三队调到铺架段的。

那时爱新在段部，我在队里。记得有一次我去段部办事，正好遇上爱新的女儿得急性痢疾。那病好像挺凶险的，说是痢疾却并不拉肚子，只是高烧不退。爱新急得直哭，后来还是回京治疗的。那时候我们在工程队的女生可没少受各种各样的罪。

职业生涯 宦国渝

1968年冬我被分配到三局三处，处机关所在地是潼关的黄河岸边。三处又把我分到三队，它的驻地在潼关对岸的风陵渡。我在三队前后待了2年半左右，前一年在工班劳动，先是当铆工，后来又当电焊工。风陵渡黄河大桥桥墩的钢筋笼、梁下维修吊篮及桥上人行道栏杆我都焊过。最危险的是焊梁下维修吊篮，一手举着焊枪，一手拿着面罩，肩上还背着焊条的我要在钢梁上爬来爬去，而脚下便是涛涛的黄河水。最累的是焊桥墩钢筋笼，不知道是出于工序，还是政治的需要，每次焊钢筋笼，都得连轴转，一天一夜也下不了“火线”。到三局也就是半年吧，我们班的张继忠在桥上遇见我时居然已经认不出我了，学校里的娇女孩已经变成了不男不女的电焊工了。

1970年左右，我随队转移到丰沙复线旧庄窝隧道工地，那时同时分到队里的几个同学都已经被抽调到技术室帮忙（还不是正式的技术员）。受文革的影响，队里的工人不怎么听话，许多事情都不按操作规程做，让他们服从的唯一途径就是与他们同劳动，得到他们的赞赏和认同。因此，在丰沙复线的1年多里，我扛过水泥，搬过片石，搅拌过混凝土，推过石渣车，甚至还打过风钻。就因为有这样的付出，我在丰沙复线旧庄窝工地的工作顺风顺水，心情也比在黄河大桥工地愉快得多。

在这几年里，我有两次差点葬身江鱼腹中的经历。第一次是在黄河大桥工地的施工便桥上，踩着了一块探头板，如果再向前一步就掉进黄河里了。幸亏我的师傅眼疾手快，又体胖力大，一把拎起我的衣领，才使我躲过了这一劫。第二次是在丰沙复线，因为复线与一线分别在永定河两侧，为了运送材料及施工人员通行，要修座便桥。那天我们为修便桥去测量，轮到我跑尺。等我快走到永定河中央时上游官厅水库突然放水。眼见着水流越来越急，水面越来越高，我还舍不得丢弃那把新的水准尺，想把它带回岸上。但河水来势汹涌，水流力大无比，将勉力带着水准尺回岸的我冲倒了。万幸的是我跌倒在一块巨石上，没有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但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岸上了。当时在岸上看水准仪的是桥63的王贵友，他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把我接回了岸上。那时候的人很单纯，为他人舍己是根本不用权衡得失的，更何况是同学！但我还是一直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1972年我们又回到了山西修太焦复线。太焦复线滑坡很多，当时局里请了兰州西北地质研究所的一位老专家来帮助诊断并制定处理方案。因在三队下放劳动的原局长刘圣化已经官复原职，所以，我得以被抽去参与这项工作。那时，我已有五个月的身孕，但为了不错过这次回归专业的机会，我天天跟着这位专家在陡峭的山坡上转悠。亏得我女儿命大，居然没有小产。之后我就被调到了局机关科研所情报室工作，那时我爱人在太原重机厂工作，因此，我们得以有一段稳定的家庭生活。但好景不长，75年我莫名其妙地被下放到局建筑处七二一大学。后来听别人告诉我，那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合适在情报室工作。这事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一个什么破单位的破情报室啊，至于吗？但也没有办法，身不由己只能去了。在七二一待了两年吧，局试验室筹建土工组，试验室主任指名要我（实验室属于科研所，因此他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于是我又回到了科研所，并在试验室负责土工组。

虽然是在局机关了，我的工作并不轻松。记得最艰难的一次是座落于汾河岸边的局机关大楼要加层，急需地基承载力的数据。室里给我派了四个民工和一台破旧不堪的只能用人力像推磨一样推着下钻的钻机。由于民工拿的是计时工资，故磨洋工就在所难免。工期紧我没有办法，只能陪着那些民工，甚至亲自帮着推磨下钻。那是个数九寒冬，别人都在暖暖的办公室里，就我在寒风凛冽中干活，浑身上下连泥带水，跟要饭的花子差不多。

