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坚韧的毅志、不屈的性格,一次次将命运的不公踩在脚下,搏命为当初风雨飘摇中的家撑起一片天,引领一家人劈波斩浪,砥砺前行。(文/冰箱灯)

在我的心里,母亲是天!  


母亲搏命奋斗了一辈子,作为一名普通劳动妇女而言,她的奋斗史,她所经历的苦难史;她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她善待邻里,友爱亲人,萌护子孙,渡众生而礼佛的行事风格,足以筑起一道丰碑,让人无以超越……


母亲八十五岁。乡下有个讲究,老人一旦过了八十三,就直接说“八十五”,“中间那个数”总让人讳莫如深。


或许真的是魔咒,担心么事来么事。春节前后,母亲的病情陡然升级,气氛空前紧张。出于一种“使命感”,我开始努力地回忆有关母亲的往事并记录下来,记忆的闸门一点点打开……


母亲三十年代出生于江汉平原一个极度贫寒的家庭。对于母亲的苦出生,我知道的并不多,父母也不太愿意讲,几乎不肯提这方面的话题。我的理解是父母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与不幸,提及过往会再一次的地撕裂那本就没有完全愈合的心灵创伤。


一八年春节,母亲的病情很重了。除夕之夜,我们围坐在父亲身旁,想多了解一些有关母亲的事情,年迈的父亲耳朵已经很不好了,我们说这,他说那。好歹说了两条信息,一是母亲出嫁时是被花轿抬过来的;二是母亲是从六六年开始当的队里的妇女队长。可能这二条信息算是“喜事”吧,说完这二条父亲马上转移话题,再也跟我们扯不到一起了,总是我们问我们的,他说他的。


有关母亲的事情,自我记事后,外婆倒是零零星星的跟我讲过一些。母亲的苦由此“种”在了我的心里。不过,可能当时我还小,大部分都记不全了。


外婆告诉我,母亲是三姊妹(母亲排行老二)中最受磨难的一个。她出生才九个月大时,就遇到“乙亥(1935年)年大洪水”。那年七月,暴雨连续下了七八天,汉水天门、钟祥段干堤多处大面积“倒口”,江汉平原一片汪洋,人畜死伤无数,生灵涂炭。(当然,后面这句话是从资料上查到的。就算外婆当时讲了这话,我也是记不住的。)


好在当时洪水到来时是白天,家里幸好有口浆盆(浆染棉纱用的大木盆),外婆将襁褓中的母亲和年幼的舅伯放到浆盆里,往北划,向北四公里的地方,便是我们家(邓家角垴)所在的位置。“邓家角垴”的房子都建在县河堤上,相比“垸子”那边的地势,要高了些。很多有亲友在这边的,都过来投奔。外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细攸起来的话,外婆跟我们是有“族亲”的。但具体是什么关系,当时小没弄明白,现在老人们一个个故去了,更是搞不清楚了。


父亲那时二岁多点,会到处跑了,大人们自然会拿小孩子逗趣,并让他们一起玩。于是,父亲和母亲就这样有了“相识”的机缘。小住几日后,洪水退了,外婆才带着母亲回去。

到了母亲三岁,外公去世了(不知是因为战乱,还是患病,没记住)。外婆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此时又有了几个月大的姨妈),孤苦无依、艰难度日。期间外出逃荒、给人帮工,尝尽了苦头。解放前后,舅伯思想进步,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迅速成长为骨干,当了二十多年的大队支书。后来姨妈在舅伯影响下也成长为党员,母亲则没有。舅伯成为“党的人”后,整天忙于公事,一家人的生计自然落到母亲肩上,母亲没有精力顾及其他,这也许是她没有成为党员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的第四年,母亲过了二十岁,与父亲成亲了。这,当然是包办的婚姻。其间过程没有听任何人说起过。

父母小时候是否订过娃娃亲,我没有得到确认,但我感觉是。也许就是乙亥年大水那次订下了娃娃亲也未可知。据说那时候我们这边“家势”还不错,家里面开了“染坊”、“漕坊”,还有一、二名雇工。屋后便是码头,水路的生意还过得去。外婆当时带着母亲过来“躲水”时,因为“亲上加亲”,如果有人提起这话,外婆答应是最自然的了。

