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王元地一一在内蒙古兵团24团一连的日子

王莹14484857

　　前不久，战友给我寄来一本书，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书，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兵团之歌》，打开她犹如打开了尘封记忆的闸门，记忆如潮水，她带我重回海勃湾，她让我又走进王元地。

　　王元地，49年前她是内蒙古海勃湾以北十公里处黄河滩上的一片沙丘，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4团一连就诞生在这里。

我在兵团的5年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团部机关度过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比起连队要优越很多，真正体会连队的艰苦生活，是在王元地一连的那段日子，她让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我1973年初到一连时，一连已经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完成了连队最初的创业：在沙丘中开出来的空地上，一排排土坯垒起来的营房，营区周边刚刚冒出新芽的小树，已经修到连部门前的水渠，还有那连队伙房升起的缕缕炊烟······远处，女兵排正在认真的操练，看到眼前这一切，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到38军火热的军营。

　　说到24团的组建，就不能不提23团，也不能不提38军。

38军是中国军队王牌中的王牌，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是响当当的"万岁军"。北京军区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最艰苦的地方派去的也是38军的干部。

库布其沙漠是我国七大沙漠之一，"库布其"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弓上的弦，流经河套平原的黄河就像一张弓，库布其沙漠就像是弓上的弦一样横亘东西。

三师23团选址在黄河以南库布齐沙漠北端的杭锦旗巴拉亥，由38军负责组建。这是三师几个团中交通最不便利、条件最艰苦的地方，38军的干部开进去，照样是师里响当当的一个团。

我为38军骄傲！也为自己在38军当过兵自豪！

　　24团是三师组建最晚的一个建制团，23团副政委戴荣照负责24团的筹建工作，戴政委后来被任命为24团的政委。

24团当时还只是一个空架子，戴政委从23团成建制的带过来两个连，24团的一连和二连就是23团七连和五连的原班人马。

部队带过来，38军的作风也带了过来。后来，一连和二连的优秀战士陆续被输送出去，成为24团各个新建连队的班、排长骨干。

24团团政委戴荣照

　　一连连长代明德，38军现役干部，身先士卒、作风干练，典型的军事干部形象。

一连是农业大连，也是团里唯一配备枪支武器的战备连，兵团和部队一样，军事干部是主官，既要抓生产又要抓训练，代连长坚持用38军的理念带兵，团里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充分彰显大连风范。

　　一连政治指导员胡玉琪，27军现役干部，关心体贴战士、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是一连党支部班子的主心骨和带头人。

24团的现役干部大多来自27军，这些习惯了南方生活的军人，内蒙古的干燥和风沙是他们最大的不适，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教育、影响和激励着连队的战士们。

胡指导员在部队时就患上矽肺病，长期被病痛折磨仍能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对待生活，给年轻的战士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

　　胡指导员写过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军帽的里衬上，到团部开会时，被司令部劳资股杨金荣发现，从此流传开来，大家称它为"藏头诗"，诗中写道：

风沙滚滚丘连丘，

千里荒原人少游。

不毛之地庄稼茂，

红旗高照后人秀。

不知是哪个战士还在诗下面加了一个落款：后人之秀胡玉琪。

　　胡指导员看上去人挺粗，同来的27军战友都喊他"老胡"、"胡司令"，其实他很细，在部队就是文书出身，不仅出口成章，还写得一手好字。

战士们都喜欢他，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说。在战士们的眼里，他就像大哥哥、老妈妈一样。

很多战士离开连队以后，还和指导员保持着通信联系。

　　北方的春天来得比较迟，我3月初到一连时还穿着棉衣，我住在连部，我睡的床是用两条木凳支起来的一块床板，上面放着草垫子，草垫子没包边，草像散了包一样，床底下还堆满了土豆。

回想我在部队集体生活的几年中，几乎每个阶段的记忆都和床有关，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床的故事。

在军校时睡的是上下铺，我是班长，抢着睡上铺，下铺留给同学，遇到紧急集合，上铺不好打背包，着急了索性把被子扔下去，跪在地上打。平时被子叠的像豆腐块儿，午休冻得什么似的也舍不得盖。

到38军113师339团炮三连锻炼，那时的军营是平房，没有走廊，也没有暖气，十冬腊月，开门时还没用上劲儿，大风就给你吹开了。我们十几个女生住一间大屋，中间有一个开放式的隔断区分开里外屋，我第一个进去，抢着把背包放在外屋离门口最近、也是最冷的那张床上，晚上冻得睡不着，棉帽子都不敢摘，可心里是暖的，那时我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部队农场种水稻时住老乡家，一条炕上睡不下5个人，房东家的寿材就成了我的床，在农村，把提前给老人准备下的棺材叫寿材，在农场8个月我就在这口棺材上睡了8个月。那时候学习雷锋绝不是一句空话，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大家都会这么做，我只不过总能幸运的抢在前面就是了。

