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4日立春。迎来了那个不一样的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带来的是很久未有的暖意。


1978年3月18日,内蒙师院新生报名。全国27万被录取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奔向全国各大学院校。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高考。


1977年恢复考高,把十一届的学生挤在一起考大学,读大学。真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一场社会变革。 为这次高考制定的规定和政策与以往不同,各地在具体执行中也有差误。有的地区出现因年龄不允许报名,因家庭出身不予以录取。确实是遗憾。这些纯属执行政策中的失误。后来的高考中逐渐纠正。


我目睹了这场变革为我们打开了希望的大门,开启了崇尚知识,崇尚学习的新时代。从那以后的八十年代里,各类进修学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促进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恢复和发展。


但是,在这社会的骤变中,还是有大批优秀青年落榜,我耳闻目睹了他们流露的深深的失望和叹息。使我感到痛心。绝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没有摆脱他们的宿命,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经历了回城,就业,下岗。


3月18日上午,我乘坐的列车从包头东河站出发,驶向"我的大学"时,我内心很平静,并没有若狂的欣喜。在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的疲惫不堪, 在绝处逢生之后的感激之情,同时抱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所有这些十分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我安祥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继续追溯1978年1月发生的事情。


英语口试之后,我在包头东河区逗留了两三天。并到我叔叔家去看望。我父亲自从抗战离家后,未曾有机会再见他的父母兄弟。思念之情甚笃。来信中常嘱咐我,要我替他看望叔叔全家。我不忍辜负父亲的愿望。叔叔家有四个可爱的小女孩儿。老二晓莉最是伶牙俐齿。我一进门,她就大声把我高考成绩一门门地喊了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这个才9岁的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隐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来,真有点难堪和尴尬。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绩的方式。除此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成绩通知。


这时我才知道,我叔叔有个朋友在包头招生办工作。他去打听我的成绩。招生办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总成绩超过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分数线。可以改报吉林大学。看我的意愿如何。乍一听,我很兴奋,可是转念想到父母无法供我读书。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师范院校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内蒙师院的回复。


由于77年高考采取先报志愿,再考试。如若成绩超出分数线,允许改报志愿。也有考生没有改报志愿,而被更好的学院录取的情况,在1978年入校后零星听到过。这与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视《国家记忆》节目中关于1977年高考回忆也是吻合的,在录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写的志愿排列。但是绝大多数考生抱着能考取就不错的心态,听天由命。


顺便提一下,在内蒙古招生则出现另一类情况。当时国家把四类学院列为重点录取学院,其中包括师范院校。曾经听到一些关于内蒙师大与其他院校竞争抢招优秀考生的消息。听说内蒙师院曾派人到各城市招生办,拿走所有超过分数线,在报考志愿中填写内蒙师大的考生资料。予以抢先录取,不给其他院校查看资料的机会。有位同学亲自告诉我,她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成绩超过了分数线,由于她填写的志愿之一是内蒙师大,最终被录取内蒙师大。怪不得内蒙师大的77级这届学生在各个系科都是人才济济。


就在包头逗留中,听到周围不少议论和传言都围绕着高考录取这个话题。最令人胆颤心惊的仍然是政审。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变化。开口闭口都是"他家什么成份"?多年来围绕着政治运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划分,导致了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干这类关健时刻,政审可以直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炼獄。每想到政审我就像得了焦虑症,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恐惶不安。这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奇想:独自去闯内蒙师院外语系。既然成绩上线,我一定要亲自去力争通过政审。我应该亲自去弄个明白,按新的招生政策我应该通得过政审。由于当时心急如焚,我根本没有考虑万一造成不好的结果该怎么办。我已经把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置之度外,一心要闯一下内蒙师院外语系。


我立即从包头趁坐火车到呼市。有一位年轻的亲戚叫建国,他正巧在内蒙师院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奋勇去打听外语系书记的住址,并在当晚带着我到内蒙师院家属院,找到王履安书记家。建国年纪比我还小些,我们俩什么都没考虑。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书记家。


