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话“晋绥二中”

风语者

　　"晋绥二中"是我父母共同的母校，其全称是晋绥边区第二中学，对外称为"晋西北第二中学"。这个学校的校名最早是从父母口中听到的，而且我的许多亲人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和工作过，我的爷爷曾是该校的校医，我爷爷的本家兄弟范纯智（字若愚）是该校的校长，我大舅和大舅妈都在此校学习；晋绥二中更名为"五寨师范学校"后，我大表哥在此校学习，后担任该校的校领导；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五寨师范更名为"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后，我的姐夫曾担任过此校的校领导。所以我非常关注"晋绥二中"、"五寨师范"和"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的发展历史与故事。

　　对于"晋绥二中"除了从父母口中知道一些零散的信息外，主要是从《五寨县志》和《五寨师范校史》等书中了解"晋绥二中"。2014年我回五寨"寻根"时，还专门探访了由"晋绥二中"发展起来的"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并依据零散的资料和肤浅的认识，写了一个《探访父母的母校》回忆短文。

《五寨县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五寨师范校史》1994年版

忻州师院学院五寨分院标志－－历经沧桑的校门古槐

　　在撰写"父亲的勋章"、"五女的故事"等有关父母的回忆文章时，都要涉及到"晋绥二中"，这是父母人生的起点。在写作中收集到大量涉及"晋绥二中"的纪念文章。特别是淘到一本《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暨资料汇编》一书，对"晋绥二中"的创建发展和学习生活状态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对父母在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完成学业深感钦佩。同时，也感到2014年撰写的"探访父母的母校"一文太过肤浅，故有了"再话晋绥二中"的冲动，特提笔撰写此文。

　　《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暨资料汇编》一书是1986年8月24～28日，212名原晋绥二中师生，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忻州地委和保德县委的支持下，聚集在学校当年所在地保德县，纪念晋绥二中创办45周年，共话二中校史的记录。

1988年1月，此书终于面世，为后人了解晋绥二中留下了宝贵史料。

　　收集和研读涉及"晋绥二中"的资料越多，疑问也就越多，在探究父母当年在"晋绥二中"学习生活情况时，有必要先捋一捋"晋绥二中"的基本问题，以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观。

　　1941年1月23日《抗战日报》刊登了一个"简讯"，对建校事宜作了公告。简讯有四个要点：一是建一所"简易师范学校"，二是由公署"专员任校长"，三是校址选在"某大寺院"，四是确定"秋季开学"。

　　简讯中提到的"简易师范学校"与"晋绥二中"有什么关联？这可从晋绥二中老校长范若愚发表在1943年8月28日《抗战日报》"二年来的晋西北第二中学校"一文中找到答案："一九四一年夏，我们奉命筹设简易师范，正筹备中，又奉令改为晋西北第四中学，当时因干部缺乏，仅有干部两人负责筹设，一面选定河曲海潮庵为校址，一面分往各县招生。八月初招生结束，共有学生六十余人入学，分为中学与补习两部班。八月中旬正式开学，十一月迁来保德"。"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奉命改为晋西北第二中学校"。

《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暨资料汇编》一书中对"晋绥二中"初创时期是这样表述的："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最初为第四中学)创建于一九四一年六月，由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领导，中共晋绥二地委和二专署代管，校长由二专署专员楼化蓬兼任。校址设在河曲县旧县镇的海潮庵"。"一九四一年八月，行署任命二专署秘书主任范若愚为校长。一九四二年初，学校校址正式定在保德县马家滩村二郎庙"。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辨析出以下几点认识：

1、任命范若愚为校长和学校开学同为八月份，因此，范校长应是第一任校长。这一点在《五寨师范校史》中可以得到印证。致于为什么部分资料认为楼化蓬是首任校长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简讯"中提到的任命一位专员为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但楼化蓬（浙江义乌人，1910～1986年）1941年10月至1943年春任第二专署专员。也就是说“简讯”中提到的任简易师范校长的专员，应是楼化蓬的前任，而且“简易师范”并未付诸实施，“简讯”中提到的专员也就没有履职。二是因为加强领导的思维模式。在当时斗争形势下，许多军地领导岗位都是采取 “兼职”模式，如第二军分区（即二分区）司令是由八路军120师独立二旅族长兼任。而范若愚当时即是二公署的秘书主任，也兼任二分区的参议，完全可以体现公署领导。事实上，在河曲任命范若愚为四中校长，在保德任命范若愚为二中校长，都没有“主持校务”之说，无论是41年入学的四中学生，还是42年以后入学的二中学生，在各种回忆文章中只提到“范校长”。基于这两点可以认为：范若愚是二中的第一任校长。