24团筹建时，团部设在下海勃湾，我刚来时住在砖瓦厂，是厂部最头上的那间屋子，听人说这屋子里上吊死过人，后来就一直空着没人住。那时24团刚组建，条件艰苦，房子都是借来的，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我硬着头皮住进去，就在那死过人的土炕上，我住了半年。期间我大病了一场，发烧到40度，虽然我不迷信，但住这屋子心里也是挺害怕的。

我在一连的这张床，它就是一张秧床，秧子长在床底下。连队开春种土豆，先要给土豆催芽，外面的天气冷，库房的温度也低，土豆生不出芽来。连里把切好的土豆种堆在我床底下。由于温度适宜，土豆很快就发出芽来，一直顶到床板，那会儿我做梦都梦见自己的后背也长出绿芽了。

那一年，连里的土豆丰收，那张床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直到现在看到土豆长芽还会浑身的不自在。

　　我和司令部周国顺是同一天到的一连，我是副指导员，他是副连长，我离开一连后，他一直留在连队，后来任一连连长。

一连的吃水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从1970年到1975年，五年之中连队先后打过3口压水井，但抽上来的水又苦又涩，请教了地质队的技术人员才知道，要想在盐碱地上打出好水，压水井太浅，必须打深井才行。后来师部拨专款，连队请地质队帮忙打了一眼100米的深水井，战士们终于喝上了甜水。

周国顺那时已经是连长了，他带着基建排的战士一鼓作气又盖了水泵房还焊了水箱。如今40多年过去了，水泵房依然还在，一连战士重回王元地，远远望见水泵房，就像找到当年的家。

一连的水泵房

　　修扬水站，引黄河水，挖排灌渠，连里在盐碱地上试种水稻成功后，开始扩大面积种植。

每天清晨，战士们扛着铁锹，迎着朝阳，队列整齐的走在出工的路上，歌声在空旷的荒野上回荡。

远远望过去，整齐的秧床像一条条平整的毯子。那个季节，早上的气温还很低，秧床周围的水面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冰，女孩子们像男兵一样，卷起裤腿踩在水里，还听得到脚下的薄冰嚓嚓作响，没有人腿上脚上不裂口子的，那时候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是真苦，可无论再苦战士们都咬牙坚持着，没人退缩。

当年我三姨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也是种水稻，寄给我一双很软的长筒胶皮水靴，穿起来很舒服的，她们在农场种水稻都穿这个。我一直把它压在箱底没拿出来，我觉得在战士们面前穿上它就像一个逃兵。

　　柴培玉是青岛知青，1970年到兵团，典型的山东人性格，开朗爽快，说话像开机关枪，走路都带着风。

一连试种水稻，她是水稻试验班班长，她写的《盐碱地上种水稻》详尽的回忆了盐碱地上种水稻的艰辛，从平整土地、灌水洗碱，到育苗插秧、拔草施肥，还有收获时那由衷的喜悦，文章展现出的画面，是有过同样经历的兵团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顶着漫天的风沙，午饭就在田间地头，日落收工，老远就听到飘过来的歌声：蓝天作帐地作床，黄沙拌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歌声，广阔天地好战场。

柴培玉和她的水稻试验班

丰收的喜悦

　　冉军彦，河北保定知青，后担任排长、副连长职务。他带领下的石灰班，远离连队在摩尔沟里烧石灰，全班十几个战士团结一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能在同样的条件下，比有经验的当地人多烧出一倍的石灰，多次受到团里的表扬和嘉奖。

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整天和石头炸药打交道，十几个人的石灰班两年多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真乃万幸，实属不易。

石灰班的战士们对摩尔沟的那一段生活都记忆犹新，大家还惦念那间依山的小屋，还有那块巨大的风动石，那是一块小风小动、大风大动，日夜悬在石灰班屋顶上的大石头，很难忘怀。

　　冉军彦《难忘的摩尔沟》、孙华杰《摩尔沟里烧石灰》、陈申鸣《石灰是怎样烧成的》，我反复看了多遍，这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深深的被他们忘我的奉献精神所打动！

