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祭

张玮霖

去年五月，我去西安看望大姐。大姐比我大十一岁，当时已经八十七岁，她翻出了一些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张家的老照片，我从中发现了两张母亲年轻时的已经泛黄的照片。我自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被母亲那安祥慈善的面容所征服，我的眼睛湿润了，透过泪光凝视着母亲。那天夜晚，我几乎整夜没有入睡。我感到母亲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母亲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了儿子的心头。我心潮涌动，想世事，想过去，想人生，想了许多许多……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中国普通女人的一生；而母亲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异彩纷呈的一生。

母亲生于上世纪初的一九零五年，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

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村有多落后，今天的人都难以想象。我记得母亲给我讲的一件事:母亲结婚后的第三年，姥娘和小姨在蚊帐里用煤油灯灭蚊子，不小心把蚊帐点着了，又烧到了身上，赶紧从炕上蹿下来，慌着往身上浇凉水，被凉水一激，结果送上了两条命。唉！人的命竟是如此的轻薄。

我还听母亲讲过，二舅（母亲的弟弟）和舅母还很年轻时，舅母因一股急火突然失明，二舅找了个当地的巫婆，她叫上四五个壮汉压住舅母的手脚，生生地用剪刀剪开舅母的眼角膜，结果舅母的双眼瞎了。愚昧啊！罪恶啊！

(照片摄于1957年，母亲带着外孙女）

人生短暂，来去匆匆。母亲于一九七三年病故，享年六十八岁。然而这短暂的一生，犹如雁过留声——母亲一生共养育了十个孩子，虽然母亲没有文化，但十个儿女中，除了二女儿因参军未进大学(转业以后读的电大)，其他九人全都上了大学。母亲何德何能？究其根由，翻开母亲的生平，还需从头说起。

（照片拍摄于1962年，母亲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8年的母亲节近在眼前，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对母亲，除了怀念还是怀念，除了伤感还是伤感，除了倾诉，也只有倾诉了……

（照片拍摄于1967年，我结婚后回青岛，与母亲及姊妹们合影）

一、家 世 篇

母亲出生于青岛市崂山区东韩村的一个普通农家。据说母亲和父亲定的是娃娃亲，母亲二十岁结婚（1925年），父亲21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在父亲长年在外和中年早逝的情况下，母亲靠着她的坚韧不拔和聪明智慧，靠着整个家庭的熏陶与传承，最终把自己的十个子女培养成人。

我们张家的祖上，是刘家下庄，与东韩村相距5里地。说是“刘家”，其实，张姓是村里的第一大姓。

这是1994年，我带着儿子张迎和女儿园园，到刘家下庄寻根问祖。

我的爷爷张志铭，出生于1882年，很小便没了父母，是他的爷爷抚养他，虽然家境贫寒，还是让爷爷进私塾读书认字。爷爷十三岁结婚，那年奶奶十七岁，娘家是午山村。

对于我家来说，最深刻的改变发生在爷爷十八岁的时候（1900年），那年他只身来到青岛，在天主教堂印书房做了排字工人，此后爷爷奶奶信奉了天主教。后来爷爷转到了铁路上，仍然是做排字工。

期间，1904年有了我父亲，1918年有了我姑姑。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爷爷不再做工（55岁）在青岛闲住。到1947年，爷爷奶奶则回到了老家务农。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是1960年初，我和大哥大姐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这是三姐在老家和爷爷奶奶合影。

爷爷奶奶的晚年有些凄凉，老年丧子之痛击倒了两位老人。

1959年，父亲五十五岁时因心梗离世，熬过了四年之后，爷爷奶奶便相继去世，爷爷八十岁，奶奶八十四岁。

父亲张崇元，生于1904年，自幼上学，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2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一年半教师，以后便一直在德国洋行里当职员。先在青岛，以后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说天津福祥洋行招人，父亲便写信自荐去了天津，后又调到上海福祥洋行，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主要是做会计工作，全部是用德语，手不离打字机。从上学到工作，父亲的德语已十分娴熟，以至于当他讲德语时，只听其声不看其人则完全听不出来是中国人。

母亲的名字王尚文，是父亲起的。1925年结婚时，父亲还在上学。父亲到天津工作是在1933年，当时已经有了大哥大姐和二哥，三哥和二姐出生在天津。1936年冬又去了上海，在七七事变后日本轰炸上海时，差点被炸死在老西开租界，逃离后一家人返回青岛。

我在大姐家看到的母亲的两张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应该是在上海拍的，可以推算出母亲当时三十岁出头。

这是二哥。因为在这张照片上写有“在上海”“六岁”几个字，由此可知照片拍摄于上海。

这是三哥，和二哥的照片肯定是一起拍的。

前面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与这两张照片对照，他们都穿着大衣，估计是三人一起去照相馆拍的，由此推断出母亲的照片拍摄于上海。

大哥出生于1926年，大姐是1930年。母亲在天津时，大哥和大姐留在青岛由奶奶照看，那时爷爷已经到铁路上工作了。这是他俩在西镇成武路的爷爷家。

大哥在铁路小学毕业后，考入青岛市立中学，即青岛一中的前身。

这是大哥初中二年级时的照片。

这座天主教堂座落在青岛浙江路，始建于1930年，正是大姐出生那年，1934年建成。1937年父亲母亲从上海回到青岛，住在平度路36号，与天主教堂仅几步之遥。受爷爷奶奶的影响，父亲母亲也信奉天主教。

