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读王维《竹里馆》</h3><div> 作者：侯良学</div><div> </div><div><br></div><div>夜深了，我独自坐在幽幽的竹林里</div><div>（哪有什么竹林啊</div><div>在这钢筋水泥筑起高楼大厦的</div><div>某一个盒子一样的房间里</div><div>我想象着，想象那幽幽的碧翠的竹子</div><div>让微风徐徐吹过</div><div>楼前花园里倒是有几根竹子</div><div>可是叶子几乎全已干枯</div><div>里面扔满了白色垃圾）</div><div>我一会弹琴，一会吹口哨</div><div>（弹琴肯定不会，吹口哨还可以</div><div>不过我可以放音响</div><div>想听什么就放什么</div><div>还可以大声吼叫</div><div>随便扮演什么怪兽)</div><div>在这深深的竹林里根本没有别人</div><div>(其实也不能太随便</div><div>已经有人敲过几次门</div><div>甚至有人警告我说要叫警察</div><div>因为我太扰民，奶奶的脚）</div><div>明亮的月儿来了，来照耀孤独的我</div><div>（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见月亮了？</div><div>难道是月亮躲起来了吗）</div><div><br></div><div>2017-8-14</div> <h3>申文军赏析</h3><div><br></div><div> 穿越，一种互文性的挖掘</div><div><br></div><div> 阅读，真正的阅读就是一种穿越，融入作者利用语言为我们创造的空间。王维的诗的创造，更是一种自然天籁的"搭建"。几成绝响! 诗人把普通的融入升华为奇崛的“时空穿越”，在王维的诗的空间（一种文本）中和自己的现实空间(一种文本)中进行一种深度的互文性的挖掘。在一种穿越的复调的互文性的展现中，诗人实现了一种对照、对映、互射，实现了一种古与今的对比，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诗歌文本空间，对自己所在的反生态、非生态、伪生态的现实境况进行了一种批判，表达了一种回归自然的“诗意地栖居”的良好愿望，并因之可以确立一种“现实所处”的生态批评意识。</div><div> 该诗题为《读王维的<竹里馆>》，其互文性主要表现为对王维《竹里馆》这一绝句的“翻译”的阅读，或说，阅读的“翻译”。作为古代的格律诗，《竹里馆》被作者逐句翻译为白话诗，“引用”进自己的诗歌文本，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典型的互文性手法的运用。在该诗中，括号外的诗句是对王维诗的“翻译”，共是四句白话诗句，是一种“引用”，每一句都对应括号内的数句诗句，括号内的诗句才是作者自己的诗句。全诗没有在形式上分节，却对应着王维的绝句的四句诗，分为内在的四个部分。</div> <h3>“夜深了，我独自坐在幽幽的竹林里”，这是该诗的第一句，也是该诗括号外诗句的第一句，对应着王维《竹里馆》的第一句“独坐幽篁里”，是对其的“翻译”的“引用”。这种“引用”，从互文性的角度而言，把对王维《竹里馆》的阅读直接地当作“可写的文本”（德里达语），透露着“读者”的“复活”，或说，“读者”的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解构中的一种建构。然而，这里的解构却不是针对王维的诗歌文本(德里达的“作者”的死去，在这里应表述为“作者”的再生，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解构的边界的一种发现，任何过度都是不可取的，应有中华文化的“中和”思想的态度对待解构与建构问题，并且其具有概念自反的性质，就是说，解构本身也是一种建构，比如，无中心的、碎片化的建构)，而是针对于诗人所在现实的一种解构和批判，相反的，王维的文本，通过“翻译”的白话诗的“引用”在这里却成了一种建构性的存在，一种回归自然的“诗意地栖居”的存在。诗人的创造性，体现在作为“读者“对王维诗的建构性“翻译”上，体现在作为作者对王维诗的“引用”上，这种“引用”便是括号外的诗句(诗人说，在互文性的运用中，他是想运用现代派意识流手法，来实现一种意识和潜意识的立体性的表达，读王维的“翻译”的显意识激发出不断涌现的潜意识，潜意识表现为括号内的诗句)，其与括号内的诗句嵌构在一起，显现着对现实的解构性、批判性，对回归自然的建构性、肯定性。王维的诗是一种建构性，而解构性是对其的重要的补充，并在这种补充中，实现一种对王维诗的文本的时代性的超越。该诗的解构性、批判性体现在括号内的诗句中，它才是作者的诗句，“（哪有什么竹林啊/在这钢筋水泥筑起高楼大厦的/某一个盒子一样的房间里/我想象着，想象那幽幽的碧翠的竹子/让微风徐徐吹过/楼前花园里倒是有几根竹子/可是叶子几乎全已干枯/里面扔满了白色垃圾）”。诗人在阅读中反观自己所处的现实，没有竹林，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诗人不禁进入到一种由阅读引发的想象中，希望现实中能出现微风轻吹的幽幽的翠竹，可现实中楼前花园中却只有几根病竹，且里面扔满了白色的垃圾。