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通连的女兵班

邓永欣白头饭翁

警通连的女兵班

曾几何时，我看过一部电视剧，电视剧的名字全国人民都十分熟悉，它叫《渴望》。电视剧主题歌的歌词，我也曾经记忆颇深，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我想，这句话道出的是每个人一辈子的奋斗历程，它是我们每个人奋斗过程的真实写照。回想我这一辈子，哪一天不是在求索中度过？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无不遵循这条规律，为了生存，必须要上下求索，而且有时还是反复的求索。在这“求索”过程之中，很难一帆风顺，也没有一成不变，其中有苦也有乐，有时幸福有时心酸。人这一辈子，可分为若干个时间段，谁也不可否认，在不同的时段中，又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在这些个记忆当中，有的比较淡漠，有的则相当深刻，还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若是有人问我，“你这辈子值得回忆的时间段当属那一节”？我会毫不犹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曾经是一名军人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十分值得怀念”。

我本人是1970年12月26日接到的入伍通知书，12月30日在我们当地集结，1971年元旦这天到达安徽滁县的部队所在地的。按当时的军龄计算方式，我当属71年的兵（后来算70年的兵）。经过一个月的集训以后，被分配到南（字）395部队1分队，这样的称谓，那只是对外而言的代号，在我们军队内部大多不这样称呼，我们部队的番号是：南京军区后勤第十五分部警通连。

何谓的警通连？凡是当过兵的人，对这样的称谓，肯定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这是由警卫人员和通信人员合并组成的连队。说到这警卫，不难理解，说白了就是站岗放哨的兵，只是这些哨兵所使用的枪支有所不同而已。部队根据国防工作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岗位，有的人也许会手持刺刀闪亮的半自动步枪站岗，也许有人手握冲锋枪，威风凛凛笔直的站在哨位上，也许还会有人身背五四式手枪，日夜巡逻在部队要害部门的四周不停地张望。不过，从没干过这种工作的人，并不会知道这项工作任务的艰巨性，更无法体会这项工作的艰辛程度。我本人对警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体会的可谓十分透彻，我在部队工作五年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警卫排三班（手枪班）工作，日夜从事这警卫工作。

这通信工作的门类，相比较而言名目繁多，在我们的部队里，它起着上通下达的关键作用，军队建设一刻也离不开这项工作。当年在我们连队里，有一个摩托车班，战友们骑着摩托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天天为部队机关收发各种信件，一刻也不曾间断过，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信”班。然而通信工作，只这么一个工种哪能概括的全面？那时候在我们警通连里，编制一个专门架设电话线路的排，我们称之为架线排，排长是鲍进树（后来的连长）。平时战友们在排长的带领之下，在五六米高的电线杆子上作业，有时需要迎烈日，有时又得战风雪，为了保障各下属单位固定电话的畅通无阻，我的那些战友们把其中的苦与累，始终当作快乐。若是在战时，部队机关走到哪里，这些战友们会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架通所有下属单位与分部机关的电话线路，从而保障下属单位与上级机关联系的有效通达。这些人既不怕翻越高山，也勇于跋涉沟壑，不能不说，他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既然是通信部门，那就不能没有无线电台，当年在我们那个连里，需日夜坚守的电台就有四个，每个电台，干部加战士，没有五个人以上，是很难正常工作的，他们不分昼夜的头戴耳机，仔仔细细的收发来自各级机关的一份份密电码，其中的艰辛，只有我的那些战友们自己知道，别人无法领略。属于我们连队的任务，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就是必须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值守在电话总机旁，转接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电话，这些人，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话务班。当年这个班，由于全部都是女战士，这就是我们警通连里唯一的女兵班。我这篇不能称之为文章的忆事小文，主要述说的就是这个班的人和事，所以，我才把题目选定为《警通连的女兵班》。

