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04

春天的怀念  
    说来惭愧,教了一辈子语文的我是在高一才学会了写作文。在成为兰立言老师的学生之前,和许多学生一样——我惧怕写作文,虽然在母亲和兄长的影响下,我很喜欢阅读,也很喜欢大声朗读,我喜欢语文课,但每到写作文我就发怵,不知道该写什么,从哪里下手。不知如何开头,不知怎样展开,……一到作文我就抓耳挠腮,愁眉苦脸,真可谓咬断笔杆,望穿黑板。      
  一九七六年升入高中,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学校开始抓文化课教学,进行班级调整,我所在的班级被拆散,分到其他各个班,我被分到兰老师班上。开始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那时从小学到初中不需考试,更无择校,整个年级集体升入,班级不被拆散,老百姓叫它“连锅端”,五年级三班升上去就是初一(三)班,同班同学相处七八年,彼此非常熟悉。升入高中短短二个月,进了两个陌生的班级……第一次作文练习之后,一天兰老师问我:想不想把作文水平提高一下?想!那每天写一篇你愿意吗?愿意!于是每天放学后老师给我一个作文题目,回家完成后第二天一早交给老师,下午放学后去办公室,兰老师点评习作,指出问题,然后再布置一篇。就这样持续一个多星期,我似乎就开窍了,不怕写作文了。知道如何开头,如何展开了,第一次知道了记叙文的六要素……以前觉得没东西可写,现在写个千把字都不怵,以前的阅读摘抄都派上了用场。学校开运动会时,我被允许离开指定座位,到比赛场地转悠,近距离观看比赛,以便撰写运动会通讯。我写一篇,老师就阅读指导一篇。我就是在这时学会了如何选材,如何拟题,懂得了写作文恰当使用烘托来丰满文章,一场运动会下来,我能完成二十多篇通讯稿,篇篇都得到老师指导。这让我的作文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讲评。老师的鼓励,让我越发喜欢写作文,我开始每次作文都长篇大论,别的同学一学期一本作文本,我两本都不够用。考试时自然时间不够用,记得我第一次考试作文写不完的时候,我急得差点要哭了,老师收卷的时候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跟着老师到办公室,老师悄悄对我说:“晚上你来我家,把作文写完”,于是在老师逼仄的卧室兼书房里,在昏黄温暖的灯光下,我不止一次地完成了我的考试作文。这个秘密只有我、老师和师母知道。老师就是用这种“作弊”的手法保护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设想,如果老师当时一味强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文,一味强调如何应试。我还能在作文时天马行空,畅所欲言吗?我还能对写作抱有浓厚的兴趣吗?
喜欢写作文,在当时对我而言一个最直接的好处是:我帮同学写作文,同学帮我排队买电影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舞台上不再只有“八个样板戏”,文艺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文革前拍摄的优秀影片复映,老百姓以极大的热情迎接祖国的春天,文艺界的春天。影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要想买到电影票要么花时间排队,要么认识售票员。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班上有同学讨厌写作文,而她恰好认识南滩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我俩一拍即合。利用课余时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最疯狂的时候,我会利用上下午两场考试之间的间隙去看场电影。现在想来,这种因喜欢而不顾一切的性格或许也多少受老师一些影响。老师1957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天津十中教历史,而师母被分配到青海水泥场担任化学实验员。为了爱情,1960年底,老师从发达的海滨城市天津来到荒凉的青藏高原,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爱情,献给了高原,献给了学生。
教语文原非兰老师的本行,老师的语文讲的也并非精彩。老师个子不高,讲一口四川话,讲到投入时,嘴角会堆起一些白沫,调皮的男生下课常议论这个。我感兴趣的是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历史故事,那些小典故。有感于尾生抱柱,佩服他为坚守信约而放弃生命的精神。而这似乎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做人的原则。我常能想起老师给我们讲曹操和关羽的故事时的情景,耳边似乎又响起老师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老师还常给我们讲他的大学生活。讲大学的图书馆,讲大学的篮球赛,这使我对大学校园更加心驰神往。对大学的向往,最初是受哥哥的影响 ,兰老师则更坚定了我考大学的愿望。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兰老师推荐我以在校生的身份参加了那个冬天的高考。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化课学习的我(我们的初中生活有一多半是在工场、农村、军训的训练场和大批判会场上度过的,学工、学农、学军是我们初中生活最深的记忆),和那些接受过系统文化课学习却被文革剥夺了高考权利的“老三届”相遇,只能是不堪一击。1978年高中毕业,为了尽量避开“老三届”我听从哥哥的意见选择了理科,数学严重短腿的我总分刚达录取分数线,心高气傲的我没有选择报考师专,我那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地记者,我落榜了。当时学校教师奇缺,学校从工厂,机关借调老师,政府决定从高考落榜生中招收一批教师,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这年十一月我选择了当一名语文教师。然而对大学的向往,让我很不甘心,这时又是兰老师帮我复习历史。那时,我上班当老师,下班了当学生。还是在老师那间逼仄的小屋里,还是在那温暖的灯光下,兰老师教我如何梳理历史,怎样记忆历史事件的要点,如何解释历史名词,如何掌握答大题的要点技巧……教历史可是老师的本行,1979年老师重新教历史。先后任青海历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和副理事长;青海省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老师押题很准,他终于帮我圆了大学梦。
人,一生会遇到许多人许多事。而真正能影响你人生道路的并不多,幸运的人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我就是幸运的。

  老师一辈子教了六千多个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成为兰老师的学生是幸运的,明华同学曾告诉我,1982年社会上兴起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她便在农行组织了读书活动小组(她是团干部),她去请兰老师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当时老师很忙,却爽快地答应了,兰老师做事非常认真,她没想到老师会按她的想法备了课。给他们上第一节课时老师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系统的给你们把中国历史讲一遍,我想你们既然是振兴中华读书小组,那就是要学习古人的奋斗精神,所以我列了一个题纲,把各时期努力奋斗的典型人物讲给你们,希望能鼓舞你们拼博上进,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老师每个周末都给他们讲课,持续了半年时间。他们这个读书小组后来受到市级表彰。不管是哪个学生,老师总是有求必应,也许在老师心里,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需要。

  2015年我们去看望老师,时隔近四十年,84岁的老师竟还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讲出我们上学时的趣事……这需要怎样的修为与投入。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八十八岁的老师安然离世,远隔千里未能送老师一程,内心无比愧疚遗憾,谨以此文表达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2018.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