冉军彦和他的石灰班，前排左一是副班长孙华杰，集宁知青，后担任排长职务

石灰班陈申鸣，青岛知青，1970年到兵团，后在连队任司务长

　　秋敏，北京知青，后来当过班长和排长。她到兵团时不满15岁，在连队的牧羊班当了两年的小羊倌。

说到放羊，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秋敏那时比她们大不了两岁，在《桌子山下的牧羊岁月》这篇文章中，秋敏回忆了自己在摩尔沟牧羊班那段日子里的心路历程，生动感人，真实地还原和重现了那段难忘的兵团生活。

这篇文章后来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史志处收录。

牧羊班秋敏

秋敏所在的牧羊班（前排右一是班长郝树敏）

　　胡立茹，河北保定知青，来兵团时15岁，她的叙事诗《走过黄河》和抒情诗《我们去赴约会》，情真意切、文采飞扬，让人不敢相信，那就是当年那个幼稚的、只上过小学的小姑娘。

　　宁淑英，这个名字一映入眼帘，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那个活泼开朗的天津女孩儿。她写的那首《献给战友的歌》，让人感受到兵团战友间的深厚友谊和款款真情。

　　段亚东，河北保定知青。 刚到兵团，她的成长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勤奋努力，表现突出，还立过三等功，但因为父亲在文革中的错案，她的入党入团和上学都受到影响。

她《感谢兵团留给我的那份执着》，凭着逆境里磨炼出的那份执着，从为连队画黑板报开始，自学成才，逐步走上了美术创作的道路，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工艺美术师了，还成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她出版过个人画册，办过画展，多幅作品被成功拍卖，还入选了中国亚太经济合作中心编辑的"中国国礼推荐与采购"。

　　吕莉，北京知青。1969年的6月1日，如果不是在这一天来到兵团，吕莉应该是在北京度过自己人生最后一个少先队的节日，那年她才14岁，初中还没有毕业。

1969年到1977年，从兵团组建到最后移交地方，吕莉没有一刻离开过连队，她在一连一干就是八年，身边战友上学、回城和调离的都不在少数，吕莉不是没有想过，但她的那份初心成就了她的坚守！多年以后，战友们提起，依然钦佩不已！

　　马书星，北京知青，历任班长、排长、代理副连长的职务。

他在《连队生活拾零》中，讲了七班帮厨把煤油灯打翻在饺子馅里，让全连大年初一吃煤油饺子的故事；讲了跳到粪坑里捞粪箱的经历；也讲了自己赶马车的两次遇险。看文章就像听故事，把人带进去了。

　　杨丽娜，集宁知青，在一连当过战士、班长，后调四师玻璃厂。她在《连队生活故事里》，也提到大年初一吃煤油饺子，看来这件事的确让大家记忆深刻。

 那天晚上七班不小心闯了祸，心中忐忑、不敢声张，全连都眼巴巴的盼着过年的这顿饺子，就算有点儿煤油味，大家也吃的挺高兴。

那天的饺子全连都吃了，只有七班没吃。

　　李志凡，河北保定知青，当过战士、班长、司务长，历任过副连长、副指导员、指导员、连长。  

在兵团有不少像李志凡这样的知青，他们苦活累活冲在前面，样样工作都不在人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迅速地成长，成为连队的带头人。他们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来的。

李志凡在《兵团往事》中，讲了不少当年连队里的故事，虽然看起来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但却让人过目不忘，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豪气和向上的力量。

　　肖艺元，河北保定知青，他《在师部医院的日子里》，讲述了自己陪床时和精神病患者接触的经历，从另外一个视角展现了当年兵团的真实生活。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年轻单纯、不经世事，精神上受到伤害，让人不禁为他们惋惜。肖艺元把他们当作战友，他们也把他当成了朋友。

我心里也记住了这几个病患战友："芭蕾舞"、"闷葫芦"、还有那个"皮裤套棉裤"，也不禁想问一句：你们还好吗？

　　我还读了保定知青刘闻奇的诗三首，也读了天津知青李再义的《乌海相逢战友情》，一连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他们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感叹是兵团的这块土地滋养了他们。

　　1973年开始，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优秀的兵团战士被送进大学，尽管没经过严格的考试，但他们珍惜学习机会，也填补了那几年大学招生的空白。很多人学成之后又回到兵团，改变了兵团的知识结构，成为兵团的专业人才。有些人由于国家的需要，毕业以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77年冬和78年春的两届高考，打破了之前高考的门槛，眷顾了那些在文革中没有机会上学的人。兵团很多人也都搭上了这趟末班车，幸运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时又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知识化和年轻化的优势，很多人被改革的大潮推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我的周围不乏这样的战友，我为他们骄傲！

