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下)作者:母亲乔清秀

南俊

这场噩梦，至今记忆犹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不曾向外人提起，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没过多久，大概是元旦前后。快放寒假前，县委会派景跃国同志到我校，召集全体教师会议，为我甄别，说："不戴右派分子帽子，原职、原薪、好好工作。"

这次队会后我才明白：这场斗争完全是王瑞卿和朱化民恶意编造。1950年镇反，我没去开大会，何时、何地、何人见证，我摔红领巾、要为父亲报仇？

他们想给我戴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就恶毒攻击，蓄意编造了这个无中生有的事实，想象中的故事。

1950年镇反后，祖母和母亲还常感念政府的不杀之恩。说政府英明、重证据……我对此也感恩不尽，怎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呢？

我虽甄别，但总觉颜面扫地，县文教局征得我同意后，将我调到相距10里的石卫完小任教。担任二、四年级复式班语文兼班主任。

工作不敢懈怠。却萌生了一个远走他乡，离开这个让我受尽屈辱地方的念头。

回想起童年的伙伴，她们有的与我同年，有的比我小，她们都拨对成双，生儿育女，而我还光杆，没人敢要。

寒假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十里铺村的中专毕业生南玉龙，比我大五岁，小白脸，身材窈窕，长相俊俏。中农成分，团员，担任支部书记。我没隐瞒自己的坎坷经历和社会背景。他不嫌弃，接纳了我。就这样，他工作分配到新疆后，1959年2月，便匆忙回家完婚，我们成了一家人。婚后的第三天，他便带领着一行10人奔赴边疆。到乌鲁木齐市，兵团司令部报到，被分配到兵团司令部生产办公室工作，一切顺利。

同年秋假，遵公公指令，带上小叔子，上新疆给他找工作。小叔被安排在兵团汽运处上班。兵团组织部为我的工作也发了商调函，协商调动。数月才有回应，我被安排在北疆农八师莫索湾一场子弟学校任教，起初不习惯，冷冻难熬，久而久之，便适应了，我的商调函也到了。但是，公函里写的是什么，档案里装的是什么，我无从得知。只记得在莫一场子弟学校干了一年多，便被下放到园林队劳动、锻炼。领导没讲理由，也没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但这一放就是18年。

我雄心不减，一心想上大学。抓紧时间学习。1962年，撇下哺乳的婴儿，独自去乌鲁木齐应试。结果还是因为政审不行，未被录取。

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78年，我才恢复了工作，重新登上了阔别18年的讲台。我壮心不已，欲报党恩。

这18年，是我终生难忘的18年：劳动我不怕，我还年轻，有的是力气。幸亏母亲和我一起生活，替我分担一些家务劳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全家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只有"文化大革命"，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也不敢忘怀。

我是一只死老虎。妇道人家，又拖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除了下地劳动，回到家里也没闲着，有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听到钟声便赶快出工，请教、背语录、跳忠字舞……所以，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都没为难我。

只是"文化大革命"伊始，不让我参加战斗队，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不讲，却激怒了我。于是，我放下哺乳的孩子南俊，冰天雪地，步行二十来里，跑到团部组织部人事科去找公道。人事科长任永进(湖北支边青年），找出档案，怒气汹汹地把档案摔到我面前，驱赶我回家。还厉声威胁到："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心里有底，就不示弱。他拍桌子，我不怕……因为我不怕，无奈，他软了下来。叫我先回去，回头他给连队打电话。

冬日的太阳，已经偏西，残阳如血，一片荒凉，茫茫沙漠一望无际。沿途没有连队，路上更无行人。回到连队，家家灯火齐明，母亲焦急万分，孩子饿得嗷嗷叫，哭着、闹着要吃奶。

果然第三天，他们叫我参加战斗队。可我什么队都不参加：既不"造反"，也不"保皇"。

此行使我挨饿、受冷冻，受惊吓(戈壁滩上野兽出没和任永进地威吓）。夜行十几里路，我不枉此行，胜利了。

他们在我身上，稻草没捞到，便转嫁于我的丈夫和母亲。

丈夫出生好，历史清白，在学生时代就是团支部书记，学生会干部。参加工作后一直表现很好，教学有成绩，领导很器重。就这样，还是受到赵文珍、许发祥夫妇地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从乌鲁木齐市下放到生产连队，劳动锻炼，其实是劳动改造。每日和"五类分子"一起劳动，受人监视。叫他打土坯、有定额，达不到定额，便不让回家，不让吃饭。烈日当头，汗流浃背，也不让休息，真是苛刻到了极点。

他们实在捞不到稻草，无油水可榨，找不到批斗材料，便把丈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去牧羊，半年都不许回家。