可是父母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已经败落了。

最大的变故便是三十年代后期,因我们这块一直有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有天晚上,遭到县河上游的反动武装“红枪会”的血洗。他们从县河上游坐船溯流而下,上得岸来,烧杀抢掠,一把大火将“邓八家”夷为平地。(另有一种说法为,是靠我们村西边的相邻两村武斗,其中之一吃亏后找“红枪会”来帮忙雪仇,而“红枪会”乘船过来,因为是晚上行动,认错了地,把我们的村子给误烧了。)总之,一切化为乌有。兵荒马乱的年月,烧了就烧了,没有人管。后来,又是一场瘟疫漫延过来,父亲也染上了,险些丢命,靠长年喝药方幸存下来。母亲嫁过来时,父亲也一直病怏怏的,很多人都不看好。然外婆坚持将母亲嫁了过来,这便是我认为当时定了娃娃亲的原因,尽管家道中落了,外婆还是兑现了诺言。后来外婆都还时常跟我念叨,你姆妈嫁过来时,这屋的恁个样子,好遭业吧,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样子,还发了怎大一家人家……

父亲说接亲时,母亲是坐着花轿嫁过来的,场面估计还算热闹。其他的事情是无从知晓了。

如此境况,父母成婚后自然毫无幸福可言。同时,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我们家一样不能例外。据说我的婆婆(祖母)也是“体面”人家嫁过来的,虽说后来家道中落了,规矩还是多,母亲自然是受了不少委屈。

受委屈事小,婆媳关系慢慢磨合,日子慢慢往前过。五六年大哥出生后,日子一步步好起来。可好景不长,不幸接踵而来。首先是五九年在我的大姐出生后不久的冬月,一场由烟头引发的大火再次将我们家烧了个精光。这个烟头首先引燃了屋旁边的草垛,草垛再引燃了房子,然这时候湾里所有的青壮劳力,包括妇女都到三百里外的丹江口水库“上堤”去了,一个灭火的人都喊不到,婆婆抱着大姐从火堆里逃出来后,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房子化为灰烬。至于那个烟头从何而来,母亲心里是清楚的,但让大家都不要去追究,因为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父母得到消息赶回来时,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看到片瓦无存的这番场景,父亲母亲欲哭无泪。不到二十年,一个新社会一个旧社会,父亲亲身经历自己的家两次被烧得精光,而且都是人祸造成,真的是伤心欲绝、万念俱灰。

坚强的母亲抺干眼泪在亲邻的帮助下用树枝稻草搭起了一个窝棚,一位好心的婆婆(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是哪一位)送给母亲一只“赵一曼”式的缺口大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全家有七口人(七口人是父母、年幼的姑妈和大哥,襁褓中的大姐及爹爹婆婆)就挤在这个几平米的窝棚里面,这副碗筷便是唯一的家当,吃饭时轮流用。

然而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时年正是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都在闹饥荒,我们这里也难于幸免,真的跟书上描述的一样,人们饿极了,所有能吃的全拿来吃了,野菜吃完了,很多树皮也被剐下来晒干了磨粉吃。那时候我的不到半岁的大姐还只能喂奶,可是,母亲长期没有饭吃哪会有奶喂大姐呢?哪怕当时有口米汤水也好哇啊,可是什么都没有,大姐就这样在一家人地注视下,在母亲的怀里被活活饿死了。

母亲被彻底击倒了,大病了一场。

但是母亲不能病啊,准确地说是“没有资格”生病,一家七口还指望着母亲呢。母亲把泪水呑到肚里,把悲痛压在心里,以钢强的意志克服病痛,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为了一家人的活路,她要撑起这片天。

刚好,我们的一户族亲要远走投亲,看父亲母亲情况如此凄惨,生活如此窘迫,临走时把一临近窝棚用来拴牛的小屋借给我们家用,母亲喜极而泣。

可是,一无所有了,怎么办呢?光靠队里出工挣的工分养活自己都难,怎么能养活一大家人呢?


