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怀念

上官冰雪

春天的怀念  

　　  说来惭愧，教了一辈子语文的我是在高一才学会了写作文。在成为兰立言老师的学生之前，和许多学生一样——我惧怕写作文，虽然在母亲和兄长的影响下，我很喜欢阅读，也很喜欢大声朗读，我喜欢语文课，但每到写作文我就发怵，不知道该写什么，从哪里下手。不知如何开头，不知怎样展开，……一到作文我就抓耳挠腮，愁眉苦脸，真可谓咬断笔杆，望穿黑板。      

　　一九七六年升入高中，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学校开始抓文化课教学，进行班级调整，我所在的班级被拆散，分到其他各个班，我被分到兰老师班上。开始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那时从小学到初中不需考试，更无择校，整个年级集体升入，班级不被拆散，老百姓叫它“连锅端”，五年级三班升上去就是初一（三）班，同班同学相处七八年，彼此非常熟悉。升入高中短短二个月，进了两个陌生的班级……第一次作文练习之后，一天兰老师问我：想不想把作文水平提高一下？想！那每天写一篇你愿意吗？愿意！于是每天放学后老师给我一个作文题目，回家完成后第二天一早交给老师，下午放学后去办公室，兰老师点评习作，指出问题，然后再布置一篇。就这样持续一个多星期，我似乎就开窍了，不怕写作文了。知道如何开头，如何展开了，第一次知道了记叙文的六要素……以前觉得没东西可写，现在写个千把字都不怵，以前的阅读摘抄都派上了用场。学校开运动会时，我被允许离开指定座位，到比赛场地转悠，近距离观看比赛，以便撰写运动会通讯。我写一篇，老师就阅读指导一篇。我就是在这时学会了如何选材，如何拟题，懂得了写作文恰当使用烘托来丰满文章，一场运动会下来，我能完成二十多篇通讯稿，篇篇都得到老师指导。这让我的作文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讲评。老师的鼓励，让我越发喜欢写作文，我开始每次作文都长篇大论，别的同学一学期一本作文本，我两本都不够用。考试时自然时间不够用，记得我第一次考试作文写不完的时候，我急得差点要哭了，老师收卷的时候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跟着老师到办公室，老师悄悄对我说：“晚上你来我家，把作文写完”，于是在老师逼仄的卧室兼书房里，在昏黄温暖的灯光下，我不止一次地完成了我的考试作文。这个秘密只有我、老师和师母知道。老师就是用这种“作弊”的手法保护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设想，如果老师当时一味强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文，一味强调如何应试。我还能在作文时天马行空，畅所欲言吗？我还能对写作抱有浓厚的兴趣吗？

喜欢写作文，在当时对我而言一个最直接的好处是：我帮同学写作文，同学帮我排队买电影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舞台上不再只有“八个样板戏”，文艺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文革前拍摄的优秀影片复映，老百姓以极大的热情迎接祖国的春天，文艺界的春天。影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要想买到电影票要么花时间排队，要么认识售票员。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班上有同学讨厌写作文，而她恰好认识南滩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我俩一拍即合。利用课余时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最疯狂的时候，我会利用上下午两场考试之间的间隙去看场电影。现在想来，这种因喜欢而不顾一切的性格或许也多少受老师一些影响。老师1957年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天津十中教历史，而师母被分配到青海水泥场担任化学实验员。为了爱情，1960年底，老师从发达的海滨城市天津来到荒凉的青藏高原，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爱情，献给了高原，献给了学生。

教语文原非兰老师的本行，老师的语文讲的也并非精彩。老师个子不高，讲一口四川话，讲到投入时，嘴角会堆起一些白沫，调皮的男生下课常议论这个。我感兴趣的是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历史故事，那些小典故。有感于尾生抱柱，佩服他为坚守信约而放弃生命的精神。而这似乎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做人的原则。我常能想起老师给我们讲曹操和关羽的故事时的情景，耳边似乎又响起老师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老师还常给我们讲他的大学生活。讲大学的图书馆，讲大学的篮球赛，这使我对大学校园更加心驰神往。对大学的向往，最初是受哥哥的影响 ，兰老师则更坚定了我考大学的愿望。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兰老师推荐我以在校生的身份参加了那个冬天的高考。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化课学习的我（我们的初中生活有一多半是在工场、农村、军训的训练场和大批判会场上度过的，学工、学农、学军是我们初中生活最深的记忆），和那些接受过系统文化课学习却被文革剥夺了高考权利的“老三届”相遇，只能是不堪一击。1978年高中毕业，为了尽量避开“老三届”我听从哥哥的意见选择了理科，数学严重短腿的我总分刚达录取分数线，心高气傲的我没有选择报考师专，我那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战地记者，我落榜了。当时学校教师奇缺，学校从工厂，机关借调老师，政府决定从高考落榜生中招收一批教师，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这年十一月我选择了当一名语文教师。然而对大学的向往，让我很不甘心，这时又是兰老师帮我复习历史。那时，我上班当老师，下班了当学生。还是在老师那间逼仄的小屋里，还是在那温暖的灯光下，兰老师教我如何梳理历史，怎样记忆历史事件的要点，如何解释历史名词，如何掌握答大题的要点技巧……教历史可是老师的本行，1979年老师重新教历史。先后任青海历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和副理事长；青海省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老师押题很准，他终于帮我圆了大学梦。

人，一生会遇到许多人许多事。而真正能影响你人生道路的并不多，幸运的人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我就是幸运的。

　　老师一辈子教了六千多个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成为兰老师的学生是幸运的，明华同学曾告诉我，1982年社会上兴起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她便在农行组织了读书活动小组（她是团干部），她去请兰老师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当时老师很忙，却爽快地答应了，兰老师做事非常认真，她没想到老师会按她的想法备了课。给他们上第一节课时老师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系统的给你们把中国历史讲一遍，我想你们既然是振兴中华读书小组，那就是要学习古人的奋斗精神，所以我列了一个题纲，把各时期努力奋斗的典型人物讲给你们，希望能鼓舞你们拼博上进，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老师每个周末都给他们讲课，持续了半年时间。他们这个读书小组后来受到市级表彰。不管是哪个学生，老师总是有求必应，也许在老师心里，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需要。

　　2015年我们去看望老师，时隔近四十年，84岁的老师竟还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讲出我们上学时的趣事……这需要怎样的修为与投入。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八十八岁的老师安然离世，远隔千里未能送老师一程，内心无比愧疚遗憾，谨以此文表达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2018.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