晚上回到实验室（那时我爱人已经调回房山，我们又开始两地分居）还要分析岩芯，取样做试验。心里的滋味自不待说。但体力上的付出还是有回报的，我因此而得以参与了局里多项科研项目：锚喷护墙、旋喷桩、强夯等地基及滑坡处理新技术的试验及使用，并且在81年申报中级职称时，得以没有任何争议地获得通过。而那时中级职称的名额只占老五届毕业生总数的40%，全局只有2个女生获得了中级职称。更何况那时我调房山的调令已经到了，按常理这个名额是不会给我的。

但事业上的进展并不能弥补家庭和感情生活的困境。虽然我的室主任很体贴我的处境，每个月都给我两、三天的假期回京与丈夫和儿子团圆，但家庭四分五裂的苦楚（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家四口分在四地：我在太原；丈夫在房山；女儿在上海寄养于人家家里；儿子在北京全托托儿所）也许是没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无法体会的。以上便是我在三局十四年的大致经历。现在回忆起那段不堪的日子，真不相信自己能够有那样的韧劲，那样的勇气来面对所遇到的一切辛酸苦辣，但毕竟我是挺过来了。而且，正是有三局这段工作和生活经历垫底，才使我能够战胜回京之后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一切困难，也才有了我今天的一切。

1982年终于结束了11年的分居生活，我回到了北京市房山县，调到了我爱人所在的北京煤矿机械厂。该厂有他的许多同学，其领导也是他的同学，加上大家见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确实十分困难，于是就给了一个进京的名额。同时，厂里分配给我们一套60平米、两居室的房子，女儿也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家就这样安顿下来了，看起来一切都步入了正规，仿佛已经苦尽甘来。

我是以该厂子弟学校急需教师的名义进京的，当然就得到子弟中学当老师。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我并不反感教师这个职业。但学校领导的工作安排无疑是在欺生。第一学期给我安排了高三普通班的物理也就罢了，第二学期加了高一的数学不算，还外加了一个班主任！那一年真的让我觉得压力极大，为了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这份工资，除了睡觉，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又过了一年，学校里分配来了师范学院的大学毕业生，我就被从学校调出（那两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又白搭了），分到了厂技术资料室，负责翻译一些俄文技术资料并编辑出版一份内部的技术刊物。这又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使用我几乎已经忘光了的语言；在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好在俄语语法十分严谨规范，如果熟悉语法，借助词典，是可以看懂资料的。而我的业余生活又从备课、批改作业、家访等变成了强记机械及煤矿类俄语单词了。

其间还出了一件事，使得我深感丢了面子。我爱人与他所在室的室主任关系极僵，缘起平时工作中的各种摩擦。那位室主任仗着自己是厂总工程师夫人的身份总是对下属颐指气使。如果有本事，说得在理倒也罢了，但业务不行还挺霸道就难服众。我爱人业务能力很强，但就是不会做人，遇到这样的领导，关系不好是必然的。那位室主任不敢得罪我爱人，小鞋就给我穿了。那年适逢工资普调，全厂只有两个人没有上调，一个是长期病号，另一个就是我，理由是我来厂年头太短。这对我而言，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打击。在三局时，无论名额多少，我根本就没有为自己能否调上工资，能否评上职称操过心，我知道，那是稳操胜券的。而在这个厂，普调工资居然还把我给拉下了。钱是次要的，面子往哪里搁啊？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了。好在公道自有人心在，厂里的舆论压力使得他们没敢坚持，半年后悄悄地把工资给我涨上去了，还补发了原先没有给我的那部分。

未几，厂里要与波兰人谈合作搞液压支架，需要波兰语翻译，因为波兰语的发音及语法与俄语相近（但它的字母是拉丁字母），于是厂里就抽我去北外学波兰语。几经周折，北外收我为旁听生。于是我开始了与17-8岁的一年级大学生们共同学习的生活。好在北外与我在北京的家京工（过去的北京工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家属宿舍就隔一条马路，我从家到学校也就15分钟，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学习上。只是本来已经安顿在房山的家又被分离了，我爱人一人带两个孩子，周末大部分时间是我往房山赶，而那时周末还只有一天休息。那年正赶上我女儿六年级要考初中。厂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很差，所以，对她而言，如果想要个好前程，就必须考回北京。孩子的压力很大，而我一点点都无法为她分担。

