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钢丨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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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摄于陕西省城固县国立西北工学院

纪念家父仙逝30周年

（198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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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3年7月17日，一个人走了。一个给予我生之光，但又令我无法接受他逝之殇的人走了；一个教会我坚而强，但又令我无法控制我悲而伤的人走了。一个将血脉传递给我的人，一个在我出生时用他最喜欢的苏联小说为我取名的人，一个在我2岁时就教我看图识字的人，一个在我4岁时指给我看北斗星的人，一个在我6岁时给我讲时空观和辩证法的人，他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身世

旧历1918年2月12日（即新历3月24日），我的父亲张樾诞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一个书香门第。

我高祖父张训言（1825-1908），人称孔嘉公，是清末的“明经进士”。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考取岁贡生。在明清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秀才中成绩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这些读书人统称为贡生，即保送生，意为“贡献给皇帝的人才”，如蒲松龄、吴承恩等都是贡生。他身居县城，不曾入公门。膝下有两子曾祖父清溪和二曾祖父清湘。

曾祖父张清溪（1869-1929），字滋梅，号春庸，系内黄县城内西街人。他容貌清癯，风度洒然，酷嗜读书，学识渊博。幼年应童子试，被县令杨恩铭誉为才子，15岁中秀才。清朝的秀才，考取比较严格，考生通过县试，府试以后，还要通过院试，秀才具有一定特权，如可以站着和知县说话，免于差傜，不予上刑等。

他20岁为廪生，廪生就是秀才中的一等生，经过岁考和科考两试成绩优秀者，并有资格被选为贡生，由于官府每月补贴廪食，因此称为廪生。因其乡试不捷，遂厌心科第，专以陶成后进为业。曾任县高等小学国文教师多年，爱生如子，讲授精湛，善于启发，严于要求，集体讲授与个别辅导并重，对每一个学生的特征、思想变化，无不悉存于心。其门生考入河南省立汲县第五师范者高达40多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教育成就。

清季教育改革后，任内黄县劝学所总董兼视学，对发展全县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宣统元年（1909年），入开封教育官练习所，闻本县举他为孝廉方正，这是清代特设的制科之一，每县推举德才兼备之人，赐六品服以备官府招用。乃星夜而归，亲赴县署问讯，适公文未发，遂当面坚辞，另易他人。知县蒯篯，素日藐视文人，因曾祖父此举，颇为感动，喜曰：“孝廉方正荣甚也！人有运动而不得者，先生辞之，可谓清高矣！”后选入汲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一生从事教学，桃李满天下。原县西门外有其门生（包括滑县人士赵氏紫阳）为他树立的德教碑和懿行碑两通。非常遗憾的是，解放后在扩宽道路时，将其打碎拿去加固堤坝了，甚至连碑文也没存留于世。

曾祖父膝下有三子，长子张汉勋，次子张晋勋，三子张载勋（又名张季夫）。其中祖父张晋勋早年曾考取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擅长书画，毕业后以教私塾为生，是内黄县教授英文第一人。因学习刻苦而身患痨病（即肺结核），年仅27岁便英年早逝。

祖母出生于1888年，跟旧时代的妇女一样，裹着小脚，一生勤奋劳作，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因为她姓司，嫁给姓张的，所以大名就叫张司氏。一个在黑暗中度过四十多年的92岁盲人，因恐惧百年后不能叶落归根，入土为安，而整天闹着要回老家。就这样，17岁的我成为家中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因为在我将她从抚顺送回内黄老家后不久，她就溘然长逝了。

1984年我在开封亲自拜访过祖父的学生，著名的国画家、河南大学艺术系主任丁折桂先生。在其家中，听他亲口讲述对祖父的印象，他说：“你爷爷每天起早贪黑的作画，非常用功，人是活活累死的。他一直教育学生下功一定要下苦功，否则学业就不会有什么成就。”

随后在丁老引荐下，我又去了南京拜访了著名的油画家、南京工学院（后改名东南大学）建筑系李剑晨教授，在病房里见到了他，老人回忆起往事，对曾祖父的教育贡献印象深刻，赞不绝口。