照片中的五个人——大姐，二哥，三哥，还有二姐和三姐，时间是1941年的冬天，地点是天主教堂的院内。从照片上看，二哥三哥穿校服，这时已经上学，在明德小学（男校，即今天的德县路小学，和天主教堂一墙之隔），后来我和五弟六弟也都在这里念的小学。女孩们则是在圣功小学（女校，后并入德县路小学）和圣功女子中学（今青岛七中，和教堂之间仅隔一条马路）。

二姐和三姐坐在教堂后面的台阶上。这张照片与上一张照片都是大哥（当时15岁）在同一个时间拍的，而这一张照片是大哥的最为满意的摄影之作，放大了镶上镜框摆放在家里。算起来当时二姐五岁，三姐两岁。三姐和我，还有四妹五弟都是在平度路36号出生的。

这是我过百岁时的照片（奥凯照相馆拍摄），时间是1942年的2月。从那时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属于我家的低谷。父亲与朋友合伙做了几个生意，而做生意是父亲的弱项，因此赔了又赔，家境也每况愈下。

1950年，父亲经人介绍去了天津华生进出口公司，任会计主任兼翻译，1955年调到北京中国畜产进出口公司，任德语翻译，常年接待外商洽谈贸易。这一阶段将近十年，靠着父亲比较优厚的工资收入，家境开始逐渐上升。

二姐1951年参军，先在广州，结婚后随姐夫调到北京。1953年，二哥三哥考入清华大学。由于他们都在北京，所以这些年和父亲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

照片是父亲和三哥二姐。

此照片是父亲和二哥三哥二姐在北京。

在青岛，母亲带着大姐和下面的五个弟妹，父亲坚持每一两个月给每人写一封信。大事小事都问到说到，再三叮嘱。

父亲每年春节会有假期回青岛小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经常会排演节目专门演给父亲看。

1953年春节，大姐带领我们办了一个家庭墙报，大姐负责画报头和整个版面的装饰，五个弟妹则把自己的作品贴在上面进行展出。这幅墙报原来由大姐保存，多年前又给了我，至今算起来已有六十五年的历史了！

1955年二姐有了第一个孩子（大女儿林青），放

在青岛由母亲看着。母亲常会带着她去北京，在二姐家住上个把月。

这是父母、二姐和林青在北京。

这是姊妹十人中后面的五个。

1959年，我面临高考，受几个哥哥的影响，我起初想报考理工类，又因对美术有兴趣，因此打算考建筑。临近毕业时学校动员报考师范，我在动摇之中最后改变了自己的志愿。

当父亲知道我报考师范，马上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予鼓励。父亲的来信写于1959年5月31日，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后，6月25日，父亲竟与世长辞。

前一年（1958年）的8月，父亲曾回青岛养病，我当时在济南参加省勤工俭学展览会，父亲回北京时特地约我在济南火车站见面。父亲紧紧的抱着我，我最后一次感受到父亲的体温，教我铭记终生。

玮霖:

本月24日的来信我早已收到。知道你已经选定了将来考入大学的志愿，并且还是师范物理，我实在喜出望外！就你的性情和体魄来说，没有比当教师再合适的职业了……作建筑师的生活极不安定……必须常年做马戏团式旅行。如果早知道你对师范有兴趣，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早就落地了。在新社会当人民教师，受到一切人的尊敬，再加上待遇优厚，学生听从，每年的假期也比较长，生活也比较安定……我在毕业后也在中学里教过一年半学，我教的是德语和汉文……但在教了一年半之后，就立志不再教书。当时学校曾三次来信催我起身，但我已决意辞谢了教育界，而且从来未感觉后悔，因为当时的教师在任何方面都全无保障……待遇极薄……教师的职位只是一学期有效，如果下学期教师未接到聘书就不得回校工作，就得失业……我当时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从此即专门从事会计和翻译工作以至于今。

鉴于旧社会不重视师资，因而教育被摧残的体无完肤。解放后……人人重视老师，师资的地位和待遇，将远远超出其它职业之上。想你毕业之后必能适逢其会，身蒞盛世，能在这个时代作人民教师，实在是非常幸福的！

…………

祝你身体平安考试胜利！

父亲 崇元

1959.5.31北京

从1959年到现在，过去了五十九年，这期间我辗转东西，搬来搬去，但父亲的这封信一直带在身边。父亲的希望和嘱托，时时响在耳边，牢记心间。它使我坚定的树立起自己的信念，要当一个好老师。

就在父亲写这封信时，母亲已于5月30日晚离开青岛去北京了。6月21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到二姐家与母亲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三哥也去了。到了周四（25日），父亲在工作时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仅两小时便与世长辞。父亲临终时竟无一个亲人在身边，让二姐三哥痛苦不堪，这突如其来的恶噩，更让正在北京的母亲受了沉重的打击。（照片是1957年在北京）

父亲，您走得好急！

五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父亲本应在余下的生命中放出炫目的光彩，您却突然撒手而去。

父亲，您太累了！生活的起起落落，坎坎坷坷，使您的精力耗尽；十个儿女学业品德的进步，身体性格的长成，让您把心操碎。

父亲，您该好好休息了！

父亲突然去世，消息传回青岛，我们哭作一团。大哥闻讯后从烟台赶过来，二姐全程陪伴母亲回家。看看自己的十个儿女，只有大哥和二姐参加了工作，二哥三哥刚大学毕业，其他六个，大姐还在养病，三姐在上大学，我刚要高考，四妹五弟上中学，六弟上小学……坚强的母亲，在儿女面前，没有再流泪，沉默中暗自咬紧牙关，把重担强加在了自己的肩上。