2、学校创办时间缺乏依据，即不是简易师范的办学时间，也不是实际开学时间，唯一能查到的与1941年6月有关联的文件，却是一份四中的招生简章。我个人认为，1941年6月应是“四中”发文办学之时，这样学校创建时间才有依据。只是目前没有查到“奉命”办四中的具体时间。

3、校址在河曲县海潮庵，共识。

4、学校迁往保德的时间。88年版校史和许多校友回忆文章都认为学校是1942年初迁到保德的。而范校长1943年在《抗战日报》的文章和《保德县志·二十三卷》（大事记）都明确记述为1941年11月迁到保德。实际上，学校是1941年11月先迁到保徳东关的一座基督教堂，1942年初才迁到马家滩村的二郎庙。许多回忆文章都用的是"迁往"、"迁至"，实际上是学校为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才转移去的保德。

5、晋绥二中这个校名是1942年在保徳二郎庙正式启用。这也是二郎庙在晋绥二中校友心中有很高地位的原因，校友回忆文章认为二中是1942年迁入保德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任校长范若愚

山西河曲县的海潮庵

当年的海潮庵现已更名为海潮禅寺

　　与"晋绥二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保德县马家滩村二郎庙。实际上"晋绥二中"在二郎庙开展教学活动的时间很短，二郎庙基本上是被二公署用于"整风运动"动员与办公或被独立二旅作为"反扫荡"指挥部之用。晋绥二中除了转移到陕西神府县开展教学外，在保德期间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康家滩村进行。但二中学子的回忆文章都提到马家滩村的二郎庙，可见二郎庙在二中学子心中的地位。

　　晋绥边区第二中学虽是以"中学"冠名，但它实际上是一所为晋绥边区党政军培养青年干部和文化骨干的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晋绥边区党政军中有许多"晋绥二中"毕业生，很多小学的老师也毕业于"晋绥二中"，因此，晋绥二中有"晋西北最高学府"的美誉，许多进入军界的二中毕业生在回忆文章中"众口一词"地称晋绥二中为"晋西北的黄埔军校"。

晋绥二中如此大的影响力，归功于二中办学特色。

1、校舍选择。教学场所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从河曲到保德，以至到五寨，二中选择校舍以庙宇为主，野外为辅。当时学习环境恶劣，日本鬼子、伪军经常到边区"扫荡"，国民党的军队也经常袭扰，所以学校经常随边区机关转移，从河曲到保德就是如此。在保德学校也不稳定，经常为躲避"扫荡"而西渡黄河到陕西神府县（今天的府谷县）境内的庙宇和野外开展教学。选择庙宇做校舍可保证学校快速转移、快速开办，校领导和老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入五寨也是选择庙宇，直到形势稳定才开始基础建设，这就是五寨娘娘庙、关帝庙不复存在的原因。父母当年就是随学校辗转在晋西北各地进行求学，有时是夜里接到通知摸黑转移，有时在课中接到通知马上转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2、师资力量。"晋绥二中"组建时，从延安抽调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和边区党政军中有文化的干部组成专职教师队伍，并根据教学需要实时从党政军中邀请有专长的人员讲课，甚至代课。来自部队的兼职教师非常多，职务也非常高，有些人是从战场上下来，有些人在二分区担任科长，其中晋绥边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许光达也到过二中授课。这在当时的晋西北根据地，有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教学水平不亚于今天教授院士满天的大学。这对晋绥二中的全体学生而言增长了知识，拓展了见识，工作中是非常受益的。父母这对穷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是在晋绥二中增长的见识和胆量。建国后，父亲轻松完成第七军医大学的学业并成为当时外科的"一把刀"，这与晋绥二中打下的基础有关。母亲当年放弃安稳的教学生活，毅然到前线到部队找父亲并从军，这与受到走南闯北的晋绥二中教师影响分不开。

　　许光达，湖南省长沙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曾任红军军参谋长、师政委、师长，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分校校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和卫戍司令，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西北野战军军长、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6月2日逝世，终年61岁。许光达任晋绥边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有三年时间（1942年响应主席关于"高级干部要下放、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的号召，下放到第二军分区工作），不仅亲自参与授课，还关心二中师生的生活，保障学校实行供给制并给师生发放灰布军服（全校多数师生无军籍），并在学校转移中派出部队保护。（摘自1980年6月3日《山西日报》范若愚"含泪话当年"）。范校长因兼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参议一职，为学校获取独立第2旅和第二军分区支持提供了便利。