祖父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张检，次子张樾，小女张巧娥。姑姑巧娥却因病早逝，她的名字几乎已被人遗忘。

据家谱记载，我21世祖张瑚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被强制移民到河南省内黄县的。一路上由官兵押送，所有人的双手都被捆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如果要去上茅厕，必须喊兵丁为其“解手”，因此至今很多中原人习惯使用这个奇怪的字眼。

张姓一脉可谓是正宗的炎黄子孙。据史书记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 — 引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或提到：“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 引自《元和姓纂》（唐·林宝）。

大约在4700年前左右（根据黄帝纪元今年是开元4710年），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第五子少昊青阳氏，与其三妃彤鱼氏（炎帝的女儿）生挥公。由于挥公望星思考，发明弓箭，被封为制造弓箭的官，称为“弓正”，又叫“弓长”，后赐姓为“张”，这就是张姓的由来。

目前在河北清河，河南濮阳，广东龙川，以及马来西亚槟城等地都有张氏的祖庙，每年都举办祭祖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张氏后裔，代表着八千多万宗族血亲，前去认祖归宗，祭祖拜公，感念家德，弘扬祖功，其规模和场面旷世罕见，亘古少有。

成长

父亲出生在95年前的1918年，距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78年，距1911年辛亥革命首义才7年，一个民族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正站在天安门前向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呼号革命，三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就像一团燃烧的火，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1926年8月父亲进入内黄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跟随学校的宣传队到乡下各镇去宣传抗日。

1932年8月他曾与梁任（后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李海丰（后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土木系）等同学一起升入河南省立安阳初中读书，同时结识了杨景山（后毕业于西北工学院水利系）等人。当时父亲最喜欢读冰心著的《寄小读者》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月报》。不久父亲在其国文教员王塘（中共地下党员）的住处，听他讲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他还借给父亲一本当时看不懂的《反杜林论》。

1935年8月父亲又和他们一起升入河南省立安阳高中读书，他特别喜欢看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邹先生的思想对他启发和教育很大。除此之外，还喜欢看金仲华著的《时事图解》，及范长江著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书。这些著作对父亲最终走向革命，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进犯中原，学校准备南迁舞阳。他和梁任、梁建堂和王秀塘四人急忙回趟家道别，就在他们返回时，学校只剩下了一个校役在看门，他们赶紧拿了几条被子就往火车站跑。此时日本鬼子已经逼近了安阳城，远处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他们赶紧爬上一辆火车，没想到这竟是逃命的最后一趟火车，因为火车刚一驶过安阳河大桥，桥就被炸毁了，他们最终成为了流亡学生。每当父亲想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分，他们若再晚到一会，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舞阳后，由北平转来的流亡学生许咸康、王禄河和赵完璧等人思想进步，组织同学办壁报，成立歌咏队、话剧队和宣传队等，推动了全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父亲参加这些活动只是空有一腔热情，至于怎样救国就不清楚了。那年冬天，许咸康离开了学校，后来又回来一次，他说到游击区去了，劝同学们跟他走，由于对革命认识不深，父亲最后犹豫了，就没有跟他去。

1938年5月高中毕业，父亲跟很多同学从舞阳去汉口准备考大学。在夜晚的路灯下，任凭蚊虫的叮咬，刻苦研习功课，终于考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他在信阳堂兄张荫轩家等到了录取通知后，10月从河南镇平县乘汽车到了西安，再转赴到陕西城固县西北联大所在地。

但由于父亲抱定科学救国的信念，不屑于做国民党政府的法官，翌年又考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即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机械工程系。正是由于他的重新选择，才使他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知名的电力专家，组织参与了解放后抚顺发电厂的恢复建设工作，他也是大跃进时代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辽宁发电厂二期工程的建设总指挥。

1944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意大利天主教堂）

革命

1979年的一天，父亲回家后很激动，他手里拿着一张入党申请表，整个晚上他都在认真地填写。后来才知道，他的历史问题彻底解决了，组织上同意他重新入党。以前我从未听父亲讲过他的经历，更不会把他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扯上关系。

