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德州回忆——过年

黄小山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作者:汉升</h3><h3><br /></h3><h3> 出了正月十五,年差不多算过完了。亲朋好友聚会,除了春节晚会上的几句台词,啦的最多的话题是:这年味儿怎么越来越淡了。其实,不光是今年,每年这时候,大家几乎都发出同样的感慨。生活富裕了,日子过好了,酒店年夜饭爆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不知为什么,人们却感觉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两个字经常脱口而出:没劲!</h3><h3> 前几天,一帮同学聚会,不知不觉啦起了小时侯过年的情景,一个个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恨不能立刻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六七十年代,体验那时的年味儿。</h3><h3>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日子过得那么艰难,对过年的期盼和感受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其实答案很简单: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几千年来,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真正解决过温饱,老祖宗之所以发明过年这个习俗,就是想让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候,能比平时有多一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也就是为什么穷困潦倒并且债务缠身的杨白劳,大年三十也要包顿饺子,给喜儿买根红头绳。</h3><h3> 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年是穷人的节。</h3><h3> 这让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穿、玩儿三件事儿。</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吃</h3><h3> </h3><h3> 先说说吃,这是最让孩子们兴奋的一个话题。因为过年不仅能顿顿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敞开吃肉,在那个年月,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h3><h3> 腊月二十三,也叫小年儿,按习俗是祭灶的日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灶王爷在你家待了一年了,要到玉皇大帝那儿汇报工作,家家户户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当然,文革时扫除封建迷信,祭灶的事儿没人敢提,普通家庭,都选择在这一天扫房子,房顶墙壁,犄角旮旯,彻底打扫一遍。那时没有楼房,各家各户都是砖瓦土坯平房,有的年久失修,打扫起来非常麻烦。扫房的同时,还有一个要紧的活计,就是把准备过年用的盘子、碗、筷子等用具从床底下找出来,刷洗干净。</h3> <h3>  过了小年儿,就开始筹备做过年的饭了,这也是一家人最忙碌的时候。首先是蒸馒头。一般家庭要蒸五六十斤面粉的馒头,人多的要蒸一百多斤。先说和面就是个力气活,满满一盆发好的面,要反复揉好长时间,甚至用擀面杖、扁担使劲地压,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又筋到又香又好吃。那时多数人家都有烧火的大灶、笼屉,一锅能蒸几十个馒头,凉干了放起来。当然,蒸馒头的同时,不忘了蒸几个糕,里面夹一层大枣、尖儿放一颗大枣的那种,手巧的还捏几个动物造型,点个红点,哄孩子高兴。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缸,过年时擦洗干净,专门用来存放馒头,既不容易变味儿,也不会干裂。</h3> <h3>  再就是炖肉。平时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几两肉票,过年供应多一些,再加上省下来的肉票,一家能买上十几斤肉(虽然是冻肉)。炖肉的程序是这样:先切成肉块,用开水抄一遍,然后炒上糖色(shai),加上桂皮、豆蔻、大料、茴香、酱油等作料,添上水,开始在大锅里炖,不一会儿,满屋飘起肉香,谗得孩子们直流口水,趁大人一不留神,顺手抓起一块塞进嘴里,转身跑了出去。