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下落不明，你依然在记忆深处——忆肖金中学【原创】

一窗山海

一、

某个清闲的冬晨，同学在微信里给我转来了关于故乡肖金的两篇文章。读着文章，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时间倒流，沉睡的人，事，物，在渐渐还原。

在文章中，我看到了曾经年轻、博学多才、性格温顺的阮（楚祥）老师已是慈祥老人，惊叹于时间的脚步是何等地急促。阮老师和我同村，是我的启蒙老师。只是我离乡日久，归无定期，阮老师也早从村里搬走，与他久未谋面了。

阅后，我在其中一篇处给作者留言："看到有关故乡的一切，许多尘封之人之事慢慢清晰，往事便并不如烟了。谢谢您的文字让我的故乡仍在近处、在眼前。"

是啊，乡情乡思是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故乡永远是走不出忘不掉的那个地方！我也有了写作的冲动，来缅怀曾经的生活。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记忆的碎片太杂乱，它不分时间不按秩序汹涌而来，有的清晰如昨，有的已蒙上了毛玻璃。而肖金中学求学的少年岁月，一直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珍藏。

二、

我读初中时，肖金中学写成哨唫中学，而大人们则习惯称世懋学堂。比如他们会这么说，我女儿今年要去读世懋学堂了。那时单纯，并不在意是"世茂"还是"思懋"，想也不过就是一个老式私塾的旧名，或者"世懋"根本就只是一个地名，就像春晖中学称习惯称"白马湖"一样。直到近年，查阅资料才知"世懋"两字的确切写法，也了解肖金中学的前身来头可不简单。它是一所新式学堂，徐锡麟曾指导创办并在百忙中亲临学堂，对世懋学堂校址赞不绝口："娥江似带，称山如襟，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只是我上初中的时候，肖金中学所在已不是世懋学堂初创原址。因为学堂也曾卷入政治风云，几经搬迁，后学堂得以继续存世，实属万幸。

肖金中学在肖金街道的北面，学校周围的农田分属汇头陈与大湖村。

学校三排平房、一个大礼堂和两堵围樯共围成一个长方形，长方形中间空地砂石（塘渣）铺地，是运动活动区；校门朝南居中，木制对开大门；进门一条石板路把学校分成东西两块区域。西北角有一棵老樟，枝桠遒劲；树干几人合围，根部有洞，相传时有大蛇出没，所以不太敢靠近。总之，我就读时的肖金中学无论如何也称不上"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了。但在我的记忆中，依旧有最美的风景。

三、

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值得回忆的老师。

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仔细想想那段教育并不受重视的特殊岁月，回顾之时竟然发现，我之有幸，那时的老师，都是可以用来炫耀的天使般的存在。

很自然地想写的第一个老师是孙乔芳老师。她并没有教过我，但是对她的记忆却是最清晰。孙老师是诸暨白门人，那时操着"拗声"在肖金工作。她活泼开朗，能歌善舞，直爽能干，是肖金乡里的女神级的公众人物。不仅在学校教书，还常在农忙时节，带着一班学生去乡间田头演出，老百姓都认识这个扎着翘翘辫的孙老师。当我走入初中校门的时候，她是高一届学长们的班主任。因为工作关系，我父亲与孙老师熟识，孙老师便特别照顾。她曾让我坐在她的膝头给我扎过辫，也曾帮我在学校井口打水洗饭盒。她称呼学生的方法很特别，也很温暖，她会在你的名字前加个"伢"，这个"伢"是她发自内心的感受。孙老师自已并无子嗣，却一生爱生胜子，这也是她深得学生敬重的原因。我初二时，孙老师调离了学校岗位，后来又去了上虞教育行政部门，从此便一别十多年不曾相见。很巧合的是，成年后的我，到了孙老师的家乡工作，与孙老师外甥成了邻居。所以，多年以后，我居然又能碰到热心依旧、真挚如昨的孙老师。现在孙老师早已退休，热心于群众文化的组织工作，她的魅力不减当年，依然在她的圈子中闪闪发光。

