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五大道之道 7-6:成都道

我心飞翔

成都道是天津五大道中最北边的一条道。东北起南京路，西南至吴家窑二号路，中与河北路、云南路、贵州路、昆明路等相交，长2206米。该道1929年开始建设，名伦敦道，又称四十五号路。1943年称为南纬二十号路。1946年改称成都道至今。

成都道两侧多两三层联排别墅式建筑。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成都道的建筑并不是最漂亮最有特色，这跟当年很多人都是租住寓居有关。但是，成都道上名人留下的故事却是最吸引人。今天，南京路至河北路段的成都道老建筑基本已经拆除了，因此这里所说的成都道一般是指河北路至西康路之间的这一段。

本美篇的照片大部分为春天所摄，当时没有配文字。到秋天打算配上文字时，却发现落掉了很多名人旧居。当时目光多集中在靓丽的建筑上，而忽略了深藏里巷的斑驳老屋。而这里却是故事连连，所以赶紧再拍。故美篇中呈现出来的景物就有春秋之分。

因其地理位置，成都道与马场道一样，不像其他道路那样静谧。五十年代马场道与成都道的马路中间，各有一条低矮的松墙，现在早已拆除，成为车水马龙热闹的道路。但隐藏在普通联排别墅以及小巷深处的小楼，却蕴含着很多曲折跌宕的老故事。

对成都道的寻觅探幽仍然从东面开始，这是河北路口，西南角是一家银行。

成都道东口就是著名的黄家花园，这里承载着几代人的温馨记忆。但旧日景象不复，老房子老商铺都没有了，临街的漂亮洋房是刚刚建成的建筑，而背后则更是完全现代化的CBD建筑了。“墙子河”、“圆茅房”、“四品香”、“天福楼”这些亲切的名字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这些极具震撼的现代化建筑就依偎在五大道身旁，将天津辉煌的历史与快速发展的今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是知止里。知止里北面在成都道，南面在洛阳道，东面在河北路。该建筑为砖木结构两楼两底带地窨子的联排别墅，多坡瓦顶。红砖清水墙面，菲律宾木门窗，前后有小院。内部装修中等，舒适适合居住。

李廷玉旧居就位于知止里。李廷玉(1869～1952)字实忱，天津人。北洋将弁学堂毕业。清末先后任京畿督练处谘议，河间秋操裁判官、陆军部检查官、南京兵备处总办兼警察总办。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协助张勋、铁良固守南京。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外蒙乌里雅速台将军署参赞和察哈尔军务帮办。

1913年，李廷玉随北洋陆军第六师师长李纯赴江西镇压二次革命，任九江镇守使，升中将。后任襄办江西军务、赣南镇守使等职。1914年，任袁世凯模范团总参议、筹安会参议。1917年，任江苏督军公署参议。1922年任江西省省长，不久辞职，寓居天津。1932年创立国学研究社，任社长。

成都道28号为金邦正旧居。金邦正（1886～1946）字仲番，安徽黟县人。教育家、林业学者，北洋政府官员。

1909年9月金邦正由游美学务处录取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林科硕士学位。1917年至1920年，担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0年8月至1922年4月担任清华学校校长。1922年被创建中比合资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周学熙、李士伟邀请参与建设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赴法国、比利时学习玻璃制造技术，并担任耀华公司副总工程师。

该旧居为西式平房，朴实无华，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砖木结构，清水墙面，内部装修精致，居住舒适。

成都道长沙路口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

成都道兴富里是一条窄长的巷子，里面是普通的民居小楼，但在一片红砖楼房中，却隐藏着这座“疙瘩楼”。这是张慰民旧居。当年他建兴富里时，特意将自己的住宅建在里弄深处，为的是不显眼怕惹上麻烦。这种现象在五大道中比比皆是，

张慰民是河北省灵寿县人，父亲是中医。因为是老年得子，所以父母很宠爱这个儿子。1900年，天津武备学堂招生，16岁的张慰民到天津上学。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在武昌起义中立下了战功。　

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张慰民感到直系已经奄奄一息，自己也不愿继续从军，于是回到天津做起了寓公。日据时期，张慰民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主席的“邀请”，把上门来的日本在华特务头子土肥元赶出门外，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抗日期间，他支持一切抗战的力量，对参加抗日的子女给予最大的支持。

