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桢墓志

居仁（苏中）

　《元桢墓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刊刻年代最早者。志铭十七行，行十八字，计三百余六字。志形方二尺余。1926年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由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书家评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继造像之方笔之极端，线条方硬依然，然有俯仰起伏之形态，为刻意书法趋向于写意之际。

原碑

仿真临作

《元桢墓志》风格属于初期，受造像书法影响明显，刀刻意味使之具有造像记书法线形的“方”和线质的“光”；在字形结构上以斜势为主，整体呈斜画紧结态势；在章法布局上虽有界格，但字在格中大小错落、轻重参差、正斜顺势均恰到好处。

元桢墓志的技法概念是方笔线条的“削笔”，和造像方笔的“切笔”的区别在于：削笔体现的是“轻快薄巧”。和始平公造像相比较，同是方笔，一个是“大刀阔斧”的粗犷，一个是“柔中带刚”的精致。

斜画紧结是元桢结构最典型的特征，斜画指向的横向的线条，左低右高是最明显的形的表现，这是斜画紧结的效果之一。元桢线条以方笔为主，但和造像的方又有一些区别，在技法运用上以侧锋推移为主。要求线条的形质效果干净紧密，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线条中段丰富并不矛盾。对线条中段的丰富性有二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对一根线条的中段丰富性的理解，第二个层面是对一个字中同类线条中段丰富性的理解。

斜画紧结在形质上是疏密和开合关系，落实到技法上其实是手势动作，也有一定成分的个人书写习惯。元桢的技法要领可概括为“削”，始平公的技法概念概括为“切”，同是刻意书法，为什么有不同的动作，这就是它们的艺术个性。对于斜画紧结的造型，看得出来，但写出来还是太平，说明个人的书写习惯还没有改过来，“随机应变”的能力还不强。也可以说，技法的宽度还不够。魏碑学习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拉大技术宽度，以适应各种效果的艺术表现。笔画的尖笔，可以理解为方笔的特征表现—棱角分明，以造像为基调可以理解为以方笔为基调，所以有“尖锐”的圭角是最代表性的表现。可以这么说，学习元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学会大胆斜着写。

横画的基本线型为“方笔"线条，方笔意味着线条形有四面，棱角分明。

起笔削入角的不同

收笔出锋位置各异

中段起伏形态不同

仰势(偃)，背势(俯)，偃俯(扭动)

削笔要领，笔锋要锐，力度要轻，速度要快。

竖画线条行笔动作:

1，起笔，下笔侧锋，以笔锋为角，行笔轻快无滞。①斜别，侧锋斜下，笔锋轻薄，行笔快速转正。②平刷，侧锋横削，后面动作同①。③逆刷，侧锋逆行，顿笔为角，角在中部，故称倒角。

左右开张，左低右高，斜得非常励害

平底捺画往上翘，特别夸张

呈歪△型

集字联

《元桢墓志》浅析

齐放

《元桢墓志》亦称《南安王元桢墓志铭》，刻讫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十一月廿六日，作品正方形，边长71厘米，正书，17行,满行18字,共计306字。《元桢墓志》在目前所发现的邙山北魏墓志群中，属于刊刻年代最早的宗子志石，埋于元宏迁洛后的第三年，是早期“北邙体”书迹的代表作。该墓志近似《龙门二十品》的艺术风格，在西安碑林所收藏的墓志中独具一格，有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墓志精品。

南安惠王元桢(447～496年),北魏景穆帝拓跋晃第十一子，皇兴二年(468年)赐爵南安王，加封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迁内都大官。孝文帝时出任凉州镇都大将，以绥抚之功，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除凉州刺史，旋又出为使持节、侍中、开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后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获罪。“孝文以桢孝养闻名内外，特加原恕，削掉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李延寿《北史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谋划迁都，元桢因附和上意而立功，受到孝文宠任，给予嘉奖，“以桢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加封镇北大将军,除相州刺史。太和二十年八月二日，元桢因背疔薨于邺（现河北临漳）,春秋五十，“谥曰惠王, 葬以彝典”，附窆于邙山皇陵。

作为晚进书体，北碑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隶楷之交，在相对落后的文化大背景下，独特的字体书风，曾经携带着近乎另类的奇诞意味。由于士人审美观的加入、文化氛围的传播，特别是南朝书风的潜移默化，在继承游牧民族质朴豪放、爽健泼辣的传统基础上，吸纳了南风的新妍和典雅，于是，逐渐摆脱了平城早期的朴拙怪陋之风，演绎着向正规楷书风格的生成和转变。北魏墓志，尤其中后期作品，上承魏晋，兼融南北，发展到高度成熟的历史阶段，终于在洛阳邙山一带形成了全新的、有着整体统一气质的皇家魏碑体,为法度严谨的某些隋唐楷书开启了门径。康有为有言：“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风流，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元桢墓志》虽刻于邙山早期，但作为志中精品，其风格特征却已经足见成熟，该是楷书发展史上的一次定型。