我负担太重，压力太大，引起牙疼，百方用尽，无疗效。白天疼得不能吃饭，心火越盛，牙疼得越厉害；夜晚，疼得无法入眠，就在水渠边上的林带里跳蹦蹦。若不是可怜我那七个尚未成年的儿女， 无爹无娘，无人抚养，难成人。我早就投渠自尽，一了百了。

我苟活了下来。可大女儿小玲患脑膜炎，因为请假不准，贻误救治良机，赶送到医院没救了。1968年，她已经七岁，后半年就该上学读书了。我后悔不已，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悔之晚矣！但女儿地亡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我恨汤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总司令，跳梁小丑一个，心底歹毒，作恶多端。我想她必不得好死善终，后来听说他被绑走了。

我母亲替我带孩子，料理家务，很是辛苦，没享一天福，反而遭受人间难以想像的罪。吃苦、遭殃、说她是"地主婆"、批斗她、挂牌，让她戴高帽游街。最惨无人道的是让逾六旬的老母亲坐土飞机，落下终身右臂残疾，直到终老。

护不了母亲，救不了母亲，只有泪往心里流。无奈，便将母亲送到单身的弟弟那里。我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外，还要操持着六口之家地吃喝、穿戴，苦不堪言，瘦得像鬼。1969年12月我生一女婴，饥寒交加，仅存活了92天。

"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是人亡、家破。不堪回首，不能忘记。

蒙羞含冤二十载，苟活了半生。直到打倒"四人帮"，我才拨开了云雾见太阳。

1978年寒假后，我恢复了工作，开始了人生第二春。调回莫索湾一场子弟学校，给前任老师调走后补缺。接任了初三语文兼班主任。除了开会、改作业和集体备课外，回到家里，才查参考、看资料、备课，第二天好上讲台现推、现卖。

到了暑假，总算是把这个毕业班圆满地送出了。

回头，我教初一语文，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了一名老学生。领导采纳我地请求，只任课不带班。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教学生。

1979年春节前，在监狱里渡过了28年半的父亲，突然从天而降，走出高墙，回到家乡，获得自由。消息传来，全家欣喜若狂，弟弟便把母亲送回了故乡（山西运城解县闫村）。老祖母健在，是父亲不来新疆的主要原因。

政府给父亲发了路费，和一宗不菲的安家费。更重要的是给父亲平了反。不久又恢复了公职。（父亲入狱前，是解县曲村中心校主任教员），月薪200多，拿上退休金，回家养老。直到1990年辞世，享年70岁。

父亲回归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诬陷他的是农会主席邵双合，他们有积怨，父亲应即将临产的邵妻请求，阻止邵卖房，1947年打过邵。

父亲年轻时给日本人干过事，也给阎锡山的二战局干过。虽有过错，但罪不致死，没有做下伤天害理的事。1950年镇反时，邵双合告父亲在平陆县将两个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背绑石头，溺死黄河中。在监狱受审中父亲拒不承认。也是镇反那天，没有枪毙父亲的真正原因。

时过数年，在芮城溺死共产党员的凶手归案，血债血还。父亲改判有期徒刑15年。他感恩政府重证据，不冤枉无辜，在劳改期间表现好，管教人员对他也不错。有两次依法让他遣返，要求村政府派人领他、保他。但邵氏当权，要死的不要活得。接着连年的政治运动、斗争，祖母去了大姑家，我和母亲、弟弟都在新疆，不知此事，没人管他。所以，父亲在狱中生活了28年半。父亲能写能画，素有一技之长，在监狱中没吃什么苦头。有时戏言说："回来还不如在监狱好。"

回归后，全家人感激不尽。就连乡里乡亲，村院邻居也都奔走相告，登门探视。村委会给扩了个八分大的新院基，亲朋好友前来帮忙，盖起了三间门房、三间厢房，宽敞、明亮、气魄、大方。

这时，邵氏已故，听说他最后落了个"双开"。他儿子在父亲回来后也登门拜访，替他父亲谢罪。

祖母和母亲健在，弟弟从新疆调回解州林场工作，娶妻生子，其乐融融。

弟弟乔清泉，康杰中学18班的高材生， 18岁高中毕业，怀才不遇。1961年，我把他和母亲接到新疆，在连队上当了一名农工。他有文化，领导和同事对他不错。1981年调回山西运城解州林场，不久退休了。

2000年秋天，在一次卖山楂果的途中，弟弟走到解州镇社东村西口，路遇拉石头的下山车，被撞身亡，年仅59岁。

除讨回一些赔偿款，单位还发了一些抚恤金。侄女和两个侄儿也慢慢长大，均有较好的社会职业，勤劳致富。侄女现在也是祖母。小侄推翻了旧屋，盖起了新房，连使用家具也都全新、时尚。大侄儿扩了个五、六分的宅基地，也盖起了宽敞、明亮时髦的新房，真是气魄。

