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酒之时说酒话

孟跃刚

　　“美酒是我流动的血液”这句我常说的话，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名句。但随着医院诊断结果：胃间质瘤（民间俗称胃癌）后，让我流动“血液”嘎然而止。好在胃切除手术前几天，与老朋友和中学同学小聚了几次，直到次日要上手术台了，还让美酒也许是这一生最后一次在我全身流淌，那个舒服啊！无法用语言表达，也算是人生不留遗憾。不得喝了，仍然思酒，思念喝酒的那些往事。

父亲带我去喝酒

   记忆中第一次喝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文革”中，父亲刚从“牛棚”出来，见到几年未见面的我们兄妹几人，带我们到汤丹，大坪地的唯一小食馆，点了很多菜，父亲与我们喝了很多白酒，弟弟当时才6岁多，喝醉了，父亲背着他走了三公里夜路到了铜矿医院抢救，活过来了。但是，他并不因此怕酒，成年以后喝得更猛。

父亲常说：男子汉就是要喝酒；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用筷子蘸酒塞到我们嘴里。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解放后又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南闯北。记忆中父亲每天都喝好几杯，特别是几个警卫员来看他，更是开怀畅饮，酣畅淋漓，酒量非常大。喝酒也有老师的，我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

第一次放开大喝

 高中毕业下乡在原东川市菜园公社洒海大队新建村生产队欢迎新知青的晚宴上。村里宰了一只羊，在打谷场上，新老知青和公社、大队、生产队领导及本队社员，海喝猛吃。每次上酒都是来者不拒，搪瓷口缸都是满上，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缸，老知青余绍生、吴新明和好多都醉得不省人事提前离场，唐敬、宝薪和我喝到最后收场。

第一次发现酒怎么喝都不醉

最早发现我非常能喝酒是我参加工作分配到原东川矿务局湯丹矿。那个时候：每年年底矿上都要召开一次“先代会”，会后组织全矿职工大聚餐“打牙祭”。平时吃不到的千张肉、夹沙肉、高哩肉、酥肉、鱼······等大菜应有尽有。除过年外每人都盼望一年一度先代盛会的到来。那真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划拳行令，全矿人民疯成一片。每年都会自发的以科级为单位划拳喝酒，拼出个胜负冠亚军。争夺那个惨烈，不忍目睹。索道队100多号人，号称人均酒量半公斤以上的“小骡子”刘启明、邹德建等人抬着小洋碗（满碗是2两5）一口一碗，喝的脸发绿，不会说话，最终夺得第一名。后听说邹德建因肝癌去世。不会喝酒的就以“五味油汤”代酒喝。我们大修厂也有几个一、两公斤以上级酒量的，但毕竟人少寡不敌众，拿不到名次。我是每次都喝到最后没有酒伴，一个人独饮，少说也2、3公斤下肚。矿山文化生活贫乏，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看的，上至矿长下至“矿扒石”们下班后除了喝酒、赌博、找女人玩，基本没什么搞头。

　　上大学又与索道队的酒神李东林在一个班，他是每天装满酒的行军壶不离身。正顿喝不说，有时上课我们几个在教室后面喝，班主任老师也经常在晚饭时转到我们宿舍喝几口。

　　放寒假与好友小云到他原单位落雪矿永健(存友)家，我两神配，喝酒划拳，天上来天上打，地上来地上打，喝遍天下无敌手，划遍地上无对手，喝干两桶十几斤酒，喝翻所有人，维我独醒。

第一次和女人喝酒

上大学期间。学校新分来一个美女老师，她叫庄丽，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记得那年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很多同学都已经回家过元旦。我们几个单身汉。在食堂里。打了一些菜，回到教室，喝酒庆祝元旦。新的一年的到来，值得庆祝，喝了很长时间。买的几瓶酒都已经喝了见底，准备收摊回宿舍休息了。这个时候小庄老师进来，看了看说：你们这些男人，喝什么酒啊？我说：你又喝什么酒。她很得意的说：匍泉大曲。当时的匍泉全大曲是昭通产的，云南名牌，数量不是很多，大都是二曲。我们喝的四川产的沱牌，也算是比较好的啦，比起一毛多钱一斤的老白干来说强多了。而葡泉大曲是2块多钱一瓶，价格高烈性程度也很高。五十八度，我不信小庄老师能喝这种酒而且有这种酒。打睹说只要你能拿来我就全喝光。她跑回宿舍拿了两瓶过来。一瓶是已开过的剩了将近一半，另外一瓶未开。她说她们几个喝的开过的那一瓶，没开过的我一个人喝。拿过口缸开水壶盖子，倒完酒后她说一口闷。我看了她口缸里，有小半缸酒，我的口缸里是斟的满满的一瓶酒。为了男子汉的尊严，我一口气喝了见底，滴酒罚三杯。一瓶酒喝完后又辣又冲，浑身发热，顺手拿过一杯冷茶喝下，穿着单衣冲出教室。外面寒风凛冽，刺骨。一阵恶心，一大口鲜血。吐在洁白美丽的雪地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了吐血。俗话说：女人天生三两酒。所以不要轻易和女人打睹喝酒。