　　我初次见到女兵班的这些战友，是1971年元旦，那天下午，我与众多一起入伍的山东老乡，刚到部队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赶上连队开饭的时间，在我们新兵连食堂的餐厅里，坐着一桌年轻的女兵。当时我感到有点好奇，怎么我们这里还有女兵？不过当时也就这么一闪而过，没太在意，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小时候在电影里也曾经看到过，我们的部队里曾经有女兵存在，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们的好多工作是男人无法取代的。鉴于头脑里有这种思维，我感觉，我们这里有女兵也就不算是什么稀奇之事。不过，在我的想象之中，这些个女兵可能都是为医院准备的，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她们还会做什么？从第二天的早操开始，这些稚气未退的女孩子，与我们这些沂蒙山里出来的男子汉们，共同出现在新兵连的训练场上。我看见她们的每一个队列动作，都做得十分认真，她们的严谨程度着实让我瞠目结舌。几天下来会操的时候，她们飒爽英姿的行走在训练场上，没有任何地方比我们差迟，丝毫也不比我们这帮男子汉逊色。在训练间隙休息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们这个班一共十二个人，两个老兵十个新兵。因为我们刚到部队最初的几天里，老兵都是佩戴领章和帽徽的，而我们所有的新兵，则都只是身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样子有点土气），老兵与新兵还是很好区分的。在那年月，尽管这些女士们训练都很努力，可有时偶尔出现一点不和谐的小插曲，也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刚到新兵连的第一个星期，有一天的夜里一点时分，紧急集合的哨音突然响起，我们全连一百四十多人，全都从睡梦中爬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打起背包，以班为单位跑往集合地点。十分钟不到，全连的官兵全部到齐，当连队领导挨个儿检查装备的时候，这女兵班里有两个战士的背包打的不太规范，确切的说，她把背包捆成了“粽子”的模样。这种情况不仅领导不太满意，当时引来大家的哄堂大笑，也属在所难免。当时我本人并未讥笑那两个女战友，可我内心里还是觉得这些女孩子家，与我们这些大男人相比较，这差距还是现实存在的。她们令我刮目相看的那一刻，是在新兵连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那天夜里我们新兵连进行了第二次紧急集合，女兵班与我们班几乎同一个时间到达集合地点，我们用时八分钟。你再看看女兵班的这些人，看看她们所背的背包，那可真是叫漂亮，背包带横三竖二，横平竖直，那一个个背包，捆绑的即匀实又结实，我们很多男战友的背包，比起她们来可就差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1971年2月1日，是我们在新兵连集训结束的日子，那天吃过早饭以后，全连一百多号人全都集合在新兵连的连部门前，一个个身背背包整装待发，等待决定每个人在部队生涯目的地的那一刻。八点三十分，管理科的张科长，手端着全连的花名册高声点名，他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得出列到另一个地方站立。上午九点，我们一百多个新兵，虽然都有了各自的归宿，其实心里却还是七上八下的，心里也还是惦记着来迎接我们的人，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四十一个人被分配到了警通连，这些人里就包括四个新女兵。另外的那六个新女兵，有两个被分到机关管理科当打字员，还有两个被361医院领走，另外两个分到了123医院。当连长葛茂祥和指导员任志法把我们带回连队的时候我才发现，女兵班里的那两个老兵也在我们警通连，原来那两个老兵，一个是话务班的班长李淑江，另一个是副班长王宁馨。

　　自连队创建那天起，在我们警通连，就有这个话务班，只不过在我到达连队之前，这话务员却都是男的，当时我就曾经听说，炊事班长潘言龙，就曾经是话务班长，六班长姚圣友和四班副班长季月文，都曾经是话务员。话务班全部换成女兵，也就是我到警通连那天的事情，换句话说，警通连女兵班成立的那一天，就是1971年2月1日。这女兵班刚组建起来的时候，班长是李淑江，副班长是王宁馨，女战士分别是：孙青梅、彭爱勤、刘爱萍，姜平。

