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大学入学四十周年纪念</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2 班 刘 洪</h5> <h3> “ 快点,刘洪,快点起来!”梁茨兴冲冲地从我家的后门奔进来,“好消息!喂!我们总得录取了!广西师范学院外语系!”</h3><div> 那是一九七八年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阴沉沉的。窗外朔风在吹,一阵紧,一阵松,不时卷起一堆尘土。街上路人,行色匆匆,还有拎着大包小包的。快过年了。我才从外面回来,困乏得很,刚躺下休息。 </div><div> 梁茨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眉飞色舞地述说着。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生产队里干活。当晚,他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下乡插队刚好半年,“扎根农村志不移” 的誓言犹在耳边,便碰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公开招生,实在是幸运啊。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拿了通知书,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柳州。</div><div><br></div><h3> “ 通知书不可以代领,你得亲自跑一趟,” 他的口气里有一点没有帮上忙的歉意。“刘洪,真没有想到啊,我们在同一栋楼里长大,在同一所中学读书,在同一个公社插队,现在又要去上同一所大学!”</h3><h3> “是啊,太好了!我明天就回队里!”我的倦意已荡然无存。</h3><h3><br></h3>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录取通知书的信封</h5><br> 我回大队部取了通知书,到公社办完该办的手续,在镇上唯一的一条柏油马路上兴奋地走了个来回,极其潇洒地买了几斤水果糖,一包饼干,回到泥砖砌的插青宿舍,与插友们道别。大家都祝贺我,羡慕我,嘱咐说:不要忘了我们啊!和插友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多,如今要分手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要上大学去了,去走新的人生道路了,可他们还不知要在这里修理地球到何年何月呢。 <h3>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午。柳州火车南站内外,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候车人群中有一群特别的年轻人,他们是前往桂林各大院校的新生。他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喜悦,前来送行的家长和亲友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我母亲上班,没有来送我,父亲则静静地站在人群中,抿着嘴笑,一种自豪的微笑。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我自恃很独立了,所以没有呆在父亲身边,此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同时被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的梁茨、邝志刚。</h3><h3><br></h3><h3><br></h3><h3><br></h3> <h5>从左至右:邝志刚,梁茨,我,卢少锋。(1978年7月摄于桂林叠彩山)</h5><h3><br></h3><h3> 邝志刚,我的中学同学,又瘦又高,绰号 “ 高佬 ”,走路时常常为不知先出左脚还是右脚而苦恼,可他有一长处旁人难以匹敌:广播里读到的那些外国人的名字,不管多长,他都能过耳不忘,脱口而出。比如 “西利玛沃 • 班达拉奈克”,“尼古拉 • 齐奥塞斯库”,“ 西亚尔 • 阿拉法特” 等,从他口里出来,轻松自如,和我们说 “ 潘冬子 ”、“ 胡汉三 ” 差不多。</h3><h3><br></h3><h3> “再见!” “常来信啊!”</h3><h3> 列车开动了,熟悉的街道、民居、菜市,铁道口,由慢而快地晃过,再后来,是渐渐陌生的山峰。听着列车过隧道时发出的令人窒息的声响,我心里开始从激动转向惶惑,继而复杂起来,是啊,这一次是真地离开故乡了。</h3><h3> 车厢里不时地传来惊喜的叫声,“啊呀,是你呀?上哪个学校呀?” 过道上有人在不停地挤过来,挤过去。我们几个柳州仔呢,不停地在讲啊讲,声调极高,旁若无人。有一个人走过来,用柳州话跟我们打招呼,告诉我们他也是师院外语系的新生,叫胡健强。他衣着中规中矩,表情沉着老练,我们说到有趣的事情哈哈大笑,半天合不拢嘴,他则有分寸地笑笑。在挤上这趟列车前,胡建强是柳州专区电信局的干部。</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胡建强(前排右):沉着老练,笑得很有分寸</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李可斌(后排左):阴差阳错被外语系录取</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1981年摄于桂林)</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h3 style="text-align: left;"> 后来跟我们搭话的还有考上生物系的王忠华,人称 “八宝 ”。 八宝自称是在柳州街边长大的,谈锋极健,似乎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都通晓。