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祭母亲仙逝25周年

志在暮年

　　我的母亲生于1913年属鼠，路桥下洋叶人。20岁嫁到白枫桥，一直住在白枫桥小镇上，靠我父亲打丝线生活。

　　父母亲生下我们姐妹五个，我是幺妹，号称小镇上的五朵金花。父母亲很开明，我们姐妹到了入学年龄，都会让我们读书，象大姐、二姐这样的年代，很少有女孩子上学的，特别是二姐有腿疾，遇到刮风下雨、冰冻路滑，父亲会背她上学。母亲没有那么深邃的道理，"知识能改变命运",但她只知道自己文盲沒用。小镇上的人都叽笑我母亲，女儿读书有什么用，出嫁了是婆家人，可母亲总是不以为然。

1954年父亲因风寒病倒，沒钱医治，几个月后，就在病危中，奄奄一息。深夜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弥漫着浓浓的黑烟，母亲独自一人站在床头，父亲微弱的声音交代着抚养五个女儿（大姐17岁我只有2岁）,母亲不停地流泪、撕心裂肺、悲痛欲绝，害怕、恐惧、伤心交织在一起，家中无一男丁，要料理后事，面对生活，自己不坚强，有谁扶你呢！女子本弱，为母则刚！靠着母亲撑起了这片天。

父亲走后，生活困难饥寒交迫，于是把我送给路桥街一户人家，买了一个小喇叭给我，他家后门傍着一条河，我站在后门门坎上拨弄着，可能是对玩具的爱不释手，留下这一丝记忆。但沒过多久，又接了回来。

　　母亲虽则很平凡，却是我们心中的万能女神，仿佛她有超大的魔力，能化解生活中所有的磨难与忧愁，天大的困难她都能从容应对。面对这个破碎的家，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来不及抚平伤痛，来不及奢求什么，她要拉扯着走进渺茫的明天。

在政府的关怀和母亲的努力下，争取到在自己家里设立邮政代办所。每天负责三个乡公所的书信、报纸往来。大姐参加了工作，二姐、三姐每天送信、送报纸，方圆几十里路，起早贪黑把报纸送到每个村。当时三姐只有10岁，她后来回忆说，每天最怕的是村里的狗，吓得直哆嗦。

　　我的母亲是出了名的干净，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前门半条街、以及后门与乡公所同院的大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365天天天如此。在我心中母亲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我在睡梦中她在煤油灯下做着针线活，我还在曚昽中她已经在楼下洗洗刷刷。家里楼下的石板地三天两头要冲洗一次，每天叫我们捧盆水、拿块抹布，到楼上抹一遍，家具简陋但锃光泽亮。

她常说"敬重衣衫敬重人",条件差衣服补丁不要紧，但一定要干净整洁，稍新的衣服，只有在过年或喝喜酒时穿，她说这些场合要穿得光鲜体面。记得我初中住校的第一天，有同学问我你是不是老师的女儿？大概我穿得比较体面。我们的衣服里面是粗布衫，袖口总要缝上棉毛衫的袖口。织的纱衫，袖口领子要用毛线织上，所谓的毛线衫，是用七八种颜色的毛线头，沒有规则胡乱地拼凑而成，但领子袖口一定是颜色好看些、毛线粗细均匀些。直至三姐的女儿回忆，外婆给她织的毛衣曾是她童年体育课的"噩梦"。

　　母亲常挂嘴边上的一句话，总说"自己吃了酿坑，给别人吃了闻扬"。（意思是自己吃到肚子里反正化成粪便，给别人吃了，别人会永远记得你的好，会传颂出去。）"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有一次记忆犹新，当兵的二姐夫带着一位战友来我家，我和四姐从磨粉、洗菜、摘绿豆芽，整整忙了一上午，做食饼筒招待，我们小孩是不准上桌的。我和四姐眼巴巴地看着快吃好，还剩一筒该轮到我们吃了，恰好有个粮管所的人路过，这最后一筒就成了他的美食。我们饥肠辘辘，到最后却是一场空欢喜。对别人母亲从不吝啬，对自己孩子却很苛刻，记得我家有个大柜子，象汽车的引擎盖一样，从上面掀开，用根木头撑着，柜子盖很重很难偷吃。姐们带来好吃珍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桂圆、荔枝、月饼、糖果，有客人及女婿来时，鸡蛋调桂圆是最最上等的东西，我们平时很难吃到，只有坐月子时有此享受。