但他后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时听了让我瞠目结舌，目瞪口呆，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小说中曾经看到过的革命者。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胡庶草，他对校内进步思想打压的很厉害，越是这样，校内的思想斗争也就越激烈。入校不久父亲认识了蔡少轩等进步同学，在他那里经常看到一些进步的书刊、传单和秘密的小册子等等。他经常向父亲讲些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启发父亲不断进步，走向革命。后来到了1948年冬，父亲才从沈阳机械局王丙农那里得知，蔡少轩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8月父亲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转入国立西北工学院读书，当时的校址是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堂，位于城固县古路坝，距离西北联大还有30多里路。

2006年春节假期我专程开车长途跋涉，来到了这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在天主教教堂的大门边找到了一个牧师的电话，当牧师听我说明来意后，特意安排其信徒为我开门，并带我参观。教堂外操场上立了一块石碑，碑上是校友师昌绪先生（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提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

当年正是由于轴心国意大利是日本盟友的原因，这里才躲过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不仅能让他们在国土沦丧的大地上，找到一个读书的校园，而且也让我有机会在68年后走近它，并感受它的沧桑。

1942年初夏，父亲从蔡少轩那读到《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手抄本，被斯诺笔下的毛泽东、彭德怀和徐海东等人的革命经历所震撼，决定去延安，并让蔡少轩给介绍关系安排接洽。过了半个月蔡少轩到西工来了，他说：“你还是继续读工学院的好，陕北苏区缺的是像你们这样的技术人才，等你毕业了再送你过去吧。”同时，他介绍殷开泰给父亲认识。

殷开泰，南京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也成为父亲的同班同学。他思想进步，藏匿一大箱子理论读物。父亲在他那里陆续阅读了恩格斯著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李达著的《新社会学大纲》，拉比托斯著的《政治经济学》和茤名中著的《科学的哲学》，以及列宁选集等十几本著名的理论著作。也经常能看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以及分析时事的传单和小册子等等。

1943年夏天，父亲经殷开泰（解放后为南京工学院教授，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和郭宗泰（解放后为鞍山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在白色恐怖下，入党只要求交一份自传，由组织上口头批准，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据父亲回忆：在他把自传交给殷开泰十来天后，郭宗泰找到他说：“你已经是组织里的人了，我是负责人，因为环境不允许聚会，上级只能委派我通知你，此后你只与我和殷开泰两个人联系。”后来郭宗泰又对父亲说：“现在情况很紧，组织上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和联系。”

1944年春天，殷开泰找到父亲说：“前几天三青团开会谈到了你，你要小心，不要一个人出去，有人盯你的梢。”之后父亲发现确实有一个叫周钟悌的特务和另外一个航空系的特务盯着他。特别是在汉中伪司令部逮捕一个土木系的同学后，他们跟的就更紧了，但过了两个多月后，他们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才算罢手。

我于1984年暑假期间，在郑州拜访了父亲当年的同学杨景山（当时他是河南省电力局总工程师），在武汉拜访了周肇选（原湖北省电力局离休干部），支青云（原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等人，周肇选曾担任西北工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而杨景山和支青云都是学生进步组织“路社”的发起人。最后我又到南京拜访了殷开泰，从他们那得知当时的很多情况，这也为我后来准确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佐证。

父亲曾告诉过我，《红星照耀中国》对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做梦都想去延安见朱毛。经过再三考虑，他通过杨景山认识的秦孝鹤（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带上两个进步学生出发了，但由于中途地下交通线被破坏，差点被特务抓到。

据他回忆：他叫两个同学呆在旅店里，一个人去了接头地点，当时开门的妇女眼神慌张，示意他赶紧走。父亲马上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跑回旅店，带着两个同学不敢耽搁，星夜赶路，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了学校。这时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他们经过再三努力，也没有被开除学籍，只是被留级一年。直到1944年8月毕业，父亲被分配到西北工学院七星寺分院当助教。

