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交好卷,黄犬送佳音。

北风呼啸,挡不住人们办年货的脚步;白雪皑皑,映衬出一年里收获的喜悦。

年又到了,但没有小时候的年味浓厚,总好像缺了点什么。

年将近,对儿时春节乐趣的念想愈加强烈-----

  (一) 办年货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山西吕梁山西部的一个乡村,小时候农村的过年,那是相当隆重,那是相当重视。秋天,大人一收完庄稼,忙完地里的活,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了。每逢集日妈妈就去五里外的大武镇转悠转悠,了解物品的价格,再划算着怎么凑几个钱过年。卖几斤攒下的鸡蛋,就能买几尺做鞋的布料,再卖几斤自家地里种的花生,又能扯几尺布做衣服。就这么零卖零买,也还多少顶点事。

当时家里最大的收成是经过母亲近一年的辛苦喂养,年底即将出栏的猪了,几乎一大半年货的开支都出在它身上。由于没粮食喂,猪的主食就是凉水上面撒点糠皮,条件好点的人家会喂食麸皮和豆腐渣,另外再加一些猪草。营养较现在是单调些,没什么特供的饲料,但安全系数很高,绝对比现在这料那剂催大的猪肉放心。
卖猪时的纠结至今难忘。它也是家里的成员之一,几个月的感情还是蛮深厚的,特别是遇到听话乖巧还长肉的猪,真还不舍。然而,一家的开支都指望它了,在万般不舍与难过中眼睁睁看着猪被买家拉走了。父亲心肠软,每当猪贩子上门逮猪时他都躲得远远的,还偷偷掉泪呢,心情得好几天调节。
一头猪最多换的三十到四十块钱,加上做教师的父亲每月29.5元工资,过年的钱总算攒了点。接下来就是钱的合理分配了,每一分钱必须花在刀刃上。鞭炮买几串、麦子称多少、羊肉割一二斤、洋冰糖买多少,都得计划好。其实我家那会儿是村里的欠款户,队里每年年终清欠,村里会通知欠款户。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会停下手中的活,冒着严寒侧着耳朵,站在院子里仔细听着村会计在大喇叭上一个个念着欠款户的名字,那是最揪心的时刻,要听清楚欠多少,要求还多少,心里还划算着能承担多少。当母亲的名字(父亲是吃公家饭的,母亲是农村劳力)从喇叭里传出时,母亲会屏住呼吸用心记住每一个数字。说实话,积攒的办年货的钱根本不够还债,但年还得过,只能分期分批还或“拦兑”。我家一贯采用“拦兑”的方式。这个词现在估计不再使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当时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意思就是把别人多余挣的公分替我家给大队顶了债,来年我家和这个人结算,也就是别人暂时替代我家还债。这样手头就能多少结余一些钱,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不至于成了“月光族”,否则断了经济来源,全家都得挨饿,还谈什么过年。当然,愿意给你拦兑的还要看彼此关系和人品如何,否则是拦不成的。此时,我想起了杨白劳,比他老人家强一点点......
好在母亲会操持,秉承品种多点、数量少点的原则,让年过的尽量像样些,不至于寒酸的让孩子们扫兴。