敲了敲门,王书记太太应声开门。她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屋。屋里摆设很简朴。一张大床,桌子和椅子。灯光略显昏黄。当王履安书记高大的个子出现在我面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带着微笑和蔼的样子,立刻使我崩紧的心情放松下来。


当我说明来意。王书记呵呵地笑起来。然后他很果断地说,你不要担心。家庭是家庭。我们主要看成绩和本人的表现。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过去那样搞是不对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落地,紧张的心情舒缓了许多。王书记又询问我的考区和成绩,我一一说了。他说,你放心吧。第一批只招到40名,我们计划要招60名学生。把你们全部招进来人数还不够。所以我们降低了分数线,又招了一批,口试通知刚发出去。王书记笑呵呵地说着,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但他的言辞却是直率,诚恳,而且非常果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听上去他对高考招生情况了如指掌,对有关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观点明朗正确,在言谈中显露出他的魄力和正义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家庭出身问题大胆地发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我们没有多待,简单地谈了一会很快就离开了。临出门,王书记微笑着对我说,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来,我十分兴奋。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怀着信心,我很快又返回村里去。四十年以后回顾那次冒险行动,那情景真的好比"上访"。


从后来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了解到,全国有很多省市,很多学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审这一关控制得很紧,并没有真正执行"主要看本人表现"这一政策。所以,在1977年录取工作中,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绝录取的考生很多。1978年高考时,政审有好转。一直到1979年,政审才真正普遍放松。


就此而言,我对母校内蒙师院外语系怀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录取新生的过程中保护了一些象我这样无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一月份剩下来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过。寒冷仍然在春天来临时之前任意肆虐着。我仍然小心翼翼地跟踪着有关高考的任何风吹草动,每过几天就顶着寒风,踏着雪步行到公社去打听进展情况。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路上经常遇到漫天风雪。但是我知道,除了咬牙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1978年2月4日立春,紧接着7日就是春节。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这个凄凉的春节。小屋里零乱地堆放了许多东西。有时我看看被寒风吹破了的窗纸,灶前零乱的柴禾杆,快烧完的碎炭面,屋里狼籍一片的样子,不禁有点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进中举》。......日子一天天地在极度的寒冷,饥饿,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过。一天的大雪之后,漫山遍野披着闪光的银装,格外迷人。但是我只能"对景自叹"。


我曾经用饥寒交加,一无所有来描述我的知青生活状况。知青房里除了我的两个书箱和简单衣物被褥,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这个词来概括。整个冬天,所有为高考的奔波费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粮逐渐交到固阳县的粮库,换回一些粮票和现金来维持,这完全和任何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到了这地步,我再加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状况:穷愁潦倒。事实上,其他知青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队的知青们常常往包头家里跑。没有父母家庭的收留和资助,哪个知青能够维持生活上的自立呢?哪个知青不为自己的前途忧心重重。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担忧是如果考不取大学,该怎么生活下去。


记得1979年,出现了全国知青大回城,结束了全国上山下乡的局面。引发大回城也是因为知青生活窘迫,出了人命,实在过不下去了。


按照内蒙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就赶着把干粮做好,炸油糕,炖好猪肉,存放在凉房里。在农历正月里他们尽情地休闲,串门走亲戚。把熟食热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乡家取暖。老乡们会热情留我吃饭。但是我自尊心很强,每到快要吃饭时间就找个借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随便煮点什么吃。炕灶里不经常烧火,就有潮气,有了潮气就更烧不着火。屋里冷,柴禾也有潮气,所以一个劲地冒烟,呛得直咳嗽流眼泪,放进去的炭块象石头,根本烧不着,常常连水都烧不热。日子真的算是过到头了。


有一天,村里有个年轻人来串门,看我手忙脚乱烧不着火,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回来时端了一大簸箕黑油油的炭块,放一些到炕灶里,一会儿就听到锅底下呼呼燃烧的火。我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可真是雪里送炭。