1945年夏天，父亲参加了由杨景山、殷开泰、张乐育、周肇选和支青云等共同发起的进步组织“路社”，后来也成为“路社”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路报”的主编。自己撰写壁报，并且在床铺下面藏有大量的进步书刊，每到礼拜天就将进步学生召集到山上树林里阅读，晚上再将书籍背回来藏好。支青云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道：“这些一旦被人发现那可是要杀头的呀！”“路社”发展很快，在它的推动之下，后来学校还出现了“新动向社”和女同学创办的“旗社”等等。

1946年12月1日，为纪念“一二一运动”一周年，“路社”壁报上贴出一张宛域林（解放后曾任抚顺发电厂党委书记）画了一幅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又刊登了几篇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和抗议政府迫害的文章。但不久就被特务常法岳和郑祖光撕毁，大家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支青云和李百容组织二、三十个富有正义感的同学，找到特务说理，并发生肢体冲撞，最后将特务痛打一顿。当时西北工学院院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赖琏，虽然他反动透顶，但慑于同学们掀起更大的风潮，所以没有逮捕人，只是当场将领头的杨景山和刘清久（矿冶系研究生）开除了。

受到这件事的牵连，父亲和殷开泰到了年底也被校方解聘了。父亲再一次打算去延安，他再次找到秦孝鹤，想要他帮助找关系。一天晚上秦孝鹤来找他，留下一张条子，父亲回来后马上坐洋车去找他，结果到了接头地点，人已不在了，又等了20多天还没消息，迫于生计，父亲只好从西安回到安阳，就这样父亲第三次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

父亲在母校谋到一份数学教员的工作，在安阳期间利用空余时间读了几本理论书籍，如米丁著的《辩证法》、许涤新著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邓初民著的《新政治学大纲》等。

但不久他收到在西京发电厂工作的杨景山的来信，推荐他去兰州发电厂工作，就这样父亲于1947年3月到达兰州，被兰州发电厂聘为工务员，后来调到翠英门（即解放门）发电所任所长，那时他年仅29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从死人堆爬出来，拿起了枪杆子，与蒋家王朝殊死搏斗了整整20年，此消彼长，国共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第二条战线上。此时兰州大学的学潮也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父亲有个同学叫李玮（后改名为李玮质，解放后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其弟李琮在兰州大学读书，但他并不知道他哥哥是地下党，他经常带同学沈德纯（后改名陈淮）来父亲住所交流思想、评论时局。

1948年夏天二人在兰州大学带头闹学潮，被国民党特务追捕，不得已父亲将其藏匿于发电所里，长达1个多月，之后通过在北洋大学当讲师的李玮与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最后父亲毅然放弃一切，与旧世界做了彻底的切割。

据父亲讲，当时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连衣物都没带，手拿蒲扇，带上自己攒下的100多块现大洋做为路费。三人一同乘汽车到了银川，因飞机票只剩下两张，父亲和李琮乘飞机直飞北平，而沈德纯只好乘坐火车，所以晚了很多天才到。

当时李玮来信至今还在，其内容：“樾兄大鉴：今北洋当局已正式聘定吾兄任一年级工程图画讲师，自八月一号起始，祈吾兄能速速搭机来此。飞机票价近日时徙涨，但又闻仍有再涨之说，希速速来此为盼。专此顺颂大安。弟玮（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北平接待他的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曹静明（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为河北化工学院教授），父亲先和李琮住在位于北新桥辛寺胡同15号的曹静明家里。90年代初我曾经去拜访过曹家，但当时只见到曹夫人，她对当时情况还记忆犹新，还指给我看当时父亲住过的房间。

1948年9月北京北新桥胡同 即将投奔冀东解放区

等乘火车的沈德纯一到，经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他们三人于1948年9月4日乘火车到达天津。然后一路向北，穿过青纱帐，遇到哨卡核对口令，到了晚上才最终进入冀东解放区。