张慰民还在救济灾民、兴建南开大学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受老朋友贺龙同志的邀请，担任了天津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成都道36号为陶氏（陶茂正）旧居。为三层砖混结构公馆式楼房。正立面为三段式逐一退线减层，清水砖墙部分混水砂石罩面。建筑奇巧，新颖别致。主人陶茂正是天津知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收藏范围广泛、品味高。曾大兴义举捐修天后宫河伯殿。陶茂正富甲一方，不仅善于积聚财富，更喜欢收藏艺术品。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中“文文肃公日记二卷北征纪行一卷”的文字注解提到：该古籍资料为明文震孟撰，稿本。半页十行、行字不等，蓝格，白口，左右双边。框高24．9厘米，宽1672厘米。文点跋。有“文震孟印”、“文起”、“陶茂正”等藏印。除了收藏圈子，陶茂正的名字还出现在天后宫的捐修记录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19辑》当中道士张修华（1919年出任天后宫总住持）介绍天后宫的文章《我和天后宫》当中曾经提到，“河伯殿既矮又破，一九三八年有常来天后宫烧香的旗人陶茂正，家中富有，捐给庙里一个大金元宝，为重修河伯殿之用，因此修了河伯殿。”

但是目前对此建筑是否就是陶茂正旧居尚有存疑。

成都道博爱里是缪天瑞与王莘的旧居。谬天瑞（1908～2009）浙江瑞安人，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1926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曾任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务主任，台湾省交响乐团副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我国著名音乐辞书编纂家、律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不仅是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律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著有《律学》，主编《中国音乐词典》等。

王莘（1918～2007） 原名王莘耕，江苏无锡荡口镇人。1936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天津音乐团团长、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中国音协常务理事、 天津市音协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1950年创作歌曲《歌唱祖国》，获中国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博爱里深藏于小巷尽头，闹中取静。小楼主体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清水墙面，楼内曾经装修高档，居住舒适，楼前有比较广阔的院落。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巷昭明里，却住着一位著名的人物资耀华。资耀华(1900～1996) 本名资朝琮，字璧如，湖南耒阳市南阳镇陶洲合建村人。17岁留学日本，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

1933年至1934年资耀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曾任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教授，《银行月刊》总编辑。1928年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历任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

而他的女儿资中筠则更加有名。资中筠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成都道73号是赵天麟遇害地。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人。毕业于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法律系，1906年作为首批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赵天麟执教于北洋大学，后出任北洋大学校长，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校训。1920年辞职后曾担任开滦矿务局协理，1934年受聘出任天津公学（耀华中学前身，1935年改为耀华学校）校长，以“勤朴忠诚”为校训，使学校得到全方位发展。因反对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拒绝日伪武装进校参观等爱国举动激怒日本人，1938年被日本特务暗杀，时年52岁。

 成都道73号被很多人误认为是赵天麟旧居。事实上，73号门前是他遇害的地方。赵天麟的家是距离这里很近的昭明里2号。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许，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走出位于昭明里2号的家，步行前往学校。在今成都道73号门前，两个学生模样的人骑自行车尾随而至，突然掏枪射击。赵天麟胸部、腰部连中四弹，应声倒地。赵的家人听闻枪声跑下楼，倒在血泊中的赵天麟已经停止了呼吸……。

成都道40号是袁家骝与袁家倜旧居。袁世凯的后人在天津有100多人，袁世凯第四个儿子袁克端的女儿袁家倜，与袁家骝是堂兄妹。90年代，她想做房地产生意，打电话征求吴健雄和袁家骝的意见。

袁家骝说：“你岁数也不小了，还是别干房地产公司了，那个行业太辛苦了。照我看，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的历史很长，但西餐厅太少了，我建议你开一家西餐厅，生意肯定好。”于是袁家倜开了一家西餐馆。这座叫做“苏易士”的西餐馆是原址拆迁后通过申请置换过来的。

袁家骝（1912～2003）的父亲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家骝生于河南安阳，在袁克文四个儿子中排行老三。他3岁时，祖父袁世凯去世，他随父亲及全家迁居天津。袁克文才华四溢，却颓废无为，生活逐渐陷入窘境，袁家骝既没有过富裕的生活，也没享受多少父爱。13岁时，袁家骝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一个月后转入新学书院。袁家骝天资聪颖，在北洋大学就读的舅舅和剑桥博士哈特一起研究探讨物理和数学，他在旁听得十分投入，由此接受了物理学的启蒙。