因为我常常煮东西吃,得用井水。提起冬天打水,令人不寒而栗。坡下有个公用的井,很深很窄。井上有个轱辘,拴着一条长长的铁链子,铁链子上再拴着一个黑色的橡皮桶,把桶放下去后来回摇晃着铁链子,等橡皮桶里灌满水后,要摇轱辘, 把水桶吊起来。要非常小心,不能把手直接放在轱辘把手上,寒冬里的铁会把肉皮沾住,就像铁锅放在炉灶上烧热了一样危险。但是戴上手套一边摇,手会滑脱。有时候水桶会掉下去,最后打上来只有半桶水。井边都是冰坨子,很滑,常常要挖一把土撒在冰坨子上面,把脚踩在土上,才能使得上劲儿,不然会滑倒。有一次我滑倒后,一条腿就伸到井口里,很吓人。挑着两只铁水桶上坡去很艰难,要斜侧着身子走,有时水桶一只高一只低,路上又有冰雪,不小心要滑倒。每次挑水,我都在咬牙对自己说,坚持到家就能考上大学,一定要坚持!坚持!经常发生的是,扁担压在脖子后面的背上,不是肩膀上,我硬是驼着背把两个半桶水背回去。


过了春节,阳光渐渐变得柔和些。但仍然春寒料峭,尤其是一早一晚。知青房前面的打谷场的尽头,每天还是有一群群的黑乌鸦飞来寻找食物,还是哇哇地叫着。过一会儿,一群群黑白羽毛的喜鹊飞来了,又是叽叽喳喳吵闹一阵。对它们的轮流出现,我已经不在乎了。乌鸦,喜鹊和我一样,在严寒天气里都要生存下去,它们享有公平的机会出来觅食。我再也不去打扰它们。


刚过春节,有人把村里的播音机搬到我的房间。不久前厂汉大队购买了一台播放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全村。记得开始有人要我帮忙播发消息,弄了几次后,干脆把播放机搬到我的房间里。但是用得很少,我建议播放一些音乐。每天我都在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中找到新解禁的歌曲放给全村人听。


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山区外的世界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经常听新闻和文艺节目。在我的印象里,音乐艺术首先挣扎着摆脱了禁锢。我经常挑些老乡们熟悉的歌曲《南泥湾》《我的祖国》《洪湖水》等等同时,文化政治领域的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各种被解禁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品象春天冰雪融化以后汇成的涓涓流水,重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滋润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一边学着播放音乐,一边欣赏着,小时候的记忆渐渐都变得清晰了。我时常派两三个孩子到前村后村去听听播音是否清楚,直到厂汉山村里荡漾着美妙的音乐。我感到十分欣喜。村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呢。唯一遗憾的是,有个小零件经常烧坏,我不得不缩短播放的时间。


在这个时期,报刊杂志上也陆续登出许多令人振奋的报道。我每次到县城都会光临新华书店。尤其当《哥德巴赫猜想》文学报导出来后,轰动全国。当我断断续续地读到关于陈景润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受到很大震撼,同时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消磨了很多时光年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振奋起来,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毫无疑问,一种强大力量已经在萌动,向整个社会预示着:一个不同的时代就要来临。



我到公社去时,见到一位家住在固阳的知青。她说固阳县教育局门口已经贴出大红榜,说是高考初选名单,实际也是后来的录取名单。可能最后录取还有些变化,我不清楚,没有更多的消息。全县上初选高校的以理工科为多,文科本科28人,英语本科1人。也就是说,英文专业18人报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选。她看到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


我所在的忽鸡沟公社上榜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乡男青年,他们分别考到到北京某理工学院,内蒙医学院,内蒙师大物理系。另外2名男知青分别考入内蒙师大体育系和西北地区某理工大学。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知青。固阳县唯一考上英语专业的知青。


忽鸡沟公社有600多知青,再连同回乡青年,无论是否参加报考,上大学的人数低于1%。可见当时在固阳县的公社里,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比例很小。