大人为物质精心打算着,孩子们却早已按捺不住驿动的心,掰着指头盼着年的到来,因为那是一年里能吃好的穿新衣,还可玩炮仗有压岁钱的节日。

  (二)新衣服



记忆中父母很少在过年时缝新衣服,父亲的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过了足有五六个年,直穿到衣服磨损退色的实在穿不出去为止。母亲更是节省,总说大人能行,省下一点钱给孩子们缝新衣服穿。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母亲说女孩不遮穷,所以新衣服做的相对多点。记忆最深的是我五年级时缝的一件花色条绒上衣,由于布料质量瓷实,布有结余,于是就缝的大了很多,衣襟部分用针线缝进去几寸,随着我的长高,每年放出一点来,这件衣服我读初二时还在穿。女儿出生后,母亲还把这件衣服改小,真正是物尽其用。
哥哥就没我幸运了,他好几回过年都是母亲把他的旧衣服“反撒”(把退色的旧衣服拆下,布面反过来,里子做面子,重新缝制的衣服看起来比原来新),当新衣服穿。或者领口袖口破了,就接一块新布,这样露在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就是新的了。弟弟小,缝一件就不错了,他最好对付。
新鞋一律是母亲手工一针一线做的。白天母亲还要在队里平整土地干活,一个女人家当一个男劳动力使唤。劳动一天后,晚上在煤油灯下为全家纳底做鞋,我们一觉醒来公鸡都叫一遍了,她还在穿针引线。
记忆中母亲的手就没有细腻过一天,纳底时麻绳要使劲才能穿过厚厚的硬邦邦的底,麻绳把手勒的全是血丝,结痂后的手背粗糙的像树皮。
搓麻绳也是一件痛苦的事,遇到下雪不劳动的一天,母亲会坐在光线好的炕上搓绳。大冬天把裤腿挽起,在小腿上上下来回搓着扎人的麻绳,腿上磨出的血丝也清晰可见。尽管这样,母亲还边搓绳边嘴里哼着当时的流行曲《北京的金山上》,我就是从那时起听会这首歌的。
下面照片是我家唯一的一张春节期间的合影,那时没有彩照技术,清一色的黑白色。我的上衣是玫红色的布衣服,很好看的。哥哥是当时很流行的“军干服”,老爸的当然是那件瓷实的中山装了。妈妈没新衣服,拍照时还是借的邻居大婶的格子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点都不夸张。裁缝铺全村仅有一两家,在当时都是村里有钱的主户,缝纫机转动起来要比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快的多,一件衣服手工5到7毛钱,为了节省,多半是别人裁剪后母亲自己手工缝。因此,有一台缝纫机是母亲做梦都想要的“一大件”。

  (三)打扫


过年前的卫生清理跟现在一样,都是重头活,家家户户希望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

那时没有家政钟点工什么的,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就很勤快的我一放寒假就开始着手收拾家里家外的卫生(幸运的是那时放假早,作业少,更不需要补课)。待父母用白粉刷窑后我就清理卫生了。
当时擦玻璃是小菜一碟,大多是麻纸糊的窗,仅有的三两块玻璃也只有见方三四十公分大。糊窗纸是辛苦活,得找凳子爬高,把前一年糊的纸剥干净,再裁剪好新的麻纸,之前还得炉火出好浆糊,用高粱穗做的刷子均匀抹在窗框上,一点点把纸按平整,不小心会有刺扎手上。糊窗的活多是父母干,我只有帮忙的份儿。糊好的窗纸上有时会贴些窗花和红绿相间的彩纸,花花绿绿的,增添了节日喜庆的气氛。
掏箱底最辛苦,得趴下身子,用笤帚一下一下扫,这可不是淘宝贝,绝对不会有捡到钱物的惊喜,掏出的是一只只穿烂的布鞋,还有烧火的柴枝、一堆堆老鼠们打洞拱出的黄土。趴的腰酸困,扫的手贼麻,站起身时定是“三花脸”一个。呵呵!在人还饿肚子的时代,老鼠却“鼠丁兴旺”,经常能看见鼠妈妈拖家带口出入于柴火墙角旮旯。晚上更是它们活动的最佳时段,闹的人一晚上不得安宁,于是就有了父亲戴着线手套抓老鼠的难忘经历。
另一个清扫的重点是收拾院里的土地爷和天地爷的住处了,过年前扫的干干净净,供奉神灵,过正月就成了杂物的储藏地,大到镰刀小锄猪盆狗勺,小到我们玩的沙包石子,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经过我的归类整理精心打扫,神位终于焕然一新,除夕傍晚母亲就会恭恭敬敬把神灵请到位,枣山(祭祀用的面人)对联香炉蜡烛一应俱全,一周时间的虔诚祷告,希望他老人家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多多发财。
记忆中,我家就没供过财神爷,现在出去宾馆酒店商铺里最显眼的就是供奉的财神了,由此看来,发财是人们一贯最最向往的了。一次,我开玩笑问母亲,咱家那时穷,是不是与没有供奉财神爷有关?母亲笑笑说,不在于那些,现在仍然不供,日子不也过的富裕舒坦吗?那是人们的心愿而已。
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小到箱子柜子,大到院子里的旮旮旯旯柴垛石头堆,尽管多是尘土杂草,但我都会打扫的干干净净,整理的有条有序,觉得这样才算是诚心迎接过年。
那会儿平日上身的衣服就一套,几乎没替换的,一般是晚上洗了,炉火热炕上烤干第二天接着穿。所以,洗衣服一般是在除夕或除夕前一天,洗早了怕过年时再脏了。
被褥的拆洗得轮流着来,不敢一下子全洗(那时还不知道洗衣机是啥玩意,全是母亲手工操作)。一家就几支没被套的被子,拆洗时,由于当天干不了,孩子们晚上还要把褥子横过来伙盖,露头露脚将就一晚,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被褥备用。
过年是孩子们最最盼望的节日,这样忙碌着惦记着,掰着指头划算着,年就来了——