袁家骝先后在美国国家科学实验室、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基础物理研究。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勋章”，1957年她又公布了一个震惊科学界的事实：宇宙不守恒，打破了爱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守恒定律。

袁家骝生命的最后7年，每年都要在成都道40号住上一段时间。袁家倜将三楼那个有阳台的房间给了哥哥，这样袁家骝可以经常站在阳台上晒太阳。更重要的是，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斜对面93号的房子，那是他的父亲袁克文曾住过的地方。袁家倜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那座小楼，此生种种往事，一一在眼前浮现。

成都道93号为袁世凯次子、袁家骝父亲袁克文的旧居。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号寒云，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人为溥侗、张伯驹、张学良）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袁克文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1931年病逝于天津。葬于杨村，方地山为其撰写碑文:"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成都道鹏程里4号为杨十三旧居。 杨十三（1889～1939）名彦伦，字灿如，又名杨裕民， 家族兄弟中排行十三，故名，直隶（现河北省）迁安人。1906年考入天津工艺学堂，1920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我国首创苇草造纸新技术，曾回乡创办了冀东第一所“立三私立平民女子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天津沦陷后积极抗日，1938年参与组织了“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屡建战功。1939年7月21日，在随八路军总部转移途中，牺牲于太行山附近的浊漳河畔。

鹏程里是典型的老式居民住宅区，这里狭窄而安静，大多是公寓式的旧楼房。杨十三故居就是这些式样相同的公寓中的一座，整体分为上下两层，并带有地下室，曾为民航宿舍，现为居民住宅。

成都道77号为谷良民旧居。谷良民（1889～1975），字敬轩，山东巨野县人，国民党中将参议。1907年因其三哥谷良友引荐，入奉天新民府清朝新建陆军第20镇冯玉祥营当兵。追随冯参加过滦州起义、护国讨袁、讨伐张勋、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从士兵升至警卫连长。1927年，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谷任24师16旅旅长，投入北伐战争。同年12月，奉命在豫东募兵，组建补充旅，任旅长；次年初该旅扩编为第二师，任师长。1928年6月北伐战争结束后，任山东曹州镇守史兼民团旅长。后任22师师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移居天津，新中国成立后迁居北京。

该建筑非常显眼，为西式风格楼房，主体三层，顶层缩进，外墙面饰以白色与乳黄色，风格别致淡雅。

关于成都道上建筑的所有论述唯独没有此楼，但笔者认为此楼从美学观点看非常漂亮。古罗马风格。建筑有绞绳式的立柱。

弧形的阳台。

这显然是个六边形的大客厅，外面两个角各由两棵绞绳式立柱装饰，典雅的巴洛克风格。

这样的建筑风格，与成都道上大多数简约朴素的联排别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里是成都道的世界里，位于成都道和重庆道之间，邻近桂林路，是一条活胡同。世界里共有砖木结构的楼房12幢，分为6排，每排2幢，其中有2幢由过街楼相连，位于成都道的出口处。世界里为西式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结构和装饰都比较一般。

同样是一个看似普通的里巷。但里面曾经住过的人物却不普通。顺着通直幽静的里巷走进去，喧哗之声渐渐被阻隔在静谧之外。越往里走，越是静谧。棕红色的墙面间或有几块浅色的墙砖，平淡中显出几分巧奇。楼房彼此间挨得很近，院子很小。阳光绕过楼房的间隙洒在小院内外，明亮的光线反衬出房门内的昏暗。这条里巷曾经住过不少名人，也充满了老故事。这里介绍四位老住户。

第一位是陈少梅。陈少梅(1909～1954)，名云彰，又名云鹑，号升湖，字少梅，以字行。生于湖南衡山的一个书香之家。

陈少梅自幼随父学习书画诗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5岁加入金北楼、陈师曾等发起组织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7岁成为名噪一时的"湖社画会"之骨干，22岁主持"湖社天津分会"，成为津门画坛领袖。1930年他的作品获"比利时建国百年国际博览会"美术银奖，以后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成为京津一带颇有影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美术学校校长。

第二位是施剑翘。施剑翘（1905～1979），原名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因刺杀军阀孙传芳而出名。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享年74岁。　

