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住建内站前街》之十 小院春秋(下)

小李

小院春秋(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了过腊八节的时候。早晨出门之前，看到厨房里各种煮腊八粥的原料已经备齐，放在锅中用净水浸泡着，晚上回家又可以喝上一碗岳母熬制的热气腾腾、香糯可口的腊八粥啦。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家家户户的主妇们又该忙碌着采购各种年货了。这倒让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小时候过年时的景象和那个年代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时我才十岁。和父母、兄长住在建内站前街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水磨胡同25号。整座院子由东、西、后三个小院组成。住着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十余户人家。各家有各家的日子，各家有各家的味道。

本人手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磨胡同25号平面示意图。(上北下南)

　　院门按照老北京的规矩设在西院的东南角。东南方位在八卦中属巽位，《周易》有“巽位木，为风”的说法。古人认为把院门设在这里可以引进东南风，挡住冬天的西北风，是吉祥之位，体现了“坎宅巽门”的原则。沿台阶而上，院门口两端各一箱形镌刻精美的石门墩。对开的木门厚重结实。上端有门簪四枚。大门和门簪上原有的文字已模糊不清，露出木质本色。那时，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睡的都比较早。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院门就要关闭，从内部插上门栓。关大门的任务按户排班轮岗。晚归的人一般事先会和家人讲好听门。不到万不得以，一般不好意思麻烦街坊四邻。

　　穿过三米见方的门洞，是一片小空场。迎面是西院东厢房的南山墙，这里已被改造成板报栏，不定期刊登一些时事或者“向雷锋同志学习”之类的标语。

通过空场右侧一道小门进入东院。东院南、北屋各三间。南屋年近六旬的张伯是位火车司机。老伴没有工作。全凭张伯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养大两女三男。北屋高大明亮，住着王老师一家五口。女主人的老母亲是一位7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也是全院最年长者。我们都尊称她“姥姥”。“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来看已显过时，百岁老人亦不再是什么新闻。但在那个年代还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北屋外西墙上另开有一道小门连通西院。东院的院子挺宽敞，方砖墁地，每天打扫的干干净净。东、西院墙下种有各色花草。小蜗牛在墙上默默爬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许是与西院走动不多的缘故，小院自成格局，平日里安静闲逸。不过这种氛围常常因为我们几个愣头愣脑的小孩子追逐打闹而变得生动起来。

　　空场向左转便进入西院。这里住有七户人家。倒座房三间，西端向北又接出一间。李老爷子老两口和女儿一家同住。老太太是东厢房女主人的亲大姐。我们称呼她们“大姨”、“三姨”。大姨的女儿是公交调度；女婿姓陈，南方人，从事地质工作，懂技术，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自制了全院第一台电视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陈捷小我一岁，小时常常在一起玩耍。老爷子退休前好像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陈捷小时候雇了保姆照料，这在普通人家并不多见。他家还养了一只大黄猫，是全院唯一的宠物。

东厢房三间住着三姨一家7口。三姨夫黄伯在建筑公司工作。瘦高个，有些驼背，戴副眼镜，话不多。他家原本紧巴巴的日子随着子女陆续工作得到很大改观。购置了全院第一台9寸制式黑白电视机。院里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总会在晚饭后搬着小板凳准时准点泡在他家看电视。当时还时兴在电视显示屏上贴一层彩色膜，美其名“彩色电视”。后来又有在电视机前放一个放大镜的。他家都尝试过。三姨的大女儿上世纪70年代末嫁给一位局级干部的公子。男方家动用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亲，就停在院门外的胡同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西厢房同样三间，巴奶奶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巴叔一家居住于此。听说巴家解放前曾是资本家，原住隔壁东裱褙胡同路南一所独门独院的大宅子里。文革初期被房管所占用，才搬此居住。文革后落实政策，巴家是第一户搬出大院的。

北屋西侧小跨院的那间耳房住的是李叔一家。大学毕业后因言惹祸的李叔被安排在朝内一家副食店当售货员。爱人刘姨是社办厂的工人。长子李杰大我三岁，是我一起玩大的发小。由于李杰打小患有哮喘，家里特意为他定了一份牛奶。总叫我陪他到设在苏州胡同的奶站取牛奶。他的妹妹李莹则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李叔两口子收入虽然不高，但由于总能在副食店里买到物美价廉的内部商品，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福兮祸兮有时恐怕没人能够说清！

三间北屋分住着三户人家。每间大致间宽3米，进深五米多。前廊后厦，方砖墁地。前廊亦被分隔成各家的小厨房。1976年地震后，房管所统一将前廊封起，改造成房间的一部分，三家都因此增加面积4平方米左右。也就是在这之后，大家纷纷抢占地盘自搭乱建，原来规整的院子格局破坏殆尽。原本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也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和谐如初。