　　高胜先，赤峰知青，干起活来拼劲儿十足，生着病还坚持和大家一起去割麦子，表现十分突出，连里宣传队把她的事迹编成节目，她的先进事迹在《兵团战友报》上还有过大篇幅的报道。

她是团里送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在石家庄白求恩医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团里，在团卫生队当医生，继续为兵团的干部战士服务。

　　杨春环，河北保定知青，1973年被兰州铁道学院录取，毕业以后分配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

当时的招生要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通过考试才能录取。杨春环是连里的会计，平时严格要求自己，记账都是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白天坚持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在战士们当中评价很高，推荐时是全票通过。

在连部时我们两个人住一起，报志愿时我还帮她出过主意。

　　靳素英，当战士的时候就很能干，后来当了排长，又调到砖瓦连任副指导员。她在家里排行老二，连长在全连的点名会上表扬她时说了一句"那个叫小二的包头兵"，从此"小二"就在连里叫响了，到后来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大名。

靳素英1975年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工作。

　　李嘉荣，青岛二中高中毕业，是连队的文艺骨干，后被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录取。在大学里，她勤奋刻苦、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

　　王瑞芝，青岛知青，1970年来兵团后分配到一连，她生性好强，连队的苦活累活总是干在前头。组建种子连，她担任过班长、排长和司务长。回想自己当司务长时一个人赶着马车进城的情景，就像在说昨天的事情。

1975年经连队推荐，她顺利的通过了大学招生考试。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她还是兵团的那个能干的王瑞芝，不仅入了党，还被评为全校的学雷锋标兵。毕业后在内蒙古出版社任编辑，1989年调青岛市市政府工作。

　　李永红，北京知青，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在教育部工作，先后在《人民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社》任编辑、记者，后到中国教育学会学术部任主任。

　　杨志明，河北保定知青，后调种子连任排长，在兵团时错过了三次上大学的机会，1975年回城后先后取得中师、大专和大学本科的学历，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杨志明在《兵团生活轶事》中详细的讲述了自己的圆梦历程。

　　我从团政治处调一连后任副指导员，和女战士接触的比较多。一连的女兵大都是城市知识青年，她们中年岁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都没有离开过家门。

到兵团后，年岁大的像姐姐，照顾呵护着年纪小的，几年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她们都一起成长和成熟起来，兵团是一个大熔炉，也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校。

　　一连是团里唯一配备武器的连队，男战士就不用说了，天生的喜欢舞枪弄棒，女战士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看着她们一个个背着枪的样子，好不英姿飒爽。

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平时以学习为主，到野战部队锻炼，摸枪的机会才多了起来。记得有一次在38军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子弹，我前两发都是10环，可直到射击完毕我的第三发也没打出去，后来开班会检讨自己私心作怪、患得患失。

到一连后我还给战士们讲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后来听说还有人记得我刚到连队时，和女战士一起操练的情景，我以为那时候的事情已经没人记得了，没想到有人竟然连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

　　侯玉珍，一个瘦小的包头来的女孩儿，战友们只记得她的名字，找不到一张她生前的照片。1972年1月病退回城前因公牺牲，年仅19岁，来兵团才6个月。

塞外的冬天寒冷和漫长，连队通常利用冬季农闲的时间平整土地。当时侯玉珍病退回城的手续已经批下来，她本可以不去的，可她想走之前再为连队多做点事，执意一起去平沙丘，结果出了意外，被坍塌下来的冻土块砸中，等大家救出她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当时连队的卫生员张桂花第一个冲过去，跪在地上做人工呼吸，泥沙吸了满嘴全然不顾，最后吸出来的都是血了，也没能挽留住战友的生命。

这件事让我受到极大震撼，为那个献出生命的年轻女孩儿痛惜，也为那个奋力抢救自己战友的卫生员感动，那时我还没调去一连。

马书星写的悼念文章

　　后来连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北京知青李卫民擦枪走火，致使自己的战友丁贵民中弹身亡，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年轻的生命瞬间就消失了，李卫民也因过失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擦枪走火的事情在部队里时有发生，但对兵团的这些涉世不深、年纪又小的孩子，别说亲眼看见，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出事的那些天连队一直被压抑的气氛笼罩着。

在兵团的那几年中，先后有战友离去，有的是因为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有的是在工作当中不幸遇难，也有的是意外死亡，但不管因为什么，他们都曾经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过，他们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是我们亲如手足的姐妹兄弟，我们会永远怀念他们。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们送葬，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当时连队的卫生员是张桂花，河北保定知青，亲身参与了这两次事故的现场抢救，和战场上抢救伤员没有两样，为抢救战友也是奋不顾身。后来调团机关工作，1975年任机务连指导员。