语文汪国泰老师是本地人，微胖，和善，略话唠。当时好象语文课本中，毛泽东的诗歌与文章比较多。犹记某节语文课，汪老师突然心血来潮，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深情朗诵起诗歌来，同学们听得掩嘴窃笑，但老师一脸严肃的认真劲我至今没忘他是一个有文人情怀的老师。后来教育回归正道，汪老师开始研究鲁迅，曾经在权威报刊上发表过论文。我记得有个课题是"范爱农与鲁迅"。以当时学术研究的条件，肖金中学地处僻壤，又少图书资料，如没有认真细致的钻研精神，要出成果恐怕并不容易。

我工作调动之后，与汪老师还有过几次交往。承老师厚爱信任，他把女儿汪烨送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完成高三冲刺。汪老师两个女儿都继承了老爸的事业，成了语文老师，可见汪老师对她们的影响深刻。

教我数学的是陈嘉浩老师。陈老师和我同村，他家距我家绝不过百米，是我的小学高段的数学老师，等我上初中时，他也调到了初中，并担任了我的班主任。陈老师大概生肖属牛，所以在村校时，乡人都亲切地叫他大牛老师，有些人甚至不知老师大名。当然这样朴实的称呼，丝毫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可是当我到了初中，依然用这个称呼老师时，老师有点难为情了。他拉着我悄悄地说，以后你叫陈老师吧，当时我别扭了好长时间才改过来。陈老师高大槐悟，待人彬彬有礼，自有书生之气。妻子是个漂亮有文艺范的知青，会吹好听的口琴。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是不是那年有点忘了），陈老师也重新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去了县城的一所职教中心工作。

毕竟年份有点久了，我记不起来为什么后来数学老师换成了谢均（军？）老师。谢老师是个小老头；头发后梳一丝不苟，一副金丝眼镜；背稍驼，衣服干净笔挺；操一口杭州话，住校；脾气有点倔，不苟言笑；数学教得极好，表达简洁明了。

一件小事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学生除了上课，有很多劳动。某日，代理班主任谢老师来布置第二天的劳动任务。一般情况下，家离校三里地的我，只需带点轻便点的劳动工具就行，比如茅刀克篓之类。可能谢老师来自城市，不太真正了解农事劳动，居然安排我带一条扁担一只料桶。那时我是班级中最弱小的学生，况班级中没有同村的女同学可以相帮，料桶既重又高，非矮小的我凭一人之力能从三里之外挪移而来，便要求老师能不能换带一件，老师大概认为我娇气，皱着眉头没有答应。第二天，我没有按老师的意愿带来劳动工具，他为此很生气，课堂上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了我。我觉得很委屈，而且从此心里有了阴影，看到他远远地不敢靠近。

说起许星斋老师，脑中依然是他年轻生动的面庞，这样的记忆真的是太深刻了。他是东关人，家离肖金有二三十里地，所以平时住校。许老师面色红润，牙齿雪白整齐，笑声爽朗，声音极富磁性，是每个学生都想亲近的老师。那时他应该有四十来岁。许老师教过政治，也教过语文，但我记得最牢的是他好听的歌声以及他沉醉在音乐中拉京胡的样子。他浑厚的男声如同他儒雅的性格，一定溶入了很多同学的记忆。真的有缘，后来许老师的女儿晓春成了我高中同学。虽然许老师已去世多年，但他活在我记忆中的样子依然是年轻而充满活力。

汪国治老师教过我历史，也教过我化学。这两门课他都教得游刃有余。有同学说，他与汪国泰老师是堂兄弟，到现在我都没有证实过，不知是否属实，我只知道两位汪老师并不同村。相比语文汪老师，他显得内敛沉静，话语很少。戴着深度近视镜的他，说话慢悠悠，一副笃笃定定模样。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似乎也曾在回家路上碰见过，汪老师也依然只有三两句话。课堂上，他这少言寡语有优势，教学绝不啰里啰索，简洁清晰，句句有用。汪老师启发了我学习化学的兴趣，使我的兴趣保持到高中毕业。那时就常常在想，要是物理也能遇上一个像汪老师一样的，开口奶吃得好就好了。只可惜当时物理老师太过稚嫩，他站在讲台前紧张地颤抖的样子，使课堂一下炸了锅。一不小心，我就成被物理课程抛弃的人，最终与物理成了陌路。