外婆想到了办法。她打听到一户人家有一台土织布机坏了,不能用,还愁占地方,于是外婆前去说些好话,用其他物件置换下来,修好后,跟母亲送过来了,母亲高兴坏了。

外婆本是有一手织布的好手艺,以前母亲跟着也学了些,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

于是,白天母亲出工拼命挣工分,晚上和下雨天母亲便躲在牛屋里面织布,有时甚至几天不休息,整夜织布到天亮后,接着去上工是常有的事。遇到“浆染”、“牵线”、“上架”等大工程时,外婆会来帮几天,有时舅爹(婆婆的哥哥)也来帮一阵。不过,我看到的舅爹帮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当时舅爹一边纺线一边唱歌,我当成趣事一件。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是不要命的忙碌。有段时间她的腿钻心的疼,应该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加上长期得不到休息,风湿病上了身,但是她舍不得花钱看(本身也是没有钱)硬拖着,依然是拼了命的干活,实在受不了了,就抱着腿跟老天爷哭诉一遍,求老天爷开恩,让自己好起来,能做事情,来养活一家人。也许上苍真的被感动,母亲疼了三个月后,竟然真的不那么疼了。

母亲巴不得天天下雨才好,下雨便可织布,五六天即可织成一匹(大概有十来米长)。织成的布,母亲拿去跟别人换等量的棉线或者棉花,一匹布收五毛钱的工钱(后来又逐步涨了些,八十年代初能换到三元一匹的工钱)。出去换布依然要等到下雨天。等到雨天的日子,母亲早早起床,用麻绳捆上三五个布卷用包袱包起来,外面再罩上一层塑料膜,披上一件破雨布,快速地冲进雨帘,躲闪着消失在村头。

母亲凭自己的辛劳,挣点活命钱,本是一件正常合理,应该受到尊重鼓励的事情。但是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允许这么做,说严重点这还是违法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风声日紧,如果被人举报的话,那是要被“斗争”的。尽管母亲所做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做的,但是乡邻们没有不知道的,他们都可怜我们家境况,也被母亲的拼命精神所感染,没有人为难母亲。有的乡邻把亲戚们因结婚嫁女需要换布的信息收集过来,到母亲这里订货;有的在农事上帮母亲一把,知道她熬夜织布后体力不济。文革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高潮期,母亲是挂了号的“钉子户”,上头时不时地派人到村里了解情况,乡邻们都打“马虎眼”,说母亲早不搞“这些事”了,“机子”都烧了。


七十年代中期了,我还记得一回,公社派人来“抄家”,队里的干部故意拉着来人扯东扯西,暗地里马上派人跑过来通知母亲,并帮忙把织布机分解抬到柴房用柴草遮盖起来。队长知道妥当后带人过来搜查,不想,织布机还是被公社的人搜出来了。队长急中生智,马上操起墙角落里一只“断翅”的“羊角”(织布机上绲纱的部件),笑对来人说,这“羊角”是最核心的部件,是上次我亲手砸烂的,柴堆里不过是个空架子,早用不成了。来人嘟囔一声,这空架子也不能留啊!抬脚走了。队长回头眯眼朝众人诡笑一声,示意让人再帮母亲把东西复位,该干么干么去。现在想起这事,还是挺搞笑的,不过,当时可是一阵紧张啊。

这还是后话,话题再回到前面来。

母亲出门换布,雨下得越大就走得越远,布也就多带几匹;下小了反而还不能走远,东西也少带点。因为如果天气晴了,队里会随时“喊工”。母亲出门时会带一块自己做的馒头,这便是一天的口粮。走乡窜户时还不能大声腔吆喝,一般是看到人家门前有老婆婆在张罗什么时,母亲小心翼翼地陪笑脸过去答腔,讨口水喝,顺便问人家有没有换布的需求,或者打听周边有没有人要办喜事之类的,只要是将要办事的,就会有需求。换布的生意基本上都比较顺,几乎没有带“回头货”回来的情况,但是因天黑路滑摔跤或是被恶狗追赶就是常有的事了,所以母亲时常出门带根竹棍就是为了驱狗,同时置换的棉花多了,也当作扁担用。