此时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正在回响，中国共产党正为即将解放的东北准备管理和技术干部，这些城市一旦被接管，大规模的恢复生产建设就要开始了。父亲和各地投奔来的学生一共46人，编成一个大队，他被军区任命为大队长。

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去家乡搞破坏，军区要求每个人都要改名字，从此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张杉。接着开始了短期的培训，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徒步行军前往通辽。

据父亲回忆：中途有个女大学生发高烧，路上因缺医少药，不治身亡，大家只好将其挖坑掩埋，继续前进。这时辽沈战役即将结束，父亲带着队伍已经走到了通辽，在那里他们登上了闷罐火车，最后到达哈尔滨，前往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上篇结束

2013年7月17日

落笔于成都龙湖小院青城寓所

2006年2月3日访问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

（即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旧址

纪念家父仙逝30周年

（198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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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一举攻克了沈阳，标志着东北的解放，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也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

硝烟还未散尽，父亲就随着南下干部队伍，从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启程，来到了沈阳东北电力建设局（后改名东北电业管理局）报到，加入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1949年1月父亲被分配到抚顺发电厂从事恢复生产工作。


建设

抚顺发电厂始建于1908年，坐落在抚顺市区中部，浑河南岸。日本侵占东北后，作为掠夺中国资源的主要工具，几经扩建，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建国后，作为新中国141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迅速恢复重建、扩建的任务就显得十分紧迫。

做为东北火电第二工程公司计划科副科长，父亲参加了抚顺发电厂一、二、三期工程建设，当时缺乏施工经验，为了能有效地组织按时完成任务，父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精心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施工准备计划，使重建工程开展得非常顺利，避免了施工混乱，减少了物质浪费，为各项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撰写的《火电第二工程公司施工准备工作情况》文章，发表在1955年3月20日出版的《人民电业》上，是对那段工作的总结。后来父亲被任命火电第十三工程处、第十四工程处副主任，广泛推广这个施工准备工作计划，并卓有成效。

1959年，抚顺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288.5MW，成为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建国之初，作为新中国电力系统的骨干企业，曾为国家电力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高级领导，为振兴东北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拥有“火电之母”、“共和国骄子”等美誉。

随后父亲被调到火电第十五工程处任副主任。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从计划科副科长，到三个工程处的副主任，都是副职，这只是技术和生产方面的负责人，因为当年的一把手都是党委书记兼任的，父亲在1946年脱党后一直没有再恢复党籍，因此一直都与正职无缘。

十五工程处是当时全国最有实力的电力安装工程公司，承担了辽宁发电厂四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机组的安装工作，东德方面派来以拜尔为首的专家组指导和协助工作。作为该工程建设总指挥，对于完全陌生的东德机组，父亲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边学习，边施工，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出多项新的施工工艺和方法，出色地完成了安装任务。

1958年辽宁电厂建设指挥部 与东德专家研究工作

据德语翻译组组长李芳的回忆：1960年底在抚顺友谊宾馆一次宴会上，拜尔先生转交给十五工程处一封东德电力部的表扬信。德方对中方的安装质量，工程进度和双方的工作配合等都非常满意。

1961年初父亲撰写的《辽宁发电厂德国机组安装工程总结》，为后来的施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961年7月，父亲带领十五工程处和德方专家组移师清河，开始了清河发电厂八台东德机组的安装工作。但中央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工程全面停顿，德方专家也撤离了。冬天即将来临，面对17829吨的汽机、锅炉和发电机等全套设备，如何能保管好，安全度过寒冬和盛夏，变成了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

据现场工程师沈荣寿回忆：父亲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工人，群策群力，想出了不少的办法。在技术上采用了电热、通风、充氮、冲油等多项措施，并使用了各种防腐材料；在管理上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管理制度，并认真监督执行。经过了严寒酷暑的考验，保住了国家巨额财产，并最后顺利安装，投产发电，受到东北电力建设局党委的通报表扬。