这里的意象，展现的便是现实中的我们之“所处”，同竹子一样是病态的，是自然和健康的生态被缺位的，因为“盒子一样”的规整的高楼大厦的背后的资本工业化、消费符号化的本性的存在，因为一种白色的污染之类的存在。“盒子”在这里隐喻着资本工业文明的某种异化的封闭性。我们“现实所处”，与“诗意地栖居”，已经是一种悖反的存在。诗人阅读王维，正是要在王维诗句所给予的精神的“诗意地栖居”中寻求一种安慰，也意味着一种对现实的身体的“非诗意地栖居”的愤懑和不平。这种既有建构又有解构，让解构和建构相互生成的批判，应是生态诗(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的重要特质。诗人批判的独特的深刻性正在于，以自己的生态人格的“现实所处”，对现代的现实中的人的一种心与身进行一种考察和审视。生态诗人之类，是一种清醒的心身被分裂者(当然，其中也有走向生态实践的一类心身合一者)？而更有一种心身合一的非生态、反生态的“浊浊者”，其中有分为被动者和主动者，还有一种口头、表面生态而实际上依然是非生态的伪生态人格……谁为这个时代的人格典型呢？令人深思！令人感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艰难性、复杂性，一种在艰难中前进的“无奈”而主动的、激奋地战胜自我的执着性。</h3><div><br></div> <h3>“我一会弹琴，一会吹口哨”，是该诗的括号外诗句的第二句，对应着王维《竹里馆》的第二句，“弹琴复长啸”。括号内诗句为，“（弹琴肯定不会，吹口哨还可以/不过我可以放音响/想听什么就放什么/还可以大声吼叫/随便扮演什么怪兽)”。同样延续着解构与建构的相互生成性脉络，“读者”，成为深夜竹林里的弹琴者，吹口哨者，在阅读中创造的“作者”，则成为不会弹琴者，吹口哨还可以。高雅的艺术在古代和现代都是少数人能享有的奢侈品，这一点古今相同。但是，古代这样的分野只是社会阶层生态间性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导致的必然，但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间性并没有大的问题。而现代则不同了，高雅艺术本身在发生人类中心主义的质变，且不断受到大众艺术的侵蚀，体现着双重的困境。良好的文化艺术生态，必须是这样一种应然：高雅艺术本身应是生态健康性的，且其应该和大众艺术有相应的生态健康方面的统一性，两者的演化规律也应是随着生产力的发达，人们艺术素质的提升，而不断地相互走近的、融合的。现实中，艺术越来越专业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艺术表现的器具也越来越科学化，这一点，却有某种失去“返璞归真”的一面，难怪在回归自然中，人们会更欣赏原生态的艺术。诗人写到，不过我可以放音响，想听什么就听什么，还可以吼叫，扮演怪兽。这里的意象，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发泄性质的精神需求，它是对古典精神高雅性、神圣性的背叛，是一种从整个社会来说身体欲望过度放纵而导致身心失衡的表现。而具有生态人格的诗人，和现代艺术一样，为人类的这一被异化而担负着一种“现实的所处”。音响的出现，是一种颇富隐喻的意象，代表着现代社会心与物的典型关系：放大一种精神的失却，成为精神本身。吼叫，扮演怪兽，也是一种无奈中的、压抑中的扭曲的放纵和发泄。这种发泄，是对于现实压力的消极的反抗。甚至回归“原生态”，也成为一种“现实所处”中的无奈的“伪生态”。我们因此也杜绝了在“物”中寻求家园、居所的可能性。因为这“物”，已经不是一种自然之物、生态之物，其中蕴含着海德格尔的关于技术的本质的揭示，技术存在于物中，并且现代技术也将存在于人的身体的“物”中。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生态的技术，才能真正地回归自然，实现生态及生态间性的健康性。</h3> <h3>“在这深深的竹林里根本没有别人”，这是该诗括号外的第三句诗，是对于《竹里馆》的第三句诗“深林人不知”的“翻译”。相对应的括号内的诗句为，“(其实也不能太随便/已经有人敲过几次门/甚至有人警告我说要叫警察/因为我太扰民，奶奶的脚）”。深深的竹林里没有别人，所以也没有人知道王维“所处”的妙境。这里的“翻译”带有互文性的互补性，似乎也是中国古代互文修辞格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当然也是在说“人不知”。括号内的诗句，却顺着前面括号内的诗句走。其实不能太随便，那种借着物而放大的发泄，一种对物欲的扭曲的超脱，也不是自由的，邻里会敲门的，深夜里，会影响人家休息，有人警告要叫警察，太扰民，“奶奶的脚”，诗句里终于出现了一句日常生活中的发泄不满或表现幽默的低俗之语。这里，生态人格诗人的让正常人看来怪诞的行为，其引起的众人的不满，其对一种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具有隐喻的意义。