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为什么会突然关注骆丹？这个可能不太好说，是因为他拍了《素歌》吗？可能有一点，但肯定不全是，六、七年前的东西如果要写早写了。不过从2010年到2012年所拍摄的《素歌》的确成为很多人知道骆丹的由头。人们津津乐道于《素歌》所采用的"湿版"的技术，并因此恶补F·S Archer以及火胶棉和碘化钾。其实这也不奇怪，国内为数不少的摄影者一直把摄影看成是个"技术活儿"。</h3> <h3> 摄影是技术活儿的观念非一日两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摄影术传入国内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师徒传艺使得这种看法愈发根深蒂固。吕楠推出摄影作品三部曲受到热捧，竟也有人追问某画面的光圈速度组合数据。</h3><h3> 骆丹还真的受到了吕楠的某种影响。从川美毕业后在媒体待够了八年，便逸出了体制，做自己思想的传播者。过了些日子，骆丹就拍出了《素歌》。看《素歌》不知怎么就会想起罗伯特·弗拉哈迪在1920年间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美国影像学者埃立克·巴尔诺认为，《北方的纳努克》是弗拉哈迪和爱斯基摩人水乳交融的产物，也是弗拉哈迪对未开化民族文化的仰慕，更是对这种宝贵文化即将消亡的惋惜、对西方文明进入未开化地区的迷惑、乃至对自身行为的困惑。无法得知骆丹拍摄《素歌》是否也有类似的思考，但的确是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素歌》的出现让人们再有机会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存价值的协调关系与百年之前做一个比照和对应，《素歌》于是就显出它的高大上来。</h3> <h3> 骆丹并未限于《素歌》。在早于《素歌》的另两部专题摄影作品《318国道》和《北方，南方》里，骆丹流露出"想在当中去寻求和发现，印证属于自己内心的种种迹象"行为动因，这或许就可以视为后来拍摄《素歌》的某种准备和铺垫。人类与环境，思考和自我的对应关系在骆丹的《318国道》《北方，南方》及《素歌》里，若隐若现、不断绵延。也正是这种存在和显现，让骆丹的影像摆脱了以往那种为展示拍照技能优劣而进行的简单记录或者复制的业内沿袭，成为特定时期中国摄影高地的标志物之一。至于拍摄技术，骆丹想的起来的大概就是那台6*7的胶片相机。</h3><h3> 从成都三十几层的高处往下俯瞰，地面上的的人车形若蚁阵，骆丹透过他工作室的窗户时时寻觅新的思考点的切入角度。无论是沿着某个地理纵线做长距离观察抑或在某个地理点作深层面剖析，都要去做，而且还要快。骆丹在完成自己对未来较为系统的思考和把控过程中，似乎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过滤。这种过滤有的属于技术层面，有的则是在心灵层面。</h3><h3> </h3> <h3> 法国艺术批评家乔治·萨杜尔把弗拉哈迪比作"电影界的卢梭"，骆丹不知道是否也愿意在现代影像思想启蒙层面再努一把力？</h3><h3> 据说在粉丝们的强烈要求下，骆丹还真的给一些地方的摄影爱好者们讲起了"湿版"的技法要点。</h3><h3> 嗯，但讲无妨，愿只是讲讲而已。</h3><h3> （骆丹新作《何时离去》于2017年4月16日在上海M97画廊展出，那似乎是另一件事，再说。）</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