西侧第一间男主人姓王，五十岁上下，矮墩，年轻时做过皮匠。与老婆均是再婚，又生有一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操旧业，在院子中间摆放几个大水缸用来“熟皮子”，然后搭在院里晾晒，使整座院子弥漫着一种呛人且极难闻的味道，实在无法让人忍受。按现在流行的话说，他就是“老炮儿”一枚。

北房中间一家就是我家了。

我家东侧的一间内部与东跨院的小北房连通。住的是当时的北京二中校长张伯伯一家。爱人黄姨也是中学老师。所生两男一女都遗传了父母高挑的身材和优秀的智商。正赶上恢复高考，三人先后被“清华”、“北大”和协和医科大学录取，一时传为佳话。清末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写道：“每春秋二试之年，在棘闱最近诸巷，西侧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侧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我想，我们的房子或许就是所谓的“状元吉寓”吧！张老师为人正直，待人和善，颇有学者风度。记得有一年他家养植的昙花在晚间盛开，热情邀请街坊四邻到家观赏。

西院和东院一样，原本也是方砖铺地。文革期间在我家廊前一米多远的地方向下挖了一座两米见方的防空洞，把院子刨成高低不平的土地。赶上下雨、下雪，院里便泥泞不堪。不过小时候常随大孩子打着手电筒下到防空洞里玩耍，倒很有趣。后来，父亲在洞盖上种了倒挂金钟、玻璃翠、蟹爪兰、仙人球等十几盆花，把门前装点的绿色盎然，充满生机。尤其是米兰花开，花香四溢。院子四角植有四颗粗壮高大的老槐树枝蔓叶茂，都有几十年树龄。夏日的傍晚，大家常常聚在树下纳凉品茶聊天。

西院示意图。

　　东西院之间有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过、四米多长、带顶的窄巷，穿过窄巷便来到后院。后院不大，后墙上开有一门通往水磨后巷。西半部是一块十几米长、近三米宽的空场，孩子们常到这里藏闷闷，冬天则被改成冰场供孩子们溜冰车。后来大部分被王皮匠改成了他家的后院。东半部三间北房与东院正房的后山墙只有不到两米的间隔，屋内终日难见阳光。西侧一间住着家兄同学刚子的姑姑一家三口。靠东侧的两间住着刘师傅和他的女儿。刘师傅是位八级木工，手艺很好。他家中的家具多半使用下脚料的小木条拼接而成。这种手艺多年后我在紫檀博物馆见到过。他给我家制作的几件家具使用了很多年。

说到打家具，在我的记忆中共经历过两次。我家刚搬来时只是北房一间。户门居中，两侧矮墙之上各有两扇玻璃窗，一到冬天，早晨的窗上会结出一层晶莹炫丽的冰花。玻璃窗上面是两扇糊着白纸的木栏窗，外边的一扇，可以用铁钩支起。夏天，里面的那扇换上冷布用以通风。到了冬天，外边的那一扇关闭，就为挡风避寒。屋里是方砖地，窗明几净。房高近四米。房梁很粗，上面还嵌有几枚老铜钱儿。后墙上部开有一对开的小窗。屋子当中一道布帘就分出了里外屋。进屋门，左手摆放着饭橱和家兄的单人床；右手是水缸和一铁制洗手盆架，随后的位置留给冬天取暖的火炉子。再往里是一家人吃饭用的饭桌和几把椅子。进入里屋左手是一个七十年代常见的两开门三合板大衣柜。随后纵向摆着我的单人床。单人床的傍边横放着父母的双人床。两床之间同样由布帘分隔。这几乎就是当时我家的全部家私了。

之所以要在家中放上一个大水缸，是因为每个院子只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且是露天的，院里几十口人吃水都靠它。夏天还好，随用随接。冬天家家至少备有一口大水缸，趁白天暖和时把水缸盛满，以备做饭、洗漱之用。天黑之前各家各户轮流值日，负责打开井盖，用专用工具把水表总闸关上，再将露天水管中剩余之水放净，避免夜间天寒水管里上冻结冰，影响第二天用水。一旦不慎出现水管里结冰的情况。全院在家的男女老幼都要齐上阵，将水管顶端龙嘴拧下，对着水管结冰处用开水浇，用烧红的火筷子捅。水管中呲呲作响，不时泛起阵阵白烟。众人一通忙碌，直到水管冰冻解化恢复通畅为止。