北魏墓志风格大约分为三类：一类以《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元珍墓志》为典型，体势稍长，疏散敧斜、温稳秀雅，结体和点画臻于楷法。一类如《张黑女墓志》、《司马炳墓志》，形体略扁，隶味较浓，笔多侧锋，端庄妍媚而含蓄。还有就是朴厚雄强、奇肆刚拔一类了，其首席代表就是《元桢墓志》。纵观《元桢墓志》书法，字形尚存偏狭，保留了一丝“平城”旧貌。然而，又一改冷涩乖戾的癖态，笔画古厚大方，字势却是率性恣肆，一味横展开来，艺术语言与多种龙门造像题记的意态相仿佛。《元桢》朴健，直抒胸臆，气酣意厚之际，灵率放任的天性接踵而至，既挟隶分孑遗，又是上轨的楷法，理性十足，呈现高亢坦荡之象。皇家元氏墓志中，虽然类似面目屡有出现，但一般都没有《元桢》来的纯熟和精准，达不到如此的放纵和气派。

这种元氏墓志书风，“斜划紧结”、“方峻雄强”（沙孟海语），由生拙峭劲转向韧拔遒美，在仪型的演化过程中普遍流行，正符合包世臣所称的“具龙威虎震之规”（《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乃是洛阳中早期的经典书风样式。在邙山北魏墓志中，依据康有为的归类,该碑属于“自为一体，意象相近，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一派,格调独树一帜，自有很可观的艺术价值。

《元桢》纵逸大气。墓志一般用中、小楷写成,字体较小，容易搞成娇贵玲珑，往往端谨有余，气派不足，说其“大气”，是指能小中见大。其用笔中实，不拘精致，不假巧饰，不刻于做作，将笔尖顶抵，铺毫实按，全力以就，不留虚怯余地。点跺煞力，坚韧间毫不犹疑；横竖起笔不是一味的逆势藏锋，力求直取径进，减省了“平城”碑版起笔猛顿而失于刻板的繁缛多余，时见简锋细毫、露入轻起，行至末尾，则顿驻骤收，韧劲十足；转折处强调提按，采用熟练的蹲驻动作，以至横折的肩部、竖钩的底脚都出现了强化后的顿挫方折；钩画重按，收笔的霎那却轻捷挑出，轻重缓急之间，显示着真书面目的铿锵与连贯。弯转腾挪，劲折厚重，展现外拓态势，具有鲜明的质感，整体面貌接近于南朝写经体，虽施以小字，却是蕴涵大字气派，富态不贫气。与汉隶刻石相比，《元桢墓志》的体势已经易平为欹，字形呈扁方斜侧状，且结构内紧外松，用笔也正侧兼施，刚健峻拔而不乏秀气。改蚕头燕尾为一拓直下的楷书笔法，脱掉很多隶意，基本上泯去了八分的横势，提按和转折已是全盘应用，进入了楷书结体。横画用笔废弃隶书的平直波磔，一般是左低右高，令中腰上拱或者下塌，走笔中渐行渐按，收笔处份量最重，一改“燕尾”式出锋，作顿挫结尾，意态豪放，节律灵动，殊态独居，地域色彩较浓；竖画重按入笔，收笔锐出，有悬针或垂露意；长撇细劲，掠展而行，由重渐轻，率意送出，不作隶书的回护收束；大捺粗重，遗留某些隶字的波磔用笔，但又是新的形体，收笔强调持重，显示“三过折”的体式；至于左右两边相互对称的长撇阔捺，轻重粗细反差较大，而且都直切斜下，至尾脚处却突然上扬，高高翘起，修长不纤，凝重不滞，常伸展到方格边缘，甚至超出界外，这是隶书不曾存在的笔画。

取自随性适意的民间书法特长，《元桢墓志》将其自然流变的构字成形理念，用于自由开放式的笔法设置，使得字势在变横为纵的基础上，略带紧峭之态，加之章法上采用字行距离大体相等的布局，已经初步具备了楷书体势。虽已破局了隶书的扁方结体，改作楷书的斜方，但横展的隶意仍旧依稀可见，尽管楷法用笔还未必精熟，却利索地摆脱了一般魏晋晚期繁复庸愚的隶书俗格。

