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我为什么要“骄傲”？

吴春安杂家

　　2001年底在广州空军政治部纪检处干事叶炳昌家认识了唐建华，一年时间里，聚会喝酒四、五次，仅知道他原是桂林某县文化馆的干部，笔名凡夫，写剧本是行家，现旅居广州开了个凡夫写作工作室,主要替书商写些通俗文学作品，闲时也写些短文到报刊发表，全家三口以此为生。

　　2002年10月28日晚餐，他提出写我的人生经历，并马上拿出了6000字的初稿，拟投《知音》等杂志。我感觉干证券这一行低调一些好，请我上电视讲股我都不去的，于是央求他放弃，于是请他吃饭，老叶奉陪。吃饭闲聊时，他突然送我一本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出租屋》，令我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我自然是惊他的写作能力，一般而言，母鸡下的第一个蛋上面难免会带有血丝的。但他的这本长篇处女作，却写得手法纯熟，难怪花城这样的名社也乐于出版。不瞒你说，看到这本书时我还有一惊，而且主要是惊这方面：感受到人与人的性格差异，竟是如此之大。

　　据老唐说：写好长时间了，不敢声张，怕不成功，让人笑话。

　　他的做法符合中国人含蓄的传统，从中可以体现一种叫做谦虚的美德——能力的玉石用谦虚的金子镶边，将更加璀灿夺目。谦虚、勤奋加思考，是人生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宝。对比起来，我在文艺创作方面，完全是“另类”人了：在高中时，同学普遍说不爱写作文，就宣称喜欢写作文，结果被王国辉同学挖苦一句：“那当然啦，我们班的文豪嘛！”在学写作开始时，就声明要做作家；在写某篇文章前也会透露写作计划，就写长篇文学作品《太阳下》，也是早就让老师、同学、朋友知道了。我确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计划。至于效果嘛，不少人说我骄傲：“不就是有点写作能力嘛，到处吹，有什么了不起呢？”

　　的确，母鸡下蛋后“个个大，个个大”地自夸几声情有可原，还没下蛋，也不知道有没有蛋下，或者虽然腹内有蛋，也未必下得出来，就呱呱地叫个不停，难免会令人生厌。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好，我却照做不误，分析原因，发现除了自己性格较为张扬之外，还有一种客观需要在支配着我：虽然有一些创作基础，自己却是陀螺屁股坐不住，还有爱打牌（属于小赌怡情的那一类）的不良嗜好。但一想到某一写作目标吹出去了，于是又想起圣人“言必信、行必果”的教导，老老实实坐到电脑面前敲起文章来——我由此觉察自己还有一个缺点：极爱面子。

　　事实上，吹出去的事，除了极个别的，都当作一种庄严的承诺兑现了。如今，我学跛子拜年——顺势一歪，巧妙利用自己的缺点，形成了一种有特色的成才机制。我将这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命名为“环境逼迫法。”即巧妙地利用所处的人文环境给自己加压，监督我兑现自学和创作的计划。不要小看这一招的作用，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岳阳驻长岭炼油厂军事代表室工作时，有四、五个朋友在练写作，有的如常军已经在地区级刊物上发表作品，领先于我，但他们没有敢于亮出想当作家的目标，缺乏环境逼迫，结果最终都半途而废了。大学毕业后硕士博士连读只要6年，业余熬个作家需要10多年，写个《太阳下》那样的长篇同样需要10年，确实感觉太难了，难在攀登途中的寂寞和迷茫，难在人的惰性难以克服！如果不是依靠自己发明的“环境逼迫法”，让周边的人当义务监督员，我怕也早打就退堂鼓了。

　　爱吹，是缺点；爱面子，也是缺点，两者相加却成为优点，类似于数学里的“负负得正”，也实在奇妙得很。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要能够出创作成果，就是担负一些骄傲的坏名声，我也在所不惜。

　　“做到了再说，是圣人；说了以后做到，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是骗人。”儒家评判说与做的关系，从人品高度看问题立了以上标准，我这种做法虽不如唐建华兄，也达到了中间层次。因此，我将继续骄傲下去。

　　　　　　　　　　　2004.2.18.番禺华侨城

注：下图为2017年10月20日和唐建华兄重逢于桂林。

　　【作者简介】吴春安，笔名尚笑、吴戈，1963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军校本科毕业，工学士。系原广州军区联勤部油料系统上校军官，二等功臣，广州军区知识竞赛冠军，广州军区后勤部1996年度手枪射击第一名，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01年退役从事证券投资分析，业余坚持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人生成果横跨军油管理、军事训练、新闻采写、文学创作、谱牒研究与编纂、歌曲创作、书报刊编辑、股市评论、儒学研究、旅行和命名，著述900万字，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另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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