还有一个老师，必须要写一写的，就是教体育的高如康老师。高老师应该是绍兴柯桥人。记忆中的高老师，白净帅气，常穿翻领和裤脚处有宽筋的蓝色运动服（是那种有年代感的样式）。经常在午间或下午放学后带着篮球队训练。什么运球传球三步上篮，听着都很新鲜。中午，吃完了饭的一群午膳生，经常会围观，看她们训练。那时肖金中学女子篮球队，是东关区内的头块牌子，只要有比赛，绝对是凯旋而归，连东关中学的高中女子篮球队也是手下败将。

记得的还有很多。郑桂敏与冯藕芬老师是一对姑嫂，吴敖根老师是校长，莫厚张老师教植保课，教英语的上海知青谢老师后来去街上供销社当了售货员，小钟（钟华）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食堂阿姨杏花嬢叫得出很多学生的名字。

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重视教学的时候。那段看起来运动不断的岁月，现在回忆起来，居然有并未真正荒废过学业的感觉。原因是很多有才有德的老师在偏僻的肖金安心教学，是学生的幸运吧.

四、

回忆里自然少不了同学的那一部分，只是与大部分同学留在原地读高中不同，毕业后我去了东关，有了新同学，与老同学就几乎失了联系。散了淡了的同学，也就只能在回忆里了。我们各自行进在自己的路上，岁月匆匆，改变了很多，怕是即使见面也音容不识了。

今天，霏霏雨幕中，我等在红绿灯路口。车窗外，公园的树早成疏枝，掉光了叶的枝条伸向天空，赤裸裸还原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此时音乐恰好响起《同桌的你》，很神奇的居然撞进来了许多的名字。

仙藕是我的第一任同桌，似乎姓"单"，因为那时不兴连名带姓唤人，所以模糊了。我与她都矮小，故坐最前排。她腿略有残疾，但开朗乐观，也长得中看，常是笑意盈盈。我们一起同桌，颇为愉快。课间或午间，大多数同学会去教室门口的场地跳皮筋、"飞纸牌"、打弹子，她则会拿出钩针线团钩网袋，网袋的底纹或是五角星或是凤尾型；也钩线领子（缝在的卡中山装衣领上起保护作用）。我向她学，也学会了钩一些实用的东西。只是她后来没等到毕业就辍学了。现在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早已儿孙绕膝，乐享天伦了。写到这句，我觉得很滑稽，无论如何想不到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是如何变成了奶奶的样子，因这中间隔着四十年的距离。

第二任同桌是不是叫"月爱"有点忘了，但名中带"爱"是确实的。她与仙藕同村，比仙藕内向，不是那种伶牙俐齿的人，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但干起活来很麻利。那时学校劳动相对频繁，她往往出力最多。她质朴与厚道的性格，在同学中并不多见。我参加工作后，似在公交车上碰到过一回，我到绍兴，她去上海，那时我也内向，简单的问候之后，居然觉得没话可说了。要换现在，我肯定能与她聊好多。这个桥段，不知她是否还能记得。

那个时代那种年纪，男生与女生仿佛是冤家死对头，天生有种敌对的情绪。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叫国义，是我邻村人，整天笑嘻嘻地调皮捣蛋没个正经，常常捉弄同学。他会拿支毛笔偷偷地在桌上边上涂上墨，也会故意把课桌往前挤。吵架时会扔你的书扔你的铅笔盒，等你气急败坏时，他仍是一副哈喇菩萨的笑容。后来听同学说，他终成建筑业大佬，想必早已沉稳内敛了吧。

还勉强记得一部分男生的名字。两个学霸，是杨鹏飞和宋明健。杨鹏飞后来上了医科大学，现在不知在哪个城市当医生，宋明健与我是同行，师范毕业后曾回母校工作，现在大概调到了城区百官。体育健将汪小虎高中时又与我同过一年学，后来考上了体校（与我现在的同事是同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后闯荡江湖，现在据说风生水起，事业发达。绘画高手好象叫吴国强，当时的黑板报,大字报上画满了各种头像，觉得他好了不起。有个叫陈伟祥的钢笔字写得很好，后来看到某重点中学有个同名的老师，年龄相仿，不知是不是他。很多同学，自从毕业后分开，就真的杳无音信了。