他说外语系在三里店分部, “ 那里原来是越南干部子弟学校,叫育才中学,七五年越南统一后归给了师院。好地方,就是偏僻了些。” 于是,有关援越抗美的镜头闪过了我的脑海,包括一些越南影片,如《阿福》、《琛姑娘的松林》等。三里店校园里是不是还挂有胡伯伯的画像呢?</h3><h3><br></h3> <h5 style="text-align: left;"> 照片摄于1984年3 月桂林奇峰镇(右三为 “八宝” 王忠华)。</h5><h3><br></h3><h3> 桂林火车南站比起柳州站来宽敞、阔气多了,当然桂林天气也比柳州寒冷。车站外面到处是人。那些三五成群的,坐在行李上的,满脸好奇、惶惑、兴奋的,都是77级的新生。</h3><h3> “广西师院外语系的,请到这边来!”有人在远处喊道。</h3><h3> 我们几个人靠了过去。那里立着一块接待站的牌子,周围已经聚集了好些人。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青年教师在张罗着集中行李,核对名单,陈吉堂老师也在其中。他是我们新生的年级辅导员。下午六点钟不到,天就黑了。负责接送的车辆忙个不停,但总排不到我们。等车时,又遇到了一个柳州来的,叫冯永超,原来是棉纺厂的电工。他身穿毛领棉大衣,笔挺的西裤,脚上的三节头擦得铮亮,外形很酷。他慢条斯理地说,他学英语用的是英国“灵格风”教材,还带来一整套的唱片。这些未来的同学们,让我颇有压力。他们都厉害着呢!</h3> <h5>冯永超(左一):慢条斯理地说他用灵格风教材学英语。(1981年11月摄于新宿舍楼前)</h5><h5><br></h5><h3> 在寒风中等久了,我们渐渐地显露出焦虑与乏味。“大家不用着急,总会轮到的,” 一个学生干部模样的大个子安慰我们说,眼镜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他还不时地和他的同伴叽咕几句英语,我心生羡慕: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漫不经心地就能说出一串串的英语?像他那样一点也不结巴地说出<br>“often do good to the people“(经常为群众做好事)?</h3> <h3> 终于轮到我们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连同行李一起送往校园。过了解放桥,路灯没有了,行人极少,周围黑乎乎的,依稀中看到七星岩几个山包的影子。我们站立着,摇晃着,任由风在我们中间放肆地穿过。我的心在提着,听着身边的同伴们不时地说些无油无盐的话。从中午到现在,激动、盼望、紧张、失落、饥饿等等感觉,不停地倒腾着,人也变得疲沓了。</h3><div> 大卡车驶进了没有任何标记的学校大门,在兼做礼堂的大饭堂门前停了下来。校园静悄悄的。饭堂里摆放了好几十张四方桌子,没有凳子,也没有开灯,只有分发饭菜的窗口处有光亮。师傅们讲的桂林话,在饭堂外面都可以听到。</div> <h5>周共(中):听到表扬,便满脸通红,如同喝了酒。(1981年摄于桂林)</h5><h3><br> “工人师傅们等了一个晚上,够辛苦的,”领我们去吃夜宵的青年老师说。</h3><div> 青年老师还介绍说,大家将要吃的是桂林米粉,很有些名气,当然也很好吃。取饭菜的窗口上方,蒸汽缭绕,一直升到没有天花板的屋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淡淡的酸味。大家手忙脚乱地从各自的包里取出铁碗或口盅。我拿着碗,走到墙边的水龙头处,装模做样地用水洗了洗。有些人连这道手续都省了。</div><div> 米粉在滚水中烫了一下,放进碗里,再加上一大勺褐黄色的卤水汤,几颗葱花粒在汤里转悠着,若隐若现。粉吃进嘴里,一股酱油味,有点酸。当然,顾不得了,三扒两口,粉就不见了,卤水也不见了。勉强打了一个嗝之后,才又想起青年老师对桂林米粉的评价。</div> <h5>韦永杰(左):大笑时,窗户玻璃会发出嗡嗡的响声。(2006年11月摄于系办公室内)</h5> <h3> 我与周共、李可斌、黄汉祥、韦永杰分配在一个房间。周共自我介绍是农场工人,其实他是师院子弟,因此他参与打前站、搞接待。大家对他表示感谢时,他脸红了,脖子也红了,仿佛喝了二两桂林三花酒。李可斌梧州人,样子很斯文,考中文的,却阴差阳错地被外语系录取了,讲起来就摇头叹气,但是他的口气里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有些抑制不住的得意。黄汉祥是武鸣人,前额的头发剪得齐刷刷的,典型的壮乡基干民兵的模样。韦永杰录取前是上林县某公社某大队的大队长,讲话声音响亮,语速极快,大笑的时候,窗户的玻璃会发出嗡嗡的响声。</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黄汉祥模样像基干民兵 (学生证照片)</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h3 style="text-align: left;"> 天放光了。我有早起的习惯,室友们还在各自的床上,没有动静。我悄声拉开房门走出去。楼前种有几棵枇杷树,对望过去,是一幢平房教室。我们的宿舍楼与教室之间是一块空地,两根水泥柱子矗立着,挂着一张软不拉沓的排球网。宿舍楼西头是一条长长的有斜坡的路,两旁种着桂花树。路边有一面墙报栏。墙报栏横额上印着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 几个大字,鲜红,醒目,庄严;中部横七竖八地贴有几张新标语,“热烈欢迎七七级新生!”,</h3><div>“Welcome!”;下方一些旧的标语依稀可见:“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div><div> 走动的人多了起来,校园苏醒了,林荫小道上的落叶也被风鼓起来,在空中舞动,远处青山的轮廓渐渐清晰明朗。望着刚刚升起的初春的太阳,我意识到,我生命中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天,开始了。</div><div><br></div><div> 2018年2 月27日 于多伦多</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