说到学习，更是让我不愉快。年近40的我与17-8岁的少男少女同堂上课已经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更使我感到屈辱的是因为我是旁听生，所以按规定我只能带耳朵，不能带嘴巴进课堂。但这是学外语啊，不出声如何学好？有时候无意识地跟着老师小声念，马上会得到坐在旁边当翻译的老师严厉的警告。这真的很伤我的自尊心，每当听见这样的斥责声，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所幸外教对我还不错，他无视学校的规定，每节课都给我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期末考试也让我参加，并给我评分，使我得以拿这成绩单向厂里汇报。40岁的人早已过了学语言的年龄，何况记性也不如少男少女们。但是，我那时候好胜心强，所以只能以命相拼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厂里与波兰的合作告吹，厂里已经不再需要波兰语翻译了，于是我又被召回了厂。这一年的心血、精力、时间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如果让我继续学业，我相信我能够学出来，但是没有机会了。这就是所谓的我会第二门外语的故事，里面包含有多少辛酸，谁能知？

我女儿考上了海淀区的重点学校京工附中，假期过后，我开始了每天早上由北京去房山上班，每天晚上由房山回北京家里的通勤生活。那时北京到城郊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地铁，所幸厂里还有班车，而班车的始发点就在友谊宾馆附近，离北工的后门很近。但即便如此，每天早上五点要出门，晚上七点以后才能到家，那份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默默承受。而我爱人依旧一个人带着我儿子在房山过，我儿子与女儿差一岁，所以，也到了暑假就要考中学的关键时刻，但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那时，社会上已经有公开招聘的了，建筑工业出版社就公开招聘一名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专业编辑。得到消息后我就去应聘了，笔试两门：外语和语文，这对我而言，真的很容易。另有面试，无非是问问学习及工作经历。两周后，出版社来了通知，同意录取。当时我和我爱人真的非常高兴，因为这既解决了我们当前的困难，也是我们回京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厂里就是不放，虽然我在那个厂根本就没有用。当然，实际上还是那位总工在阻扰。就这样一直拖了一年，我儿子也考到城里了，但他离京工附中的录取分数线差了5分，被分到海淀区最差的中学。那时特别傻，不知道还有交钱可以上好学校的事情，如果知道，我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的（我儿子以后也没有考大学，这是我最心疼的事情，是我一辈子的纠结，我总觉得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两个孩子都在城里，有地方要，厂里又不放。我们只能一再恳求，最后厂长发慈悲，把我打发到厂驻京办。在那里我没有任何工作，就是每天必须去坐满8小时。那一年多无所事事的日子简直要把我逼疯了，心情坏到了极点，我甚至十分后悔从三局调回北京来。

正被逼得走投无路之际，上帝终于看到了我的苦难，伸出了援手。我爱人有一个同班同学，是个调干生，原在煤机厂工作，后调到国家经委技术经济研究所。那天他到厂里去玩，碰到我爱人，了解到我们的困难，也了解到我的俄语还可以。而他们那里正好缺一名俄语翻译（当时正是学习东欧，特别是匈牙利热的时候，技术经济研究所与匈牙利有一个合作项目），所以，他回所与其他领导商量以后，拿了一摞匈方合作单位提供的材料，让我翻译，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在测试我的水平。可是技术经济是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就是中文资料都未必能够看懂，何况是外文！但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不能不争取啊（因为我爱人的这位同学与厂领导也是同学关系，他如果开口要人，厂里是不会拒绝的）！于是，我就没白设黑地啃这堆材料，整整一个半月（他们规定的期限），每天晚上干到凌晨3点多，睡一个多小时就得起床给孩子做早饭，自己还得正常去上班。材料交上去后他们觉得满意，不久就来了借调令。由于我爱人的同学斡旋，我终于离开了煤机厂，回到了北京。

在此，我还要感谢一位我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大姐，那是技术经济研究所借来的正经翻译。她校对并首肯了我翻译的所有资料，从而使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领导相信了我的水平，作出了调我的决定。其实，我心里明白，我的翻译肯定达不到要求，她为了更正我翻译的错误肯定费了很大的力气。但这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大姐，是她的宽容帮助我的家庭摆脱了困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王家锂李明明一家

温济球：

黄亮荣毕业后，和我一同分到南昌铁路局工程处，同在英岗嶺铁路工地干了几年，以后调福州分局，再以后调回广东兴宁，到了地方煤矿小铁路工作。

我调回广东紫金建行后，和他联系过，他说搞铁路没意思，风里来雨里去，铁路有事时白天黑夜都要干。我问他想干什么？问他想来我这里不，他说很好，于是我就把他调到我所在的紫金县建设银行。