母亲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六年,一家老小也就在窝棚跟牛屋里过了六年,期间二哥也在牛屋里出生了,家大口阔,母亲一刻也不敢懈怠。


这样到六六年的时候,母亲总算攒了一佰多块钱的“巨款”,在当时大队支书的支持下,花二佰元买了一“大户”人家的房子,十几里外的路,把材料拆了拖回来,实际上只有几根木头能用。好在爹爹(祖父)是出色的泥瓦匠,墙体都是他一手摸下来,大部分都是用半头砖砌成,屋顶还做了当时时髦的飞檐雕饰造型。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一切还基本完好。


在生产队的支持下,十来天的时间,我们家的新房做好了。这年夏天,三哥在新屋里出生,母亲称谓“双喜临门”。当然还有一事,因干活不要命,农事样样上手,为人处事公正热情,母亲这一年被推选为妇女队长。但母亲高兴不起来,这个身份毕竟会有些“公事”活动要参加,将会严重地限制和影响母亲干“私活”的行动和时间。后来我看到舅伯和姨妈整天这里开会,那里开会,时不时地回来还有“好吃的东西”带回来,就问外婆,母亲怎么那时候不愿去开会,不愿入党。外婆说,你母亲不是不想去,也不是不想入党,是她不“够格”呀!她做的这些,都是“党的人”不允许做的。可是她不这样做,这一大家人又怎样活?


前面说了,“文化大革命”后,风声越来越紧 ,“搞副业”是被绝对禁止的。但是真的不行啊,买房子是借了债的,不还哪行;还有接着姑妈出嫁,我又接着出生;七十年代初,婆婆的心脏病又突然加重卧床不起了,这些事都需要开支。


母亲的织布机一直在响。但是当上妇女队长后,织布“产出”大不如前。特别是婆婆的病情加重后,整天吃喝拉撒、擦洗翻身,更是离不开人手,不到二年,母亲便辞去了这个“挎(ku)人”的妇女队长身份。


母亲继续她的“事业”。对于她的孩子们自然是没有精力管,通常是我们坐在“家椅子”上哭得声嘶力竭,哭累了昏昏睡去,她照样忙碌。她不心疼吗?当然心疼!可是她顾不过来呀!要不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但是,对于婆婆的病痛冷暖,却照顾得无微不至、面面俱到。七五年,婆婆“走的时候”那阵,常常拉着母亲的手哭诉忏悔,责怪自己当初对“刚进门”的母亲那么狠,没想到自己动不得了,母亲对她这么好。母亲安慰她说,这是自己的本份。


“文革”结束后,“副业”慢慢放开,母亲放手大干,这个时期“产出”是最好的水平。而且工艺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她甚至专门为将来的几个儿媳妇分别精心织制了自己认为中意的花布。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母亲太想快点改变我们贫困的生活状况,她率先承包了块地种辣椒和蔬菜。但是当时销路不怎么好,价格很低,有上门来收购的,价格压得更狠。一年下来,勉强保住了成本。


种的小菜,不伦寒暑,每天都是要挑到镇上去卖的,不到十岁,我为了吃那个锅奎,我便陪母亲去卖菜,这当然是不上学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母亲往往是织半夜的布后,来不及打个盹,挑起菜摊子又上路了。


八O年,二哥考上了大学,成为湾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之前也在学校里当了老师。虽然也是不停忙碌,但是感觉母亲腰都伸的直些了。


生活在继续,母亲劳碌不停歇。生活的重压让母亲日渐憔悴老去。说起母亲卖菜的事情,有段镜头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那年秋季在镇上读中学。先一天,我回家跟母亲说了买校服的事情,母亲歉疚地说让我等二天。第二天大清早,我们正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不经意间,突然在给学校送菜的队伍里,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满满的一担菜,恐怕有六七十斤,背被压得弯弯的,不停地的在捋头发,也可能是在抺汗水,走几步一换肩,很是吃力的样子。在送菜人抬头看路的瞬间,我认出来了,这是母亲在给学校送菜啊!母亲五十好几了,身体是一身的毛病,那重的担子,从家挑到菜场,又从菜场挑到学校,前后十来里路,年轻人也吃不消啊!又到了一个星期天,我回家,母亲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们学校好大啊,我一连跟你们学校送了三天菜,校服钱有着落了。我捏着她递给我的十三元皱巴巴的角票,心里久久不是滋味……