  (四)好吃的


民以食为天。吃,永远是孩子的最爱。

在平日肚子里没多少油水,甚至食不饱腹的时代,过年吃好的是每个人最向往的了。其实说到当时的“好的”,无非就是稍稍带点荤的羊肉饺子,有三五块猪肉的胡萝卜土豆大烩菜,哪里谈得上丰盛。那时总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猪肉鸡蛋大米了。
前面说过,辛辛苦苦喂大的一口猪还要卖钱,办年货还队里的欠款都指望猪同志呢!
几只母鸡,也是我家的功臣,一天天积攒的鸡蛋仅仅是饱饱眼福、过过摸一摸的手瘾而已。积攒到十几颗时,母亲就会装在一个蓝色花布袋里拿到村里的供销社卖掉,换回煤油、盐、针线等日常用品。
至于大米嘛,父亲会把粮油本上攒了一年的大米一次性从粮站领回,这样过年也就有几斤白花花的大米奢侈了。
调料更是简单,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老弟兄四个——盐醋葱辣椒”。酱油没有,称半斤红糖,自己在家里熬制的酱。醋是大武酒厂做酒剩下的废渣酿制的,一担(挑水的两只铁皮桶)5毛钱,担回家放缸里,全家能吃上半年,口感嘛,实在不敢恭维。麻油也是玻璃瓶里看见的一两斤,那也是用自家地里种的芥子换的,平时炒胡萝卜还真是滴一两滴,母亲还要用嘴在瓶口舔一舔,生怕浪费一丝一毫。
对了,要说当时最诱人的调和油,还是过年时母亲从集上称回一块白花花的猪油,在锅里化成液体,待凝固后就能食用了,每当吃面食时,用筷子挑一块放碗里,顿时香味四溢,有点肉腥味在里边。
再穷也得过年啊,孩子们眼巴巴瞅着盼着,总得买点稀奇吃的营造营造过年的气氛吧。于是,母亲会多次去大武镇集会上,经过多少回的比较、还价,买一点水果糖,几块柿饼子,称一点果子片,再挑选几颗核桃枣儿。瓜子是自家地里种的,平时舍不得吃,过年时才在砂鏊里炒一些。记忆中那时过年就没见过水果,尽管自家院子里有果树,但水果早已变卖换钱了。至于南方的水果,就连现在普通的桔子香蕉听都没听过,更甭说吃了。
家里的主食,更是少的惊人。腊月二十七八蒸一笼米糕(里面掺了很大比例的玉米面),做成油糕和马蹄糕(形状似马蹄的枣糕)两种,整整齐齐码放在一个较大的粗瓷盆里,为了多保存些日子,只能放在一个空着的小窑洞里或院子里最冷的地方(什么叫冰箱,听都没听说过),上面压几块大石头,防猫狗偷吃,再加盖一些杂草,一旦有小偷光顾就会有响动。同时把油炸的一点豆腐和饺子馅也一起放在自认为既安全又能冻住的小窑里储藏。
说起偷年糕,现在的孩子根本不会想到还有此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贼不惦记的。地里种的瓜菜,院子里放的种地工具,圈里喂养的牲畜,都是贼物色的对象。年糕丢失也是常有的事,贼偷回去一家人就能过个好年,可丢糕的那家就是天塌的倒霉事了。