施剑翘为报父仇刺杀孙传芳的故事，一直以各种方式流传着。从刺杀行动的当天起，天津的所有报纸都以头条的方式连篇累牍地进行着报道。当晚，《新天津报》刊载“号外”，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在那个晚上不知刺激了多少人的眼球，标题称：《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次日，《益世报》头版头条登载详情，题目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随后的若干年中，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事件的故事一直被讲述着，虽是旧闻，却一直不曾褪色。

施剑翘生前曾著文详细讲述自己刺杀孙传芳的缘由和经过，这个普通的民居里巷，因为有这名奇女子的足迹，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为报父仇，施剑翘做了最精心的筹划和准备。一个偶然的机会，施剑翘得知孙传芳每日都在居士林念经诵佛，那以后，她便在世界里的家中精心准备着刺杀行动，在这里她印了很多张传单，上面写着自己开枪后要跟世人说清的话。她用四元钱买了一架小油印机，印了60多张卡片，一面印的是两首诗，其中一首的内容是：“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1946年9月17日，施剑翘来到苏州灵岩山。这天是父亲施从滨遇难21周年忌日，她上灵岩寺做佛事，为父亲亡灵超度。佛乐缥缈中，施剑翘心有所悟。三天后，施剑翘在灵岩寺皈依佛门……。

第三位是石友三。石友三(1891～1940)，字汉章，吉林省九台市卡伦人，倒戈将军。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当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登封少林寺被他几乎焚毁殆尽。

1928年(民国十七年)三月，建国军樊钟秀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方空虚，夺占了巩县及偃师县，但不久被冯部将领石友三夺回。樊钟秀南撤，转攻登封县城，其司令部即设在少林寺内。石友三部向南追击，至辗辕关(十八盘)，少林寺僧助樊狙击，终不敌而溃。三月十五日，石友三追至少林寺，遂纵火焚法堂。次日，驻防登封的国民军(冯玉祥部)旅长苏明启，命军士抬煤油到寺中，将天王殿、大雄殿、紧那罗殿、六祖殿、阎王殿、龙王殿、钟鼓楼、香积厨、库房、东西禅堂、御座房等处，尽付一炬，以泄厥愤。至此，千载少林寺之精华，悉遭火龙浩劫！

石友三最终的下场是被不愿被其节制进攻八路军的高树勋活埋于黄河岸边。

第四位是李厚基。李厚基(1870～1942)，字培之，江苏丰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初为直隶总督署卫队管带，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管带、标统，第四镇第七协协统。

辛亥革命时，参加进攻武汉。民国建立，改称第四师第七旅旅长。1913年进兵上海镇压二次革命，任吴淞要塞司令。同年带兵入闽，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1916年投靠皖系，任福建督军兼省长，参加督军团活动。1918年段祺瑞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李厚基任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被击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1923年被皖系徐树铮与孙中山的北伐军联合驱走。1924年11月任山西援军副司令，旋改任南下宣抚，任全威将军，后寓居天津。1942年因病逝世。

成都道60号是张自忠旧居。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一九三三年任三十八师师长，率部痛击日寇于长城喜峰口。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五十九军军长、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授上将衔。驰骋抗日沙场，历经台儿庄会战、徐州突围、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屡挫敌锋，威震寇胆。一九四〇年五月，侵华日军发动“宜昌作战”，将军为保卫三峡咽喉重镇宜昌，旄居一线，以弱拒强，于五月十六日壮烈殉国于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国捐躯之最高将领。

张自忠将军在任天津市长期间，于1936年8月以庆安堂名义购得英租界伦敦道厚德堂川记空地一块，计4.356市亩，建成此楼(成都道60 号)。

张自忠将军旧居主楼三层，后楼二层，共16间，院内另有平房14间，建筑总面积1400余平方米。这座建筑左右对称，不失庄重协调。整体建筑看似平实简约，实则低调奢华，彰显大气庄重，细节中含有中国元素。

该建筑主楼一楼有会议室，二楼设两座平台。三楼有屋顶平台，后楼一楼为餐厅，二楼为书房。进大门右侧平房也设有会议室，左侧平房为佣人住房及门房。

这里是生甡里，于1919年填土垫地，始建于1937年，为当时英租界的伦敦道、格拉斯哥道和剑桥道围合形成的建筑组团（今和平区成都道、桂林路和重庆道围合形成的建筑组团）。