在当时上级机关为什么把话务班的男兵换成女兵？我们不得而知，这也不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该管的事情。根据季月文同志的回忆说，当时那是分部最高首长缪部长的意思。原因是男同志性格粗犷，在接转电话的时候，说话态度不够圆滑；特别是在刚上班的那一刻，电话结转忙不过来的时候，老是有人因为电话不能及时接转，或者话务员说话用方言难以听得清楚，经常与话务员发生争执。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多了，有些好事的人，也难免会把事情告到首长那里。也许是缪部长认为，女同志做事更细心一些，也许他还认为，这些女孩子任何时候与人交流，都用普通话，从来也不带半点方言，用女孩子当话务员，这样的矛盾可能会少一些。但究竟如何？我不想去做过多的探讨，更何况，这类事情的真实程度，早已无从考证。总之那时通信科的张科长就受命着手筹建这个女兵班。张科长带领张参谋，走遍了分部下属的所有医院，在女兵如海的人群中，选定了李淑江、王宁馨作为女兵班的“领导人”，也就是女兵班的第一任班长和副班长。就这样，这个女兵班，在我们警通连里正式组建起来了。

　　到了1971年的夏秋之交，不知是何种原因，姜平同志被调走了，调往哪里？我当时也不得而知（前几天孙青梅才告诉我，调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班里又新来了两个女战友，一个是张鲁平，一个叫孙晓莉。距今已经时隔四十多年了，张鲁平是从82医院调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但孙晓莉是从699医院调来的，我的记忆已经模糊很多，幸亏前几天她自己告诉了我。我之所以对张鲁平的印象比较深，那是因为当年看上去她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巧玲珑，她本身又天生活泼好动，我们大家都把她当小孩子看待。说她是一个孩子？其实也不算过分，更无任何贬低她的成分，她1955年生人，她到警通连的时候，还不满十六岁，我国《宪法》规定18岁才算是成年人，《劳动法》也规定，企业雇佣不满16岁的人干活，那叫使用“童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其实当年女兵班里，与她一样大的姑娘还有两个，一个是刘爱萍，另一个则是彭爱勤，她俩到我们警通连的时候，才刚满十五岁。就是一个个这么小的小女孩，可她们在我们警通连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当年我就好几次亲眼见过，她们爬上八米多高的电线杆子排除故障。当然喽，爬电线杆子的事情，在当年的女兵班里也许就是正常的工作，我的那些女战友们，人人都能爬电线杆子，并不算是新鲜事。但是，她们能做得到这件事情，我却不能，实在让我这山东汉子感到汗颜。她们不仅能爬电线杆子，她们还能和我们这些男同志一样，在连队从事生产劳动，特别是种菜需要肥料的时候，她们在李淑江班长的带领下，满军营里掏厕所（因为那时连里种菜没有一两化肥），尽管她们挑着粪桶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可她们既不感到样子难看，也更不嫌大粪的气味难闻，她们那种不怕脏的忘我精神，直到今天还让我记忆犹新。我还清楚地记得，她们的生产成绩，在年底评比的时候 ，虽然从来也没拿到过第一，但是她们从来也没有垫过底。