一锅肉炖八成熟后,盛到一个类似小缸的容器里,等吃的时候,再掺上海带、花子菜、豆腐泡、粉条、白菜。德州人还有过年蒸碗儿的习惯,主要是鸡、鱼、甜饭、米粉肉等,也就是俗称的八大碗。另外,年三十还要做几个下酒的凉菜,有一年父亲买来一个猪头,又脏又丑,满脸黑毛。父亲用烧红了铁条,一点一点地烫猪毛,我负责把烧红的铁条递给父亲,随着刺刺的声响,空气中烟雾弥漫,散发着刺鼻的味道,让人一阵阵恶心。等到收拾干净,做熟了,品尝着香嫩可口的猪头肉,烫猪毛时的恶心感觉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h3> <h3>  过年包饺子是从年三十开始的,晚上一家人就开始和面、调馅儿,母亲过年喜欢包素馅儿水饺,寓意一年肃肃静静、平平安安。包饺子时,习惯放进一枚硬币,初一早上,谁吃到包着硬币的水饺,说明谁有福气。记得一次奶奶一口咬到一个一分的硬币,喜得满脸是泪,吐出硬币一看,上面有血,原来咯掉一颗老牙。</h3><h3> 整个正月,做饭成了最轻松最省力的一件事儿,串完门儿回家,把早已做好的饭菜热一热,熬一锅稀粥,一顿饭就齐活了。那时很多家庭过年做的饭菜能一直吃到二月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相信,但这确是实情。</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穿</h3><h3> </h3><h3> 再说说穿。那年月,过年穿新衣是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翘首期盼的大事儿。</h3><h3>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知道,吃饭在家庭的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大,用于穿衣的钱要靠从牙缝里挤,再加上买布要凭布票,因此,新衣服算是奢侈品了。记得孩子多的家一般都是年龄小的穿哥哥、姐姐不能穿的衣服,破了就打上补丁。十来岁正是长个儿的年龄,裤子没穿烂,裤腿短了一截,怎么办,拣块儿颜色差不多的布接一段,德州人戏称为"二层楼"。</h3><h3> 日子再艰难,总得让孩子过年穿上新衣。大约立秋过后,大人们就开始筹划了。先把去年穿了一冬的棉袄、棉裤拆开洗干净,然后将里面的棉花弹一遍重新续进去,用针线缝好,棉衣就算做得了。所谓新衣,指得是套在棉衣外面衣服,这要花费很大一笔开支,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h3> <h3>  首先是买布料。那时侯可没有什么西服、夹克之类的成衣,即使有,一般家庭也不敢奢望,所以要买布料雇人或自己加工制作。买布料是一门学问,要找懂裁剪的给孩子量好身长、裤长、臂长等尺寸,确定买多大的布料,以免浪费。裁剪剩下的布头(下脚料)要仔细保存好,打补丁时使用。六七十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但人们穿衣的颜色不外蓝、绿、灰、黑几种,女孩子衣服的花色要多一些,但也只限于花格、花条,朴素淡雅,大红大紫是绝对不敢穿的。那时化纤布是非常时髦的,什么的确良、的卡等等,就像现在的皮尔卡丹,尽管不清楚什么意思,但听着名字就非常带劲。</h3><h3> 接下来就是做衣服了。生活拮据下,一般家庭都想尽办法节省做衣服的开支。因此,一大批自学成材的土裁缝应运而生(还有憋木匠),《裁剪入门》之类成了新华书店最热销的书籍。老婆出嫁前就是个土裁缝,靠跟书本学习、剪纸样练成手艺,义务为街坊邻居裁剪衣料,尤其进入腊月,经常要忙到深夜,乐此不疲,结婚时,竟将皮尺、剪刀等当嫁妆带了过来。</h3><h3> 缝纫机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的,在此之前衣服大多靠针线缝。还记得父亲买回缝纫机来时全家人的兴奋,这可是当时的家庭三大件之一呀(另两是件自行车和手表),兄妹几个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擦拭,用油壶注油,不用时找最漂亮的布罩好,以免进入灰尘。趁母亲不在家,我和姐姐偷偷用旧布头学缝纫机,不知弄折多少针头。</h3><h3> 衣服做好后,试一下是否合身,就要放到箱子里,必须等到大年初一早上才允许正式穿。进入腊月,孩子们就开始数着日子,期盼着穿上新衣的那一刻。好容易熬到初一,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新褂子,新裤子,还有新鞋,兄妹几个接过衣服,三下五除二穿到身上,不等扣子扣好,急不可待地跑到镜子前,争先恐后地欣赏穿上新衣后风采。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辛苦了一年的父母疲惫的脸上溢出欣慰的笑容。