1988年建立河源市后，他调到河源市建设银行，后任监控察室主任，还是与我在一起，直到2OOO年退休。他现住广东河源，老伴身体尚好。他本人就是耳聋，身体也有多种老年病。

初为人父的李行尔

　　李行尔 周文正在兰州白塔山公园

青藏线点滴 周文正

1974年国家重启青藏铁路工程，铁一院派出两个综合勘测队，因勘测力量明显不足，74年底铁道部决定从东北五个铁路局，兰州、呼和局抽调127名技术人员紧急支援青藏线建设。我和振铎分别从兰州局和齐齐哈尔局调到铁一院。我到8队，振铎到19队。

我们队在格尔木以北柴达木盆地，振铎到昆仑山顶。我们勘测结束后，在现场开展施工设计，很快海峰也从铁一院4队调到8队，我们设计了颇有名气的察尔汗盐湖路基工程（32km），盐湖南端30km的粉细砂震动液化地段路基工程，该项目的震动沙桩施工方法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获三等奖。

气候环境

格尔木位于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南缘，海拔2800m，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源自冰山雪水，就是夏天，河水冰凉，河滩中多泉眼，水质佳。

格尔木北60km的察尔汗盐湖年降水量23mm，蒸发量3000mm，极为干燥。

格尔木蚊子多，个儿大，可以隔着两层衣服 （其中一层是厚厚的工作服）叮人。当地蒙族、哈萨克族牧民一到夏天，必须把牦牛和羊转移到昆仑山里面，因为牛羊受不了蚊子的叮咬。牛羊尚且如此，人何以堪！

我们从参加施工的铁道兵7师（现为中铁建17局）购进养蜂人用的防蚊帽。白天始终戴蚊帽，晚上因温差大，蚊子不耐寒而休息了。司经纬仪、水准仪的测工就苦了，没法戴蚊帽，后来发放防蚊油，把脸和手抹油，才能工作。

我作了三项测试：用一般帽子在空中猛一挥，帽子里有死蚊子一二十个；用手在自己身上猛一拍，死蚊子亦有一二十个；我事先在同事背上画一个10cm见方的正方形，细数蚊子数，再测出同事背部面积，可知背上的蚊子近千只。柴达木盆地虽极干燥，但地下水位极高，很多地方像红军所过的草地，所以蚊子极多。

我们的卡车遇到陷车，是家常便饭，草地松软，要陷车。沙漠也多，要陷车。软土泥沼，要陷车。而且在软土泥沼中陷车，越挖越陷得深，当地没有任何稍硬点的东西可垫，最困难时，只好把几件皮大衣垫在车轮下。只有在沙漠里陷车，较好办，事先在卡车上放几根十几厘米粗的圆木，垫在后轮两个轮胎之间即可。

地道遇险记

1969—1970年全国都在挖地道。我所在的兰新线河西堡养路工区，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挖地道。那里的地层是厚厚的卵石层，竖井挖到17m深，全是卵石土，接着横向挖。一天我与同事抬着土筐，我走在前面，走到离竖井口还差五六米处，忽然一声巨响，由50mm木板制成的竖井盖掉了下来，如果不考虑井盖与竖井壁的碰撞摩擦，那可是17m高的自由落体运动啊！如果当时我走得稍快一点，早就不在人世了。

不久，河西堡机务段请我到他们所挖地道里测量，我告诉竖井口的人，远离井口，以保安全。我将经纬仪支在竖井底部，突然一片直径约七厘米的片状卵石，从竖井壁弹出，正好砸在经纬仪镜腿端部铁皮包脚处，把木质的镜腿从横断面处像切豆腐一样齐齐切断。

我被惊呆了，久久无法平静。我虽带了安全帽，但石片不管砸到我身体的如何部位，我也完了，我身体如何部位也没有镜腿硬啊！一个冬天，两次差点呜呼哀哉，算是命大。

相逢在兰州 五泉山公园

1970年 9月，海峰刚分配到兰州铁一院，在银川分局工程总队工作的李行尔正好到兰州，与王晓滨、茅荣庆、张传信一起在五泉山公园拍的照片。

左起：许海峰 王晓滨 茅荣庆 *** 李行尔

许海峰毕业分配到兰州铁一院

先向师兄师姐报到

王晓滨 许海峰 李行尔 张传信

许海峰姿态优美，步履轻盈，年轻时代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并有传信晓滨左右相伴，李行尔在后护枪紧随，好威武雄壮！