生甡里20号曾是国民党警察局长李汉元的旧居。上世纪四十年代戴笠曾密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金编钟的保护者陈亦侯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说“这事你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接着，李汉元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身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为何会烧戴笠的信？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回忆：“抗战期间，李汉元虽然是国民党军统，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陈亦侯家。后陈以银行名义，把李汉元送机场，经上海飞到了香港。临走时，陈亦侯还送了两百块现大洋给李汉元。因有此救命之恩，故在这护宝过程中，李汉元没有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就这样金编钟得以继续安全地留在世上，直到1949年重回人民手中。

生甡里159号（老门牌）曾住过雍剑秋之子雍鼎臣。雍鼎臣自其父去世后不久，离开了马场道西湖别墅的住宅，辗转马场道的安裕里、革新里住到常德道的83号，时与李典臣、陆松年及潘馥四子等人做外贸生意。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公司汇到美国的货款被扣压，无奈之下雍鼎臣卖掉此宅，遂买下小了很多的铭通里一所住宅，再后来就租住这所小楼。天津解放后雍鼎臣曾任畜产公司经理、天津市政协委员。1979年去世，终年73岁。

成都道131号为乐氏旧居。资料记载，这所楼原本由乐肇基、乐松生、乐锜、乐钊、乐倩文五人共有。而这五个人，正是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乐家第四房的继承人。乐氏家族在天津并非只有这一处房产，但由于成都道131号这一处保护得最好，因此一直将这所房子看做是乐氏旧居。

乐达仁（1877-1934），浙江宁波慈水镇人，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第十二代，天津达仁堂创始人。

乐肇基（1902-1972）达仁堂药店经理乐达仁的侄子，曾就读于新学书院，后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21年乐肇基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化学，毕业后入达仁堂药店担任副经理。1925年赴欧洲考察制药工业，乐达仁去世后，乐肇基继任达仁堂药店经理，至1962年退休。

这座建筑建于1938年，由天津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雍惠民设计。砖混结构3层楼房，属于五大道中少见的现代派建筑风格。楼房22间，平房10间，窨子2间，共计34间。1937年该房面积为808.72平方米，后经连续两次扩建，现面积为2029.99平方米，

永定里位于和平区成都道与岳阳道之间，邻近桂林路，为七幢联排公寓形成的建筑组团。该建筑组团建于1937年，由中国工程司阎子亨建筑师设计，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胡仲文投资建设，以永定河名命名为“永定里”，当年多为银行职员居住。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均由独户单元联排组成，每个单元前后设小院，室内房间按照现代生活方式布局，宽敞合理，装饰简洁朴素，暖卫设施齐全，木楼梯、木地板至今保存较好。外檐为琉缸砖清水墙面，局部设混水抹灰装饰，二层设有露台。具有典型的现代建筑特征。

介绍五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名人。他们都有非常传奇的故事。

第一位叫胡仲文。（1901～1982），原名胡振名，字仲文。淮安淮城人。5岁随父母迁往天津。由小学而中学，考入南开大学商科。

大学毕业后，参加金融工作，历任职员、襄理，天津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储蓄会副总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是一位业务熟练、处事果断的金融家。建国后，其银行公私合营，曾任董事职务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1940年，与陈亦侯历经万难，将国宝金编钟保护下来，并于天津解放后，将金编钟上交政府。金编钟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第二位是住在成都道92号朱有济。朱有济，别号龙沙散人，天津人，祖籍江苏宝山，南开学校毕业。民国后历任山东省盐运使等职。曾任潘复内阁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寓居天津。好京剧，工武生，演票戏，与王庚生、刘叔度合称天津票界三杰。其旧宅属北四行房产。

该楼系由中国工程司设计建造，三层砖混结构楼房，偏东南朝向，前后有院。机砖墙身，水泥屋顶，木制地板，三槽窗户，有暖气和卫生设备，十六间房，房屋明亮，布局合理。

第三位是住在94号的孙冰如。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时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在地下党有关负责人一次次劝降下，终于答应投诚并允诺维持市内治安，防止抢劫混乱。但李汉元提出了一个条件：筹备三万袋面粉，发放给警察每人两袋。