女生就相对多一些了。玲珍，每天从她的村子出发路过我的家门，时间合好，我们就会一起上学。玲红，家住齐家堰，是个会说会笑的人，教大家唱歌，喊口令带大家做眼保健操。仁花，个子不高，胆子不小，语文课上发言最积极；又勤劳能干，休息日挑着担子上街卖豆芽。彩娣，说话温柔，也许家庭条件比较好，那时就有好看的的确凉衬衫穿，惹女孩子们羡慕。现在玲红、仁花、彩娣，三人都凭自己的本事，在上海安了家。我去上海的时候，四人曾小聚过几次，说起当年，大家都很感慨。

陈勤、月芳、秋仙、美红、雅娟，文娟……很多名字在不断唤醒中。

还有一部分年轻的面容在过电影一般，一个个在我面前走过。神态样貌依然清晰，名字却淡了。这是一种手足无措的尴尬，我想要写却无处落笔了。

五、

当时的时代，物质匮乏，生活有小小的艰辛，然而并不缺少欢乐。当那样的日子渐渐远去，穿越而来的竟是原味纯粹的幸福。

每一个早晨，我就背一只布书包，手拎一只饭盒出门了。一般情况下，会有同路的同学一道上学，一道回家。上学下学的路上还可能干点事情，比如捉个小鱼。三四月份春雨霏霏，汤汤的田水流向河里，小鱼们会顺渠道之水逆流而上，偶尔草籽田的沟垄里有鱼儿游动。如果能捉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就会干干脆脆转身回家，少上一天学又有什么关系。又比如吵个小架。在黄昏落日的霞光里，放了学的少男少女开始不甘安安静静走路，总有人挑起事端，于是男女两派各展所长，边走边吵。也真是奇怪，那个年纪的男孩女孩总是自动地分成两派成为"冤家"，女孩子占嘴功叫叫家长名字，男孩子占手功扔个小石子小泥块。再比如会在路上田地里拨个萝卜挖个蕃薯，天寒地冻时田里垒个雪球河边撬块厚冰；也有人在雪地为少走一点路，直接从空旷的田间穿越，结果一脚踏空，踹进了沟里，弄湿了鞋袜狼狈不堪。

学校生活里似乎有更多可以回忆的过去。

冬日，有寒风也有阳光，凳子搬到教室前的空地，这是元旦迎新会演的排场。

与现在有着炫酷的舞台效果的文艺演出不同，那时会演简单得多。没有舞台，没有背景，没有音响；一把二胡，一架风琴或许就是最好的伴奏。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化妆，最多的节目是舞蹈，舞蹈动作简单到不能简单，往往是一句歌词一个动作。我还记得手持花篮和绣棚，自唱自跳，表演过《南泥湾》和《绣金匾》集体舞。当后来进入大学，看到有人跳舞居然有伴奏，觉得新奇极了。而最多的节目好像是"三句半"和表演唱，现在想来，这些节目形式，略过粗糙，与现在的比，犹如土酿与红酒，但它的质朴与单纯，依然回味淳远。

自有欢乐的还有学校的运动会。因为学校的场地太小，无法完成运动会的各个项目。老师就会把我们拉到几里开外的曹娥江畔。其实，让人兴奋的不是运动会本身，而是可以一起玩乐的心情。那时，娥江还未被拦截，直通杭州湾，时有大潮涌动，潮汛来时，江水急剧上涨，江面变宽；月亏之时，江水回落江边便有大片的滩涂。滩涂沙地有个特点，看着干躁，多踩几下，沙土会渐渐渗水，泥土变成软塌塌，双脚一点一点的陷进去。离江水边愈近，沙土水性愈重。很多没有运动项目的同学，便会离开运动场地，去玩踩泥的游戏。在当时缺少娱乐的年代，这种简单的行动便是少年们"王者荣耀""真人ＣＳ",滩涂就是同学们心中的"迪斯尼乐园"。

六、

写完这些，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个远处的岁月风景被我拽回了一点点，这算是我对青春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