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五十周年回望

珠峰上的鹰

生产队

太仓

洪泾

大队

农村

插队

开河

农民

下乡

人民公社

　　

　　（一）学校来了工宣队

插队至今已经50年，好多事仍然记忆犹新。

       1968年，古城苏州武斗的硝烟已经渐渐散去，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苏州玄墓山的学习班一期一期的举办，虽然“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还没发表，学生将要下乡的传言已经四散。

        都说劳动光荣，下乡光荣，但在不少人的心底，却是“劳动改造”，“下乡受苦”。改造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参加体力劳动，最苦最累的活是最需要改造思想的人的活。

       学校里来了“工宣队”，是苏州光明丝织厂派出的（巧合的是10年后我回城，也是进的这家厂），“工宣队”向我们传达的毕业分配文件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农村、边疆、基层。全班最后的结果是2人到南通农场，其余到太仓插队。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办事一向很革命，如上海，每家可以留一个子女在上海参加工作，苏州是破除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一刀切，全部下乡。

      动员插队的工作进行的很快，没几天就到了出发的日子。

      户口迁出，行李打好，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知道，插队的目的地是茜泾人民公社，茜泾在哪？离苏州有多远？乡下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吃的，住的怎么解决？眼前的问题去问谁？谁也不知道。

       文革开始，不读书了，“参加革命”了，可那是家里管饭那，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了，还要家里管饭吗？这是稍微远一点的问题，谁也没有去问谁。

      去农村多久？扎根？谁也不敢去问。问了也没有答案。

      下乡的隔夜，把行李带到学校，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集合，这就是全部答案。

　　（二）来到农村

10月29日，正是苏南农村的“三秋”大忙季节。

      太仓县茜泾人民公社，地处长江入海口，和崇明岛隔江相望，队里的老农讲，我们这里，到太仓36里，到崇明36里，到嘉定也是36里。

      太仓是苏州地区八个县中最小的一个县。在苏州地区属于人少地多的县。我插队的生产队，150多亩地，60口人。太仓的人少地多，得益于计划生育搞得好，10年后我回城，队里还是60人，在1968-1977的10年中，全县的农村没有增加人口，这在全国也不多见，很可能是绝无仅有。

       1968年，是太仓的大熟年，虽然城里的文革斗争激烈，毕竟没有大规模波及农村，绝大部分的农民没有造反，不种地没饭吃，几千年来农民就明白这个道理，不好好种地就要饿肚子，经过59～62年的大饥荒，农民也懂了，收了粮先要让城里人吃，农民也明白了。由于老天爷帮忙，68年的棉花获得了大丰收，直到我回城，都没有超过68年，经济作物丰收了，分红就高了，队里的男劳力达到了每工1.4元，超过了城里的二级工，不过好景不长，以后几年仅有0.7元左右，直到77年回城，这个记录也没破。

　　（三）人民公社的生产队。

       太仓的地名很有特色，很多镇都是“市”，如牌楼市、新毛市，这个“市”是集市的市，很多村都称“宅”，王家宅、姚家宅、费家宅，太仓的“村”都不大，不象北方农村，有的一个村就有几千人，太仓十几家的村就不算小了，独家村也不少，一眼望去，村庄星罗棋布。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两个宅，十多户人家，几乎每家都是一儿一女，独生子女的人家和三个子女的人家都很少。这也是很长时期人口保持稳定的原因（80年代后，几乎全是独生子女了）。

      生产队主事的是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会计、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组成“队委会”。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由于社员没有“流动性”，因此，如何保持领导班子的活力非常困难。一个生产队，几十、上百人，劳动力少的只有2、30人，在几十人中选5人，按说不会有大问题，但是，生产队的干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你要偷懒耍滑，不出三天就藏不住，但天天出大力，流大汗拼命干，也不是人人受得了，队长只能多干，不能多得，你受得了，说不定老婆受不了，那就得撂挑子，几个回合下来，生产队长就难选了。最基层的生产队选不出，或者说村里的能人不愿干，这也是人民公社办不长久的一个小原因吧

　　（四）大寨式记工  

      人民公社虽是一大二公，却不是全民所有制，对于城里的体制，连小集体都不是，抗风险能力实际上是谈不上的，有了问题，上面是不会管的，要不然，60年的饥荒也不会饿死人了。

       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集体”，但确确实实不是私有制。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从理论上讲，多劳多得，但是实行起来，难度很大，俗话说，百姓百条心，自家兄弟之间尚且分家分不匀，何况乡邻之间。

       我插队时，当地的做法大体相同，实行的是“大寨式记工”，根据社员的政治思想、劳动表现来评定等级，乘以出工工时，即得出工分，生产队可分配的金钱总数除以生产队社员的工分数，得出每个工分的单价。工分要根据政治思想来评定，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结果是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倒了霉，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不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在生产队里毕竟不多，虽然总数大大超过5%，但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大多数人还不能去扣“政治分”。一年四季的农活千变万化，每个农活都要定工分值，那是太麻烦了，太仓的劳动人民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行了一种上面赞成的简单办法：评级。这个评级办法，现在还有不少企业用于奖金分配，如科长的奖金系数１.３，副科长1.2，科员1.0诸如此类。一般来说，评级分为男劳力一二三级，女劳力一二三级，刚开始评级，还比较认真，我们刚插队时正是“认真”的时候，好长时间评不上一级，慢慢的事就来了，偷懒的往往是不肯吃亏而又蛮不讲理的，到最后，基本是以年龄为界，所谓干活大呼隆，干多干少一个样就是人民公社的特点了。