　　当年在警通连，令我等大男人汗颜的事情，远不止爬电线杆子这一项，还有很多事情，女兵班的战友们比我们这些大男人做的好很多。1972年6月26日，我们警通连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在滁县水库大坝前面的游泳池里举办了一次游泳活动。那天中午我们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女兵班的七个人来了六个，只有彭爱勤一人没有参加（那天她在机房值班）。当时我在想，这些个女战友的性格可真够开放的，就连游泳这类男人的活动，她们也都不放过。当时我还在想，她们参加这次活动，充其量也就是想在这大热的天，同大家在游泳池里一起洗个凉水“澡”凉快凉快而已。等我们到了目的地，脱下军装入得游泳池的时候，真的让我目瞪口呆。这些女兵们的游泳技能，比我们这些大男人高出的可不是一点两点那么简单。她们入水以后，哪里还是我们连里的女兵？简直就是入水的蛟龙。说老实话，似我这样的北方汉子，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游泳，能似我一样会狗刨式的扑腾几下的人也不多，有好多人入水以后，就跟秤砣差不多，进到水里立即就会沉到水底。像我这样的“高手”，也只能在五十米宽的游泳池里游两个来回趟，想游得再远一些，可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天下午，我只要游上两个来回，就必须在岸边休息一段时间，我那本事也只能这个样子。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正在岸上休息，突然心里一惊，游泳池里我的那些女战友们怎么不见了？再回望一下岸边，也没有她们的人影，我的心里更加紧张起来，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当我的视线转向深水池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们在李淑江的带领下，有的人站在台子上玩跳水，有得人玩潜水，一个个正玩得起劲。像她们所在的那个深水池，水深三米，不管说什么，我是不敢下去的，闹得不好我会没命的。我这么说，可决不是危言耸听，那天我们电台曾有一位同志，就因为双腿抽筋，差一点出大事，若不是连里的战友一齐帮忙扶出游泳池的话，我这位老战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还真不好说。当时我不敢进入那个深水池，倒也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觉得，我这么无价值的溺水身亡，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因为我的丧命，给连队的领导惹上“处分”，那就坏了，我在阴曹地府永远也不会得到安宁的。那天有我这样想法的战友不在少数，所以，那天游泳，深水池里的男同志屈指可数。那次的游泳活动进行了三个小时，女兵班的女战士们，自始至终也没有一个人离开过泳池，我们那么多的大男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当年在连队的时候，连队里有一特殊现象，让我记忆颇深，在我们警通连，一百四十多人，没有绰号的人还真是不多。就连我们的连队指导员任志发，也无法幸免，大家当着他的面还一本正经，可在背后大家都叫他任大鼻子。全连的官兵，都处在这样的绰号王国里，我们的女兵班要想幸免那就难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这个意思。班长李淑江，我们的指导员叫她“小李子”，可在我们连里大多数人可不这样称呼她。她与其它人相比，肤色略黑一点，连里那些老兵都叫她“黑皮”，副班长王宁馨，面色白嫩，说话尖声细语，好多人就叫她小黄蜂。在当年，我是刚入伍的新兵蛋子，虽然没有胆量这样称呼她们，可大家一说到李“黑皮”我就知道，这就是话务班的李班长。她们班的刘爱萍，因为身穿附三号的军装，大家都叫她“刘胖子”。女兵班的这些战友，对我的称呼也无“二异”，她们称呼我名字的时候很少，因为我姓邓，李淑江班长称呼我叫“小凳子”，王宁馨班长则称我为“邓小胖子”。世界上的好多事情就是那么怪异，乱起绰号，确实难算高雅，更不算是文明，可我们在当年，都觉得这很正常，而且还乐此不疲。就在前段时间，李班长在微信中再次称呼我“小凳子”，王宁馨班长再次称呼我“邓小胖子”的时候，我不仅没有感到这是对我的“不尊”，反倒觉得无比的亲切，因为这样的称呼，我已经久违了，已经四十多年没听到过这真挚的称谓了。不过，当年王班长称我为“小胖子”有点言过其实，我1.65米的身高，120斤的体重，按现在的评判标准，那可是标准身材呀，称我为胖子，确实有点冤。她们这样称呼我，也许是因为我长了一副“国”字型的脸，这脸与身体其它部位的比例，稍微显大了一些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有这样的称呼，我们大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都很开心。

　　当年女兵班的这些战友们，有一先天的共同特点，让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村青年无法企及，她们的父辈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干部，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在她们身上先天就有一圈耀眼的政治光环。她们这种政治上的优势，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天生就高人一等的感觉，最好还是敬而远之。可我们在一起生活久了，大家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她们不仅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傲气，更没有斤斤计较的市侩习气，她们无论是工作、训练、还是学习，与所有警通连的人一样，除了性别不同外，没有任何差异。她们虽然都是女孩子，可她们无论是工作还是训练，丝毫也看不出有半点的矫情，她们就像所有警通连的人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把全部心血都奉献在战备工作当中。像我前面说过的，掏大粪之类的艰苦工作，她们从来也不会说一个“不”字，我从她们的言行举止之中，似乎看到了她们父辈的身影。