我们这一代，父母有十个儿女，而父亲那一代，爷爷奶奶只有一儿一女。姑姑张淑梅，出生于1918年，在青岛圣功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齐鲁大学肄业。先在青岛文德中学教书，解放后随姑父调到济南，在济南一中教数学。因她在圣功上学时全是由教堂的修女上英语课，而且师生之间平时有频繁的语言交流，学会了纯正的美式英语，后调到济南教师进修学院教英语。

我父亲——姑姑唯一的哥哥——不幸逝世，姑姑专程赶来青岛，对母亲进行安抚和慰问。

照片里站在母亲身后的是姑姑，两边是大姐和二姐。

姑姑其实只比大哥大8岁，大哥小时候多年随爷爷奶奶生活，所以姑姑和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1947年大哥结婚时，姑姑亲自作伴娘。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工作了七年，和姑姑之间的接触最多，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女儿园园在济南上大学，她常去老姑家。这是1999年园园大学毕业时我到济南看望姑姑。

姑姑于2010年去世，享年92岁。

姑姑一生待人和气热情，工作勤勤恳恳，业务能力出类拔萃，是市劳模，市优秀党员，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省民盟委员。

这是2013年我和姑姑家的弟妹们到四里山革命公墓为姑姑扫墓。

在姑姑和姑父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们的三个儿女都成长为优秀的专业人才。

2016年，姑姑家的两个表妹来青岛时，我带着她们去看望三姐。

二、姊 妹 篇

父母一生共育有六儿四女。大哥，大姐和二哥是在老家出生，当时父亲在外上学或工作，奶奶找的农村里的接生婆，由于条件差，大哥大姐出生后都因高烧而得了脑膜炎。待父母去天津后，父亲则买了德国进口的接生器械，亲自给母亲接生。除了天津出生的三哥二姐，下面五个回青岛后出生的孩子也全是由父亲接生。

我家在1946—1948年期间住在大学路38号，1947年8月，最小的六弟在那里出生。

在六弟出生后不久，父亲写下了这样一张我们姊妹十人的“出生年月日时表”，详细记录下了每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

这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46年大学路，是二哥拍的，当年他十四岁，照片里是他下面的六个弟妹，大姐在照片里没出现，她在左边扶着刚刚一岁还站不稳的五弟。（此时六弟尚未出世）

这张照片和上一张集体照是二哥在大学路院内同一时间拍摄的。照片里是五岁的我，次年才上学。

在几十年间，我们姊妹十人竟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合影，更未与父母一起留下一张全家福照片，这成为我们家的一大憾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7月，二哥三哥大学毕业后回家，临走时大家到青岛火车站为二人送行，二姐也在，共九人，只是缺少了大哥。这是我们在一起人数最多的一次。

次年（1959年）父亲去世，大哥回来，又缺了二哥三哥，照片里有七人（不算大哥抱着的小林青），加上正在拍照的三姐共有八人，算是较多的一次。

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姊妹之间聚少离多，1973年母亲去世后，之间的联系更少了。1994年，已经退休的二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青岛，大哥已去世，三哥五弟六弟在北京，二哥在河南，在青岛我们姊妹五人相聚。

2001年，在西安的大姐发出了回青岛聚会的召唤，那时大哥和三哥已经先后病逝，其余

八个人到了七人，二姐因为健康的原因未能参加。

这是我们姊妹间的最后一次集体聚会。令人痛心的是，两年以后，二姐也因患肺癌而撒手人寰。

下面，对姊妹十人，按着年龄的长幼，顺次的对每个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1）大哥 张瑞霖

1947年至1951年，大哥在山东大学水产系上学。他在1949年青岛解放时，跟随中共地下党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据母亲讲，当时家里的小吊铺上堆满了大哥藏匿的红色宣传品。大哥也成为姊妹们当中入党最早的一个。

大哥上学的水产系，正是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当年水产系的教学楼（在鱼山路），现在还保存完好，成为海大历史的见证。

大哥是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烟台市人民代表。

这是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大哥率团出访日本。大哥的日语很好，可以自己做翻译。

我上大学时，正赶上困难时期，吃不饱，大哥有时到省里开会，就省出餐券让我到会上去吃一顿。大哥还会带给我晒干了的黄花鱼，我趁着在系里的劳动车间值夜班时，在炉火上烤着吃。

这是大哥和我及五弟六弟在平度路。

这是大哥1964年9月写给我的信。当时我在实验中学，正在搞四清运动，要求每人向组织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我向大哥求助，大哥便回了信，向我介绍了爷爷和父亲的简历。

大哥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多年和渔民打成一片，所以抽烟喝酒都行，还练了一手木工活与钳工活。那一年我到烟台，看到大哥有辆小轮自行车，说是26元，我也让大哥给买一辆，大哥答应了。后来知道，26元只是买了一箱零件，是大哥自己插起来的，若是买辆成车得五六十元。大哥为了给我省下几十元，默默地付出了多少辛苦。

这是大哥和三哥三姐在平度路。

大哥在1983年不幸查出肺癌，当时我在淄博。大哥在济南看病返回烟台时，在淄博火车站台上我俩见了一面。半年后，传来大哥病逝的消息。

我和四妹赶到烟台，参加大哥的葬礼。我代表家属去整理大哥办公室的遗物时，特别注意到大哥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难字表》，翻开来，里面夹着十几页大哥亲手抄写的约二百个容易读错写错的字，字里行间渗透着大哥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我将它默默地珍藏，作为对大哥的永远的纪念。