这种隐喻，表现着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表现着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悖反的张力的存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是生态问题的两个面相而已，其在深层次上是一体的。马克思早就对之有深刻的洞察，并认为理想的社会和人类的解放，必然是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的两个命题的统一。</h3><div><br></div> <h3>“明亮的月儿来了，来照耀孤独的我”，这是该诗括号外的第四句诗，也是最后一句，是一种解读式的“翻译”。其对应着王维《竹里馆》绝句的第四句诗，“明月来相照”。王维的诗，也可解读为与自然的交融一体，是一种澄明境界的体现。然而作者，却从中读出了一种“孤独”，这是生态人格的诗人在现实中“所处”的一种投射吧。对应的括号内诗句为，“（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见月亮了？/难道是月亮躲起来了吗）”，原来，月亮在这里成为整个自然界的隐喻，多长时间了，自然在我们中缺失，难道是它躲起来了吗？这是对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的自然的消失般的缺位的质问。也因此，诗人才倍感孤独。孤独感的本质，是精神上的流浪。精神流浪的本质，是社会人之间的疏离。这种疏离，最终表现为对自然的掠夺和疏离，就是说，是“自然人”的失缺。诗人多么希望改变这种“现实所处”，多么希望明月的照耀不仅在自我，也在所有的人类呀！那时，对自然的回归，也将带来真正的生态精神的回归，而进入一种人际间的真善美的澄明之境，孤独感自然会烟消云散。</h3><div><br></div> <h3>这首诗意蕴丰厚，以互文性的运思和形式，开拓出古与今，人身与人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别具魅力的艺术空间的构成维度。这种意蕴，体现在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文化性、精神性这四个“间性”之间的矛盾的张力。比起王维的文本，在这方面更具本质穿透性，是在生态间性意义上（当然还有互文性，既，文本间性）对王维诗的超越。警察等意象的社会性，弹琴等意象的人文性，明月、竹林等意象的自然性，我的心身的融入、拒斥等情感思绪以这些意象而表现，或直接成意象，皆在一种互动中呈现一种批判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宽度。该诗所揭示的所谓“现实所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人的“诗意地栖居”，既是一种生态的居所问题，也是一种生态间性的行为、作为问题，而后者与前者的平衡，才是生态问题的本质！对人和自然、人和社会来说，有怎样的行为，便会有怎样的居所！只有“诗意地栖居”，才会有“诗意的栖居”。“现实所处”，是对生态批评中的“居所意识”的发展，其更强调人的作为与“居所意识”的关系。“诗意地栖居”、家园意识、居所意识（地方意识）有交叉性，但在根本上都应是一种“地”的动态的“关系演变的性质”的存在，而“的”的静态的“关系性质”的存在，只是其结果罢了。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必须在生态间性和主体间性的互为观照和审视中，实现一种认识的、价值的、伦理的、审美的、实践的“自然之道”意义上的新的整体性的发现。这种互为观照和审视，也正是生态审美生发的根源！</h3><div> 该诗的意蕴还令人想到：一种社会之人，只有回归自然的本然，才能回到家园，一颗人文的心灵，只有同自然的光照相映而辉，才能实现灵魂的归宿。只有在家园中，在归宿中，人才实现了自己的意义。才和自然化为一体，实现一种特别的生生不息。而当人，实现了社会人、文化人、精神人和“自然人”的合一，我们的社会，也将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即：人和自然的伟大和解，人和社会的伟大和解，以及人、自然与社会的“自然之道”意义上的相互促进的生生不息!</div><div> 而对“自然之道”的体悟，正是中国老庄文化、禅文化的至高境界。在这一点上，王维的文本和诗人创造的文本，又有其文化意义上的“共根性”的本质，虽然诗人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极深！其实，在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中，有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勾连，如现代计算机的二进位制与《易经》阴阳符号的关系、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市场配置资源等等，更别说西方后现代思想 ，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应的“文化间性”的想通的一面了！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