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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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好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整个社会和之前完全不同。外面一片红色，到处人声鼎沸；满街的“打倒”和“砸烂”的标语，后面的名字都是倒过来写的；弄堂口的淮海中路被改成了反修（帝？）大道（不久又改回去了），被戴着高帽子游街的“牛鬼蛇神”一批又一批；革命小将拿着剪刀到处剪“小裤脚管”，军装、军帽、解放鞋成了最时髦的时装。

我们小学第一个“揪出”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自然是校长，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批斗会的情形，小将们站在堆在一起的课桌上高呼口号，一个老太太（校长）低头站在对面接受“批判”；不久学校又陆续“揪出”了四、五个“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原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校竟然也“潜伏”着这么多“阶级敌人”，实在令我们大开眼界。

随着运动的深入，所有学校一律停课。哥哥姐姐们（主要是高中生）乘着不要钱的火车到处“串联”，享受免费旅游的好处；游山玩水之后，带回一张在韶山冲房子前的留影回家炫耀。他们穿着军装，斜挎着军用书包，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让我们羡慕非凡，只能感叹自己年龄太小。1967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少先队，建立了“红小兵”组织。我荣幸地被挑选为第一批，先和少数几个同学一起，由老师为我们戴上了“红小兵”徽章；然后我们再为班级的所有同学“授勋”---别上徽章。记得当时的“红小兵”徽章是白色塑料做的，正面是一块插入导槽的弧形有机玻璃，映出红色的三个大字“红小兵”。这么看来，我也是建军（红小兵）大业的元勋了。

红小兵胸章

家长们忙于运动（主动或被动），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来管我们。没了学校上课的“负担”，我们这些小朋友象出笼的小鸟，到处乱飞。玩弄堂里的游戏，马路上看大字报；有时候拿着收集来的各种传单在人多的地方朝天一撒，也过一把发传单的瘾…..看着互相矛盾的传单被大人们哄抢，心里得意非凡。

那时候三天两头有“最新指示”发表。每次有这种大事发生，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也要连夜庆祝。为了联系方便，学校为我们每个人都规定了联系人和被联系人；只要有大事，老师只需通知一号同学，接下来一个连一个地找人传达，不出几个小时，所有同学都会接到通知。看来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地下工作的精髓--单线联系，若有机会被抓住做了叛徒，只会供出前后两人，其余人可以从容撤退，把损失降到最小。

接到通知的当晚，我们赶到学校，先是在教室里聆听广播传达“最新指示“，然后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外出游行。马路上热闹非凡，挤满了同样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大人和小人，闹到半夜才回家睡觉。

不久，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徐老师跟随丈夫离开上海，调到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学校即现在赫赫有名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前身。徐老师深受我们爱戴，大家依依不舍，自发去徐老师位于瑞金一路的家里告别。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过去，我们这些老同学聚会，仍常常会提起她，不知徐老师在哪里、是否健康长寿？

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也姓“徐“，乃是赫赫有名的校革委会主任。第一次认识这位风云人物是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位相貌普通、长得敦实的年轻女老师登台，只见她声音洪亮、感慨激昂地控诉了“修正主义”的罪恶，声情并茂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校领导能屈尊兼任我们的班主任，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得意非凡。不过说实话，这位徐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几年，也没觉得她有多么激进和革命，也和普通的老师们一样和蔼对待我们。可能我们年龄太小，对于大人们的政治斗争，到底没有感觉。

文革对我们这些小朋友来说，有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缺乏了社会的安全感。由于公检法被“砸烂”了，各级领导也都瘫痪，造成社会治安混乱，流氓和“拉三”到处都是。老师们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身强力壮、“模子”大的坏学生经常欺负同学，现在常见的“校园霸凌”当时也一样存在。我的祖母虽然是家庭妇女不参加工作，由于有文化，当时经常在居委会帮忙。某天她从居委会得到信息回家很紧张，说弄堂里排名前三的3个“坏小孩”都在我们班级，绰号分别叫做“蟑螂头”、“豆腐干”和“小耳朵”。我当然知道这几个同学的劣迹，只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有名，竟会惊动了居委会！几十年后的今天，时过境迁，当年的“豆腐干”同学成了和蔼、含饴弄孙的爷爷，并坚称记不起我，让我怀疑他是否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小耳朵”同学从不参加聚会，据说有严重的抑郁症；其实他们两个本质并不坏，当年只是顽皮而已；只有那个被同学们一致认为坏到骨子里、名列“恶人”榜首的“蟑螂头”，早就患肝癌“走”掉了。看来老天爷还是有眼的……我不怕别人说我苛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要厚道！

我们的童年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当时弄堂里常见的是打弹子、顶橄榄核、掼“豆腐夹子”等，赢者可以拿走输者的弹子等物品；我们喜欢的是“造房子”，在地板上划好的格子，放一串穿在一起的算盘珠子，用单脚踢动，按规则顺序通过一个个方格才算完成任务，这个活动男女皆宜；跳橡皮筋、踢毽子自然是女孩的优势项目，能一口气踢几百个毽子不落地的比比皆是；男孩会玩“斗鸡”，把一个脚盘起来，单脚跳动互相冲撞，以盘起来的脚落下为输。可以两个人单挑，也可以一大群人分成两方混战。我也算是“斗鸡”的高手了。

造房子

斗鸡

球类中，当时最热门的是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从家里自己搭起的桌子到学校的乒乓桌，到处留下我们挥拍的身影。还有专门的乒乓房，记得是一毛钱可以打一个小时。时至今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还能打几下经典的“左推右攻”，乒乓技艺远超现在的小朋友们，当今小青年们流行的是羽毛球，乒乓自然打不过我们。

当时的教室布置大体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教室侧面墙上一般要贴几张毛主席语录，还有黑板报。

文革时，每天早晨上课前老师学生的互相问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手执“红宝书”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全国上下，老少皆然。

教室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我们结束了一年多的停课，恢复了正常的上课。

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楼上楼下的小邻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