2001年，大哥已经去世十七年了。我们在大姐和三姐的带领下，去烟台看望大嫂。照片中是大嫂、大姐，还有我和园园。

三年以后，大嫂离开了她所牵挂的儿孙们，也去陪伴大哥了。

（2）大姐 张锦英

1950年大姐在圣功女子中学高中毕业，进了青岛高级美术专科学校专修美术。就在她离毕业还有半年时，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休学。由于学校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并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而大姐的病一拖就是几年，学籍便遗憾的丢掉了。

这样，在下面五个弟妹出去上大学之前，大姐一直是在家养病。有在圣功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自1963年开始，大姐做了中学英语老师，开始先在民办学校，后到了青岛十五中。

1976年，大姐结婚后，随大姐夫去了西安。

大姐所在的西安八十五中学，是那里有名的重点学校，凭借着她在英语方面的扎实功底和纯正的美式英语的发音，先是担任了八十五中英语教研组长，后来又担任了西安市教育局英语“高级教师”评审委员。1989年，大姐退休。

这是2009年，在西安参加庆祝大姐八十寿辰的生日宴。

大姐比我大许多，在我小时候曾经给予我慈母般的爱护。记得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和大姐都在乡下爷爷家，我病得厉害，高烧几天不退，已经严重昏迷，甚至认为没救了。爷爷在村里找来一位土大夫，她用家传的医法，用针在我的肚脐处挑了几针，挤出了一摊血，那血全是黑的。算是我的命大！当我渐渐醒来时，第一眼看到大姐坐在炕上紧紧的抱着我，眼睛都哭肿了。

这是1999年我和大姐在西安。

现在，姊妹十人中的前五个年龄大的，只剩下大姐一个人了。如今已经八十八岁的大姐，年轻时曾得过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现在却活得很有精神，真是奇迹！一是大姐的心态好，豁达敞亮，乐观开朗；二是营养跟得上！大姐老是在电话里说，儿子儿媳每天都把她吃的饭搭配得既可口又科学又漂亮，我每每听到此话，都要羡慕死了！

（3）二哥 张珪霖

二哥和三哥于1953年高中毕业，双双考入清华大学，那年青岛一中单是考上清华的就有二十多人。二哥在机械系，一直担任班长。195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许昌通用机械厂，从技术员最后做到厂长兼总工程师。二哥依靠自学，能够熟练掌握英俄德日四国外语，可以亲自接待外国专家。许昌地区各单位引进外国设备时，外文说明书也会找二哥来翻译。

二哥上中学时就显示出在文艺方面的才华。上高三那年，一中剧团演出歌剧《新事新办》，二哥在剧中担任男主角。正式演出那天，已经在一中上初一的三姐，带着母亲和我，到一中小礼堂观看二哥的演出。因为二哥常在家里练唱，我们也都跟着学会了，那些主要唱段，三姐和我至今还能唱上来。

照片是二哥和三哥二姐在北京。

二哥三哥从十几岁就喜欢动手，虽然没有钱，但他们经常去东镇的“破烂市”淘些便宜货，回来自己装矿石收音机或是别的玩意儿。

二哥在厂里做技术或管理，他的各种手工活却丝毫不逊于技术工人。二哥曾经送给我两把他亲手用合成钢下脚料做的水果刀，那钳工活做的，真是绝了！

照片是二哥出访英国时，在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

我上大学那年，二哥送我几件“礼物”，除了一部俄汉辞典外，还有一件毛蓝布制服上衣和一条白色裤子，这都是当时男孩非常时髦的衣服，他说自己到工厂后穿不着了。我很爱惜，上大学和当了老师后，穿了好多年。这是1994年二哥来青岛时在我家。

2013年和2015年，我两次去许昌看望二哥二嫂。照片是2013年在许昌，除了二哥二嫂，还有侄儿张健一家三口。

2017年的一天，张健传来消息，二哥病逝。呜呼！上天一共赐予我三个哥哥，至此，又全都被上帝呼唤而去了！张健在微信里发了二哥厂里一位职工的感叹:“美丽迷人的青岛，走出意气风发的少年。厚德载物的清华园，成就了自强不息的青年。包容开放的许昌，见证了青丝到白头的历程。……沉痛哀悼我们的老厂长，高级工程师 张珪霖老人。”

（4）三哥 张珍霖

三哥在平度路家里拉胡琴，时间是上大学以前。

这把京胡是花2.5元买的，是我家那时候仅有的乐器。

父亲是京剧迷，在家时常给我们讲二黄西皮，还教我们唱《借东风》里的唱段“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三哥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文革时期排演了京剧《沙家浜》，演出了无数场，曾轰动一时，三哥担任司鼓，是全场的指挥。

三哥1953年考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他从十几岁就自己在家里鼓捣无线电，报考无线电系应该是他最理想的志愿。

三哥的手非常巧。我在中学时代热衷于玩照相机，玩的是父亲年轻时的一台德国旧相机，它的底片装在底片匣里，原是用玻璃底片，后来只能买到胶卷，因没有暗室，我只能在夜里把胶卷剪下一段，装入底片匣，白天进行拍照，等到夜里再换底片。这样，一天只能拍一张，太笨了！三哥暑假回家时，便动手对我用的底片匣进行改造，按上了两个120胶卷的轮子，这样就可以把整卷的胶卷装上连续拍照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他做的活完全是独创，需要非常好的手艺。