蒸花馍是我们最享受的过程了。白面在农村人嘴里称为“好面”,因为在人们心里,白面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它再好吃的了。我也是那时候就学会蒸馒头的。不用多次试碱面大小,一看二闻三感觉,技术绝对杠杠的。刚出锅的花馍白生生香喷喷,小孩子不能随便饱口福,妈妈说,得先敬神。节节高,花枣山,面孩孩,一个个精致的造型在妈妈手里魔术般变出来,我的任务就是清点数目和给花馍厾红点,对啦,还会不时咽咽口水。

(五)对联窗花年画


贴对联是春节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父亲是方圆几里有名的语文教师,肚肚里墨水多,一手漂亮的楷体毛笔字更是羡煞人,所以每年一放寒假他就开始忙着给左邻右舍写对联了。当时没有写字台,家里的木箱子成了专用的写字场所,笔墨纸砚样样齐全,对联内容不是照搬现成的,均是父亲根据各家具体情况现编的,多是发财吉祥富贵盼望的主题,就连猪窝狗舍茅房厨房灶马爷土地神的也少不了。我当然是打下手的,给父亲摆放写好的对联,也少不了一字一句诵读,背的最熟的就是灶马爷的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家有土地堂,早晚一炉香”,还有院里或大门上挂的“人财两旺”“风调雨顺”。父亲写大块的,小帖春联就是我的专利了,诸如鸡窝,猪圈,茅房,树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不甚好看,最牛的是学了英语单词后,竟然写了英语春联“happy new year”,那时好不得意,因为没几个认识英语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给我家大门上的一副对联至今记忆犹新,上联是“年年年年年过年年年愁”,下联是“缴款户买粮吃接济不上”。过路人围在大门口读着这特殊的对联,“年”字如绕口令般叫人好奇,所以左读右读都难以读通。要知道,用对联打趣描写现实是老爸喜好的做法,在笑声逗乐中体会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揭不开锅的时日在当时是常有的,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为此患上神经衰弱症,每晚靠服安定才能睡着,妻儿老小都指望他糊口,然而生活总贫瘠的让人没了辙,所以才会有每年过年每年愁的写照。

除了贴对联,贴窗花也是当时的重头戏。大姑娘新媳妇买来纸张 ,借助煤油灯火焰的烟,把贴有花样的纸熏黑,然后一剪一剪掏出窗花,我们所在的农村人叫“掏花花”,实际就是剪纸。二婶过门后,我家的窗花不再是烟熏的黑色和普通红纸的了。她有双巧手,掏出的狮子老虎喜鹊栩栩如生。颜色也丰富了许多,质量也由刚开始的一般纸质变成摸上去光滑的“油纸”。记得弟弟那时才学会说话,他会用手指着窗上的纸花嘴里嘟囔着“猫猫狮狮”。窗花已经不再是贫困年月窗户上的专用点缀品了,烟熏窗花样的技艺也失传了,取而代之的是登上了高雅之堂,是高级酒店宾馆的高档装饰,更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年画是年货市场里最显眼的,不光占地面积大,花花绿绿的吸引了好多人。有的在物色购买对象的,有的在蹲下看年画上的故事情节,冻得发抖的小贩搓着手跺着脚,向顾客热心推荐着。老年人多喜欢戏剧的,新媳妇热衷胖娃娃,孩子们爱好电影剧照的,主妇们忘不了买几张门神画,魁星老虎是必买的。年画的价格少则几一两毛,多则块儿八毛的的。
年画的张贴很认真,一一拿出展开,根据内容和位置,确定哪张画在哪儿贴最合适。避邪的老虎会靠窗户的地方,而且虎面必须朝向门外,预示着把一切邪气拒之门外。门神画贴门两侧,给咱站岗放哨,把小鬼晦气挡拦。喜庆的画会张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如一进门的窑壁上。当时的年画都是纸质的,经过一年的烟熏尘土光顾,在年底时多变的陈旧很多,稍宽裕的人家会剥去旧画买新的,经济紧张的就用莜面团搓搓,能除掉一点灰尘,继续使用。