北碑的时代审美观念，首先体现在厚重和朴拙两个方面,《元桢墓志》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元桢》汲取钟卫书风营养，加以改造发挥，基调自然质朴，所有的表体与内在变化，应该均出自下意识或者不自觉中，不会做出过多的预先安排，更不存在故作姿态。作为邙山早期作品，《元桢》不具备晚期墓志那样的雍然圆畅，却把持着自我个性，这就是古拙雄奇。《元桢墓志》具有鲜卑民族特色的精神内核，拓跋文化的支撑，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元魏人气盛，作为线条艺术，来自北方剽悍雄壮的顽强文化意识，必然驱使与之匹配的造型特征，需要符合与之相应的审美要求，其书法自然崇尚大刀阔斧和神采飞扬，于是达到了如此高超的浑朴与雄强状态。多以方笔露锋切入，方、圆、尖笔交替互用，力度充实，筋骨强健，血肉丰满。笔法刚断潇洒，突起乍落，刀斫斧劈，既老气横秋，又活力四射，满是遒劲雄壮之态。字体内结外展，利用左下倾斜的走向，打破横平竖直，强化纵势，斜画爽利而峭拔，既严谨又潇洒。《元桢》以险势异态著称，施笔锐利，少见迟涩，字间点画挪让呼应，还时常出现不合常理、出人意外的架构，字势突兀而夸张。貌似支离，仔细读来，疏密聚散，虚实合度，奇特的点画组合在相互牵掣中达成新的平衡，却是气格爽健，并非散漫无章，妙在能够打破常规，交融茂盛，气韵浑然一体。

例如：“南”字顶部疏阔，下身紧收，长竖下垂，以至超出框外，让人始料未及；“安”字的宝盖，头小而深陷，而女字底向左倾斜，长撇下擫，捺笔紧缩，结体异常；“恭”字三点，直落底脚，意念古拙；“体”字左低右高，错落交织，紧结中疏密变化明显，笔画虽多，却无一重复，独具异趣；“紫、凝”二字相邻，一个极其瘦长，一个格外宽阔，分布的右倾左斜，形成鲜明互照，险势非凡；“能、端”异写，终止时都是短笔内缩，深含不露；“群、言、赏、延”相邻相伴，繁简互为搭配，收放自如，对比强烈，节奏分明；“镇、铭、崑、函、幽、兰”等字，笔画茂实古朴，以憨头憨脑的面目出现，也是另类的体势欹侧；“金、爰、孝、辰、层”等字，长撇一贯到底，超越了所有笔画，森严峻历，锋铓展露；“延、遗、遂、遥”的“走之”大捺，头粗尾细，蓄势平出，硕长无比，大大超越上面的笔画，然后顺势上扬挑展，奇险异常，造型独特；“泉、东、未、水”等字，撇捺直切兀然而下，向两侧分别展开，末端抬锋，向上作出底脚，然后收笔，力贯始终，厚重稳健，精神飞动，险劲方峻中颇具神奇意态；“声、宠、响、薨、馨、銮、灵”等字，错叠紧密，重若泰岱，高峰耸立，凛然不犯，古拙而奇崛；而“端、衡、凝、雅、榇、嘏、魏、黻、黔”等字，却横亘侧卧，根基牢固，仪态沉厚，气势博大又苍浑雄奇。凡作“人字头”，首画均不露头项，撇捺硕长，发笔方峻，见棱见角，包容一切；凡转折处皆提按分明，方整中突然发笔纵跃而起，作三角大回环，干练果断，锋棱毕现，惊险特绝。

方劲的提按，尖峭的圭角，犀利的转折，结成丰满的体型，聚集放逸的气势，朴厚而茂实，动感而灵趣，特征都与《始平公》造像相仿，说明《元桢》的恣肆和雄奇满是理性的自信。锐气方刚，折冲披靡，充分倾泻书写快感，是无拘无束、没遮没拦浪漫激情的释放。然而，斜画紧结中不乏庄整舒展，唯独没有粗野霸悍，并非“平城”时期那么桀骜不驯和无法理喻，成为胡汉文化融合同化的重要标志。

《元桢墓志》布局技法精熟。率真洒脱，收放任性，气势流畅，受南朝书风浸染，行意舒散，墨韵十足，刚健中另存容腴。其章法布白因字立形，随形而变，空间占位融洽，参差穿插，疏茂相间，稳健自适，兴味酣足，落落乎如星列河汉。刻工精熟，刀意昭彰，点画字口清晰,笔迹墨痕显豁无余，把原作的锋棱刻划的纤毫毕现，甚至于适量放大，故而意趣横生，立体感很强。

对照康有为所举的魏碑“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广艺舟双楫•十六宗第十六》）。是“十美”者，《元桢墓志》皆备之。从《龙门二十品》到《张黑女墓志》，不论用笔和结体,还是风格和气韵, 北碑群体面目都因《元桢》的介入而格外丰富。风格既然能出异样, 给出新的品相，并且足以代表北魏墓志书法方强凌厉的特质, 影响涉及广泛，必然赢得珍视。

《广艺舟双楫》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尊碑第二》）？《元桢》风格引领早期的洛阳式样，开隋唐墓志书风，给人提供了赏识美感的广阔新视角，辟出接取拓展的另类空间，风靡当时主流社会，影响后世书坛，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蔚为大宗，筑就了魏碑墓志群脉的一座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