照片是三哥和我及六弟。

三哥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航天部502所研究员，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就参加发射工作。他专门搞卫星的“姿态控制”，并担任《科技博览》外文版的主编。

三哥的晚年身体欠佳，最后得了胃癌，1994年曾在位于青岛齐河路的中国科学院疗养院疗养。照片是在青岛疗养时来我家小聚。

1996年，一位英才永远的离开了，时年62岁。

2017年7月，我到北京办赴美签证，特地去中关村看望三嫂。家里依然是几十年前来过的那个模样，三嫂虽是鬓角微霜，精神却很好，令人欣慰。愿三嫂健康快乐！

图片是我和三嫂及其女儿、孙子。

（5）二姐 张链英

1951年春天，抗美援朝如火如荼。临近初中毕业的二姐，遇上报考军干校的热潮。规定须年满十六岁，二姐当时只有十四岁半，她硬是瞒了年龄、瞒了母亲报了名，而且竟被录取！

入伍后到了广州，后来被她的队长看上，在刚满十八岁时结婚，又随二姐夫调到北京。第二年（1955年）有了大女儿林青。

二姐在北京时，是军委总直测绘兵（中尉），因身体条件好，被抽调为总直篮球、手球代表队。毕竟二姐夫职位高，二姐要随着他调动，难以照顾自己的特长与专业对口，使得原本在综合素质方面非常优秀的二姐，自身的才华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遗憾。

1975年，二姐离开部队，转业到武汉体育学院，在外文阅览室工作。此间，她获得了电大的英语、法语两个专业的大专文凭。

这是二姐一家在北京北海公园。

二姐因为很早就工作了，而且有较高较稳定的收入，她对家里的贡献很大，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以后，竭尽全力协助母亲撑持这个家，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上了大学。虽然说上师范学院不用操心饭费，但是平时的生活开销还需要零用钱。在我入学不久，便收到二姐从北京寄来的10元钱。之后的一年里，一直是二姐给我寄钱，一年后三姐挣钱了，则由她接了过去。

此照片是1976年我到武汉去看望二姐时在长江大桥下合影。

1994年，二姐回到青岛，照片是这次见面时留下的。当时，二姐已经五十八岁了，但看上去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正是风韵犹存，颜值过人。然而，这是和二姐的最后一次相聚！2003年，二姐病逝，只活了六十六岁，实在是叫人心痛欲绝。在二姐的葬礼现场，悬挂着一幅挽联:

终生勤劳律己 寿终德望犹在

一世淳朴为人 身去音容永存

言如其人！但愿二姐能看到听到，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6）三姐 张钰英

三姐和我上中学的六年都是在青岛一中，她比我高一级。我小时候体格和性情都偏弱，而三姐则相反，各方面都很要强。所以，我上中学后，就多受三姐的呵护。记得三姐很早就学会了骑车，她借了车子，叫着我去天主教堂前面的较僻静处，我骑车，她扶着，跟着跑，只两三次就把我教会了。

三姐上初中时在一中剧团是主角，我也被她带进了剧团，但也只是当个配角。记忆中一次是参加全市大中学文艺汇演，在平度路永安大戏院演出苏联话剧《同志们和你在一起》，三姐演女一号，我演个名字叫列涅的男孩。

还有一次，在一中小礼堂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三姐演一个九一八事变后流浪到关内、被迫卖唱的女孩，我则和另一个男孩提着长条凳来了一段“板凳舞”，在剧中是为了给卖唱打场子。

照片是三姐和四妹。

三姐1960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纺织工学院（已并入青岛大学）任教，后调入青岛十中任数学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最后调到二十八中任政教处主任。

三姐属于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工作狂”，不管是教学，当班主任，还是当教导主任，政教主任，不仅水平高，效率高，更是苦干实干，曾荣获市首批优秀教师，市劳模，市德育先进工作者，市三八红旗手，市优秀党员等称号。

在我上大学的后面三年里，一直是三姐供给我零花钱，每个月我都是早早的就在等着三姐的汇款单了。遇到国庆节或是别的什么日子，三姐还会在给我写信时，悄悄的在信纸里夹上两元钱，让我在打开信时突然得到一个惊喜。虽然两元钱的分量不重，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两元钱已重重的沉淀在心底了。

照片是三姐和我在山师大的校园里。

三姐上初二时的暑假，我是初一，我们俩都参加了青岛市中学生夏令营。去年，当时的夏令营小伙伴们在五十三年后又聚在了一起，唱起了《夏令营之歌》。

视频中，我在拨动转盘，我的旁边是三姐。

在姊妹十人里，只有三姐是毕业后直接回到青岛工作的，所以三姐在母亲的晚年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三姐家也成为了我们张家的根据地。

去年我在大姐家翻出了几张老照片，大姐说在三姐那里应该还有更多。我为了做“美篇”，让三姐把多年未动的抽屉、书架来了个翻箱倒柜，很有收获。

视频是三姐在给我看翻找出来的老照片。

（7）本人 张玮霖

这次在三姐家翻找老照片，还发现了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毕业证书，属于做“美篇”的意外收获吧。这张照片就是我的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

