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老那

老苏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年纪了。人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更怀念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那些老朋友。前几日，女儿提起查干淖尔，我想起了已经离开我30多年的老朋友——老那。今年正好是我们俩认识的第50个年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那些事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每当想起都会引起我深深的怀念。

　老那全名那顺巴雅尔，一九三八年生，原籍是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浓眉大眼，是个典型的蒙古汉子，而从穿戴到言语举止表现的文雅庄重，颇有一个知识分子风度。
我们相识在1968年，当时查干淖尔公社的各大队接收了很多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两个大队专门安排了插队锻炼的大学生 。知识青年是接受再教育，在草原安家落户，国家给安置费。而插队锻炼的大学生同知识青年不同，是拿国家工资，参加劳动锻炼两年后分配工作。老那则是插队在达布西勒图大队的大学生。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蒙古族知识分子，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专业。

　　虽然仅仅是劳动锻炼，但老那是个干工作的人，下来不久就为所在大队的工作东奔西走。别看他在大队居住， 但公社的干部职工差不多都认识这个下来不久的大学生。

（图为: 老那（右）陪同公社领导出差办事）

他到大队的第二年就帮着大队领导修建了大队办公室，房前还种了几棵树。当时的情况下，草原上有意识种树很难得。后来人们把这几棵树称为那顺巴雅尔的树。现在那片办公室已经被拆了，那几棵树也不知所踪。但我每次路过这里都忍不住想去看看原大队部的旧址。是去找记忆中的那几棵树呢？还是怀念植树人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种树是永久的精神)

图为:查干淖尔湖边上的植树园里人们年年在种树)

到1970年6月 ，这些插队锻炼的大学生陆续开始分配工作，老那被分配到锡林郭勒日报社。也许是太热爱他一直为之努力的工作，也许是留恋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个人申请留在基层，于是他就没去报社，留在查干淖尔公社革委会当秘书，后兼任公社后勤管理员。当时我是公社党委秘书，人们戏称我们俩是公社“ 两大秘书 ”。我们各自成家后，公社盖了一院三户的平房，我俩分别住在东户和西户，不管中间那户住的是谁，从此以后此院一直被称为查干淖尔公社的“秘书大院”。


称我们为“ 两大秘书 ”也就罢了，更有甚者说查干淖尔公社是“秘书专政”，说我俩是查干淖尔的“两只老虎”。有这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我俩都是从城里来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水平的人，在公社当干部，本来就少见。再加上正是爱干事儿的年纪，我以写写画画，机关事务为主，老那以跑内跑外，后勤管理为主，各显其能，工作有声有色。我俩各挡一面，公社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管起来，基本不用老领导过多操心。

别看我俩被称为查干淖尔公社的两只“老虎”，可我俩从不“打架”，为此很多人感到奇怪。我俩不但各自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两个人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图为: 作者（中）于2011年重返故地，同苏木党委书记和苏木长合影留念）


1978年我俩同时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老那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我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老那依旧为公社的发展日夜操劳，为办好苗圃，他引进果树、种植蔬菜，还要发展乡镇企业，筹建奶牛基地……。

(图为: 老那（前排中）出差之际代表公社领导看望在呼市上学、当兵的查干淖尔的年轻人们，鼓励他们为家乡的建设繁荣作贡献)

(图为: 老那（左三）参加自治区先代会时和阿旗去的代表们合影留念)


到1979年冬，正在他日理万机地工作时身体感到不适，白天忙起来浑身没劲，到了晚上失眠睡不好。看着他日趋憔悴的脸色，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出去检查治疗，但他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就在当地医院开些药吃了继续坚持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的春天老那去呼市参加全区先代会之际才到医院检查的。
也许是太过辛劳，也许是天妒英才，老那不幸查出患食道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甚至不知癌为何物？偏偏是这么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年轻人患上如此凶险的疾病，大家都很震惊。当时组织上对他的治疗很重视，认为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立志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作出巨大贡献，难能可贵，特别批准直接转院到上海做了手术。

1980年公社改苏木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那被选为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长。当时他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执意回到苏木继续抓他的工作。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至今都有人说起他当年忘我工作的事情。

我当时写了一篇短文“远大的理想，勇敢的追求”，记录他的感人事迹。发表前，我把文章草稿送给他看，他在上面写到：“评价过奖了，先放着再说”。后来听说老那跟别人讲过：“思勤是真了解我的”。这篇文稿发表于1983年6月23日的《内蒙古日报》，后编入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里。

(图为: 查干淖尔河水源源流不断，永远怀念为这片热土献出一切的忠魂)

1982年下半年，老那病情恶化，在呼市治疗了一段时间，他预感到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就找到内蒙古某医院，提出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做实验用，并签定了初步协议。但后来他转到上海医院，最终在上海去世没能回来，他的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但他的这种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一切的精神，可歌可泣。
到了上海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已调任阿巴嘎旗旗委组织部部长。信中写到他病情恶化的具体情况，并同时跟我交待等他去世后如何处理后事。这些嘱托我一一照办，且至今记忆犹新。他希望让我亲自主持他的追悼会，包括写悼词，同时说明需要通知的人的名单在他笔记本上已列好，家里人会提供给我，希望我协助通知。我及时回了信，尽量安慰他，鼓励他配合医院治疗。
此后不久我就接到了老那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写到：“我已经不行了，赶快派人来处理我后事。来时把我儿子带来”。后听陪床去的同志说，此电报是老那去世前几分钟写好了留下的。这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通信。
接到信后，我马上派组织部副部长带老那的儿子去上海处理他后事。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我带旗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查干淖尔苏木召开了那顺巴雅尔同志追悼会。老那的骨灰安葬在查干淖尔苏木昌图敖包东边的一个山坡下。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有理想追求的基层干部，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干事业者，就这样沉睡在他奋斗一生的热土里。
　
　　老那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是我们几个老朋友中走得最早的。他是我们中最有才华，最有远见卓识，最能忘我工作的人。我永远怀念他，相信他为之奋斗的查干淖尔草原也永远记得曾有这么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把自己的满腔热血都撒给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和他热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