那时年画的内容主要分三种,一种是喜庆吉祥的,如 “莲年有余”、“花开富贵”图案,多是人工绘画的;其二是反映时代特征的,如“毛、周、朱、刘在机场”、“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等。第三种就是当时热门的戏曲、电影、舞台剧剧照,如《杜三娘》、《王老虎抢亲》、《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戏曲的年画多是几张连载,把剧情简单陈述,再配上演出照片,我们称这种画叫“ping”(我至今不知是哪个字,所以用拼音替代,反正当时都叫连载的年画是“一副ping",正规的叫法至今不知道)。

时过境迁,时代的发展,年画的市场越来越萧条,张贴年画不再是过年的主要点缀,年画的内容也随着时代变化的脚步而改变着,只有中年以上的和农村人还会买一半张新式年画,然苦于内容多为美女明星名车之类的,要想找到当年的年画是不可能了,只能是美好的回忆了!

  (六)拜年


除夕到大年初一的日子是最热闹开心的,兴奋激动 溢于言表,特别是孩子们,开心的跑出跑进,谁家的灯笼形状颜色特殊,谁家的供神花馍蒸的最漂亮,谁家的饺子是纯好面包的,我们早已侦察的一清二楚。那会儿不懂得也不知道什么是春晚,只晓得家里的电器之一(之二是手电筒)——收音机里在播放着文艺节目,什么内容从没认真听过,反正知道人们都在过年,都在乐着。只是偶尔想过人家城市人不知如何过年,是否也和农村人一样。

除夕晚上的饺子是多少年不变的食谱,稍好的人家会吃一顿纯好面饺子,一般人家会掺进一些玉米面包饺子,为的是节省那点少的可怜的好面,好多吃几顿。开饭时要放鞭炮和大炮(就是“二踢脚”,威力挺大),烟花嘛几乎没见过,集市上有些简单的花炮,只是因为价格相对较高,所以就没放过。过年第一次买花炮品种多的时间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为此父亲还写了一篇题为《步步高》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吕梁报》上(《吕梁日报》的前身)。
母亲是最辛苦的,晚饭后,还要把旧的掉漆皮的木箱柜再最后擦洗一番,给各个神位点香磕头布灯(不同于现在的灯笼,把碗口粗的木头锯成一到两公分后的圆木板,在其周围边上抹上浆糊,糊上约15到20公分高的绿红粉黄等彩色的粗麻纸,里面放一支红色的小蜡烛,晚上点香时把蜡烛点燃,从外面看五颜六色,这就叫布灯),然后把收拾好的新衣服、压岁钱、好吃的、葱蒜分别放在我们枕头边,一家人在闲唠嗑中守岁,等着大年的到来。在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中一夜似睡似醒,盼望着天快点亮。
那时有表的人家屈指可数,叫醒任务全由喂养的大红公鸡全权负责,只要听到第一声打鸣,哪怕是邻村的公鸡,就会一骨碌坐起,点着煤油灯(我家当时还没通电,八零年以后才有了电灯),穿上放在枕头边的新衣服,在母亲的亲自带领和指导下,洗手、响开门炮、点香、拜神,一套程序过后,就开始最期待的环节了——拜年。此习惯不知起源于何时,只是年年重复着。虽然天还黑乎乎的,可小孩子们三五人结伴就开始去三邻四舍家拜年。记得当时我最想去的就是奶奶家了,因为她一定会给你压岁钱的。一进门,给坐在炕上的爷爷奶奶磕头,说着“过年好”,有时还会在长辈的要求下背诵一段拜年顺口溜:爷爷奶奶好过年,给我几个压岁钱,枣儿核桃柿饼子,我的插插(衣服上缝的口袋)老等着。奶奶会笑眯眯地打量一番孙子的新衣服,再问问吃啥来,过了年几岁了,紧接着变戏法地从上炕的铺盖卷底下摸出早已准备好的毛票,三个孙子每人两毛,再装些核桃枣卷卷(过年用起面捏的一种面食,因捏时左右手朝内同时卷,并且中间各包一颗枣而得名),我们就退场回到家“卸货”了,只有口袋掏空才能去别人家,有的胆大的孩子干脆拿一个小布袋。
做什么事都需要智慧,拜年也一样。谁家人性好、热情,谁家条件好、不抠门就先去谁家,谁家人品差难说话就绕道走。我从小脸皮薄,走到邻居家门口不好意思进门,总是犹犹豫豫,其他同伴进去了我才蹭到门口,主人不叫我一般不肯进去。除了熟悉的几家去去,来往不多的就不登门了。拜年给的东西大同小异,无非是些枣核桃水果糖的,遇到关系不错的给个枣卷卷,最不想要的是自己加工的“油果则”(就是用玉米面糕面炸的一寸长的小麻花),不要吧,人家给了,要吧,会油了新衣服,所以有时要么现场吃掉,要么偷偷扔了。遇到孤寡老人的,要么不给我们吃的,要么干脆给支烟得了。现在想想,那会儿真傻,孤寡老人还要政府接济,哪有东西给你们小屁孩。哥哥所得的纸烟较多,什么羊群牌、黄金叶、晨鹤牌,他回来会稍作整理后孝敬了奶奶或父亲。我一贯也是高风格,会把自己的成果分给哥哥弟弟吃。等孩子们拜完年,太阳也就出了山,早晨的打卤挂面汤也熟了,拜年的环节也近尾声了。
如今仍流行拜年,但我们小时候孩子拜年的形式几乎失传了 。压岁钱也不再是以角计算,而是成百上千的给,有的压岁钱多达几万元。拜年的主角也由孩子变成了大人,亲戚间的拜年远远比不上下级给上级拜年的隆重厚实,往往带有别的色彩在里面,某种程度上是某些群体敛财的“捞金节”。
一些传统的好的东西怎就不能永久流传,被时代抛弃的无影无踪,某些与文明道德相悖的新陋习怎就雨后春笋般蔓延呢?