1962年8月父亲调到沈阳电力修造厂（后改名沈阳电力机械总厂），任技术厂长兼总工程师，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1964年春，父亲去大庆龙凤电厂参加会议，在回沈阳的途中，顺便参观了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厂用钢管直接压制弯头的新工艺。回去后，父亲组织攻关小组前往取经，很快制定出新的生产工艺，设计制造出压制设备，积极开展试制工作。1965年最终成为沈阳电力修造厂畅销的新产品，平均每年生产8万个，受到电力安装单位的好评。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正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下勤奋工作的关键阶段，没想到一场十年动乱像洪水一样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蒙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技术权威”等罪名，被勒令下放到最苦最累的铸造翻砂车间，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噩梦不断降临。

1967年我才四岁，有一天我正在抚顺南台家门口外面玩耍，一台解放牌大卡车突然停到了街边，车上下来很多人，直接冲着我家走来，由于人多家里装不下，有些人就站在门口。看到他们的来势汹汹的样子，我当时的感觉很害怕，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父亲工厂派来的人，是来抄家的，当然他们并没有搜到电台、枪支，和反攻倒算的文件。据母亲回忆，中午她回家时抄家已经结束了，领头的人对母亲说：他们是根据上级指示例行公事，请不要担心和害怕，要相信组织，相信人民群众。之后，邻居的孩子经常会说，我爸爸是特务，我们是反革命家属等等。

文革期间，父亲最害怕的就是挂大牌子，那不仅仅是人格上的羞辱，在身体上也吃不消，每天早上挂一次站在工厂门前迎接职工上班，傍晚也要挂一次送走职工下班。那个牌子用木箱板制成，也有些份量，每天脖子上勒得很痛，但也必须坚持，那时很多人就是因为熬不住才选择自杀的。

据父亲回忆：有一天下班后，有一个造反派做了一个更大的牌子，送到父亲的宿舍，告诉父亲第二天就挂这个大牌子。到了半夜父亲睡不着，担心第二天是否能承受得住，所以没敢开灯，把这个大牌子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试了一试，过了一小会就受不了。第二天一早他跟一个老部下说了，那个同志连忙跑去找军代表说情，在军代表的干预下这个大牌子后来一直都没用上。

除了劳动改造，检讨批斗，挂牌示众等这些还不够，到了后来造反派开始动手打人了。据母亲回忆，父亲多次被殴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不让家人知道，每次他都是先关了灯再脱上衣的。父亲跟我说过：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下手很重，他突然失去平衡，如果他不是反应很快，他的头部一定会撞到暖气片上，有可能会丧命。

1983年就在父亲弥留之际，一个当年的造反派私下来到父亲的病床前痛哭，他是来谢罪的，他对当年参与游斗、殴打父亲而表示忏悔。父亲安慰他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叫他不必太难过。后来组织上要查文革“三种人”，要父亲说出他的名字。父亲说，人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再去追究这些，人家的生活怎么办，况且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最后被父亲严词拒绝了。

在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了他遗留的文件时发现，最多的都是交代材料和检讨书，他经历了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不断地反思、反省自己的过去，其实他还真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直到1974年12月7日上级组织的一纸红头文件才给了他一个定论：

一、张杉（张樾）同志没有参加过“军统”，应解除这个怀疑；

二、张杉同志没有参加过“反共救国军”，亦应解除怀疑；

三、我西北工学院地下党组织，在1943年遭到破坏，与张杉同志无关。

现在看到这些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在当时这三个内容如果有一个被认定，父亲就会以历史反革命罪杀头。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三个怀疑呢，从父亲留下的文件中终于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问题谈到父亲这些历史问题，不能不提到张季夫，王秉钊和闫学文这三个人，他们对父亲的政治生命影响至深，也长达25年之久。

张季夫，又叫张载勋，是父亲的三叔，也是我的三爷，国民党党员，原是内黄县第一小学教员，1935年任河南辉县教育局局长。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浙江衢州河岳联合中学任教务长。当时身为国大代表的校长梁枢庭（是他的拜把兄弟），刚刚从南京国民政府领了一大笔钱（教员和学生津贴）准备回到衢州。就在杭州转车时见到正在治疗眼疾的张季夫，并得知学生已经组织起来正准备抓他，他随后携巨款从上海乘船到了广州，然后逃往台湾。因此张季夫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文革期间遭到红卫兵殴打致死。