</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玩儿</h3><h3> </h3><h3> 提到玩儿,可谈的话题太多啦,限于篇幅只谈谈过年时男孩子们的兴奋点,可能有的同事已经猜到了,对!放鞭炮。那时鞭炮不像现在品种这么丰富,基本就是"爆仗"和"二踢脚",德州人管"二踢脚"叫"雷子"、"两响",底下一响,空中一响,挺形象的。还有就是"钻天猴",点着后,哧溜一声窜上天,但不响。</h3><h3>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一提鞭炮只是年三十和初一在自家院子里放几挂"爆仗",点几个"两响",对孩子们(当然也包括大人)来讲,过年最热闹最好玩儿的是逛鞭炮市。</h3> <h3>  德州的鞭炮市在北小市("市"字后边要加儿话音),也就是现在的三八西路城隍庙北门、市立医院门前这条街,这是德州存在时间最长的农贸市场,平时逢一、六赶集。过了腊月初十,卖鞭炮的开始赶着马车、驴车陆续来到北小市,占个摊位,春节前十来天,市场进入交易高峰。那时,不仅城区的居民,包括郊区十里八乡的农民也到这里来买鞭炮。</h3><h3> 卖鞭炮的大多是河北东光县的社员,做鞭炮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集体化以后,成了生产队的一项副业。东光的鞭炮个大、药足,震耳欲聋,一挂鞭响过,房顶哗哗掉土,可以说声名远扬,但价格相对也高一些。</h3><h3> 卖鞭炮可是一门学问,买方和卖方之间实际上是一场心理的较量。老百姓本来日子过得就非常艰难,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当然希望买到质量最好而且最便宜的鞭炮。所以,一开始看热闹的人多,但真正出手的仍是少数,一般都是转过来、遛过去,不时褒贬几句,暗中将各个摊位进行比较。卖鞭炮的呢,也明白买方的心理,你褒贬也好,瞎转也罢,反正早晚还是要买,看谁熬得过谁。</h3><h3> 买卖双方是暗中较劲,当面锣对面鼓的那就是同行了。摊位挨着摊位,都想卖个好价钱,都想早早卖完,回家过年,怎么办,较量呗。这时候,鞭炮市场就成了擂台,武器当然不是刀枪剑戟,现成的鞭炮。长长的竹竿挑得高高的,烟头一点,噼里啪啦,响声刚停,烟雾未散,卖鞭炮的人站在马车上,扯着破嗓子,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h3><h3> "泰山不是垒的,牛皮不是吹的,老少爷们听过这么响的炮仗吗?"</h3><h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过啦,买五包送一包了"。</h3><h3> 对面或者旁边一家不甘示弱,接着如法炮制,你方唱罢我登场,此时,热闹的鞭炮市场达到了高潮,买鞭炮的都变成了看热闹的观众,起哄、叫好,鼓惑擂台各方比着放鞭、吆喝。记得有一次,两个东光县的摊位斗上了气儿,鞭炮较着劲地放,扯着嗓子吆喝,就像两只斗鸡,观众直呼过瘾。当然,打擂最终分出胜负,其中一方大概因实力不济,主动认输;胜者尽管趾高气扬,但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可以说两败俱伤。</h3><h3> 放鞭炮也好,吆喝也罢,其实就是做广告,鞭炮是广告费,但嗓子可是肉长的。那年月没有话筒、音响,就凭嗓子,几天喊下来,男高音很快变沙哑了,有位老兄最可乐,拼命扯着嗓子,脖子上青筋乱跳,双手不住地比划,但就是发不出声音,逗得周围哄堂大笑。</h3> <h3>  除了看热闹,鞭炮市的孩子们大多忙着拣"爆仗"。因为一挂鞭放过,总有一些没有或者来不及燃响的鞭炮掉在地上,孩子们拣回去,将"爆仗"掰开,点燃里面的火药,随着"呲"地一声,冒出一股火花,德州人管这种游戏叫"呲花"。因此,每当一挂鞭将要燃放时,四周总是围满了头戴棉帽虎视眈眈的孩子,鞭炮一响,呼啦一下,立刻猫腰冲了上去,像勇敢的战士冲上硝烟弥漫的战场。既然是"战场",受伤总是难免的,拣拾"战利品"的同时,有的孩子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节前的鞭炮市经常上演因拣拾"爆仗"被炸伤的惨剧。</h3> <h3>  对鞭炮市来讲,最为惊心动魄的要算是整车鞭炮爆炸了。记得有一年,大概在市立医院门前这个位置,一位卖鞭炮的农民坐在一个装满鞭炮的风箱上,估计是哪个淘气的孩子引燃了风箱里的鞭炮,由于到处是鞭炮声,开始那位老兄没有察觉,等到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轰"地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将他掀起一人多高,厚厚的棉裤屁股上炸开一个大洞,瞬间不省人事。</h3><h3> 由于经常发生事故,八十年代,政府将鞭炮市从城区迁至岔河大堤,再后来,北小市也消失了,当年热闹的鞭炮市从此成了"老德州"们难忘的记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