　　1969年春节，兰州五泉山公园合影

前排左起：周连进(地63)、聂祖亚(地61)、乔树刚(铁61)、龚重远(地62)、黄豪(地63或铁63)

后排左起：贾方园(大连铁路卫校)、王晓滨(地62)、陈兰芬(地61，乔树刚的爱人)、张秀芝(大连铁路卫校，后为黄豪的爱人)、李梅生

1969年春节，兰州五泉山公园

左起：李梅生(地62)、王晓滨(地62)、陈兰芬(地61)、张秀芝(大连铁路卫校)、贾方园(大连铁路卫校)

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

这张照片摄于兰州铁一院办公楼前，铁一院人看了会有怀旧感的，摄于1969年初

前排左起：周连进(地63)、龚重远(地62)、黄豪(地63或铁63)

后排左起：王振山(地63)、贾方园(大连铁路卫校)、李梅生(地62)

1969年春节，在兰州五泉山公园 前排左起：周连进(地63)、乔树刚(铁61)、黄豪(地63或铁63)、聂祖亚(地61)、龚重远(地62)、张传信(地63）

　　龚重远周连进在延安 毛主席旧居

　龚重远与勘测队的同志们在延安 1970年

西康线前期勘测 观音山车站 龚重远与地61林清华

金吉林 ：

在国内我从来没有组装过道岔。

在博茨瓦纳组装英氏11号1067mm 轨距的道岔，中国是导支距法，英国是正矢法，英国所谓专家要教中国组装道岔，我经过换算出导支距，领工员根据导支距组装道岔。

英国专家验收，按他们标准允许偏差+3 .-3mm，结果我们偏差+2. -1mm。他们只说一句ok，回来又要组装6组，他们电话说相信我们，不来啦！

我们战胜英国，给中国人争了光。

金吉林 ：

我们的领导总是不放心，认为没吃饭怎么就验收了，第二天巡道的来了，第三天他们把轨道车开进来，利用上啦。

这就是宝魁和我的工作。

金吉林 ：

我在博茨瓦纳被恙虫咬了，瞳孔都扩散了，我已经什么也看不见，领导要我留遗嘱。

中国医疗队束手无策，大使说可以请外国人帮忙，是副院长韩国人也姓金的给我开的化验单，又一次死里逃生。

刘宝魁 ：

金吉林博国的那次病情很凶險！小小虫子咬在他手指丫中，不仔细看还错过去了。

金吉林 ：

所有的退烧药，所有抗生素都不管用，滴流用的绿霉素，吃的是四环素。

金吉林 ：我深有体会：我在博茨瓦纳病的快要死啦，同志用车把我拉到医院，排队挂号一百多人，咱们的翻译到前面和医生说：我们是中国铁路专家组，有一个人得了重病，能不能先挂号，医生说中国有什么特殊，世界各地一律平等，美国人也上后面排队。没办法只好将奄奄一息的我，拉到400公里外的中国医疗队。 我一想起这事就心酸，外国人就是狼心狗肺，中国人为什么要崇洋媚外，应该挺起胸来，不要对外国人低三下四。

王宗训 ：

我发自内心为吉林在国外铺道岔 叫英国鬼子说《0K》点赞！

因为 你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数学知识，就能推导出有关数据！战胜洋鬼子靠的是智慧技术和信心魄力！

在一分部我们同住一屋还有刘宝魁，邹古今，李国玺等，一起学习，谈笑风声，相处很好！而今回忆，历历在目，记亿犹新！我要为学友情纯呕歌赞美！愿友谊天长地久！

青新线散记 周文正

前 言

格库铁路即将通车，不由得想起四十年前我们在青新线(那时叫青新线，即现在的格库铁路)踏勘、初测、定测的件件往事。那是1978-1980年的事了。

我先在铁一院二总队11队，后因11队撤销，并入19队，继续从事青新线的工作。把当时点滴情况告诉大家，也是对我当年的战友们的怀念，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向我的战友们致敬！

格库铁路连接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的国铁1级客货共线铁路。是我国西北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214km，其中青海段506km，新疆段708km。沿线分布90座车站(近期部分车站不开通)，总投资376亿元。

该铁路控制工程为青新两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特长隧道，全长13195m，属高原荒漠无人区内1级高风险隧道，平均海拔3500m。当年我所参加的青海段勘测工作的终点即为该隧道的进口处。