三万袋面粉，可急坏了天津地下党负责人王金鼎。按当时的价格，一袋面粉售价银元四五块钱，三万袋面粉就是十几万元。别说此时的面粉公司大多奄奄一息，就是在行业最繁荣的年代，一下子“赞助”十几万元的面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了半天，他只好强打精神，去找寿丰面粉公司的孙冰如试探一下。此时寿丰公司的经营也已经非常困难，王金鼎觉得自己简直是“强人所难”，但为了解放天津的大事，也顾不得许多了。没想到，王金鼎说完，孙冰如二话没说，一拍胸脯：“面粉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可以说，在迎接天津解放争取警察队伍的重要关头，孙冰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此，有人将孙冰如誉为天津的“面粉大王”。

第四位是住在100号的朱宪彝。朱宪彝是内分泌学家，教育家，1903年1月出生，天津市人。1930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教授，历任天津医学院院长，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所长，河北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84年12月逝世。

第五位是居住在成都道104号的朱继圣。永定里的房子并不显眼，起码无法和它那位久负盛名的主人朱继圣相比，何况还是租住。一代商业巨子在天津居然并无房产！

早在北京仁立公司担任副经理期间，朱继圣就因主张“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化经营”和坚持“经理一人独裁经营”的经理费兴仁发生冲突。费的行为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于1924年辞职。两年后，朱继圣出任经理。

作为公司的经营者，朱继圣的许多管理措施，在今天看起来仍很先进。他多次主持修改公司章程，除了规定每年提取10%作为公积金外，还提取“特别公积金”“红利平衡基金”“改善设备基金”等，增加公司积累。他重视职工福利，对职工实行年终分红。在人才录用方面，他不用“三爷”（少爷、舅爷、姑爷）的原则曾在商界广为流传。然而对真正有才之人，朱继圣又从不吝啬给予重金。以现在的眼光看，朱继圣是一个出色的“职业经理人”。

当年“仁立”的地毯与“东亚”的毛线联手，守护国货。1941年以朱继圣为主筹建了天津结核病医院。抗美援朝时期他捐献了一架价值50万元的“仁立号”战斗机，

成都道106号为丁懋英旧居。丁懋英（1891-1969）上海人。上海著名的孟河中医丁甘仁之女。民国初年来天津，入严氏女学读书，得严氏之助，赴美国留学习医。

学成归国后，1923年丁懋英入严氏任董事长的天津公立女医院（水阁医院），任院长。1935年在英租界伦敦路（今成都道）创立天津女医院，自行开业行医。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曾担任天津女青年会董事。新中国成立后，去香港，转赴美国。

丁懋英旧居建于1935年，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阎子亨设计。建筑面积 732平方米，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前部为平房作诊所，后部为二层楼房作私宅，建筑物均为仿中式硬山作法，出檐，彩绘，垂脊饰立兽。而现在这座建筑已是原址重建的建筑，且已无半点旧日痕迹。

这是民营企业正信集团盖的办公大楼。

成都道118号为张叔诚旧居。张叔诚（1898～1995），名文孚，别名忍斋，直隶通县（今属北京市）人。他是前清工部右侍郎、总办路矿大臣、开平煤矿督办张翼之子，著名实业家。

1913年（民国二年）张叔诚入天津南开中学就学，与周恩来同学；后因父兄相继去世而辍学。他从18岁就担任了其父张翼创办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监察人，后历任中兴煤矿董事、协理、常务董事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张叔诚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张叔诚旧居落成于1936年。原为二层小洋楼，“文革”中加盖一层，变为三层，并有两层的后楼，由比利时工程师设计。该楼装饰讲究，二楼有阳台，门窗地板均为菲律宾木。楼内许多房间用于收藏文物。楼周围庭院很大，包括现在人民体育馆那块地，是一座花园宅邸。1956年，在张叔诚故居一侧建成天津人民体育馆。1958年年初，李耕涛通过周叔弢与张叔诚协商由政府购买此楼，供市体委办公用。张叔诚迁往重庆道231号（今189号）新居。

快要走到成都道的尽头。这里已是近年的现代建筑。纵观成都道，虽有张自忠将军旧居那样的深宅大院，但整体看，以联排别墅为主，并在其中又有不少里巷。成都道所展现的并非华美的建筑，而是引人入胜的老故事，从而使我们从斑驳老楼的背后，触到了旧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