　　3、学生来源。"晋绥二中的学生，主要来自二分区所属的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五寨、神池六县，也有二分区以外的宁武、崞县、朔县、平鲁、右玉、山阴、怀仁、太原附近的文水、清徐等县；来自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是大多数，也有一部分来自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年龄最小的十三、四岁，最大的二十四、五岁；绝大部分是在乡的小学毕业生和小学即将毕业的在校学生，也有少部分党政军民机关和小学教师等在职干部"（摘自《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暨资料汇编》）。

"在全部同学当中，其家庭成份：地主约占百分之十三，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六，中农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十四，雇农百分之一，工人稍不及百分之一，自由业者百分之五；其所来自的地区，根据地内者约占百分之六十，游击区者百分之十六，敌占区者百分之十三，友区者稍不及百分之一"（摘自1943年8月28日《抗战日报》范若愚"二年来的晋西北第二中学"）。

"同学里面，有富家子弟，有放过羊的牧童，有纯朴农民，有曾经深藏闺房的小姐，有受过敌人奴化的苦难孩子，也有几经锻炼的县区干部；有二十三四岁的老大哥，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娃娃"（摘自1942年12月5日《抗战日报》莫川"迈进中的第二中学"）。

从上述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无论你是什么出身，来自哪里，多大年龄，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也是二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父母各自家境较好，父母从小都受过私塾教育和小学教育。但出身不好或来自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学生，以及来自党政军民机关和小学教师的在职干部在1943年开展的"抢救运动"和1946年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及军队的"三查三整"运动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和伤害。父亲入学后，因年龄小、出身简单、来自邻县----五寨，在此"抢救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母亲入学时，此"抢救运动"基本结束，所以也没有影响母亲的学业。

        4、边学边干。学校本应以学为主，但当时边区党政军都要组织各种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支援抗战，非常缺乏有文化的人，常常从学校抽调人到各种工作队。因此，学校组织学生边学习边工作，甚至带着问题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困难是很多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学生随工作队深入乡村，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时刻防范日本鬼子和伪军的袭击。二中就有学生在乡村进行宣传工作时遭遇日伪军袭击而被杀害。然而影响学习因素还包括边区物资匮乏。由于根据地范围有限，在有限的根据地驻扎着许多党政军机关和成建制的部队，物资匮乏是可想而知的。要保证教学就必须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学校立足自力更生，依靠师生自给自足。学校在岢岚中寨建立"生产基地"，组织师生开荒种地，从保德学校驻地到岢岚中寨，师生们要徒步三天的时间，平时还要留少部分师生进行田间管理。可见开荒种地不仅很辛苦，而且牵扯师生很大的精力。此外，"学校还开办了油坊、酒坊、粉坊、豆腐坊、醋坊、酱坊，以及造纸厂、肥皂牙粉厂、木工坊和煤窑。除聘请的师傅外，一切劳动由学生担负"（摘自《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暨资料汇编》一书）。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物质成果，解决了师生的温饱，也为1946年冬季学校停办埋下的伏笔，此为后话。

父母是在1943年至1946年期间在校读书，必然与其他同学一样，边学习边投入到劳动中。可以想象：父母需要多么强壮的身体，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并为此付出大量的汗水。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学校根据学生的班次安排不同的作坊劳动，每年必有一次去岢岚中寨（徒步三天）的劳动（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
       

　　父母曾经唱过的"晋绥二中校歌"和"晋绥二中毕业歌"。父母健在时，我曾问过父母是否还会唱这两首歌时，父母都表示：知道这两首歌，但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音律。

　　晋绥二中从1942年保德开始到1946年五寨停办期间共招收了14个班，并分为中学班和师范班（学校在河曲时只招收了一个班）。虽然有分班，但受当时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限制，教学内容并无差别。

父亲是随爷爷为躲避战火从家乡五寨逃到保德的，爷爷到晋绥二中担任校医，父亲1943年考入二中，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母亲是1944年考入晋绥二中，与父亲同校学习和生活。

