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郑从政同志——纪念郑从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清景

　　第一次见到从政同志,是1951年秋,说起来都半个世纪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爽朗的性格和对公安事业的敬业精神,以及他对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关爱和帮助,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1951年,我从中央公安部某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福建工作。任务是在福州设一个空中侦察工作站,直属公安部领导。我是这个站的负责人。我拿着由罗瑞卿部长签署的任命书和介绍信,找到梁国斌同志,梁原是福建省公安厅厅长,当时已调华东公安部任部长。梁部长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当即在信上批示:请福建省公安厅政保处给于全力支持。(大意)并告诉我说,到福建省公安厅可直接找郑从政同志,他是政保处处长。

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福建省公安厅,那个地方叫文儒坊25号,是个美丽幽静的院落。从政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他看完了梁国斌的指示后说:"有什么要求就说,我们尽量满足你们。"

干脆、明确,首先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我简单地介绍了我们到这里的任务以及建站的一些想法,提出当务之急是把机器设备运到福州。

当时鹰厦铁路还没有修,设备只能从上饶火车站用汽车运转。

我提出需要一些警卫力量。

" 这好办,两部卡车,两个武装班,带上两挺轻机枪,上饶、南平一带还有土匪,安全最重要,再派一个排长去,你看好不好。"

毕竟是老公安,比我想得还周到,我那时才19岁。

路上没出什么问题,设备到达福州后我们就忙着选地址,最后在从政同志的关怀下,决定在福州步卓飞机场附近建站。

接下来我们就请人设计办公用房和生活设施及宿舍,搞预算、批资金、购置办公用品,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从政同志的关怀下完成的,当时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5人中除了一个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2岁,其余4人都没超过20。

为了保密起见,从政同志给我们单位起了个名字叫"0733部队"。

从政同志又考虑到我们离城较远,特地为我们购置了两部英国产品"赫格利",这两部自行车可起了大作用:炊事员买菜、到有关部门联系工作,还有星期天到城里看戏,全都用上了它。

从政同志为我们配了一个排的警卫力量,还配备了管伙食的上士和炊事员。

因为站上有不少机器和电讯设备,需要配置一些工具,问题一提出,从政同志二话没说,一下子就给我们批了1万万元现金(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让我到上海去采购检修工具和测试仪器。这个数字就是现在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钱用的是公安厅的特需费,记得我在上海一共才化掉不到600万。

现在想起来,当时如果不是从政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主动为我们考虑甚至亲自为我们安排,光靠我们这几个小孩子,福州站是建不起来的。何况,当时我们只是属于福建公安厅代管的单位。

从政同志从不千涉我们的业务工作,因为上级有规定我们也不便说明我们的工作情况,但我们只要是提出工作需要,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我们。从政同志知道我们做的是空中侦察工作,保密性极强,我们有电台直接同北京联系。

1953年我调到青岛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55年又回到了福州,这时我们的单位已划归军委,改属福建军区代管,但在我的思想上福建省公安厅仍然是我们的领导机关,有什么难事还是找公安厅。这时从政同志已是公安厅副厅长了,他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们代管关系的变化而不关心我们的事,相反,更加关心我们,让人总感到一种亲情,一种割不断的关系。

我们还是在飞机场那个叫步卓的小村子附近工作,这时从政同志又给了我们一辆匈牙利产的摩托车,说:"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也要改善改善,到市里,到军区方便些。"他还告诉有关部门给我搞了个"特别通行证"和"特别通行旗"。

那时国民党的飞机常在福州上空骚扰,经常拉警报,有一天在南台还丢了几枚炸弹,烧了许多房子,这一天还真亏了那个"特别通行旗"。又有一次,为了到军区去送一份紧急文件,正好碰到拉警报,也是这面"旗"才保通行无阻,不然就误事了。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华东总站电报,电文是"调徐火速去南昌"，我当即通知本人,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离4点开船时间只剩剩下不到一小时,当时船票已经卖完,我立即骑车带着徐到公安厅找从政同志想办法。这时他正在开会,听说后立即交待给张荫荃(张当时是政保处处长)让他通知轮船码头说是有特殊任务,推迟一会儿开船。我忙着要车还要给徐找便服换上(当时我们都是穿军装),就这样,我们乘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挂着"特别通行旗"急驰码头,船晚开了十分钟,徐顺利地上了船。事后徐告诉我,他和船长住在一起,谎说船上有二个"跟踪对象"。

第二天上午年,又接到上海一个军用长途电话,问我调的人走了吗?我回答已经上了船,又问我到那里去?我说先去上海,再去南昌，不是说火速吗?我连公安都用上了。电话里说:"不对,是要直接去南昌,不然就会误事的。"我心想,我并没有错,因为南昌和我们是同级,我没权利让他直接去,再说你们原来也是说火速,并没有说是直接呀!电话里要我再派一个人去,这次可要直接去南昌。

前一个已经走了,这一个也不能耽误,船票不好买,对!还是去找公安厅。于是我马上骑了摩托车找到了从政同志,他听我讲了情况,笑了笑说,"你这个小郭,真会捣蛋,行!船票好解决,要不要这个人和前面那个人一起走?"

我一惊:"那可能吗?"

"好办",他说着就拿起电话,接通了南平公安处,说:下午有一条船到南平,船上有一个大个子,姓徐,穿一身便衣,衣服很短,不合身,你把他领到公安处,有一个人等他。

放下电话,他望了望我说:"怎么样,他们两个可以同时去南昌了吧!"

我说:"郑厅长,我真佩服你,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又笑了笑说:"做公安工作嘛,头脑要灵活,要善于处理变化了的情况,昨天的船还没到,今天的船还没开,让他们两人在那儿碰头，一起去不是很好吗?",他说得轻松,我心想,还是郑厅长的办法多。

事后,徐大个告诉我,当时真把他吓坏了,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怎么一下船就被公安处抓走了。

那时从福州到南昌,首先要坐船到南平,再从南平坐汽车到上饶,再从上饶乘火车到南昌。

这一次我在福州的时间不长,又奉命把福州站整个迁到中原地区,只在中原待了一年,1956年我们站又搬回了福州。还是福建军区代管,那时已升任为福建省公安厅厅长的从政同志,仍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站十分关心,他说过:侦察、保卫,地面、天上不应该分家。这期间,他又给了我们一辆摩托车,甚至连汽油也供应我们。为了关心我们的文化生活,还常在节日里派车接我们到城里看戏。说真的,我们这些才20多岁的孩子总感到公安厅就是我们的家,而且是个温暖的家。在这个"家"里先后有张荫荃、陈志农、陈庭槐、何锋涛、凌波、江波、丁毅、郑民彝、张威等都对我们很好,都和我们很亲,连找对象的事他们也过问。

我的对象(现在的妻子)就是在郑厅长的关心下,他妻子凌波同志介绍的,何锋涛做我的婚礼主持人,郑民彝等同志都参加了我的婚礼。

四十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在福建公安厅的那些日子,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新中国之所以会有今天,这同有从政同志这样为我国公安工作付出了一生心血,作出了重大奉献的同志是分不开的,今天,他虽已作古,但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注〕本文写于2000年5月，作者郭启祥，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司宝钢文艺编辑部原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