  (七)走亲戚


春节走亲戚不知是哪个年代流传下来的习惯。

初一全家团圆后,初二就开始走亲访友了。新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是必须的,最少得拿四色礼,礼物都用红纸包裹,预示着新人喜庆。长辈也会给新人压岁钱,这也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压岁钱了,婚后第二年起就不会再有此待遇了。

我们姊妹仨是母亲每年正月初二派出的看姥姥的代表团。一个皮革质地的黑色挂包里装着20个枣卷卷,两把挂面,如果有更老的长辈健在,还得另外拿两瓶罐头或两包点心,这可是当时看贵客的高档品。一河之隔的姥姥家用不了半个小时即到。姥姥会给我们包饺子调凉菜吃,这是待客的上等饭了,饭后见天色不早,我们也就开始打道回府,当然每人两毛的压岁钱是稳稳赚到手了,另加姥姥回的礼物(当地风俗是客人给主人拿20个枣卷卷,主家会在客人离开时返回7--10个)。我有时会在姥姥家多住几天,因为那里有我同龄的伙伴玩耍。
由于母亲的姐妹均在外地,父亲弟兄五个,没有姐姐妹妹,所以,我们唯一走动频繁的亲戚就是姥姥家了。前段日子,我在父亲录制的视频里看到姥姥步履蹒跚,苍白的头发犹如一堆蒿草,当时90岁的姥姥还一个人住在那间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旧窑洞里,在坚强地过着每一天。可惜,前年春节前夕,姥姥永远离开了我们。一晃30几年,姥姥家土地板上用小石子砌的“蛇盘九颗蛋”的图案还在吧,放在炭火里热水的汆子(cuan音。旧时热水的铜器,形如暖瓶)和摆放在灶台后边的铜神像已经成文物了吧!
记忆中还有两次走亲戚是跟着父亲去的,一次是去东山看父亲的的舅舅,一次是去西山看父亲的一个远方亲戚(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亲戚关系)。老舅家就在玉林山脚下的杜家山村,那也是父亲年轻时掏荒坡种粮食抗饥饿的根据地。从家里出发,一路向东,五里地时开始翻一座座山,经过两个村落后再也不见人烟,陪伴你的是路两边的沙棘林和玉林山沟底奇形怪状的石头花(钟乳石)。老舅家境殷实,粮食放了不知多少大瓮。莜面当时是平川地带的稀有吃食,所以,老妗子就会蒸一大笼莜面款待我们,饺子油糕管够。由于路途远,往往住几天才回,老舅给我的压岁钱数额最大---五毛。那时孩子走亲戚图的就是吃好的挣压岁钱。
物是而人已变,当年小毛孩的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八)娱乐