　　第一个引领我进入酒世界的人

顾家应是我三年学机修钳工的师傅。他红河人，四级钳工，技术精湛手艺高超，为人耿直。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顾师傅喜欢喝酒，每天都要喝。他的师傅，六级钳工的包开平技术更精湛，比較腼腆，不爱说话，他们那辈人都叫他大姑娘，他滴酒不沾。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经常有单位请我师傅去修机器，都是义务帮忙不收費的。特别是商业部门，修个冰棒机啊，打蜂窝煤机啊等等。修完机器后，都要在小食部。招待吃喝。顾师傅经常带我和周建伟去，一周少则一两次多则四五次，我们也很乐意去。经常是上午练钳工技术，下午去修机器，晚上吃喝一顿，有时甚至天天去，酒量日增。到后来连师傅都经常喝的二麻二麻的，要扶他回家。我的酒量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也许本身就遗传了父亲大酒量的基因只不过是被我师父发掘开发了出来，找到了这个土壤。后来打听到。我师傅前几年已经过世，真的很遗憾，也没有去送送他，在此深深为我师傅鞠一躬，斟满一杯白酒，洒在黄土之上，以感謝師父的培育之恩。

　　现在回忆起饮酒的历史，还有点小自豪，中国最好最醇最美的酒，我都在七八十年代喝过。当时的扁担酒即包谷散装酒，都是每月每人半斤的定量凭票供应，价格也便宜一两毛钱一斤。而瓶装酒，因为价格高是敞开供应的，茅台酒七块八一瓶。父亲当时虽有特供，每个月两公斤。但还不够他自己喝，都要买一些茅台啊，五粮液的瓶装酒。我当时的工资每月44.02元，没有负担，喝点茅台和名酒是常事。当时中国的八大名酒贵州茅台、陕西西凤、山西汾酒、北京竹叶青、四川五粮液、董酒，平均价格也就在四五块钱一瓶，不算太贵。还有些各省的名酒，像湖南的酒鬼酒、四川的乡巴佬、贵州的习水特曲，都不错。昆明人最爱喝的小青酒，杨林肥酒，都是几毛钱一瓶，物美价廉，属请客用酒。我更喜欢曲香型的曲酒，像四川的沱牌曲酒，从几毛钱一瓶喝到几块钱一瓶。每顿一瓶独自喝，有人傍喝可多喝几瓶。

买酒历来是学父亲，以件数为单位，一箱一箱的买。记得第一次见岳父母，吃饭时把他们吓着了，一个大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酒独饮，喝完后一大碗饭菜一点不少，两老口目瞪口呆，以为見到了传说中的酒囊饭袋。

　　还有一次是朋友吓着我了。十多年前，南蛮风的文友，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两次在黑龙潭省委干休所我父母家里聚会，要么杀狗，要么宰羊，酒足饭饱后，谈文学的、听音乐的，段铤经常是小提琴伴奏，我们开音乐酒会。到了打牌时，李小华的老公老杨，倒了满满一大杯酒和一大海碗的羊肉，边喝酒边吃羊肉边打麻将。之前我和他都喝了几大杯少说也有一两斤酒。虽然我在酒桌上，对斟酒者从来是来者不拒一一都是满上，但餐后，就不会再加餐。而老杨餐后，加餐酒量和菜量如此之大，我自叹不如。不得不佩服。

征战酒场数十载，所到之处，一路通杀。战无不胜。喝的最多的白酒的记录是，一次喝了八瓶沱牌。八十年代喝过三十四碗鲜啤酒（现在叫扎啤），喝过各种高度酒。像我们老家六十八度的山西烧酒，七十二度的云南白葡萄酒，七十四度的茅台原浆酒。和刚酿出未勾兑的高度粮食酒。在困难时期还喝过，不知道什么酿的很难喝的怪酒。听说过固体酒吗？86年我和好友玉民旅游从杭州坐火车回来，买了几支非常难吃的固体酒。

九十年代的假酒也喝过。九十年代不法商人受利益驱使假货充斥市场。瓶装酒真假难辩。散装酒更是不能喝不敢喝，他们用成本极低的工业甲醇来勾兑。九三年的会泽假酒案喝死几十人，喝残几百人，此案几个主犯均被枪毙，触目惊心。茅台酒用工业甲醇勾兑加農药敌敌畏，成为酱香型味道的"茅台酒"。当时一个茅台酒瓶，就可以卖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我也深受其害。这生人唯一“醉”过一次的就是喝的五粮液的瓶装酒。当时银行的领导宴请，我才喝了几口最多就是二两就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醒来到处雪白一片，大脑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后来才知道在医院里面。据他们说。喝了以后，满口讲的是听不懂的外语，然后很费劲送到医院。后来分析这个酒就是一瓶假酒。还算好，没有喝残废，没有被喝死，真是天大幸運。这些年来呢就喝一些散装的了，白酒都是熟悉的酒厂酿造的固定地点购买。前几年呢，每个月大概喝十到十五公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自己注意控制每个月也就喝个七八斤左右。前两年爱上爬山运动，经常在山上摘些绿色无公害的天然果子杨梅、橄榄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糖梨、马桑子啊，用野果泡酒。去哪里出差、开会、玩耍、旅游等，都是自带酒。甚至2016年去韩国旅游都带了两公斤酒自饮。

　　前些年在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鲍志军。知道我好几口。每次吃饭都为我要些白酒也特别的关照。而他却对红酒有很深的见解和的造诣。

　　没病之前，每天晚上不喝几兩酒。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觉得欠着什么。但我早上中午基本上不喝酒。现在虽病魔缠身。还有此感。但我相信我一定会面对病魔用积极的心态，坚强的意志和信心，战胜病魔。爭取早日重返神圣的酒坛，让我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