我家门外前廊的东侧被砌成一间小厨房，摆放着液化气罐和煤气灶。西侧则用来码放蜂窝煤和冬储大白菜。唐山大地震后前廊被接出，房子扩大了，中间还打上了木隔断。我家从此由一间变成了两间。户门也改在东南角。在窗前另建了小厨房。外屋请一位会木工的表哥制作了“一头沉”书桌、高低酒柜、书架等几样家具。居住条件有所改善。1980年底父母花五百多元为家中置办了一台日产三洋牌12寸黑白电视机。从此，我再也不用去邻居家蹭电视看了。1981年下半年单位分给父亲一套团结湖小区的两居室。父亲又托人买到一些水曲柳木材，便利用巴家搬走暂时腾空的西屋，请后院刘师傅制作了三开门大衣柜、写字台、酒柜、书柜等一组新家具。第二年随着我们搬入新家。

　　为什么总是打家具而不去买现成的呢？一来为了省钱。那个年代住在大杂院里的老百姓收入普遍不高。双职工加起来不过百十来块。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1978北京市职工平均每人年工资收入才586.13元。大衣柜等家具和“三转一响”一样，在当时都属于高档商品。光拿所谓的“三转一响”来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四样加起来至少要五百多块。一位普通工人一年不吃不喝还未必攒得齐。二来，您即便有钱也不一定管用。因为买什么都离不开票证。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各地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各类商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工业券、布票、肉票、粮票、油票、粮本、副食本……等专用购买凭证，通称为“票证”。大到“三转一响”、大衣柜；小到香皂，肥皂，牙膏，洗衣粉之类的生活用品均需要使用日用品购货券。买衣服、布匹用布票；买早点、糕点用粮票，其中全国粮票最难找、也最值钱；买肉用肉票；买粮用粮本；买副食用副食本等等。《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书中就记载：1961年夏天，学者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寅恪马上写信函告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

　　记得小时候上学一般在家吃早点，倘若能够吃上一回馒头抹芝麻酱蘸白糖那是最高级的享受，足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在早点铺买早点也总是那几样。大火烧是2两粮票6分钱、螺丝转是7分钱；豆馅火烧1两粮票4分钱、油饼是6分钱、炸糕是8分钱；豆浆2分钱一碗，加糖则是5分钱。

从一份1980年9月的北京居民购货证上可以看出当时需要凭本购买的品种还真不少：粉丝、粉条、淀粉、食碱、食糖、白酒、鲜蛋、鱼、豆腐、麻酱等。

　　我常去的副食店有两家。一家在大羊毛胡同北口路东，商店坐东朝西，西侧临街的一面南北各开一门。店内北侧出售肉类和水产品，东侧一长溜出售油盐酱醋、鸡蛋、糖果糕点。卖鸡蛋还有一种专门的仪器，售货员在仪器上照一下便知好坏。最南头卖针头线脑日用品和铅笔、橡皮、作业本等文具。店外临街搭凉棚，夏经天卖当令蔬菜和水果，冬天卖冬储大白菜。从副食店向南不远左转进入小羊毛胡同。胡同里把口路北高台阶上坐北朝南有一家粮店，我家买米买面都来这里。另一家副食店在北京站二巷西口进去路南。我总爱到它家买猪肉。一般买二毛钱的肉就够家里炒菜之用了。买上五毛钱的肉就足以四口之家吃顿包饺子啦！大人们还时常特意买些肥肉拿回家炼大油，用来弥补食用油的不足。那时的物价大致是：鸡蛋每斤0.48元，猪肉每斤0.78元，大米每斤0.16元，白面每斤0.18元，蔬菜每斤在0.05至0.2元之间。冬储大白菜每斤0.02元。最好、最宽的国产带鱼每斤0.48元，中等0.37元，普通的0.26元。火柴一盒0.02元。

　　孩子们最喜欢过夏天。一放暑假，男孩子背心、短裤、趿拉板，女孩子花衣、花裙、小凉鞋，疯玩疯跑，无忧无虑。到贡院西街扑蜻蜓、粘唧鸟；去日坛公园逮蛐蛐、捉迷藏；在院门口糊屁帘儿、弹弹球、丢布包、跳皮筋……渴了，小豆、红果冰棍每根三分钱，巧克力冰棍每根五分钱。一买就是一盒，一吃就是三、四根起步。晚上大人回家时常会买上一个黄瓤、沙脆的“黑蹦筋”，冰镇在装满凉水的铁桶中拔凉。吃上一块香甜汁多，清爽可口。西红柿、黄瓜自来水一冲可劲儿吃。有条件的人家，五毛钱一筐的西红柿买上两三筐，托人找来医用葡萄糖瓶子自制西红柿酱。或者挑上好的茄子吃时把皮削厚些，将茄皮用绳串起晾晒成干。这两种食物均是调剂冬日单调菜肴难得的佳品。