寒 冷

格库铁路青海与新疆交界处为阿尔金山，最高海拔6161m，越岭隧道——阿尔金山隧道海拔3500m，年平均气温2.5℃(参照：北京年平均气温10-12℃，上海17.8-18℃)，极端最低气温-37℃(参照：黑龙江黑河极端最低气温-38℃)。

在那一段勘测期间，即使是7月份中午太阳底下，我穿的衣服是：毛衣毛裤，外加羊毛皮夹克。

队上从新疆米兰，位于若羌县东80km，那里有著名的米兰古城遗址，有一条米兰河，传说中的子母河，是一块绿洲，出产瓜果和棉花，我们从那里买了一车西瓜和哈密瓜，每公斤六、七分钱，每人床铺下都有好几个大个儿的瓜，但很少有人吃，因为太凉了，想吃瓜，需要拎一桶温水，把瓜泡一阵子才行。

当地没有水，我们从五十公里以外用水罐车拉水，储存在水箱里，到八月中，炊事员做饭前，或是我们要用水时，先要用钢钎砸开水箱中十几厘米厚的冰，否则你别用水，别做饭。

早上出工，坐敞开的卡车，由于天冷，“路”太差，人们就坐在车厢的地板上，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和寒冷的摧残，到了工地，没有人站起来下车，因为都冻僵了，你看着我，我望着他，都指望有人拉兄弟一把。

12月份收工下山，天气就更冷了，坐在卡车上，就更难过了。我们的劳保用品，除了皮帽，大头鞋，皮手套外，每人配备两件皮衣，一件长的，一件短的皮夹克，把长的穿上，把皮夹克盖在膝盖和腿上。

在收工路上，有人被冻哭了，并不稀罕，也没人会讥笑。我一位姓沈的同学就被冻哭过。

我在青藏线和青新线工作六年，每年6月初脱棉裤，9月初穿棉裤。好像年年很准时。

蚊 子

柴达木盆地的蚊子之多，难以想象。我出于好奇心，做过三个小试验，首先我在同事上衣的背部画出10cm见方的方格，数了一下一个格内叮着的蚊子，再根据衣服背部的面积，计算出整个背部蚊子的总数约有一千只。

我用手掌猛拍一下自己的大腿，被拍死的蚊子二十余只。再用帽子对着空中飞舞着的蚊子群，猛挥一下，帽子里死蚊子也有二十余只。

为了对付蚊子，我们先用养蜂人的面罩，白色纱布做成的，不行，视线严重受阻，经与铁道兵联系，购买了一大批防蚊帽，那是深绿色细小的尼龙网格组成，对一般人而言，视线不受影响。

但对操作经纬仪、水准仪的测工来说，还是不行。所以单位买了防蚊油，把头部及双手涂上防蚊油才能司镜。

防蚊油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解决白天大便的难题，事先在帐篷里把将要暴露的部位涂上防蚊油，否则用手驱赶蚊子是无济于事的。

由于温差大，晚上蚊子就无影无踪了，不会影响睡觉。另外，蚊子在白天是不进帐篷的，所以在帐篷里工作或午休，无蚊子骚扰之忧。

这里的蚊子个大，吸血的吻强有力，夏天，我们不敢穿单裤，因为蚊子可以隔着劳动布的工作服吸血，加上气温较低，也需要穿两层衣裤。

不但人们怕蚊子，而且当地牧民饲养的牛羊也怕蚊子，所以每年蚊子全盛时到来之前，牧民们要把牛羊转移到昆仑山里，可见蚊子的厉害了。

挖 车

格库线经过之地多沙漠、湿地、盐沼、高原荒漠。沿线多为无人区，外业勘测所走的路，其实没有路，所以经常发生汽车陷入沙漠、沼泽之中。

外业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如进入沙漠，我们在汽车上放两根直径15cm、长4、5m的杉木，陷车时在后轮的两个轮胎之间塞一根木头，车就可以开动了。

但是陷入沼泽地，就难多了，不能随便挖车，弄不好越挖车陷得越深。只有在轮胎下填坚硬的东西，如石头，但是，沼泽地是找不到石头的。

事先准备一些小块木头，还可以就地取材，沼泽湿地表层土由于有密布的草根，强度较大。

外业队曾有过把皮大衣脱下来塞到轮胎下的办法。有时还是不行，我们在过大灶火河时，车陷了进去，用尽力气，用尽心思，车越陷越深。

用一起行驶的三桥前后加力车来拖，还是不行，就近找了一辆拖拉机，倒是可以把车轮拉出一些，但当拖拉机换挡加力时油门一松，车轮又回到原处。

最后找了一辆卡车，车头保险杠上安装有铰链。于是拖拉机拉一点，铰链立即收紧，才把车拉了出来。

整整一天过去了，一行四五十人，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天也黑了，只有驱车继续前行，半夜时分才到目的地。