至于春节期间的娱乐方式,主要有三种:电影、唱戏和秧歌会子。

较大的村子会请放映员进村给群众放电影,附近十里八村的人们也会赶来凑热闹。由于我们村是大村子,往往刚上影的新片用不了多久就被调回来上演。受童年的影响,如今我仍热衷电视上怀旧剧场或电影频道播放的老故事片,如《少林寺》、《渡江侦察记》、《刘三姐》等,我还会一看到底,不只是对影片的温故感情,更是对儿时的美好回忆。
记得当时每部电影的开场景多是一幅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造型,在金光闪闪的红太阳映衬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幕也在音乐声中印入眼帘,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一部电影短则一小时,多则两个小时放完,题材多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迅速在影片中体现,反映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如《喜盈门》、《瞧这一家子》、《嫁不出去的姑娘》等。
今天,电影还在拍摄上演,投资千万上亿的不在少数,票房动辄突破亿元大关,上演前投入巨资的宣传炒作功不可没,尽管这样,我几乎不会走进电影院,不是因了昂贵的票价,主要还是欣赏不了不可理喻的情节,演员如仙人般飞来飞去,武打动作超乎人之所能,看完也是云里雾里,不知究竟反映的是什么道理,还得仔细捋捋。或许是自己落伍了,欣赏水平不够,也或是导演们在糟蹋电影。
说到村里唱戏,经常表演的无非是晋剧、临县道情最多,孝义碗碗腔剧团也偶尔请请。跟现在一样,喜欢看戏的多是中老年人,我受奶奶的影响,打小就是一个戏迷,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一个晋剧粉丝了。只要村里通知说唱戏,我总会早早拿着小凳子(有时是砖头石块)给奶奶和母亲占领绝佳位置,等他们到来后,我就跑到后台偷偷看戏子们化妆打扮。美丽漂亮的装扮,优美悦耳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我。小旦的机灵鬼精,小生的风流儒雅,须生的老练稳当,丑角的诙谐逗趣,诱惑我一度暗下决心长大后也要学戏,《打金枝》、《空城计》、《卷席筒》的经典唱段我至今都能哼几句,爱爱腔、转转腔也分辨的一清二楚。当年名扬吕梁山的二奴奴、巧英子,我虽然没亲眼目睹其风采,但从母亲的絮叨中能感受到她们就是吕梁山上的"丁果仙"。
今天,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文艺形式更是百花齐放,而古老的戏剧不再是娱乐的主角,逐渐淡出曾经繁荣的文艺圈,被年青一代所淡忘,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过程,要想传承发扬下去,必须在保留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创新,戏曲才能常葆青春不老。
扭会子、捣秧歌是老家每年正月里的群众集体娱乐活动。村干部召集村里喜好热闹的男女,节前排练,节日里表演。上百号人马穿上花花绿绿的表演服装,手拿彩扇彩绸,在民间艺人的吹打声中开始了扭会子跑旱船表演。最喜欢看的是队伍里的丑角,往往是男女跨性别表演,男人装扮成小脚媒婆,戴一副枣做成的耳环,手里拿着笤帚,扭扭捏捏,妖娆风流。女人则装上假胡子,羊肚手巾扎头上,扮成拉毛驴的老汉,手里的鞭子一甩一甩的,丑角之间互相调侃逗乐,观众笑的前仰后合。唐僧师徒四人,更是吸引孩子们的眼球,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笨,给表演队伍增色不少。受时代气息的影响,表演队伍里还有另一种角色,长的帅的年轻人扮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人师傅头戴安全帽,脖子里搭一白毛巾,身穿工作服;农民兄弟一身黑色汗布衫打扮,头上扎着蓝道手巾,手拿镰刀;解放军叔叔身穿绿军装,手拿毛主席语录小书,和着音乐节奏尽情地扭着。
表演者的报酬一般是一两盒廉价的纸烟和糖、瓜子,人们尽管不富有,但很少计较报酬的多少,图的就是高兴。
捣秧歌实际就是唱秧歌,除了在扭会子的间隙来几段临场发挥外,重要的一项就是从初二开始,给村民拜年。对象多选当年有喜事的人家或吃皇粮的主,如娶了媳妇、生了孙子、考上大中专学校的。秧歌队会敲锣打鼓走进主家院子,主家也会放鞭炮迎接,好烟好酒招待答谢。秧歌唱词是歌手根据主家的实际情况现编现唱,或喜庆,或祝福,或逗趣,或玩笑,反正主家高兴就行,这个时候我们小孩会跟在秧歌队伍后面一家家看热闹。我家是当时村里的“好人家”,秧歌队每年必定会送去祝福,父亲高兴的会把早就准备好,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盒大前门或芒果烟招待送喜客人。
如今扭会子(现在统一叫秧歌)会以单位、街道村委组队,除了节日里单位间相互拜年外,会在政府的安排下统一在元宵节那天上街进行集中展演,电视台还会现场直播,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各团队的表演了。秧歌道喜的形式现在依旧盛行,在城中村,多是给所在区域的单位拜年道喜,当然酬劳会很可观了。扭秧歌也成了村民、市民茶余饭后健身锻炼的主要形式,不再是春节的表演专利了。但方便的同时,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和小时候的感觉不同。