1953年我小学毕业升初中，按理说应该是不成问题，其实不然。由于前一年全市各校初一普遍的扩招了，所以1953年都大幅度压缩了招生数量。一中1952年招了十六个班，1953年减为四个班。当时全市的学校各招各的，不进行统一调拨。一中招200人，报了1200人，这就意味着其中有1000人要落榜，这些人只能等下一年再考。形势严峻！结果一发榜，我考了第十四名，在1200人中也算是“名列前茅”吧。

1959年我高中毕业。在高中教我物理的是一中有名的李匡惠老师，我并不是物理学得多好，但是李老师在课堂上的从容的教态，幽默的语言，绝妙的板书，都叫我入迷。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没加思考就填上了“物理”。

在山师大物理系四年，1963年大学毕业时，我以全优的成绩，被直接分配到了山东省实验中学。

这是我在大三时的照片。

我1967年结婚，1970年调到淄博，一干就是十四年。1984年从淄博调到青岛三十九中时，已是四十三岁了，三年间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就到教导处当了主任。三十九中属于艺术特色学校，除了设艺术班，很早就开始举办艺术节。

这是1991年在学校第三届艺术节上，我和老师们表演舞蹈节目。

我从小喜欢画画，上小学时就给父亲，奶奶和五弟画像，都画的很像。上初中时，郭士琦老师教美术，受了较好的引领。这次在三姐家还找到了我在一中得美术创作甲等奖的奖状。退休后多年在老年大学学油画，前年我的油画写生参加教育局老教师书画展，还荣获了一等奖。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有人说我当初该搞艺术。回顾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高中物理教的还算可以，从没后悔过，一直是市中心组的成员，还担任过青岛市教育局的高评委。说起我的物理课，学生们常常会说:“张老师在黑板上一笔画出一个圆来”，“张老师一堂课整好写满了一块黑板”……其实这些都来自当年李匡惠老师的潜移默化。学生们的肯定，使我尝到了教物理的快乐！尝到了做老师的快乐！

照片是2013年我回淄博五中参加师生聚会。

（8）四妹 张环英

四妹出生于1943年，属羊。民间有传说，属羊的女孩难养，不幸被言中了。

四妹在她三岁时，家住大学路，在院内玩的时候腿部磕破，染上了结核，而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创伤，却改变了她整个的一生。

在当时，即使注射昂贵的优质盘尼西林，都阻挡不住结核菌的侵蚀，病情逐年恶化，山大医院的医生最后不得不给她打上了石膏，从大腿直到前脚掌。那时，她十岁，一直无法上学。两年后，拆了石膏，已经不会走了。又练习了一年，十三岁时才上小学。因为四妹在床上一直自学五弟的书，经德县路小学测试，一进校就插班上了五年级。

下面的这张照片里是四妹和五弟六弟。当时她大约七八岁，可以看出右腿上绑着石膏，不过这时的石膏较小，样子像瓦片，其实就是夹板。四妹小学毕业后，在二中上了六年，当了团支书、学生会委员。1964年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直到1970年分配，又是六年，而这六年我恰好在济南。四妹的右腿，当年在卸掉石膏后，就不能打弯了，所以她走路的特点很明显，但这只是表面。一次，我去山大给她送钱，偶然去上厕所，一进那学生宿舍楼里的肮脏湿滑的厕所，我突然想起，四妹在家时，上厕所是坐在一个上面半开口的木箱子上的，现在她只靠着左腿怎么蹲得下？一旦滑倒怎么办？想到此，心里堵着，说不出的难受！四妹自从离开家，要经受多少意想不到的难处，就凭着一股韧劲，硬硬的靠一己之力来扛，当哥哥的竟是如此的无力！

四妹被分配到了安丘县化肥厂，此时的化肥厂只有个空名，由几个人开始筹建。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四妹将自己的一切智慧、才能和精力，全部都贡献给了这个从零开始的小厂。她对全厂的整个合成氨的管路、流程以及每个工序、每个环节的抽检化验数据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到后来，她和四妹夫刘俊卿（他俩是大学同学）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厂长，带领着全厂职工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四妹也因此成为本地区有名的女强人，被评为市技术拔尖人才，市劳模，省三八红旗手。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四妹拖着病腿，经受过多少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四妹右腿不吃力，负担大都加在左腿上，几十年下来，到退休时，这条好腿也累坏了。但是如果一旦坐上轮椅，那自己也好，家人也好，生活质量将降低好几成。顽强地与命运较量，是四妹的个性，她不服输，不怨天尤人，直起腰，迈开腿，乐观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9）五弟 张琼霖

他比四妹小两岁，这张照片拍于大学路，当时还不大满一岁，站不稳。那天二哥给他下面的六个都拍了照，而这一张是他最满意的摄影作品，也放大后摆在家里。

五弟1963年二中毕业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电子计算机专业，当时还在北京。记得1966年11月，我趁着文革大串连到北京，住在日坛中学接待站。五弟去看我，送过去一床棉被御寒。我临走前去找他，北京正在挖第一条地铁，路很难走。好容易找到了，看到他在宿舍门上留了字条，说是步行串连去延安了，让我把被子交给隔壁同学。

五弟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属于学者类型，在姊妹十人中显得有点独特。毕业后分在宁夏，后考上北京环保科学院研究生，于1981年毕业，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副教授。2006年，五弟因脑瘤破裂脑腔积血，头部作了大手术，打了四个洞，抢救回来一条命。

