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传》读后感

老E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最近一些年，又有很多为李鸿章翻案的文章和说法，说他是十九世纪"三大伟人"，号称"东方俾斯麦"。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李鸿章呢？

在李鸿章去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先生完成了这篇皇皇大作《李鸿章传》。这是二十九岁的梁启超，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中大有深意。梁启超自称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

李鸿章转

　　梁启超的这本《李鸿章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极具感染力和煽动力，可称得上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到梁启超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些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本书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

纵观此传，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六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梁启超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现在仍不断被人袭用。

梁启超

1、 李鸿章之位置

在本章的一开始，梁启超就明确，"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我极为佩服梁启超先生的这个观点。写历史人物之前，先详细分析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必然就能对传记人物本身有一个清醒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我想这是后世每一个写史人应该秉持的原则。而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的给他们带上某一标签。我们学生时代的历史书就是如此，全部都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吻和立场在评判历史人物，给他们扣上 "英雄""汉奸""卖国贼"等标签。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考虑时代背景，这样才能公允的评价某个历史人物，并从这些历史中，寻找提高自己的方法，从当前的小格局中，提高到大格局。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失败的根源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梁启超从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他指出："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何谓"教义之浸淫"？梁启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禄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导致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梁启超认为："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 "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俟者，势使然也" 。最终李鸿章晚年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各种失败，自然就无可避免。

虽然梁启超从中国的权利演变、清朝的官制等原因的分析，为李鸿章的失败进行了客观原因的分析，进行了部分辩解。梁启超又同时从李鸿章自身主观原因方面指出了李鸿章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说"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

梁氏的这一分析，开中国传记之先河，对中国历代封建制度的演化描述精准至极。之前读过一本张宏杰先生写的《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他把梁启超先生在这本《李鸿章传》中对中国历代封建体制演变进化的过程，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剖析，朋友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看。

李鸿章

2、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梁启超在本章节中详细说明了李鸿章所处时期，国内外的基本形势，并对中国历朝历代更替的实质进行了点到为止的剖析。他说"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 。李鸿章所处时期的中国，真是内忧外患。内部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外部欧洲大陆局势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已逐渐平稳，各国不再互相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向东方。

1860年，时年38岁的李鸿章还在曾国藩手下做参谋，曾国藩推荐其任两淮盐运使。举荐的诏书送到北京城，可偏偏同时到北京的还有英法联军，咸丰皇帝北逃承德，那有心思批这个两淮盐运使这样的小官，这事也就搁置了。此时已经过了半辈子的李鸿章，学刘备拍着大腿叹息光阴流逝，怀才不遇，实在也不好意思谈什么功名了。此时的李鸿章，就算让他做一个白日梦，他也不敢想，也想不到，他即将迎来怎样春风得意、独挽狂澜的四十年。

列强瓜分中国图

3、 兵家之李鸿章

中国人都喜欢讲一句古话：时势造英雄，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起事的豪杰如云，刘邦、项羽、韩信等英雄随之踏上历史的舞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下纷纷扰扰，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也变得家喻户晓。梁启超说"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