　　那时兵团招收知青也像部队征兵一样，要派接兵组到征集地进行宣传和动员。

1970年接青岛兵时，接兵组由政治处宋副主任带队，为宣传兵团，还带去了很多团里当年自产的粮食水果和蔬菜进行展示。

1971年接上海兵，马副团长带队，我和司令部杨金荣分在一组，白天到学校了解情况，晚上去家访。家访有的时候受欢迎，家长会认真询问，详细了解兵团情况，有时也被冷落被误解。

走在上海繁华的大街上，我们很显眼，大热天都穿的整整齐齐的，虽然是夏装，也是布军装宽腿裤。宋安辉是4连副连长，大学毕业后入伍，现役军人。她个子小像个小兵，在街上常有人指指点点。

接兵组走在上海外滩，我想起了南京路上好八连。

上海接兵小组成员、四连副连长宋安辉

上海接兵小组成员、司令部劳资股杨金荣

　　对上海知青，我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不光是因为我去上海接的他们，还因为发生在新兵专列上的一段经历。

专列没有准点儿，火车到巴彦高勒站停车，离海勃湾就差一站了，大家都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马副团长让我和杨金荣到车站值班室打电话，通知团里做好接车的准备。

当时的通讯条件落后，电话要先从铁路内线打到海勃湾车站，然后转地方电话局再要团部总机，我刚放下电话就听有人大喊：快点儿，火车开了！我和杨金荣从车站外的大台阶拼命往上跑，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动起来，等跑上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始加速，所有的车门都关了，杨金荣跑在我前面，她先抓住一个车门扶手跳到了踏板上，她人瘦小使劲靠里站，把前面的位置和扶手留给我，我抓住扶手后跟着火车跑，就在火车驶出站台的那一刻，奋力一跳，火车的惯性把我顺势甩到车门的踏板上。火车越开越快，我和杨金荣抓着扶手站在车门外，像铁道游击队队员。

火车进入弯道，我看到前面几节车的车窗整齐的探出一排小脑袋，原来我们一直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瞬间，我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庆幸、后怕，我想这冥冥之中相助的人，无疑就是眼前这群可爱的上海新兵！

当时，我真不能被火车拉下，全部新兵的花名册和各连的分兵名册都在我身上，一旦我被拉在巴音高勒或者在扒火车的时候光荣了，火车到了海勃湾那还不得乱了套啊！

我们跳上的那节车厢是餐车，列车员发现后，把过道里的菜搬走才把我们拉了进去。

十朵可爱的上海姐妹花

　　团政治处宣传股葛继善经常下一连来采访、写报道，文章署名"继革"，战士们看多了，喊他"单报道"，叫他"单继革"，叫的很自然也顺口，正过来反过去的，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了。

那时，反映一连生活的文字和照片经常见诸报端，比如指导员夜读、石灰班、牧羊班、读报用报活动等，被多家报刊杂志采用。

　　连队离团部有20多里路，去团部办事赶巧了能碰上司务长的毛驴车，多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能用步量。

连里很多人都有过搭便车的经历。走到下海勃湾的时候，离团里还有一多半的路，老远看见来了汽车，大家就一起招手拦车，好心的司机让你搭车，遇到不给停车的也不灰心，继续再拦下一辆。

碰上拉砖的马车也坐，蹭了一身的砖灰也不在意，能坐上砖车进城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已经很久不看书了，《兵团之歌》却爱不释手，在枕头边、在沙发上、在写字台前，翻来覆去的，有的文章已经烂熟于心，几章几页都能说得出，我五年的兵团生活全都装在里面，捧在手上分量好重！

一石激起，沉淀在心底的记忆都浮现出来，战友们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在我眼前闪过，我仿佛正和他们促膝交谈，又仿佛走进时空隧道，回到当年我在一连的那些日子里。

人老了也脆弱了，看着看着就会掉眼泪，在书里你随处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心疼自己、更心疼我的这些年轻的战友。

几十年了，回过头去，我仍能理解他们当年的牺牲和奉献，理解他们至今的无悔和无怨。在我的心中，他们是我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是我过命的战友，也是我心底最爱的人。

副指导员李延（后排中间）和战友们

战友们在一起

我离开兵团的那一年

怀念在内蒙古兵团24团一连的日子！

想念内蒙古兵团24团一连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