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 日是情人节,这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节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是不知道的,但就是若干年以后知道了,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回事儿。


可是1971年的2月14日,对我来说,对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人来说,却有着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因为从这一天,我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拍这张照片应该是在1970年冬天,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日子。28个懵懵懂懂的初中毕业生,一位学生家长代表,一位乡村里的干部,其他的成年人是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成员。

工宣队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他们来自洛阳龙门煤矿。老师傅们进驻学校后,经常给我们开会、办学习班,上“忆苦思甜”课。

工宣队是遵照上面 “工人阶级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来接管学校的。之前洛阳八中有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井冈山造反司令部”简称“井冈山”;一个是“红卫兵造反指挥部”简称“红造指”。两派除了斗领导、斗老师,还时不时地相互“文攻武卫”。


记得当时校园里的教学楼是“井冈山”占据的,三层楼,红砖红瓦,临洛龙路的墙面上,左边写着“惊天地”,右边是“泣鬼神”,中间四个大字“红色恐怖”。后来教学楼被人数占优势的“红造指”攻破。

那一天的战斗很热闹,我不说“激烈”,是因为那一天我和同学都在当“热闹”看。文革开始我们刚刚上完小学五年级,学校乱了,没有课上,就天天跑着跟着,看高年级的同学斗来打去。那场景,对于我们这帮毛孩子来说就是“看热闹”。

工宣队领导学校后,权利挺大的。因为当时毛主席曾把外国人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了北京工宣队代表。我从那时候才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水果叫“芒果”,知道芒果是可以吃的。但那些芒果都是用个玻璃罩子罩着供参观膜拜。再后来听说那些芒果都是塑料模仿品。

工宣队一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把那些称为“牛鬼蛇神”的教师叫了回来。在学校里谁要是想捣蛋搞事儿,工宣队一声招呼,矿上的“文攻武卫”带着柳条帽,手拎大木棒,雄赳赳开着汽车就来了,小小的中学生娃子蛋儿,早吓得屁滚尿流了。


初中上了两年。基本上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临毕业了,一部分根正苗红的同学可以上高中,其他的在上山下乡学习班里通过学习,自愿或被自愿的统统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插队落户到乡下去。

不知谁的提议,在八中的后操场,下乡的同学拍了这张合影照片。还不忘记,每人佩戴一朵大红花。照片拍完,天寒地冻,雪花也洋洋洒洒飘落下来。

马上就要过年了,有几位同学的妈妈约在一起,找到学校工宣队求情:让孩子们过完年再下去吧!工宣队同意了。

那一年的冬季特别的冷。过完那个不知什么滋味的年,1971年2月14日,我们被一辆大解放卡车拉到了乡下。

  大队为了避免生产队长光挑男生不要女生,通过抓阄的方式把我们分配到了三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共有十位知青,三男七女,分两个生活组,分住在农民的家里,跟着贫下中农一起干活。

开始自己干活挣工分了,也算自食其力啦!由于年龄小、力气小,每天只能拿到七分、六分,而壮劳力干一天工分是十分。自己做饭自己吃,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也不怎么会做饭,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本来在学校就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社会生活经验更是没有,一言不合就闹意见,一闹意见就散伙。就这样分分合合过了四年多。


记得有时候没有饭吃了,就去别的知青点串门混饭吃,有一次到六队的知青点,就是照片中间举着领袖照片的高个子同学那里,吃了一顿白米粥,记忆深刻。白米粥煮熟后,因为没有菜就撒了点盐,再挖上一勺猪油,当时感觉好吃极了。那时候好歹能填饱肚子就非常满足。


村里中街有一口井,据老农说水质特别的好,生豆芽不坏,点豆腐不酸。井口用青石条拼成,有的石条隐隐约约还刻有字。一架辘轳,井绳连着丁零当啷的铁环,铁环缠来穿去锁住水桶襻,然后放辘轳下井打水。经过贫下中农几次言传身教,负责挑水的男生勉强学会了,可还是有不小心的时候把桶掉到井里了。桶掉井里没有办法,站在井台上发呆,有人路过问咋回事,回答:井掉桶里了!井掉到桶里了!一时传为笑话。