在梁启超看来，同光中兴的诸大臣里，李鸿章成名最晚，但他名气最大，掌权也最久。正映衬了谢灵运的那句名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 。从同治元年（1862年）淮军成军，到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剿灭捻军，短短7年时间，李鸿章的军事生涯顺风顺水，名利双收。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成功，与曾国藩有莫大的关系，就军事来说，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和曾国藩同步的。李鸿章肃清太平军，是由曾国藩统领大局；剿灭捻军，一直沿用的是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同时他粮饷充足，也是托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的福。李鸿章在曾国藩手下多年，既学会了很多道德理义，也学会了带兵打仗。李鸿章一生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他开诚布公、团结部下的治军风格，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可以说是先有曾国藩的教育才有李鸿章后来的造诣。所以李鸿章也十分尊敬曾国藩，把曾作为父母，甚至神明一样尊敬，梁启超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在讲述李鸿章的军事生涯的章节里，梁启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评价了太平天国的一代名将李秀成。甚至在本书的最后，梁启超对比李鸿章和李秀成的时候，梁氏还提出"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因为梁启超在写史上的地位和威望，他提出的这个课题，竟然也无人敢接他这个题，写一遍二李的合传。因为中学历史课本教育的缘故，我们这一代人对太平天国总体持同情态度，对李秀成陈玉成两位大将，我从中学时代就很佩服，也看了一些零星的片段的资料。也斗胆从几个方面对比一下李秀成与李鸿章，谈一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首先从品行上讲，李鸿章死后，清廷赐号"文忠"，李秀成获封"忠王"，两个人应当说都是忠诚的典范。李秀成既便是在受到洪秀全的深深猜疑,母妻被押、内无军饷支兵、外无援兵相救的艰难下,仍然毫无保留的坚持与清军进行艰苦的战斗。他离开苏州的时候，全城男女老幼，无不痛哭流涕。在眼见太平天国之大厦将倾时，毅然投入南京保卫战，城破时又抱定必死之心，让白马于幼主，自己坚持巷战直至被俘。被俘后，三天站立囚笼中，写下壮怀激烈的供状，虽被曾国藩几经修改，至今读来仍然威风凛凛，笔夹风雷。而李鸿章呢？李鸿章在给光绪的诏书中责怪朝中之人搞派系，可真正搞派系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关键时刻就变成了废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员的首要标准不是看才学和品德，而是看关系和金钱。时人借此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中日甲午战争之败，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淮系军官的临阵逃脱，负有极大的罪责。在李鸿章40岁这年,太平天国八王献出苏州城之后,他却举起刀杀降,并消灭其亲兵一千多人，于私德有损。在这一点比之李秀成的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不杀赵景贤，人格魅力上，显然棋输一着。

其次从军事上来看，李鸿章上面有老师曾国藩运筹帷幄，居中调度，边上有左宗堂迂回穿插，最有效的还是曾国荃那把紧紧的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使得李秀成每每投鼠忌器，不敢放手一搏。李早期手下有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等，战将如云，尤其是有常胜军戈登的鼎力相助，应当说天时地利人和俱占。虽说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功不可没，能做到宽仁待人，与兵同苦。但若和李秀成比较起来可以说是"幸运儿"亦不为过。当时的太平天国自从各王自相残杀后，心怀大志的石达开又出走孤军转战于太平军的体系外，以是"朝无佐政之将"，同时，带兵打仗最重要的因素士气，也在这时和清朝政府彻底颠倒。洪秀全在短短几年间横行中国半壁江山，却在定都南京后却不思进取、纸醉金迷，妄图划江而治，坐失良机。天平军内部各高层争权夺利，上行下效致使军心唤散，江河日下，这一切都是李秀成无法逾越的劫数（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对天平天国和清朝的势的逆转也有此番表述）。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秀成还是尽力的维持了七八年之久，并一度还有中兴之相。就算是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还能组织起一次有效的闪电战，先派遣几百个人扮成官军潜入曾国荃的大营，自己亲领一军进行猛烈攻击，就这少少的一两千人杀得曾国荃是几近崩溃，要不是意外因素导致此次行动功败垂成的话，此战绝对可以算是古今经典的战例之一。可见，军事上，李秀成至少可以说与李鸿章平齐，考虑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昏招频出，说李秀成略胜一筹也未尝不可。

最后再从眼界上看，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了当下之世界，正处在三千多年来的一个大变局，他讲到西方人凭借威力巨大的洋枪洋炮横行中国，而满朝上下，竟无人看见这数千年之大变局，满足于苟且偷安，不去回顾之前战败的耻辱，不去思考未来的出路。可见，李鸿章确实有当世数一数二之眼光。同治三年，李鸿章在肃清了江苏全境的太平军后，清廷多次下旨给李鸿章，要求他率领淮军协助攻打南京。李鸿章以夏天不利火器为由，数次拖延出战，实则是不想抢曾国荃即将到手的天大功劳，而在曾国荃因拿下南京城而招来一片嫉妒弹劾之声，就连湘系的左宗棠也忍不住并出手争功的时候，他依然能坚守沉默，不燥不争，尽显其大家之一面。这也不难理解信守知足、知止的曾国藩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什么会选择了李鸿章，并且无私的退居二线为他筹谋大局的原因。而李秀成乃草莽中人，他可能能看清楚中国的底层局势，但是却没有抬头看世界，当年陈玉成建议李秀成合攻武汉，先占领长江上游，李秀成却做出了进攻上海的决定。这让本就摇摆不定的列强们，下定决心倒向了政府军一边，同时也加速了天国的灭亡步伐。其次李秀成看不懂曾国藩之心，以必死之身留下了让各方学者争论了上百年的<<李秀成自述>>，妄想以此所谓的民族大义去唤醒曾国藩的汉族自尊心，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去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只是可惜啊！曾国藩这个饱读理学经典、立志做圣人的知识分子之心他是永远不可能懂，最终落得被曾国藩匆匆杀掉的悲惨结局。可以说在眼界上，李鸿章的却是大大超过李秀成的。