　　在我的记忆当中，女兵班的这些人，都十分豪爽，她们的班长李淑江，工作特别认真，做事情干净利落；副班长王宁馨非常热情，不管是对谁说话，还未开口，笑容就先出现在脸上。一开始我与她们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交往，大部分时间只是敬而远之，在我的眼里，毕竟男女有别呀。可随着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稍长，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在一口铁锅里吃饭，一排平房里住宿，一个会议室里政治学习，一块场地上参加军事训练，如果说我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觉得并不算过分。我们这样天天在一起，久而久之，中间的那道天然屏障渐渐地在消除，男女战友之间也顺理成章的变得无话不谈。如果是谁有了暂时的困难，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没有了男女之分的这种界限。至今我还记得，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我的那一床棉被，被头上实在是太脏了，不得已，我把它拆了并且洗了。可对我这一个大男人来说，拆被子很容易，再缝起来可就难了，这针线活历来可不是我们男人的强项。那天下午，我在连部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上铺好被子，正在为如何缝起来发愁的时候，李淑江和王宁馨俩班长有事从会议室门前路过。她俩处理完事情以后，不是回到自己的宿舍，而是双双来到会议室，执意要替我缝被子。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没想到她俩会帮我做被子，我对她俩说“只要你们指导我把被子做起来就行了”。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但我知道，她们教会我缝被子，比代替我缝被子要强得多。假如她们这次代我缝好了被子，那么下次怎么办？下下次又该如何？我不能每次都把她们找来给我缝被子吧？也就是那次以后，她俩教会了我自己缝被子。我退伍以后的第三年，有一次我妻子回了娘家，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那床棉被拆洗过了。妻子见了我拆洗的干干净净，针脚密实的棉被时，开心极了。她非常风趣的说：“看来你这个人打光棍还是完全可以啊，做针线活也难不住你”，我立刻回敬她“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拿针线活来要挟我了”。常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李班长和王班长就这样成了我缝制棉被的老师。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老乡”这个概念的重要，这也难怪，老乡之间在语言上好沟通，生活习惯也基本相同，其文化背景也不存在差异，所以，老乡与老乡之间的情谊就显得格外亲切。可在我们连队的女兵班里，有好几位战友却对我也称呼为“老乡”。这在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刘爱萍，孙青梅都这么称呼过我。既然是老乡，那我就应该知道她们是山东哪里人士才是，可我问她们的时候，她们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真正的山东老乡还真是有的，张鲁平就是一个，她祖籍是我们山东烟台地区福山县，你从她的名字中就能看的出来，这“鲁平”是什么？“鲁”乃山东省的简称，这一个“平”字，我猜想，是她父亲当年的一种美好向往，他老人家南征百战大半辈子，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从此不再经受战乱之苦，永远太平啊，所以才给女儿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以示自己的情感寄托。后来我才听说，刘爱萍这个“老乡”是冒牌的，彭爱勤和孙青梅这“老乡”也都是真的。就在前几天，孙青梅还再次亲切的称呼我“小老乡”呢，只可惜，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这两位“老乡”是我们山东省的何方人士。

　　我们连里女兵班的这些年轻的女兵们，对我们众多的男同胞，都十分友好，她们视大家如兄弟，我们则视她们如姐妹。尽管大家相处的十分融洽，可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为了一些一时的口舌之快，起一些小争执。刘爱萍这位同志，历来心直口快，性格活泼，也非常活跃，她有时会利用她那黄莺般的歌喉教我们唱歌，不可否认，她给我们大家带来无穷的乐趣，当年她教唱的《四会是我们的传家宝》这首歌，快半个世纪了，我依然还能哼唱几句。就是这样一位貌似完美无缺的姑娘，有时也会与别人发生一些小争执。其中有一年的春节，连队要吃水饺，我俩都在伙房帮厨，在这过程中，她老找我的毛病，我也不甘示弱，就专挑她的一些缺点，就这样，她有来言，我有去语，唇枪舌战十分激烈。可是，我的脑子没有她聪明，对于打口水仗，不仅言词没有她来得快，言语更没她那么犀利，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下阵来。可我当时还是有点不服气，我大声对她说“你比我多拿多少钱？多管这么多的闲事”？可令我想不到的是，她竟然回敬了我这么一句，“你还别说，我拿钱还真的比你多，我就应该管着你，不服气你就到司务长那里看看？”她这话一出口，立即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堂大笑。按理说，我俩是同年入伍的兵，且都是战士，津贴费是同样多的，可她偏偏真的领钱比我多。这多出的部分就是卫生费，我们男同志，每月发给一毛五分钱的洗澡费，她们女同志则是另外还多发八毛钱的卫生费，她真的每月比我多拿八毛钱啊。她的这句话，不仅是“噎”的我倒不上气来，还博得了好多人的喝彩声，在那时我真的是狼狈至极。我不得不服气啊，这“唇枪舌战”能力，我比起她来可真的是差远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写我们连里的女兵们，也许会有人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当年是不是曾经对这些女兵想入非非过？如果有人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很无知，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战友情”为何物。凡是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这战友情可不是什么儿女私情，在战友情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掺杂“利益交换”这种东西的。战友情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自然的感情流露。说它小，它确实很小，在日常生活中战友之间有时会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及互相爱护，但它却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你也许看不到它，但能感觉到它是确实存在的。说它大，它有时候真的很大，当战友之间有人遇到危险的档口，当需要有人为此献出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挺身而出在所不辞，当年我的这些女战友们，在这样的当口也会义无反顾。