1945年初父亲在保德毕业，分配到第二军分区所属的野战医院当卫生员，医院所在地在五寨。

1945年底，晋绥二中随二专署（对军为第二军分区，对民为第二行政公署）迁到五寨，校址选在娘娘庙和关帝庙附近。母亲随学校回到五寨后就毕业了。母亲毕业后，并未象多数同学一样被分配到党政军中去工作，而是在五寨前所村教书，与父亲同在五寨工作。从这一点可以推断，母亲在晋绥二中读的是师范班。

　　这是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即1945年1月20日范若愚校长签发的"晋绥二中"毕业证书。

我父母也应有类似的"晋绥二中"毕业证书，可能是因为"南征北战"的原因，父母此类的毕业证书都没有保留下来。

　　前所，是五寨县"五大寨子"之一，在县城东。

　　1946年10月，依据上级指示，毕业了全部学生后停办。

关于晋绥二中停办之事，至今未查找到"官方"的解释。但在一些个人回忆文章中却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认为1946年至1948年晋绥边区遭受严重的灾荒，故而停办。赵子龄在"不能忘记过去"一文中这样记述：因防旱备荒，减轻人民负担，二中于1946年到1947年停办了两年，在1948年下学期恢复学校时，真是一无所有，贫困如洗。这个解释不可信。抗战期间，战火、灾荒同样严重，学校自力更生实现了自给自足，坚持教学。

二是认为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故而停办。张荣森在"我对晋绥二中的看法"一文中这样记述：一九四六年晋绥开展土改运动以后，吹来了一股风，有人提出："晋绥二中在招收学生方面，走的是地主、富农路线，学生一半以上是来自地主、富农家庭"。在这种"唯成份论"的"左"倾错误政策下，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三查"，不少已经在工作岗上辛勤苦干了二、三年的原晋绥二中同学，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人还被强制地遣送回家乡，交给贫下中农群众审查，有的挨了批斗，有的被开除公职，当了农民。任景德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一文中这样记述：有人告范老师的状，说他办的不是中学，是劳动集中营。康溥泉在"冲破家门，奔向革命"一文中这样记述：1946年晋绥土地改革后，有些同志看到晋绥二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就指责晋绥二中是"走了地主富农路线"。周世平在"从中学生到革命军人"一文中这样记述：晋绥边区进行土地改革，军队进行"三查"，一些晋绥二中毕业后入伍的因家庭成份不好，被送回原籍交群众处理。徐明道等人写的"晋绥边区第二中学简史"一文中这样记述：1946年冬，晋绥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再加上地区灾情严重，学校停课，直至1948年秋季开学后，学校才又开始复课。从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出，极左思潮很可能就是晋绥二中停办的直接原因。

　　军队的"三查"不应是停办的理由，只是有晋绥二中的毕业生受到伤害。因为军队的"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是1947年11月开始的。而当时的极“左”思潮主要是针对范若愚校长的，因为晋绥二中（包括四中）从1941年河曲创建到1946年五寨停办，范若愚一直任校长。二中学子仅仅是极“左”思潮的牺牲品、受害者。1948年二中复课，校长不再是范若愚，而是由地委领导兼任。

　　1948年秋，恢复"晋绥二中"，继续开办中学班、师资班和青年干部班，但校长则是郑林兼任（郑林原名赵汝森，山西永济人，时任五寨地委、晋西北中心地委书记）。

1950年2月，"晋绥二中"改名为"山西省五寨师范学校"，与军队脱钩，学校培养任务由"培养革命干部"转为"培养晋西北小学师资"。

当年"五寨师范"大门前，校长贾绍谊与部分教师的合影。

　　这是一份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赵秉彝主任（又名马林，山西保德人）给晋绥二中贾绍谊副校长的批复函。虽然批复函并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可以推断是1949年的信函。因为贾绍谊是1949年任晋绥二中副校长，主持校务工作（校长由地委宣传部领导兼任）；1950年晋绥二中更名为五寨师范时，贾绍谊任校长。函中涉及青年干部文化班相关内容，说明学校仍为晋绥二中时期。

　　1969年11月，为贯彻"五七"指示，五寨师范学校被更名为"山西省忻州地区五七学校五寨分校"。

1972年又改回原名----五寨师范学校。

2004年，学校在全国院校进行"高大上"重组的背景下，再一次改为"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

"晋绥二中"的身影，渐行渐远……

　　从"晋绥二中"一路走过来的"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

　　研读"晋绥二中"历史的过程，也是回顾父母就读晋绥二中艰苦岁月的过程。

今年是父亲从"晋绥二中"毕业73周年，母亲从"晋绥二中"毕业72周年，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成稿于2018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