知青那时候出门或者回家,坐车一般是不买票的。乘火车也不怕查票,查到就说是插队知青,一般都会被放过。

公路上拦汽车,只要看见一群头发老长,穿着海魂衫,裤腿挽的老高,一人背一个绿挎包,挎包盖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不用问就是知青。那年月,谁家没有下乡的孩子啊!自己家没有,亲戚家一定有。都知道知青可怜,逐渐约定俗成一种共识,对这些孩子网开一面,尽量行方便。

记得有一次和同屋的建生、五子去邙山公社的一个知青点,截车时异常顺利,但当车停稳,车门打开,下来一位穿制服的人说:“请上车吧!”我们一看掉头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原来车门上写的是:河南省第二监狱。

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愧对“知识”二字的。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串联、游行,停课闹革命。后来两年初中,一本《工业基础知识课》、一本《农业基础知识课》,数学不知道怎么学的,外语就学会24个字母,还有那一句“浪里乌钱儿门毛”。

学校的图书馆可以借到的书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烈火金刚》等。倒是在乡下读到了《醒世恒言》《拍案惊奇》《浮生六记》一类的书,还有后来到禁书,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每每得到一本书,建生我们三个人轮着看。晚上凑煤油灯前一看就是半夜,鼻子、脸被油灯熏得黢黑。因为没有钱打煤油,有时候是捎带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的柴油点灯。柴油点灯不太亮,油烟还特别大。晚上看书,早上就起不来床。最怕生产队长天不亮敲着我们的窗户喊:建生!小五子!耀娃儿!南地割麦啦!


《西风残照》这本书不知五子在哪里找的,还没有看完就被政治队长看到了。因为书页年久泛黄,说是黄色书籍。最后好说歹说,结果是不办学习班了,书没收。

为此事五子耿耿于怀,书是借别的知青的,没法还了,肯定要买两包烟赔不是。我们心想,说不定你没收了是自己回去偷偷看呢!你老婆还不是拿粮票从四川换来的。这话不假,政治队长的老婆很利索,很能干,一口四川话和洛阳土话混着说,经常逗得大家笑着学她说话。也确实是挨饿那两年,用几十斤粮票从四川换来的。

  去年,一起下乡的郝小平同学电话告知,建生有病住院了,我忙问啥病啊,咱去看看他吧!仅过了一天,同学又来电话说,不用去看了,建生走了。

建生就是照片后排左数第三个。个子不高,眼睛有点斜视,年龄大我两岁。

建生、我、还有一个叫五子的同学被抓阄抓到同一个生产队,同住一屋。起先房东在屋里只准备了两张床,建生和五子先到住下。房东见我没有床,又找来两块又厚又宽的木板,用几块土坯支起来算是我的卧榻。后来得知这木板是房东给他母亲准备做棺材的“土料板”,在这张床上我睡了四年多。


下乡时建生十七岁,属于我们这群知青里面年龄大的。大两岁就是不一样,力气大,农活熟悉的也快,挣得工分也比我们高一点。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长叫上我们三个,去村北城楼地耩谷子。城楼地是一道土梁子,据说是隋唐时期洛阳的城墙,后来随着坍塌和风化变成了一片坡地。下乡四年多,这块地只种红薯和谷子。队长扛着耧,我们抬着两袋种子来到地头。

耩谷子就是用耧把谷子播种到地里,耧这种农具长了三条木“腿”,“腿”是空心的,连着上面的斗子。底部套上尖利的铁足,一边走一边均匀摇晃,种子便顺着“空心腿”均匀地埋在松软的土地里。扶耧耩地一般都是种地的老“把式”。

生产队长安排建生驾辕,我和五子拉捎。也不知道是那块地没有翻软犁透,还是我们力气小,我们把吃奶的劲都用上,队长还是说太慢。直累得我们筋疲力尽,过了晌午饭,才把那块地耩完。刚下乡都想表现一下,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不敢偷懒,也不能偷懒。一共三个人,一个人不出力,耧就不会走啊!生产队长在后面稳稳地压着耧,一步一晃,我们在前面弓着腰,一步一喘。

晚上脱了衣服,三个人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和衣服粘在了一起。多少年后提起来这事儿,我们哥仨都难以释怀。因为后来得知,那块地耩谷子历来都是用牲口的。也许那一天牲口都用到别处了,也许队长担心我们是初生牛犊,给一次身体力行的“再教育”吧!