　　1971年我被调到炊事班当了七个月的饲养员，那年连队里种了好多地瓜，用它来做猪饲料。到了十月，地瓜收获之后，我几乎天天煮地瓜给猪吃，一个星期之后，令我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刚煮熟一大锅地瓜，我们话务班的几个女战友们，依次出现在我煮地瓜的大锅前，原来她们都喜欢吃煮熟的地瓜。她们虽然喜欢吃地瓜，可什么样的地瓜好吃一些，她们却不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这个我却懂的，当我把一个个柔软透亮、似糖似蜜的甜地瓜挑选出来，送到她们手里的时候，她们显得十分高兴，那天她们吃的都很开心。在当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做，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那么做。其实，我的这种做法，也正是“警通连人”做事风格的真实写照，我们警通连的所有人，做任何事情，历来就不需要理由，该出手时就出手，也从来就不曾有人想过为什么？我为战友们提供微小的一点点帮助，那只是我自然的感情流露，如果换作任何人，也都会这么做。她们饱餐一顿之后，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虚伪的客套的“谢谢”。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我给她们挑选地瓜的时候，只有孙青梅说了一句“这还差不多”。她们之所以没说一个“谢”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警通连，战友之间相互间做任何事情，从来也无需得到回报，这早就已经成为大家的思维定式，如果说“谢”字那就显得生分了。孙青梅说的那个“差不多”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我从这个“差不多”三个字里，已经感受到战友们对我的认可，我做任何事情，也同样不需要回报太多，大家只要认为我这个人还够意思，我就相当的满足。

在部队工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也无法躲避新老交替的定规。我记得，1972年，王宁馨，孙青梅两位战友，在十月份都被派出去学习新的业务了，我记得，她们俩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安庆，但到底是谁去了南京？谁又去了安庆？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印象了。在那一年的12月，李淑江班长和孙晓莉，又被指派到361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这样班里还剩三个人，班里的工作就显得难以为继了。1973年1月，女兵班里来了三个上海籍的新战友，她们分别是许克林，刘玲，孙文秀，话务班的班长也换成了彭爱芹。1974年9月，刘玲被调到安徽霍邱县的700医院，这年年底，彭爱芹也被调走了，1975年二月，刘爱萍和孙文秀双双退出了现役，女兵班里再次出现人员危机。几天之后，班里来了倪幸海，邹竹英，侍晓红，还有吴春兰，张鲁平当了班长，许克林担任副班长。（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当上炊事班长的），我们连的女兵班，尽管成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可班里阳光向上的气氛，始终没有失传，她们依旧朝气蓬勃的生活，积极认真地工作，她们始终把帮助别人看作是一种快乐。