我1982年回家探亲，一见钟情，便萌生调回故乡的念头。探亲访友，多方奔走。经过一年地努力，1983年暑假携儿带女调到解州化工厂，安排在子弟学校任教。

亲朋故友和同学，都非常同情我青少年时代地不幸遭遇，支持我回来。在他们地鼎力帮助下，我以落实政策为由，顺利调回。

解州化工厂，是一个中型的国营企业。直属运城专员公署管辖，有一千多名职工，厂房建在盐湖边的滩涂上，距离我家十里铺村仅有一条横贯公路之隔，我很满意。

我拖儿带女回来六口：长子以调干身份进了解州地区磷肥厂。长女和三女安排在解州高中读书，小儿安排在解州初中读书。二女当年在新疆参加高考未归。小女在我身边就读。丈夫第二年调到解州高中任教。

我教四年级，五年后把他们送到初中毕业。连送了两个毕业班。而后遵照中央指示，学校要合并到城里盐化中学，我便退休，告老还乡。和丈夫一起养花度时光，过起田园生活。

在近十年的工作中，我积极肯干，三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受到厂领导地表扬、鼓励，退休时还奖励了一级工资。教师节邀请我回学校开座谈会，会餐……一些同事和同学还不时来看望我。

前年春节，从四面八方归来的学生回来过年，组织了一场《师生联谊会》，邀我参加，我应邀出席了这场温馨、快乐的联谊会。到会的老师有10人，学生有40多人。我们唱歌、跳舞、叙旧，怀念昔日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时光，畅谈今日工作状况，描绘未来美好愿景。

我激情振奋，应邀唱了一首《母亲》的歌。会场气氛活跃，鼓掌欢迎，要我再来一首。我便用嘶哑的嗓门，又来了一首《我爱您祖国》。我是与会教师中最年长的一个。孩子们鼓励我、祝愿我们健康长寿，我倍感欣慰。

去年秋天，昔日的学生一行13人，来到家里看我，我十分感激，分别二十多年的他们，还没有忘却我这个死老婆子。

这一切，勾起了我地回忆： 25年前，已经退休回家。我50年前在董村教了的学生，冬天在解化池底铲芒硝，偶然听说我在解化教书，便到学校找我。学校已经不存在，他打听到我回十里铺老家了，便找到家里，看望、叙旧、兴奋不已。

这样一下传开了，永济董村的、石卫的、土乐的不少男女学生，常来看望我，给我拜年、敬礼。有务农的、经商的、做工的、当兵的、还有在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金融服务部门，也有当医生的、教书的……遍布在祖国的五湖四海。

闲暇时，夜醒后经常在心里唱起了：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爷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新时代好。

河深海深，不如师生情谊深……

退休后的田园生活惬意自在。每日随着丈夫养花、种树、搬花盆、弄土、浇水、施肥、填院基， 虽劳了筋骨，却锻炼了身体。几十年的心脏病好了，多年不吃药、住院，也不复发。高血糖也有10多年了，每日吃药，坚持不断，基本控制。

我还想再活20年，看不够祖国日新月异地变化。近年来国家在我村征地数千亩，建起了工业园；在我家屋后修建物流园，修筑蒙华高速路，三年投产运营。如今已建了一年，再有两年，它将与同蒲铁路并行，从我家屋后经过。夜晚，车灯从窗户照进我家，我心敞亮，心底高兴。

祖国日益强大，朝着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迈进！我为祖国欢呼！万岁，我的祖国！我愿为您而终，多做善事，多参加公益活动。

丈夫患老年痴呆症。健忘，常做一些有悖常理之事，与我吵闹。但我还是愿意与他同行，侍奉他到百年。因为他有恩于我。

我爱你中国，我与你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是我心底永远唱颂着的歌。

2018年1月8日完稿

作者简介：

母亲乔清秀1938年阴历8月24日出生于山西运城解州闫村，2022年12月27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6岁。母亲16岁毕业于山西省立运城女子师范学校，然后走上教育岗位，当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常年担任班主任，55岁退休，在祖国教育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9年。可谓桃李满天下，芬芳四海间。母亲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可敬可佩。

退休后，依然坚持劳作，务农，种花种菜、种水果、养殖鸡鸭鹅等，直到干不动。母亲身上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让我佩服，也是我一直学习的榜样！

2018年1月，母亲在我家写自传时，已经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她思维清晰，头脑清醒，写文章简明扼要，语言流畅，朴实无华，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