夜里气温低，难以露宿，只有咬牙搭帐篷，用汽车大灯做照明匆匆搭上帐篷，炊事员烧了一点开水，就着干粮好歹吃几口，打开行李睡了，大家太累了。

第二天早上一看，搭的什么帐篷，歪七扭八，有的下部有近半米的露空，不知道夜里是怎么睡的。

汽车故障

在无人区作业，除了怕陷车，挖车，还怕汽车发生故障。

1979年3月，定测开始前，总体带领我们十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到小灶火附近作局部方案比选踏勘工作，结果第二天其中一辆车无法发动，趴窝了。

只好留下几人陪同司机留下来就地过夜，其他人先回驻地，另派车来拖趴窝的车，当时我和路基专业负责人龙锦永最年轻，自然主动留下，老工程师共产党员徐惟惠年近半百，坚决要求留下。

我们三人与司机李月喜一起守着汽车在露天过夜。柴达木的三月夜里，真的很冷，无法入睡，当地也没地方捡些柴火取暖，只能用留下的汽油喷灯煮点挂面吃，实在冷得不行了，烧点开水喝，并用以捂手取暖。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救援的车才到，回到驻地，晚上10点，我们两天一夜没有睡过觉。

迷 路

在老茫崖附近进行方案比选时，南方案离昆仑山比较近，要穿过三条大沙丘，每条沙丘长超过20km，宽2km，沙丘高30m左右。

参加踏勘人员有技术队长程汝辉，线路专业的许益民、叶治顺，地质专业何志坚，路基专业的我，还有桥梁专业的。动用一辆前后加力的八座北京吉普，一辆原用于支援越南的前后加力的三桥卡车，两位老司机及一位年轻的助手。

卡车上有两大桶汽油，还有水，挂面，汽油喷灯，烧水、下面条用的白铁皮水桶，还有一些预防陷车的必要设备。

那天天阴，看不到太阳，那里的地貌单一，就是沙丘，没有任何人为的建筑物可做判别方向的标志。很快在大沙丘里迷失方向，虽有罗盘，没有相对参照物，作用并不大。一直到下午四点多，好不容易发现了路，所谓路也是简易的路，痕迹不明显。

　　司机高兴得判断错了方向，应当回到卡车所在地行驶，实际上朝反方向驶去。而大家当时都在欢呼找到了路，没有在意司机行驶的方向。终于感到不对劲了，离卡车没有这么远啊。

于是掉头，远远的看到了卡车，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在考虑一件事：担心吉普车汽油耗尽，但谁也不敢说，怕成为乌鸦嘴。天黑了，起大风，有人提议就坐在车里过夜，等天亮了再说，我坚决反对，气温太低，要冻坏人的，而且因风太大，没法用汽油喷灯煮面条。

于是接着朝前开，半夜时分看到前方有一盏灯亮着，到跟前一看，原来是青海省水文地质大队的一台钻机，大家同为野外工作者，知道迷路的可怕，他们非常热情，立即喊醒炊事员，为我们烧水，煮了一大锅汤面条，解决了一整天的热量和水分的补给。

正好他们新到一台300m钻机，架子已搭好，新的塔衣还没挂上，于是用一块塔衣做垫子，另一块塔衣当被子，在露天睡了半个夜晚。

饮 食

当我们在青海、新疆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地区工作，身处无人区，远离格尔木，给养是比较困难的。最困难的是新鲜蔬菜的缺乏，卡车从西宁到格尔木至少3天，从格尔木到阿尔金山3天都不够，一个星期下来，捂在篷布里的蔬菜烂得差不多了。 所以日常吃的蔬菜是洋葱、土豆、胡萝卜、萝卜、黄花木耳。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爱吃洋葱、土豆。我经历过连续十天顿顿吃煮黄豆，经历过连续七天顿顿是每人一小勺豆瓣酱，别无他物。 外业生活虽苦，但也有吃得好的时候，当遇到游牧的少数民族帐篷时，可能买到羊，特别是到了秋季，牧民们要淘汰一些无法过冬的瘦弱的羊，三、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只，于是可以大嚼几天。