据说整个固阳城沸腾起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围在红榜旁边观看谈论。这位知青邀我一起去看。我谢绝了。奔波了几乎整个冬天,我再也没有力气赶到固阳去看红榜。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既然尘埃落定,看不看都不重要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希望那时去看一回。


我顿时觉得心情舒畅,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地想起在1976年高校招生中所遭遇的无情排挤和蓄意诬蔑。那次高校招生经历,给我造成的很深的伤害始终还留在心里,无法忘怀。


经历了1976年招生,使我看到1977年招生的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在1976年秋季,我已经插队超过两年,有资格得到招生推荐。由于我常去公社开会,认识我的人很多,都知道我想读大学。显然是个竞争对手。那时候,大批知青和回乡青年滞留在农村,没有其他出路。遇到招生,走后门现象猖狂到了没有党纪国法制约。有家庭背景的青年可以直接拿到上学的名额。公社干部理所当然也要把好的学校名额留给自己的亲友,使他们的亲友得以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


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忽鸡沟公社学区设计了一场所谓的"考试"。所有想报名的知青和回乡青年都集中到学区的一个大教室"应试"。学区主任则坐在讲台上,依次读着题目,下面的考生们可以随意举手,但是,一定要叫到名字的才可以站起来回答。我们注意到有两三个男生经常被叫起来,而且答案正确。我举手多次,但只被点到一次,回答了一个物理"摩擦力"简单问题。答对了。"考试"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在那以后,轰轰烈烈的招生闹得不可开交。据说,县里发给公社的几个较好的 专科学校名额都给了那几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青年。在"考试"后不久, 就有谣言传出,说厂汉大队的小吕考试答不出问题。还答错了。谣言传播得飞快,我知道后很气愤。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先把人推到井里,再砸下一块石头。我不想去费力作辨解。因为有人透露出来,学区有人提前给那几个青年私底下作了辅导,安排他们在"考试"时回答哪几个问题,在考场上"秀"一下。我们全都受骗了。


出于我好奇,我询问了一下,得知公社发给我所在大队一个名额是包头市师范(中专)体育专业预备名额。也就是说,哪个被录取师范体育专业的考生放弃了这个名额时,小吕可以顶上去。谁都明白,这只是个"空号" 。


义愤填膺,我去找主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正好他太太在家,她直率地说,某某,那个在考场上常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年青人,是我的外甥,他是回乡青年,男孩子不推荐去读书待在农村怎么办?我楞了。无法回答。我一向也同情回乡青年的处境。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看来这是个社会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它。


我干脆跑到固阳县教育局,谁知发现县里走后门更加令人膛目结舌。相比之下,公社接到的几个中专名额简直是"残汤剩饭". 县里的高校指标有:上海外语学院,哈工大(分校),北京工学院,内蒙师大外语系,等等。全部被有"长"字的干部子女占有。奔波几天下来精疲力竭。一无所得。


记得我正走投无路时候,在县里招生办,听人们纷纷议论有个神秘的"中央"首长的女儿,从北京来插队,拿到了北京工学院的名额。我偶然遇见她,瘦小个子,自然是一副骄傲的模样,开口就是"我爸"。据说,她父亲通过关系把插队的资料转到固阳县,我不清楚她到底下乡了没有,大学名额直接拨到固阳县给她。看着坐在我对面正在胡吹海侃的她,心里想,我与你的确属于两个不同阶层。然而,特别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偏僻小城里的人们仰望北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首长女儿,带着无限的顺从,羡慕,甚至一种敬畏,把这个首长女儿"神秘化",给她带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不但默许了她走后门的事实,而且以十足的奴性接受这一事实。可见我们屈服于权贵的本性已经根深蒂固地蕴藏在文化里,人们根本不懂得自己也应该有同样权力和机会的。


有个早上,我和一群毫无希望的知青们照例又来到教育局,挤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待着出现什么奇迹,诸如:有个名额空出来了。站在这人群里,我不经意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眼前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冷风吹得每个人鼻子红红的,早晨的阳光惨淡,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明显流露出忧虑和焦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处于多么可怜卑微的地步!十几岁就失去读书的机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