二李身处对立的阵营，但在那一段烽烟争霸的岁月中，他们都是无愧于这一个"忠"字的。虽然二李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无论胜的李鸿章还败的李秀成，亦可算是英雄，时势造就下的英雄。尽管战败的李秀成早于胜利者李鸿章三十七年离开这个舞台，但历史也证明了，他们最终都是失意的英雄，都是不能造时势的英雄。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二李身处这样的体制和时代下，一边是一个病入膏肓既将崩溃的王朝，一边又是一个腐朽到极点已然要湮灭的天国，试问又有谁站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能做得比他们更好呢？正如梁启超所说"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李秀成

4、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样被历史所铭记。梁启超问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梁氏在传记中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梁启超的这一主张，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每一个学者、文人、政治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浙东，都是梁启超改造国人国民性思想的践行者，其中尤以鲁迅、蒋介石、毛浙东践行比较彻底，只是践行的方法不同而已。这个在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这本书里，有详细的论述。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工业

5、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和我同时代的人，应该都看过1992年版《北洋水师》，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百年中日之争，留给中国人的悲愤和屈辱一定会伴随我们这代人终身。中日两国民众内心的自信，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逆转，李鸿章一生谤满天下，也开始于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

梁启超在这本传记里详细列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十二个责任。梁启超写这个传记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50年日本还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屈辱，所以，今人再读这段历史，对李鸿章的这些责任，自然有了更多的悲愤。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再表述，原封不动的把梁启超的这段话转载过来。

"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丽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

说完李鸿章的罪责，梁启超话锋一转，开始从深层次分析甲午战争之败。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固然有不可宽恕的罪责，但真正的亡国之人，正是这些站在李鸿章背后拿他的错误作为谈资的人，他们虚假骄横，毫无责任感，从未想过如何富强的方法，更不用说去努力实践。中日甲午战争之失败，是因为大清王朝和日本帝国国力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逆转，战败无可避免，就算李鸿章把这十二个错误全都避免，只不过也是推迟战败的时间而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固然应该受到批评，但那些只会在背后指手画脚的人，却是没有资格去批评的。

北洋水师定远舰

6、 外交家之李鸿章

在外交上，李鸿章在当时甚至近代，都具有相当大的名气，"十九世纪的三大伟人"、"东方脾斯麦"等等都是他的称号。很多人说李鸿章是伟人，是民族英雄，也基本都基于李鸿章在西方的名气和尊重。我个人却并不这样认为，近代有一个人，和李鸿章的境遇有些许相似，这个人便是戈尔巴乔夫。戈氏从出任苏联首脑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政治圈的评价都很高，西方国家从来不吝惜用华丽的词藻来赞美他，在苏联即将崩盘的前夕，老戈获得了政治圈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那么，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人的英雄吗？西方人的内心到底如何看待李鸿章呢？李鸿章拜访问德国时，专程拜访俾斯麦，俾斯麦"夸赞"李鸿章道：有人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话值得玩味！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方人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梁启超说"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李鸿章与俾斯麦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梁启超继续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说："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这就正映衬了那句妇孺皆知的话"弱国无外交"，梁启超在这本传记中说"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真知灼见。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李鸿章海防塞防之争时，主张放弃新疆给俄国人，以免白白消耗中国资源，若不是左宗棠以抬着棺材率军万里迢迢去远征新疆，以及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圣彼得堡舌战群儒，现在的伊犁，甚至新疆全境，早已不属于中国了。所以李鸿章背负"卖国贼"的骂名，也不算太冤枉。

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赔给别人的白银，当今中国也正在慢慢赚回来。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不知何时才能收回了？此刻回想陆游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心中充满了悲怆！