　　1975年，我在炊事班担任班长的时候，女兵班的人一日三餐的到食堂吃饭，我与她们的接触相对也增多。每一顿吃饭的时候 ，女兵班总是有两人要比全连的吃饭时间晚半个小时，因为全连开饭的时候，她们话务班必须有俩人在机房值班，吃饭睡觉一概如此。按照当时的规定，夜间值班的两个人，由于值班期间无法睡眠，需要在第二天早饭以后，补睡一个上午。在我当炊事班长的那一年，每天早饭以后，她们那两个值班人员，只要放下饭碗，就在食堂帮我们炊事班的人择菜。她们八点钟吃饱饭，在炊事班择菜一直择到十点，等到我们的菜择完了的时候，她们睡觉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如果有人再洗几件衣服，这“补睡”一说，就完全“报销”了。这样的事情，偶尔一次两次倒也不算什么，可我的这些兵姐姐兵妹妹，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作为炊事班长的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动，择菜做饭，本来是我们炊事班份内的事，可我们女兵班的女兵们，一个个当起了编外炊事员。时隔四十多年了，我每每想起那时的情节，敬佩之心悠然升起，我们在一起择菜时的气氛，她们择菜时的那些举动，让我依然记忆犹新。在女兵们的心里，只要是对连队有好处的事情，对大家有帮助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份内”与“份外”之说。我当年天天见到的这些事情，那时也许只是窥豹一斑，女兵班这做派的历史，或许还要上溯好几年，也许在我退伍后的若干年里，她们的这些做法一直不曾失传。

在我的记忆当中，女兵班的这些战友们，可谓是棱角分明各有特点。有的人比较活跃，许克林和侍晓红就具备这种特性，当年她们喜欢唱歌也喜欢跳舞，部队要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排练文艺节目，她们必定是积极的参与者。这不，许克林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就在去年，还全国各地的到处跑，参加全国的“老年人舞蹈”比赛，还屡屡获奖，不能不说，这与她当年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侍晓红虽未参加舞蹈比赛，可我们能天天在微信群里见到她，她是战友们当中，用微信交流的佼佼者。像彭爱勤、孙晓莉、倪幸海她们，则是属于文静内秀型的人，平时大多不见她们有太多的言语，可她们的工作，任何人都无可挑剔，她们与我们这些男同志交流的频率也不多，可“警通连人”的所有美德，在她们身上一样也不缺，一旦战友们需要的时候，她们必定毫不吝啬的全盘托出。邹竹英则是勤奋好学型，在我退伍后的1976年9月，她成功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现如今早已是教授。2008年，我到鲍连长家里去的时候，鲍连长告诉我，年前孙子得病，急需手术，就是她，跑前跑后的为此奔波了好多天。从此事不难看出，她有一副侠肝义胆，为战友们的事情，即便是需要两肋插刀，她也会在所不辞。城府最深的人，应该属吴春兰，她入伍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可她在我们连里的日常生活中，大家从不见其锋芒显现，既不露水也不显山，一切事情随缘。她的近况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在微信群里见见面。这就是我的兵姐姐与兵妹妹，这就是警通连里的女兵班。

　　我在警通连生活了五年零两个月，于1976 年3月20日退伍，离开了我心爱的连队，离开了我朝夕相伴的战友，轻装回到我沂蒙山区的家乡。女兵班里与我同时退役的，是她们的班长张鲁平，我与她在一个锅里搅动马勺，接近五年，在工作中，有好多事情上我们都彼此十分默契，一旦分手说“再见”，这心里还真的很难能够说出到底是酸？还是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清脆的军号声，再也听不见战友们高昂的军歌声，还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战友们摸爬滚打的场面，更不见战友们无惧无怵的嬉戏与调侃。很显然，仍然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见到女兵班的那些战友们，我同这些兵姐、兵妹，如同与世隔绝一般。

退伍后的最初几年，还能与少部分战友有一些书信来往，可时间一长，由于战友们工作地的变迁（特别是不同省份的人），又加之联系手段的单一，到几十年之后，还保持联系的战友，已变的寥寥可数，与女兵班的这些女战友们，所有的联系，就此中断。如今我这“弃六”“奔七”年龄段的垂暮老叟，想当年的连队，思昔日的战友，时常回忆在部队时的人和事，偶尔想起那些女战友们，也情有可原。多少年了，心存一个愿望，老想着与老战友们欢聚一堂，如果能有机会与女兵班的战友们见见面，我的心情将会更加舒畅。