就在父亲小学六年时，有一次被他三叔拉去参加国民党，但因为他年龄不够，就随便给他算作预备党员，但父亲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但就是这一点，父亲一直都被怀疑是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国民党”，其实这些都是搞运动的人捕风捉影搞出来的，并没有任何证据。

王秉钊，西北工学院航空系学生，父亲虽是机械系的，但他们住同一个寝室，所以很熟悉。他思想反动，是西北工学院反动组织“三青团”的头目。就在父亲加入地下党之后，他多次要拉父亲加入三青团，父亲一再推迟，并将这事向组织汇报了，但组织上担心一再拒绝加入三青团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对组织不利，就同意父亲以个人身份加入，但不要参加他们的活动。

父亲只参加了一个入团仪式，并为其壁报“青声”写过两篇文章，都是学术性的，如论述热力学定律等技术论文，也参加过一次王秉钊组织的“边疆问题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但后来西工地下党被破坏，一直找不到原因，所以父亲这段历史也被人联想发挥了。拨乱反正后，陕西省委对当年西北工学院和西北联合大学等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做了调查，并有了定论，这才使很多成员被解除了怀疑，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闫学文，又叫闫斌。1944年秋天河南的一个中学迁到陕西城固县，父亲的本家妹妹张玉芳就在这个学校，当父亲去看她时，同时认识了她的同学闫学文。闫学文喜欢看小说、散文等文艺书籍，父亲就经常借书给她看。她有两个姐姐闫博文和闫慧文，都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去延安投身革命的，后来都嫁给中共开国将军了。1946年父亲被解聘后离开了陕西，她也去重庆找她的父亲去了，后来到了上海。由于共同的爱好，所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兄妹相称的良好关系。

早年父亲在老家有个娃娃亲的妻子叫卢水珠，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她不识字，勤劳善良，一直在家务农，做家务和照顾老人。据了解，父亲初中、高中都在安阳读的，离老家内黄还一百多华里，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南方，一直都没有跟她生活在一起。虽然没什么感情，但是那时毕竟还是封建社会，直到解放后父亲才与她解除婚姻关系。因此这也是他和闫学文没有发展成为恋人的主要原因。后来闫学文随她父亲去了上海，并结婚生子，但不久后又离婚。

解放后父亲和闫学文也见过两次面，而且她也找到了两个姐姐，思想也不断进步。但父亲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每次运动都要反复追查他们之间的关系。直到1974年底组织上做出结论后，才有一个负责外调的人员告诉父亲，闫学文曾经的丈夫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之后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因此组织上也曾怀疑过父亲与军统有关系。

1958年摄于辽宁电厂 与东德专家及建设者们合影（右四）

尾声

据沈阳电力机械总厂原副厂长隋汉斌回忆：1974年后，父亲虽然还没恢复职务，但是已经不在铸造车间劳动改造了，而是被调上来抓技术工作了。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被重新任命为沈阳电力机械总厂总工程师，兼职工大学校长，开始领导全厂技术创新和研发工作，后来组建“沈阳电力输煤机械研究所”，这一时期新产品层出不穷，为全国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1月，父亲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沈阳市政协第四届二十次会议上，当选委员；在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从1963年开始还曾当选为沈阳市铁西区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和副主席。

1981年父亲已患有疾病，还坚持撰写了《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沈阳电力机械总厂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1982年经水利电力部批准，父亲首批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又被认定为国家行政十三级干部，享受全细粮待遇；同年当选为《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1983年7月17日凌晨5时许，父亲因患胃癌，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65岁。

1983年8月9日，沈阳电力机械总厂党委为父亲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有挽联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为民，一生奋斗；清清白白，实实在在，无名无利，万古流芳”。