秋收时,每个人都分了几斤谷子。我弄了点碾过的拿回家,母亲熬成小米粥,说是特别香。

建生家姊妹多,条件也不好。但他有个姐姐在市无线电厂上班,很是疼爱他,隔三差五给他点零花钱。我们在一起打牌玩,建生就去买烟,然后每人发几支,赢来赢去,总是建生的烟最先输完。

那年月时兴四个兜的绿军装,一般人弄不到。我们地质队的孩子有父辈发的劳保用品,劳动布工作服、牛皮登山鞋,也是很惹人眼红的。

下去的第二年,建生家里给他买了一件棉小大衣,蓝斜纹布,双排扣子,栽绒领子,时髦的很。建生穿上小大衣,美的走路都不知道先甩那支胳膊啦!去地里干活,或者肩挑膀扛的活,建生不舍得穿,总是把它高高地挂在地头的树枝上。慢慢地、不知谁开的头,村里在一起玩的不错的伙计找对象、相亲想借建生的小大衣,建生也乐得借。后来借的人多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想借,建生就不借了,由此还得罪了一些人。


下乡的日子是比较清苦的,吃上肉的日子很少。有一次,我收工回来的晚,建生他们竟然弄了一锅肉,给我留了几块,说是在河滩捉了一只野兔子。兔子肉味道好极了,虽然没有什么佐料,也像过年一样。待我擦擦嘴吃完后,几个家伙才告诉我是猫肉。房东家逮老鼠的笼子,不知道怎么钻进去一只猫,于是成了我们的美食。

  到了1975年,社会上有工厂开始招工了。能够出去当工人是每一个知青朝思暮想的,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生产队、大队推荐,然后体检、政审,填表、盖章,程序很繁杂,名堂也很多。招工的名额有限,谁都想走,于是“走后门”就大行其道。生产队、大队、公社每道都是关卡,谁有人、有办法,就可以弄到指标。那时候流行张弓、宝丰、林河大曲,俗称“张宝林”,烟一般就是“大前门”啦。送礼也不多,掂上两瓶、塞上一条基本可以办事儿。但这对于贫困的知青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况且一般的工人家庭不认识当权的人,是没有路径“走后门”的。大家捆在一起受苦没有什么,一旦有一个人招工走了,其他知青“扎根农村、改天换地”信念就开始动摇。走一人动摇一次,走一人动摇一次,就像用卵石垒起来的大厦,撤掉一个卵石,大厦就晃动一次,卵石一块一块撤掉,大厦就垮了。

自从有了招工这事儿,知青的心就乱了。大家天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中煎熬着。

后来上面有了政策,野外地质队可以实行内部子弟招工,这张照片上约有一半是野外地质队的子女,陆陆续续算是回到了城里。参加工作以后,我和五子去了野外大山里,和建生的联系就少了。

后来建生不知怎么回到了钢厂,他写信说是干了钳工。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大家很高兴建生干上了很不错的工种。有一年从野外回家探亲,在街上碰到建生,相互说起工作,建生如实的说了不是钳工,是炉前工。炉前工在钢厂是最辛苦最累的工种。

十几年前听说钢厂改制,很多工人都下岗了,建生也在其中。为了家庭,为了生计,建生到红旗小学门卫上做了保安。有一次,我特意绕道去了红旗小学,在大门口找到建生。学校有规定,生人不得进入。隔着铁栅栏我俩聊了一个多小时。建生背有些驼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深深的皱纹使建生说话时嘴也有点歪斜。当年那个穿着蓝斜纹栽绒小大衣,精神头十足的知青小伙子已踪影难觅。


2016年建生走了,死于癌症。

说来也巧,红旗小学隔墙就是洛阳八中操场。这张照片四十六年前就是在这个操场拍的,背景教室墙上写的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2月14日这个日子又快到了。白马过隙,物是人非,用以上的文字,缅怀逝去的岁月,记下那些不能忘记、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作者为照片后排左一,个子最矮者。





文字原创:闲云野鹤【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