      在农村，集体化的优点在纸上多的说不完，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解释，可具体实行起来却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小岗村分田单干，一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而在集体化的优越性下，却连年挨饿。这里面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五）参观洪泾大队  

　　洪泾大队是林彪老婆叶群在太仓搞社教时树立的典型，当时名噪一时，插队没多久，大队领导就带我们去洪泾大队参观。

　　洪泾大队位于沙溪镇（太仓的三大镇之一）旁，出了两个名人：顾阿桃、沈玉英，说实话，这两人都是好人，只是历史同她们开了个玩笑，不该把她们捧到了天上。

      到了洪泾，只见一座大楼鹤立鸡群，那是新造的展览馆，参观完后，在顾阿桃的茅屋旁，见到了顾，老太太慈眉目善，能说会道，虽然没文化，语录却能说得很溜。在洪泾吃了午饭，居然是笋干炒肉，这是当时在春节都难得一见的好菜，不过我的同学们对此并无一人来妄加评论。

      林彪出事后，叶群在洪泾的丑闻时有所闻，洪泾大队顿时一落千丈，顾阿桃也从天上回到了地上，据说，最后还是许世友上将给解了围，许说：“顾阿桃有什么罪？要说上当受骗，谁没上过林彪的当。林彪在台上时，我许世友也不得不祝他身体健康，否则是要杀头的。”

      我们参观时，看到了她家的茅屋，当时太仓农村茅屋已不太多，顾要翻建瓦房却遭到叶群的反对，直到90年代初，才翻建。她在天上时，除了见了世面，还真没在经济上得到什么好处。

参观洪泾大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大队竟有五台大中型拖拉机，我所在的茜泾公社十五个大队却仅有两台。

　　（六）住房  

       插队前，听说房子已经为我们盖好，到了乡下一看，才知子虚乌有。

      来年春天，队里掏钱为我们盖房了：通体扁砖（就是普通七五砖横着砌，墙厚10公分左右），毛竹梁，毛竹稍椽子，稻草顶，泥地，12平方米，房内一口单眼灶。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自己的房。

      一次台风来临，出工时没有关窗，大风将窗户上方的房顶吹了一个洞，以后每逢下雨就漏。

      同队的知青通过关系，到城里买了旧瓦，准备一起翻瓦房，没等到翻建，已接到上调通知，我想自己出钱建，没想到队里领导不同意，非要队里出钱，瓦房住了没几天，就回了城。

　　（七）开河  

   71年林彪出事后，洪泾大队再也上不了报纸广播了，学大寨再一次在太仓掀起高潮，这一次的学大寨，一个响亮的口号是“重新安排河山”，太仓地处长江冲积平原，留下不少小河湾，把地块划成一个个小方块，该开河的开河，该修渠的修渠，纸上画画很简单，也很好看，但问题却很大：

   土壤有生熟之分，你得把熟土先放在一边，待平整好后再把熟土填上，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全凭一根扁担两只筐，时间也来不及，当时推广双季稻，收种要抢，抢收抢种称为“双抢”，哪有功夫“重新安排河山”？

    就说开河吧，挖出的土只能就地堆放，既占了好田，堆起的土堆又是生土，一条河两岸要占多少好地？挖出的土要去填老河,也不是说办就能办的。

    不管怎么说，上级的话就是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也不想成为“阶级敌人”，每年冬天，也就是秋收秋种结束后，就天天开河，冬天日短，还经常开夜工，穿着两单，里面出汗，外面结冰，背上常结硬壳。

    开河有国家级省级的，地区级的（当时尚未市管县），县一级的，公社级的，大队级的，搞得农民忙也忙不过来，而且，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不在生产队的土地上挖，只是扔掉力气，在队里的土地上开河，损失就大了，几年都没有收成。

   瞎折腾了几年，除了荒了一些地，掉了几斤肉，河山基本依旧，可能不少人还认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精神上很充实”。

　　　　（八）听老农讲浮夸  

   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造成了不易抹去的印象，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忘却。以至于开忆苦思甜大会时，不识字的老贫农，一说就是“60年的苦是真的苦”。

   对于在城里长大的我，对60年的认识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城里虽然也饿，但没有饿死人，农村到底怎样，书本、报纸、课堂都没有真正的答案给我们。

   下乡没几年，我一口当地话已可乱真，农活也拿得起放得下，和农民已经打成一片，他们也喜欢和我交谈，于是，58-61年的一幅真实的太仓农村画卷展现在面前。

   1958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下，太仓当然紧跟。

   真正的浮夸风发生在58年的秋收，秋收前的放卫星搞得热火朝天，为了迎合上级，各大队都有自己的卫星，因为当时种地都要开现场会（这个传统直到我77年回城仍然坚持），要使地里长出密密麻麻、连鸡蛋也落不下去的水稻稻穗的梦想成为现实，并在现场会上展示给大家，眼见为实嘛，唯一的办法是：搞一次“集合”，把其他地里的水稻连根拔起，站在一起展示。