2015年冬天，本人也非常时髦的用上了智能手机，在季月文老战友的鼓励之下，学习开通了微信，季月文还把我加进了《永远的警通连》微信群。微信这玩意儿，真可谓是无所不能，我与这些老战友们，虽然相隔几千公里，联系起来还真是方便，它不仅快捷，还不用花一分钱；它不仅让我大开了眼界，还让我再次与近百名战友取得了联系，我不得不感叹，这现代的通讯手段，把我们带进了美好的“春天”。2016年春节前，季月文老战友，把他和孙青梅制作的《警通连相册》用微信发给我的时候，我几乎是热泪盈眶，好几个昼夜几乎无眠。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我终于又和战友们“见面”了，只可惜，有好多的战友笑貌依旧，而让我立即就说出他们的名字，却已经很难。不过，事情也不尽然，我们警通连女兵班的战友们的名字，我一个也没有忘记，她们一个个靓丽的光辉形象，再次映入我眼帘的时候，让我的思绪陡然转了一个弯。现如今，无需走到镜子跟前，我也知道，如今的我，早已是“脸颊沟壑纵横幔，满头青丝被霜染”，当年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已经变为年近古稀的垂暮老汉，我心里在想，当年警通连的女兵们，今昔是何等容颜？她们俊俏的脸庞是否也有很大的改变？假如再见面的时候，是否还能辨别清楚彼此的容颜？这一切我无法想象，毕竟分别已经四十多年。

2016年的7月，我无法再忍受对老战友们的思念之苦，我决心立即行动起来，趁身体还算硬朗，走岀家门，走岀山东省，与我的那些老战友们聚聚。我此时心中也清楚，在短时间内，与所有的战友都见面，没有这种可能，只能分期分批的完成与战友们见面的愿望。同时我也清楚的感知，如不及时将计划付属实施，留给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把与战友聚会的第一站选在在了南京。

七月十四号，我如期到达南京，当我走进聚会的鼓楼区高门楼酒店的时侯，二十几位老战友巳经早巳等侯在那里了。大家有的是南京当地的战友，也有好几位分别从扬州，太兴和淮安赶来的。尽管那天到一起的战友只有二十几人，可我还是激动异常，时隔四十多年，与战友们重相聚，真可谓是感慨良多。尽管大家的面容有显苍老，但我还是很容易就认岀到场的每一位战友。那天话务班的女战友们，有四人到场，她们是张鲁平，刘爱萍，倪幸海，和侍晓红。她们依然似当年那么开郎，那么富有朝气。

　　我现在老眼昏花的写这篇小文，也许就是我上次南京之行的延续，只可惜，我的记忆，经过四十多年沧桑岁月的侵蚀，已经是残缺不全。有好多战友的名字和籍贯，也已经似是而非了。这不，前几天在微信群里，我与张鲁平还因为女兵班王班长的名字问题发生过争执，由于我的记忆不够准确，一度还闹出了笑话。我说王班长当年叫王宁鑫，张鲁平说叫王宁馨，我俩的争执，在微信群里被王班长发现，她实在也看不下去了，才在微信中说“邓小胖子你错了，我的档案里就叫王宁馨”，如此尴尬的结局，我只能用“哈哈”置之。这篇小文，所涉及的人和事，难免有些地方失实，也许有的地方对战友们还有所冒犯，似这等情况，我只能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并恳请大家免于怪罪，因为我并无恶意。

　　我还是那句老话，真诚希望我的这些老战友们，都出来多走走，多聚聚，让我们大家共同回忆警通连的那些往事，只需每人回忆一点两点，我们在警通连的美好记忆，定将更细致也更全面。大家回忆四十年前的这些往事，不仅能增进大家的凝聚力，还能愉悦老战友们的心智。只要战友们每天都能开心快乐，就能益寿延年。在此我还要对警通连的姐妹们说，你们全家幸福，身体安康是我最大的心愿，祝福大家都能天天愉快地度过晚年。

去年三月此篇小文定稿，今天别出心裁制作成美篇，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法把当年战友之间的情谊描述的尽如心愿。此次制作美篇，能收集到战友的照片实在有限，很多战友的照片，是从其它战友发的视频中截图，因技术欠缺，其制作水平实在也难称雅观，让战友们看后心中难免有郁闷之感。在此我只能对战友们由衷的说一声“抱歉”。谨以此文向战友们倾诉，回忆四十年前我们在警通连接下的情谊无不珍贵，同时表达本人四十多年对战友们的无尽思念。

邓永欣

201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