这是五弟和六弟在北京的合影。

2009年，我因第一次赴美签证去北京，几个在北京的学生请我吃饭，并邀请五弟和弟妹一起参加。席间学生们眉飞色舞的回忆起我在课堂上的一些故事，五弟十分感慨，羡慕中学老师比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更为亲近。这是我和五弟之间交谈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2013年，五弟旧病复发，这次没能如上次阻挡住死神的降临，结束了六十八岁的生命。

（10）六弟 张景林

六弟总排行第十，是老幺，出生于1947年。1961年，在他小学毕业时，命运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

三姐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戏曲学校（后改为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科来青岛招小学毕业生的消息，便给六弟报了名。初试那天他去晚了，失掉了机会，但他不声不吭，默默地记住了复试的时间。复试那天他向考官说了自己的情况，考官破例答应让他试一下，幸运的是竟被破格录取。（这次最后从青岛只招了两名，而且多年来只来青岛招了这一次）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离家开始独立的学习生活，六弟没有退缩，而是从容面对，在姊妹十人中，他刚满十四岁离家，比十年前二姐参军还要早一点。

这是当年我送六弟到北京上学时在北海公园。

六弟毕业后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团担任司鼓，乐队指挥，后来被京剧名家袁世海选中，调到中国京剧院，为国家一级演奏员，并被聘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六弟妹曹宝荣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国家一级演奏员，原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教授。去年，六弟妹突发心梗离世，前总理朱镕基亲送花圈致哀。

三、母 子 篇

我们姊妹十人，一般有一两个孩子，大哥二姐有三个。在怎么带孩子方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相比之下，母亲在二十几年里，也不请保姆，把十个孩子一个个拉扯大，而且都能成才，实在是奇迹！不过，期间所受的苦，外人无法想象；母亲所付出的心血，儿女们都刻在了心上。

我在大姐家看到了母亲两张年轻时的照片，这是另一张，比第一张更显年轻，应该是在天津时照的。母亲随父亲到天津时是二十八岁，共呆了四年，生了三哥和二姐，可以估算出母亲拍这张照片时约三十岁。我捧着照片，心如潮涌，母亲的面容慈祥静谧，雍容华贵，我一时间看得出了神！

听大姐说，父亲按照西方人的方法接生，也要求母亲不坐月子，因此母亲每生了孩子，第二天就上街买菜。

大哥1951年山大毕业后，一开始分到山东省水产厅，好些年工资只有28元，当时大哥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嫂在家带孩子，母亲知道大哥的艰难，买布给大哥做了几件衣服，我记得在往济南寄的时候，母亲在包裹里塞了5元钱。5元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却是做母亲的一份惦记。

这是大哥回青岛看望母亲时的照片，其中还有大姐和三姐。

1951年初夏，二姐参军了，当时她还不到十五岁，报名时母亲不知道。当母亲知道后已经批准了，而且当时都传说是去朝鲜抗美援朝（实际上后来去了广州），母亲知道女儿参军决心已定，不能阻拦，也拦不住，但实在是舍不得女儿这么小的年纪就上前线。以前从未见母亲哭，但在送二姐的几天里，母亲一面给她做内衣，买箱子，一面哭着念叨，哭红了双眼。

（这是母亲和二姐、林青在北京）

1952年，大姐得了肺结核，高烧不退，卧床不起，链霉素打多了又引起了糖尿病；而这时四妹的腿病也越发厉害了。一间屋里，大姐和四妹，一边躺着一个，全靠母亲一个人照顾。每天请医生来打针，还要给大姐炖豆腐煮牛肉吃，记得天很冷的时候，母亲每天一早为了去天桥对面的“西大森”买不要票的豆腐，脚都冻伤了。眼看着四妹的腿又恶化了，母亲就背着她往山大医院一趟一趟地跑，那时没有公交车，可以想到母亲其中的艰辛和坚韧。这是母亲和大姐、三姐和四妹。

母亲不识字，却是有一肚子的俗语谚语，象是“大雪不封地，住不了三五日”，“浮山戴帽，下雨下一瓢”.......经常的张口就来。母亲虽然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但是由于形成了以大带小的家风，大的教小的，小的跟着大的学，所以子女们个个在学习上都属上乘，不用大人操心。母亲把家里的零活全部包下，一般的家务活都不叫孩子们插手，一心只管念好自己的书。

照片是母亲、大姐和下面五个儿女在平度路家中。

父亲在北京时，工资130元，在五十年代属于很高的。1959年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收入一下子断了。那时，除了大哥二姐外，二哥三哥刚工作，大姐在家养病，下面五个弟妹都还在上学。母亲安排好了一个带一个:二哥带三姐，二姐带我，三哥带六弟，后来四妹五弟上大学了，三哥再加上五弟，三姐毕业后给我钱，我毕业后给四妹钱，而二姐、三姐还要供给家里总的生活开销。就这样，全家度过了那些年非常拮据的日子。

母亲知道二姐、三哥和三姐的经济负担较重，主动的帮助他们带孩子，十几年下来，家里一直象是个托儿所，母亲又挑起了养育第三代的担子。可能这就是命，母亲为了孩子而操劳一生，带孩子是上帝给予她的推卸不了的使命。