漫画李鸿章

7、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梁启超在这个章节里，讲述了李鸿章两段时光，一是他受任治理黄河和任两广总督这段时光。治理黄河时，他聘用比利时工程师全面勘测了黄河，并形成了一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报告，此不详述。

任两广总督时，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李鸿章任两广时，实行"赌博承饷"制度。梁启超说李鸿章"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何谓赌博承饷？说白了，就是鼓励大家赌博，开赌场，然后抽取佣金用于他在广东打黑的专项资金。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人于刑哉？李鸿章鼓励大家赌博，而抽取佣金去打黑，殊不知赌博的人，输了就会去抢劫，或者做强盗。一方面鼓励人赌博，一方面又大肆捕杀强盗，杀人之手段也。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李鸿章在东采取"就地正法"的手段打黑，杀了数万人，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瓦德西的日记里说有6万人。

二是"东南互保"，1900年，昏庸腐朽的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后，英美等参战的帝国主义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协议。慈禧固然昏庸腐朽，但李鸿章作为一代外交家，不会不知道东南互保对清政府的主权，是如何大的伤害。面对慈禧封的"文忠"这个谥号，他到了阴曹地府，会不会有点脸红？

东南互保

8、 李鸿章之末路

1900年7月，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廷正式任命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这时，有人为李鸿章出主意，要他拥两广地盘自立，在亚洲开创一个新政体，此为上策；率军北上，进京勤王，剿灭义和团，作为对列强的答复，此为中策；奉皇帝的命令，投入虎口，与列强谈判，此为下策。显然，李鸿章不具备实行第一条所应有的超乎寻常的胆识和气魄。第二条建议很好，可现在的李鸿章已经不是甲午战争之前的李鸿章了，他手里已无可用之兵。第三条选择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李鸿章留了个心眼，故意拖延到北京城破，再行进京。

经过漫长的谈判，1901年7月25日，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签订。这份条约，是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与列强谈来的，赔偿额从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列强最终敲定的这个数，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来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此后，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开始咳血，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11月7日，这位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的老者于北京溘然辞世，享年79岁。

辛丑条约签订图

9、 结论

梁启超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对于李鸿章在历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没有标明态度，他把李鸿章与霍光、诸葛亮、曾国藩、俾斯麦、格莱斯顿等古今中外的十六位名人进行了一一对比。在这里我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看看。

梁启超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他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梁启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这本《李鸿章传》的最后，梁启超给李鸿章下了结论。"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在这本传记里，梁启超全文引述了日本作家德富苏峰写的一篇关于李鸿章的评论，看完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日本人对中国人了解之深，学习研究之透彻，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评论李鸿章的得失功过的，全中国有也仅有梁启超等数人，而一个人日本的作家、评论家尽然看得如此之透彻。可以这样说，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主旋律，基本就是沿用了德富苏峰的评论。德富苏峰评论道"李鸿章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中国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中国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中国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中国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中国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中国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然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末见有其比也。"读完这段，我仰头冥思，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自居，到头来被人评价为冷血、懦弱、容忍、厚颜、巧词、狡狯、自大。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深刻的思考和反省。

满朝衮衮诸公,懂外交者，中堂大人一人亦

10、 思考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李鸿章死后，他的政敌康有为为他写的诗中的最后一句。当今时代之中国人读来，依然应该有警钟长鸣的紧迫感。经过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蒋中正、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代先辈们的不懈努力，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逐步的迎来复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二百年来的屈辱，面对屈辱，我们"莫作等闲看"，对历史人物进行轻侮的点评和讥讽。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应该从这段屈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勿做旁观者，做一个践行者。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为了修筑铁路的权利，曾经和列强据理力争。现如今，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引领全球，我作为一个铁路工作者，内心充满自豪。但我也未曾忘记那些屈辱，从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后，我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青龙桥火车站，祭拜了詹天佑先生的铜像。詹天佑先生赴美留学时，寄居在Springfield（春田）镇，我以"春田"作为我女儿的小名，正是来源于此。此刻中国的铁路，正在春天的田野里疾驰，我们每一个铁路建设者，都要树立这样的决心：用中国的高铁敲开曾经的列强的国门，洗去中华民族这百年的屈辱。

张益·于2018年2月6日

詹天佑耶鲁毕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