九十年代初,北京的侄儿出生了,母亲前去帮忙照看。二哥当初是趿着一双拖鞋,拎着一口破木箱上的北京,结婚没有花家里一分钱,母亲歉疚不已。尽管家里也有儿孙要照看,但毕竟还有父亲在家,相较而言,当时二哥的困难要大些,所以母亲来到了北京。


不少人认为母亲是来北京享福来了,其实不然,母亲享不起这福。母亲劳碌惯了,到了北京生活规律全变了,明显的不适应,加上水土不服,时常生病,动不动就口鼻流血不止,还查不出啥毛病,让二哥无所适从。在北京的前前后后十多年,直到侄儿上大学,母亲每年都来来回回跑几趟,劳师动众,二哥总是顺着她来。其实母亲晕车得非常厉害,她坐车是要命的难受,但是家里的儿孙也是般般重,她同样也是万分牵挂。她脚一落回老家的地面,在北京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拿起么事就是么事,照样风风火火,忙得不亦乐乎。

侄儿上大学后,母亲光荣“退休”。这时候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体力跟眼力都不济,像种地、织布这类“大活”再也没有心力去做了。但是只要能动,她还是不停劳作,房前屋后开荒也要种点东西。有时菜园里种的菜吃不完,就会喊路人带一些走。乡下农忙了,自家没地,母亲却闲不住,她就会象排班一样,挨家挨户去掰棉花,自己本来腰痛,却一坐大半天,她说劳动一下踏实。


母亲一辈子几乎没“撞过荤”(指吃荤菜),前半辈子是没有条件吃,后来条件好些了,还是舍不得吃,再后来有条件吃了,“佛”却不知什么时候又把母亲给管住了。鸡蛋都算荤,母亲很是坚持原则,街上买来的菜里面只吃点豆腐,没吃完的总舍不得倒掉,剩饭菜热了又热,热了又热,谁要是偷偷倒掉了她的东西,她要心疼几天,非把你揪到一通说道不可。逢年过节,大嫂和三嫂便会用白菜、萝卜、豆腐,还有莲菜做成“肉丸子”和“藕夹”,藕夹依大小摆成鱼的造型,上面淋上蒜苗做的“勾芡”,这便是母亲的“小灶”。


“礼佛”在母亲心目中是大事。母亲没有文化,她的“佛念”朴素而简单,就是“消业积福”,多做善事结善缘,她愿让所有的“冤业”自己来背负,所有的病痛自己来承受,来换取儿孙们的福报。母亲内心很强大,她自认为在完成一样光荣的使命,而且是责无旁贷的,她觉得吃再大苦,受再多罪也值得……


日子就这样过着,母亲总是没底线地“刻薄”着自己,想着他人,视大家的相劝而不顾,让人泪目。


时间到了二O一O年,儿子出生了。这是母亲最小的孙子,母亲志得意满,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副功勋盖世的神情,从下面这张照片可见一斑。

母亲的身体,母亲的精神状态在这个节点是个阶段性的高点,从这以后,就逐步逐步走下坡路了。所以故事讲到这里结束,是个不错的考虑。


母亲劳碌了一生,一刻也不曾停歇。她坚韧的毅志、不屈的性格,一次次将命运的不公踩在脚下,搏命为当初风雨飘摇中的家撑起一片天,引领一家人劈波斩浪,砥砺前行。现如今,母亲萌护的儿孙们都已开枝散叶,撒到了各地去工作、生活;儿孙们身形所至,母亲心念所及,尽管已是病入膏肓,她仍然以她特有的方式在守望儿孙们的幸福,守望一切。


……


母亲是天,是我们全家人的天!



(本文起笔于一八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