有时还可以买到新鲜的羊奶，八分钱一斤，炊事员在大家收工前煮一大锅羊奶，因为有不少人不爱喝羊奶，于是爱喝的人可以随便喝，我几乎一天喝二、三斤羊奶。当然那样的日子可遇不可求。又一次队上花22元钱买了一头牛，后来把牛皮卖掉，收获4元，实际一头牛仅18元，不算下水，合每斤牛肉1毛钱。

还有一次，买了牧民一匹马，那匹马因为马蹄疯长，无法行走而以20元的价格卖给我们。剥下的马皮可卖2元钱，又是18元，又可以大嚼几天。这样便宜的牛马，在青新线工作三年，仅仅各遇到一次，那也令人回味无穷，那是外业生活的乐趣啊！野外工作，午餐是凉馒头加咸菜，就凉水。后来在铁道兵那里买了一批压缩饼干，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起码吃起来不像凉馒头那样一直凉到心里。 而且按其配方，应该含有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说到维生素，设计院为解决蔬菜缺乏问题，每人每月发给多种维生素药丸一瓶。

彭加木失踪

1980年6月，发生一件震动全国的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籍的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因单身去找水而失踪。我们与彭加木有“三同”，同为外业工作者，同一时间在同一地区工作。

当时他在阿尔金山西侧，我们在阿尔金山东侧，直线距离不足200km。由于我们在无人区，收听不到广播，外面的消息只有靠后勤补给时卡车随之带来的一大摞报纸和私人信件。

由于惺惺相惜的缘故，我们大家格外关注彭加木的消息。对于当时的各种猜测，我们几乎都予以否定。如有人说彭叛逃到蒙古、苏联。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失踪之地距蒙古边境约300km，距苏联边境约600km，在装备和给养充足的情况下，也无法走到蒙古或苏联去，何况他缺少沙漠地区最珍贵的资源——水，加上他是位癌症患者。

有人说是苏联或蒙古派直升飞机把他接走了，试想，在那个年代，他与直升机如何联络？飞机如何定位？还有说他被大风沙掩埋了，据第一次搜救的报道，发现他休息时坐在沙地上的屁股印以及两张上海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说明从失踪到第一次搜救期间没有沙尘暴，连微风都不曾有过。有人说他被野兽吃了，野兽是有的，例如狼，但狼能把皮鞋、手表、照相机、水壶也都吃了吗？狼会把这些东西挖个坑埋起来吗？在那个时段，没有刮风，不会把这些东西掩埋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人认为他性格固执，人缘较差，对求救一事有分歧，被同伴杀了，还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模式写出彭加木之死。总之，所有可能的情况，当时都被我们否定了，最后结论是：无解。

我们唯一不可理解的是：作为一位资深的野外工作者，怎么会犯野外工作的大忌，我们设计院在那些地区工作时有一条严格的纪律：绝对不准单独行动。

前辈的定线、选址水平

在老芒崖附近有一条简易公路，位于沙漠和盐沼的分界线上，其南进入沙漠，其北为盐沼。我们对青新线该段线路也定了南北中三个大方案，最后无可争辩地否定了南、北方案，推荐中方案，恰恰就是简易公路的位置。那条路是在民国期间由青海军阀马家军之马鸿逵统治青海时，为战争目的修建的，当然选线是由工程技术人员搞的。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仪器设备应该说比马鸿逵时期要强的多，但是我们选定的方案没能突破那个时期的结论。不由得令人敬佩不已。

格尔木西200km的地方叫塔尔丁，有个青海马家军马步青、马步芳统治时期修的机场，那里属于无人区，但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沙漠中飞机跑道的痕迹，其他建筑物已无痕迹。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平叛时还用过这个机场。我们对照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图，一目了然，地形为平缓的一面坡，但是有二、三千米长的范围内，两根相邻的等高线之间的距离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一块肉眼几乎看不出有横向坡度的地方，修跑道的工作量极小。我们在工作中使用军用图，是解放后由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的，解放前，政府不可能对西北无人区进行测绘、制图，更显得那时的工程技术人员真了不起。

蒋梅修：

为无数在西部开发和建设中贡献青春的鉄路人点赞！

孙军胜（网友）：

我2001年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去过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口，5300米高程，看到正在修建青藏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很辛苦！我们什么都没有干，气喘吁吁，他们不停的工作。感谢作者写出真实感人的文章。向这些英雄们致敬！

（视频2分01秒）威风凛凛的蒸汽机车

向伟大的老一代铁路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