　　与干燥多风、青黄不接的春天相比，北京金色的秋天无疑是美好的。大量瓜果梨桃的上市也注定了它的可爱。白衬衫外套军绿上装，海军蓝的长裤，脚蹬一双白边儿懒鞋或回力球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男孩子春秋两季的着装标配。

个人感觉，小时候北京冬天远比现在冷的多。雪多、天寒、孩子乐。白皑皑的雪花厚厚的覆盖在胡同路面上，踩上去吱吱作响。孩子们头戴棉帽子，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在积雪中堆雪人、打雪仗，追逐嬉闹。两只用一根绳子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的棉手套在胸前荡来荡去。脚上的棉鞋因为碴雪早已变得湿漉漉的。一双小手冻得通红，红彤彤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回到家里，吃上一块烤在炉台上冒着热气、香甜的烤红薯，或者唆罗一枚放在窗台外带着冰碴儿的冻柿子，都是奇美无比的享受。

　　当然，冬天对于住在大杂院平房的人们来说苦恼也不少。就拿洗澡来说吧，一间屋子半间炕，条件有限，两三个星期能洗上一会热水澡就算不错，而且还必须要到公共浴室里当着众多陌生人面来上一回坦诚相见。还有就是如厕，甭管是多冷的天您也得去污秽不堪、四面透风、冰冷刺骨的公厕排队解决个人问题，实在苦不堪言。对于孩子们来说起床是个大难题。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生炉子取暖，每晚临睡前的封火则是个技术活，搞不好就会彻底熄灭。即便一切正常，早晨的屋里依旧是寒冷难耐。对于从暖融融厚被窝里爬起来上学的孩子们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画家叶浅予在家生火的情景。

　　每年正式入冬之前全家齐上阵排上半天队买四五百斤冬储大白菜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冬日三疏，即大白菜、土豆、萝卜是那时北京冬天老百姓家里的主打菜。大白菜就不用说了，老百姓一冬天都离不开它。单拿萝卜来说，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所谓“萝卜赛梨”。老北京人还总结出“腌萝卜皮，拌萝卜缨，炒萝卜丝，脍萝卜条”的顺口溜。再汲上一缸酸菜，淹上几十斤雪里蕻和水疙瘩。一直能够吃到开春。家家大抵如此。想要花样翻新，吃点儿新鲜的，一是买不起，二是没得卖。西红柿、黄瓜、蒜苗、菜花、芹菜、韭黄等细菜只有到过春节那几天，也只有到东单菜市场这种大商场才能够买上少许用以佐客。

　　放寒假在家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节前拿着副食本买年货。过年副食供应总会比平常月份丰富一些。诸如芝麻酱、粉丝、难得一见的黄花鱼或者平鱼、恒大香烟、花生、瓜子，甚至食用碱、火柴等都是过年时要照单全收的。服务倒是热情周到，往往送货上门。负责水磨胡同一带的总是大羊毛副食店一位姓王的老大爷，身材高大魁梧，声如洪钟，拉着一辆平板车载着各种副食、年货，走街串巷。只要听到院外穿透力极强的吆喝声，等待家中已久的左邻右舍们便纷纷拿着各种容器和副食本争相恐后跑出来，采买有限却又无比珍贵的年货。

头春节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先是去洋溢胡同东口的理发馆理个发，然后再步行至东单大街的宝泉堂花两毛六洗上一个热水澡。那时池浴是这个价钱，盆浴则要每位五毛，只有有钱人才会享用。洗好之后则可以躺在休息大厅的床上小憩片刻等待头发干透。大厅的正上方悬挂着周总理那首著名的七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虽看不太懂，但还是每次必看。从宝泉堂出来，人走在熙熙攘攘、繁华热闹的东单大街上，心却早已飞进东单日杂用品店。不把心念已久的四百头浏阳小鞭儿外加若干小礼花带回家，恐怕整个年都无法过好。

穿花衣，放鞭炮，吃饺子，点灯笼......孩子们的春节总是充满了欢乐与幸福。

东单十字路口北，日用杂品商店依稀可见。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转眼四十年过去，当年的那个懵懂少年，如今已渐知天命。一路走来，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成长。蓦然回首，感慨万千。沧海桑田，换了人间。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大声告慰九泉之下的周总理：今日盛世，如您所愿！抚今追昔，对于童年的回忆往往是美好的，那更多源自孩提时代的纯真无邪。我想，没有人真的愿意回到四十年前“进门基本上炕，出门基本靠腿，吃饭基本靠天，穿衣基本重样。”的生活状态！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时代发展的车轮就像高速飞驰的高铁一样势不可挡，一往而无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2018年1月24日初稿

2018年1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