下面是母亲和六弟等在一起的照片。

母亲最疼爱她的小儿子——六弟。其他孩子吃妈妈的奶不到一年，只有六弟，三岁了还断不了奶。上面的孩子都是六岁上学，而六弟是1947年生，应该是1953年上学。可能是由于那两年社会上适龄的孩子超出了，到了1954年七岁了还报不上名。又过了一年（1955年），按年龄差几天，上不了德县路小学，被调拨到观海一路小学，母亲嫌远，不放心，没让上，开学后半个月老师登门来问询，做了母亲的工作，六弟才上了一年级。当时他8岁了，比起哥姐晚了两年。就这样，人算不如天算，正因为1955年上学，在1961年小学毕业时恰好遇上了去北京的机会。

母亲带着众子女，生活起居采取放羊式，且是粗放型的。谁几点起床，几点上学，都是自己看表自己掌握。一次我去同学家晚上耽搁了，没法告诉家里，第二天回来，母亲也没事，说是反正丢不了。父亲不在青岛，母亲并不按顿开饭。烙上几张大锅饼用蒸笼扣在锅里，谁饿了自己掰块吃。要吃肉就一下子炖上一大锅。

在穿的方面，母亲很少给孩子买衣服，从外衣到内衣，基本上都是母亲亲手缝制。母亲用的是一架德国产手摇式缝纫机。在缝纫机上做活，花去了母亲大部分时间。即使母亲每次去北京短住，也要带着缝纫机。

（母亲和三姐在安徽路公园）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我上大学时，母亲想到儿子在大学里，应该穿得稍微讲究点，不能像小时候随便什么式样都无所谓。母亲特地带着我去胶州路上的瑞蚨祥布庄，让我自己挑选喜欢的布料，我选了一块白底带蓝方格的府绸布，母亲买了几尺，回家后借了一件衣服当样子，给我做了一件短袖港衫。

照片上我去北京时就是穿的这件衣服，蓝色格子隐约可见。

我们穿的鞋，除了买“万里鞋”（大点年纪的人会记得这种鞋，有黑白两种颜色），母亲还抽空搓麻绳，衲鞋底，自己给孩子做鞋。

记得上高一那年过年时，我向母亲提出想要一双皮鞋。当时父亲在家，帮我说情，母亲答应了，带着我去孚德鞋店，当时是在安徽路，店面不大，母亲的鞋都在那里定做，孚德的创始人衣中秀那时四十几岁，他亲自给我画了脚样。

照片里我就是穿的这双鞋。

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母亲把父亲的一件大衣给了我，同时送给我一把毛刷。我到淄博后，一次大哥到省里开会，中途到淄博看我，我把大衣给大哥，他说这是母亲的心意，现在母亲已不在了，不能要。我说自己在淄博除了上课还是上课，大哥常出差，更需要一件大衣。大哥收下了。几年之后，大哥病逝，我去烟台，大嫂郑重的把大衣又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只觉得它沉甸甸的，一件大衣，承载了两代人的情感交集，怎能不叫人为之动容！

母亲给我的这把毛刷，我一直珍藏着。刷子侧面刻有“天津法租界宏豐百貨線店”的字样，可见这把刷子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算是我的身边历史最悠久的物件了。

这是母亲和四儿子（我）及儿媳的合影。时间是1971年。1972年底，我儿子迎迎出生，但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就因患肺炎较重，住进了济南省立二院。母亲得知此情况，极为挂念，捎信给我，说我们带孩子没经验，叫我在孩子出院后送回青岛，由她来抚养。其实此刻母亲已是重病缠身，生命危在旦夕，她不顾自己的身体，还在操心孩子及孩子的孩子，真的是“死而后已”啊！

照片是五弟及弟妹回青岛看望母亲。

1973年五一节之前，三姐和北京的六弟商量好，让我带着母亲去北京看病。于是，我请假回到青岛。

母亲的眼神暗淡了，我明显的感到母亲突然衰老了许多，原先的那个万事不惧的母亲看不到了。忙了一辈子的母亲，此时还是闲不住，戴着花镜一面说着话一面低头摇着缝纫机。母亲说，脖子下面鼓出个大包，使得低头都困难了。以后才知道，这时母亲的肺癌已经转移到甲状腺了。

我和母亲到了北京。六弟联系了部队医院给母亲做了全面的检查，几天后结果出来，确定母亲已是肺癌晚期。这结果没和母亲说。

在北京的一周多，是我陪着母亲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很乱，和母亲外出时，经常挤不上公交车，母亲就步行，一走好几站。记得一天和母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买了两瓶汽水，每瓶5分钱。我只喝了一口，觉得很难喝，就不想喝了。母亲不舍得把汽水扔掉，慢慢的把两瓶汽水都喝上。我后悔自己没把汽水勉强喝下，突然一种愧疚感涌了上来。

照片是这次在北京的合影，有我和六弟一家三口，二姐带着小女儿，还有三哥，这是母亲留下的最后的照片。

1973年国庆节期间，我们一家三口回青岛，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时。刚回家那天，母亲还有意识，看着孙子，沉浸在病痛中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两天后，母亲已经陷入昏迷，说不出话了。到了医院，当晚母亲便停止了呼吸，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火化时，除了大姐、三姐和我，六弟特地从北京赶回来，我们几个人代表母亲的全部十个儿女，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爷爷奶奶和父亲去世后，都葬在老家的南台子，后来那片坟地都被平了。母亲知道后，非常坦然的说，反正他们都留在那块地上了。

几年之后，母亲的骨灰也撒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春天来了，遍野的康乃馨已经盛开。我似乎看见母亲的平静的面容，雍容华贵；我又仿佛看见母亲那深邃的眼神，安然自若。

啊————慈祥的母亲！

啊————伟大的母亲！

完成于201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