   这种事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为什么当时把大领导、甚至科学家都骗了呢？我想，只是新版的指鹿为马罢了。当时，要是有人对放卫星有一句指责的话，立马就可送进监狱。

   收了要种，在一年两熟的江南，农时更是紧张，但就在紧张的时刻，上级决定推广深翻土地、密植。为了夺得来年丰收，上级要求土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由于没有机械，翻土的工具仍是用了不知几百年的“铁搭”，一般只能翻5寸，老祖宗发明铁搭，真是很科学的，熟土层一般也就这点，而且，人也就只有这点力气，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完美结合。

   但是，这“会种田的三个人”（当时有人形容只有三个人会种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非要这么办，谁也没办法。大队干部很有责任心，各个生产队马不停蹄的转，谁也不敢违抗。熟土层下的生土、僵土很难搞细，就用手掰，用筛子筛，因为上级对土颗粒的粗细都有规定，因此，翻地的进度很慢，一个生产队所有的社员伺候一小块地，半个月后终于按上级要求，深翻好了。接下的播种，上级对此又有新规定，每亩播种一百斤！上级解释说，只要每粒种子结一个麦穗，每个麦穗结10粒麦粒，就是一千斤的亩产，况且，麦子还要分蘖，每穗还不止10粒，同志们啊，想一想吧！

   要命的是老天执行的还是老政策，到什么节气干什么事，天气说冷就冷，地里结冰了，别说深翻，浅翻也没法了，每亩100斤的麦子就胡乱撒撒。后来，麦苗细得像“洗帚芒”（洗帚，农家刷锅用的，把竹子劈成很细的竹丝扎成，洗帚芒，指洗帚的竹丝），那里还会发棵（分蘖）？深翻后的土地，生土翻上来，翻与不翻一个样，甚至还不如不翻。细细的麦苗那里还肯抽穗？白白的浪费了麦种，要知道，当时正常年景，麦子也只有亩产200斤左右。

   58年秋收后，各家砸了锅，办起了大食堂，过起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放开肚子吃饭，农民过惯了苦日子，有几人放开肚子吃过？很多人吃得直不起腰来。开始的时候，仓库里还有稻谷，但哪经得住这么吃？

58年秋收，由于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农民收了稻谷，就直接放在路旁，留在生产队的粮食没多久就吃光了，接下来的三年，农民就吃“定粮”了，每人每月18斤稻谷，每天吃不到4两米。

　　（九）三个不满意  

   城里的所有年轻人到农村去，时间一长，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总的讲是三个不满意。

   一是家长不满意。孩子到农村去，一晃几年，大多数家长还要寄钱养活儿女；有的15、6岁下乡，尤其是女孩子，家长更不放心；岁数大的，年近30，婚嫁之事早就吊了父母心境；有的一家三人甚至四人全部下乡，原本想，辛辛苦苦把儿女拉扯大，出头之日到了，没想到全部下乡。 

   二是知青不满意。年纪轻轻没有书读，学知识的途径只剩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对的现实和接受的教育反差太大，农村的面貌根本不是报纸上描绘的模样；劳动了几年，还是老样子，对将来失去信心；大部分的社员并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对接受再教育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生活枯燥，年龄一年年大了，个人问题如何解决？

   三是农民不满意。知青到了农村，还要从本来不多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农村柴草奇缺，知青又分出一份；有的小青年甚至偷鸡摸狗，农民本来对知青“掰蟹脚”不满意，就更来气。

   如果说，上山下乡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就应该让他们去接受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贫下中农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为什么退而求次呢？要培养接班人，那也应该筛选筛选啊，怎么把“黑五类”的子女都算作接班人了？

  如果说国家穷，没有办法都安排在城里，那为什么当时全国有千万农民安排吃商品粮呢？

   一个政策的制定，搞得都不满意，可见是不得人心的，好在已经彻底摒弃。

　　　　（十）做首先  

    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大的集会上，都要做“首先”，类似于古代的“山呼万岁”。

   慢慢的，表忠心的事越来越多，生产队里干活，都要举着红旗、像，做好首先，再干活，最讨厌的是吃饭前都要做首先。

那时，开会也多，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做首先，接下来，每一个发言都要做首先，大家再起立。首先这一套程序做多了，按理大家不应该出错了，但还是有万一，可能是因为紧张，如同体育比赛，运动员练了千万遍的动作，比赛时还有出错的一样，做首先也有说错话的，那就该倒霉了。

   记得有一次大队会一老妈妈上台忆苦思甜，平时做首先，只要手拿小红书，跟着喊“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就行了，可上台发言，这一系列前缀语得发言人自己说，这可难为了不识字的老人，不过没难倒这位老妈妈，只见她回过身来，双手合十，毕恭毕敬的对主席像拜了几下，台下的人强忍着，但还是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随着林的出逃，做首先也悄然停止，像当初做一样，既没有文件，也没有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