1978年10月29日在兰州黄河铁桥旁，一位六旬老人手扶栏杆，伫立良久，不肯离去，这是他31年前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奔向革命的起点。他望着波涛滚滚的黄河水和林木葱葱的白塔山，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对比这30年来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不禁散语成文，落笔成诗。

旧日兰州，

远望，

群群荒山，片片土坡，

近前，

一条黄河，滔滔泥波。

街头，

投机者，

串串银元，当啷啷响，

吸烟鬼，

低头驼背，行走蹒跚，萎萎缩缩。

少爷小姐，

手牵狗，显示富有，

臂挽臂，法币关系。

浑身美式装备，

满嘴Hello，OK，

崇洋媚外，十足奴才。

墙上：“戡乱”膏药“救国”。

（内战期间，国民党最普通的标语是“戡乱”“救国”，在四个字中间往往加上一个国民党旗，膏药即指国民党旗。）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三十年过去，

故地重游，

我寻找我生活过的兰州，

哪有？

我站立的地方，

是在哪里？

谁能与说，

问黄河，

黄河说：

横跨我身上的五孔铁桥，

是旧兰州的标记，

别的再也没有什么。

啊，是啊！

五孔铁桥是清朝所建，

国民党统治几十年又留下了什么？

今日兰州，

楼房高大，街道宽阔，

群山种草，白塔栽树，簇簇青绿。

奔腾的黄河闯过崇山峻岭，

途径三峡，

（黄河三峡为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

把强大的电流送向工厂农村，

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千人、万人的工厂，

一座、二座、三座……

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业基地，

耸立在“中国的西北角”。

（20年代，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到过西北，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的西北角”，写出了中国西北地区贫穷和落后的情况。解放后范长江曾在中央某个机关任职，在报纸上曾看到过他的名字。）

短暂的停留，

还没有看个够，

别了，兰州，

为西北，

为祖国，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祝你在新的长征路上，

高奏凯歌！

1982年摄于北京颐和园

附录：以下有关曾祖父张清溪的记述，引自1937年《内黄县志续修清稿》民国抄本（1987年9月第一版）卷十一人物志下《文学》篇，第382页。

張清溪，字滋梅，號春庸，清廪膳生，家縣城西街。貌清癯，雙目閃爍有紫稜，風度灑然，望之有出塵概。讀書重實踐，視功名富貴淡如也。學業淵博，文章峭拔。善事親，恒先意承志。中年喪母，親友勸其父孔嘉公再娶，則辭曰：“吾桑榆晚景，不肯以此遺累子孫也”。清溪聞言會意，密托知交代物色之。嗣有人媒介，至清豐屬村一中年婦，面談衷曲，頗合，遂迎而歸，終身事之如生母焉。清季變法，任勸學總董兼縣視學，閤邑籌設小學頗多。宣統元年，赴汴入教育官練習所。聞在具被舉爲孝廉方正，遂星夜馳回赴縣署問訊，則公文待發矣。當面堅辭，另易他人。時知縣蒯篯素日藐視士類，因清溪此舉，喜曰：“孝廉方正，榮甚也！人有運動而不得者，先生辭之，可謂清高矣！”。

注释：民国抄本《内黄县志续修清稿》，始修于1933年，完稿于1937年。全书原为手抄本，珍藏在天津市图书馆，共八册十六卷。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是由当时内黄县民教馆长韩兆麟主持，周余惪主纂，张清泉、曹秉仁、司耿光等人执笔成书。志书完稿后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不能付梓。手稿先后由周余惪、孔庆升保存，几经波折，最后流落到天津市图书馆，幸免散佚。周余惪，字韵坡（1865－1951年），内黄县周宋村人，清贡生，光绪年间任县劝学所劝学员。民国年间，曾任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多年，他博洽多闻，治学有方，于国学颇有根底。其他几位也均系深孚众望的内黄人士。该手抄本经河南省内黄县地方志编撰篆委员会整理为《内黄县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9月第一次出版印刷）。

高祖父张训言及夫人的牌位

全文结束

2013年11月4日

落笔于厦门金庭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