母亲的一句口头禅"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记得一年大雪纷飞，我们都抖抖嗦嗦裹着单薄的衣服缩在灶台旁，她站在门口目光四处搜寻着人，那天刚好是集市，好不容易找到西山村的一个熟人，赶紧招手叫他帮忙带一条半旧的被絮，给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这个人连声说，荷芳娘（大姐荷芳）,你怎么这么好、你怎么这么好！母亲情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周济别人帮助别人。

后来二姐三姐也相继参加工作，三个姐姐从不中断给家里寄钱，孝敬母亲关爱尚在读书的两个妹妹，特别是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仍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送给她两个水蜜桃，都要托人带来给母亲。二姐夫是部队汽车连的，到山里拉练，山里的柴便宜，也记着给家里买来，并且亲自劈好码好。记得困难时期，大家都吃糠咽菜，很多人被饿死。因三姐在粮油加工厂工作，能分到一袋袋米皮糠，留下一点，都分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但是我母亲一旦被人轻视，不受人尊重，表现得强硬不妥协也是令人止步的。记得我姑妈大儿子结婚，刚好是八月十六中秋节，我和四姐去喝喜酒，他们每人一个月饼，我们两个人一个月饼，年少不懂事，把这件事讲给我母亲听，母亲非常生气，认为是轻视我家、看不起我家、是对我家的不尊重。事隔两年，姑妈二儿子结婚，我母亲一口谢绝，姑妈知道事出有因，结婚当天姑妈又派两个儿子来解释道歉，又到学校来接我们，总算冰释前嫌。我母亲就是这样自强、自尊、自爱的一个人，她常说人要有骨气，要志气昂昂，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母亲有着小人物、大智慧的定力。我家土改时分了一间楼房，在乡政府的门口，与乡政府同个院子。大跃进时被政府征用，我家隔三差五地搬家，从上街搬到中街，从中街搬到下街，每次打扫干净，墙上糊上报纸，沒住多长时间，又通知我们搬家，更无法忍受的是，刚收拾好，又通知不搬了。母亲到乡公所找到刚上任的红鼻头书记，问他是不是土改分的房子现在不算数了，书记没想到一个三寸金莲的老太婆能问出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问有没有契证？即刻拿了契证，书记一言不发，这关乎到国家的政策，关乎到共产党的初心。二话没说，立即腾房。自此结束了三年之久的搬家之苦。

　　我有个闺蜜发小，也是母亲没有仪式视同己出的干女儿，我们两家一个街头，一个巷尾。她二三岁时，母亲洗衣服被洪水冲走，十五六岁时，父亲又意外死亡。我与她形影不离，那时我成为公社广播员，她与我一起住在广播室，一张一米的木板床挤着我们两个青春少女。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浙幼师（现在的浙师大）。干女儿要到省城上学，母亲的欣喜、愉悦不亚于亲生女儿考上，天天跟我唠叨，这条被单给她、这条被子给她、这个忱头给她••••••，颠着小脚楼上楼下地为她准备着，我说等她哥嫂准备好，她缺什么我们给她什么，她执意要先准备。后来妹子上学后，我时不时地给她寄钱，母亲常惦记着要给她寄钱了。记得有一次她从怀中摸出从嘴里抠出来的拾元钱要我寄给她。寒暑假她回来，老早准备着吃的用的倾囊相付。后来干女儿毕业分配杭州工作，待我母亲也视同亲生母亲。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加急电报___我的丈夫突然意外死亡。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把日益幸福、美满的生活砸得支离破碎。这时母亲刚手臂良性肿瘤开完刀，还住在杭州四姐家，那天我到杭州下午五点多了。天灰蒙蒙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履地走到四姐家，母亲一脸疑惑倚门而立，我满脸泪痕，泪水在眼眶打转，强忍着不让母亲看到，她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只是静静地、沉默地、无语地坐着，看得出她也在强烈地压抑着内心的担忧、恐慌、不祥••••••

　　几十年来，母亲含辛茹苦地领着女儿艰难地跋山涉水，摆脱了贫穷的日子。特别是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好，生儿生女都一样",把母亲作为典型，小会大会，宣传母亲养了五个女儿有出色，女婿个个优秀____有银行（全国金融系统劳模）、有部队营长、有外贸局付局长、有国防部（后来到马兰基地）、有军医大毕业的军医。母亲曾引以骄傲、引以自豪、引以欣慰，沒想到眼前又将掉入万复不劫的深渊，忧患余生。三十一岁的女儿开始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一九九三年二月母亲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一岁。母亲是传奇又平凡的一生，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是一支永远颂不完的歌，母亲传承下来的家庭、家教、家风，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