  (九)搭会会

农村的过年要比城里热闹多了,年味更浓,很多风俗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中沿袭传承着。
搭会会(庙会)是正月乡下人祭祀祈福的形式,据说从远古时代就有了。在我所在的村里,会会是以居住区域为单位组建,一个村根据人口多少划片组织,大村一般好几个,小村一个就足够了,我们村算附近的大村子,前后就有四个。
会会的正日子多选吉利日,一个村的几个会会日子多会错开时间,不知是怕重复,还是让热闹的日子延长呢。总之,一个正月总是红红火火的,这家唱吧那家又开场。
会会的主要组织人叫“纠首”,负责会会活动期间的全面工作,包括款项的筹集开支公示、人员的分工、会会的搭建装饰、祭祀用品的准备、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的联系事宜等。
会会供品面食及祭祀所拜的神、对联是有讲究的,必须有上年纪的老人指点。一团团面在巧媳妇们的手中生花,观音菩萨是为那些求子的主妇准备的,石榴花的面塑栩栩如生,预示多子,近一米高的枣山蔚为壮观,叫不上名字的面塑也各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善男信女会在会会正日的零时抢烧头香,放鞭炮,图的是吉利神灵的灵验。有许愿的,如生小子的、考大学;有还愿的,说明神灵已经保佑心愿实现了;有祈求平安健康来年风调雨顺的。那份虔诚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绝没有半点捉弄和欺骗。
经济状况较好的大村会连续几天唱大戏演杂技,转“九曲”就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活动。尽管尘土飞扬,但人们还是希望转走所有的晦气,转来钱财好运。
会会一般前后会举行三天,结束后,相关人员会进行总结,把供品分给区域内捐款的每家,所用开支一一公布,做到透明,结余的钱款会在来年的活动中继续使用。

结束语:
回忆也罢,怀旧也罢,早就有此想法,一股脑写了自己小时候过年的一些事,虽然记得七零八落不是很全面,不可能面面俱到,理解的也不怎么到位,但都是按童年的那些记忆和理解陈述的,没有华丽的词语,仅是真实过往的记叙。时隔30几年,读起来真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