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培森》

岳贵春

高中毕业

纪念李培森

我与李培森从1950年上初中相识到2012年他去世，六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是在一起，其时间长度超过了我所有的朋友。虽然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通信发达，彼此关心、思念、牵挂，甚至更为密切。李培森比我大五岁，入初中我还是少先队员时，他已经18岁，是共青团员了。中学的六年时间里，他学习努力、行为稳健、政治成熟。中学入党，受到同学的尊重和老师的信任。他一直是学生中的领袖。上大学我们两个又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以至于同一个班。毕业后又都留校工作多年。因而李培森对我的人生走向和个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初中时，年龄相对差比较大，十八九岁的同学看我们十四五岁的同学幼稚无知，难以融合。我们属于弱势群体，是被领导者，甚至是被欺负者。到了高中三年我的个头超过了李培森，年龄达到了十七八岁，也懂事了。加之与李培森始终同班同桌，就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了。年龄和成熟程度的差异，我始终是被帮助的对象。他帮助我思想进步，要我克服只专不红思想，并且培养我入团。

到了大学，相对年龄差虽然在不断地缩小，然而我思想上的单纯、政治上的幼稚依然非常明显。1957年春天我们是大二下期，我是三班班长，积极要求进步。正值这时党中央发出号召整党，让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是团员，又是班长，理所当然应该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就在这时，李培森找我谈话，提醒我不要只凭热情，要看清形势，要实事求是。我确实是凭着一时热情，心血来潮，看不清形势。特别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就更证实了他说得对。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不仅没有走错了路，同时使得我认识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大学的几年里他始终关心我要端正学习目的，提醒我不要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已经从政。他经常提醒我不要荒废学业，切不可眼光短浅，学问总会是有用的。特别是他鼓励我趁此机会好好学习英语，将来总会用得上的。并且语重心长地说“中学时咱俩都曾有过留苏的机会，但是都错过了。如今我干了这个，没机会了，就看你的了。”当着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他一再地对我说，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英语不可丢。将来会越来越有用。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一直教本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基础，而且还有了很大的提高。

念大学时，二三年级之后许多男女同学都在处对象，有异性朋友。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和李敏学定了情。他见没人理我，我自己又无动于衷。他知道我性格内向，腼腆，有想法也轻易不肯说出来。于是他就注意观察我，看我和哪个女同学比较接近，或者他觉得哪个女同学比较合适，且有可能，于是他就主动找我。他知道我一碰到这个问题我就羞愧得不敢直言，他总是用引导的方式，问我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给我留有余地。其实我喜欢谁，他心里明明知道，为了给我留面子，总是他先说，而不揭穿我的内心活动而已。1959年元旦我们俩都在北京，眼看就要大学毕业，我这里还是无声无息。他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还是老办法，把他认为可能的人一个一个地问我。当着他点到我已经暗恋多年而自己又没有信心的一位女同学时，我反应异常。他当即无奈地说“还是我先给她写一封信吧。”当着人家不回信，不表示可否时，回到长春他又主动找上门去，终于说动了这位姑娘。当我看见了曙光的时候，我才敢于出面。

几十年来，我个人的问题、家庭问题、子女问题，没有他不关心的。后二十年，虽然不在一起，但是心心相印。彼此时时刻刻牵挂，直到他去世。

1956年和岳贵春于吉林大学

1957年和岳贵春在解放大路宿舍平台上

1957年和刘海坤岳贵春于鸣放宫

1958年和岳贵春于北京

1958年和崔玉琢杨校刘海坤岳贵春于北京

1958年于北京

李培森，崔玉琢，杨校，张友良，曲宝仁，刘海坤，岳贵春

1958年于北京

李培森，崔玉琢，杨校，张友良，曲宝仁，刘海坤，岳贵春

李培森李敏学夫妇订婚照

李培森，李敏学，岳贵春和中学同学于解放大路宿舍

1961年迎接中学同学留苏归来

1993年岳贵春夫妇，东北师大田锡国夫妇欢送李培森去美国探亲

1993年岳贵春夫妇，东北师大田锡国夫妇欢送李培森去美国探亲

2011年岳贵春去哈尔滨探望李培森

三位中学同学叙旧

岳贵春为李培森讲述参加拜泉中学校庆盛况

看过去的同学

看过去的同学

2014年秋季岳贵春为李培森夫妇祭墓

2014年秋季岳贵春为李培森夫妇祭墓

李培森弟弟陪同

李培森外甥陪同

安息吧，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