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4日立春。迎来了那个不一样的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带来的是很久未有的暖意。


1978年3月18日,内蒙师院新生报名。全国27万被录取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奔向全国各大学院校。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高考。


1977年恢复考高,把十一届的学生挤在一起考大学,读大学。真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一场社会变革。 为这次高考制定的规定和政策与以往不同,各地在具体执行中也有差误。有的地区出现因年龄不允许报名,因家庭出身不予以录取。确实是遗憾。这些纯属执行政策中的失误。后来的高考中逐渐纠正。


我目睹了这场变革为我们打开了希望的大门,开启了崇尚知识,崇尚学习的新时代。从那以后的八十年代里,各类进修学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促进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恢复和发展。


但是,在这社会的骤变中,还是有大批优秀青年落榜,我耳闻目睹了他们流露的深深的失望和叹息。使我感到痛心。绝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没有摆脱他们的宿命,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经历了回城,就业,下岗。


3月18日上午,我乘坐的列车从包头东河站出发,驶向"我的大学"时,我内心很平静,并没有若狂的欣喜。在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的疲惫不堪, 在绝处逢生之后的感激之情,同时抱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所有这些十分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我安祥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继续追溯1978年1月发生的事情。


英语口试之后,我在包头东河区逗留了两三天。并到我叔叔家去看望。我父亲自从抗战离家后,未曾有机会再见他的父母兄弟。思念之情甚笃。来信中常嘱咐我,要我替他看望叔叔全家。我不忍辜负父亲的愿望。叔叔家有四个可爱的小女孩儿。老二晓莉最是伶牙俐齿。我一进门,她就大声把我高考成绩一门门地喊了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这个才9岁的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隐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来,真有点难堪和尴尬。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绩的方式。除此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成绩通知。


这时我才知道,我叔叔有个朋友在包头招生办工作。他去打听我的成绩。招生办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总成绩超过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分数线。可以改报吉林大学。看我的意愿如何。乍一听,我很兴奋,可是转念想到父母无法供我读书。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师范院校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内蒙师院的回复。


由于77年高考采取先报志愿,再考试。如若成绩超出分数线,允许改报志愿。也有考生没有改报志愿,而被更好的学院录取的情况,在1978年入校后零星听到过。这与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视《国家记忆》节目中关于1977年高考回忆也是吻合的,在录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写的志愿排列。但是绝大多数考生抱着能考取就不错的心态,听天由命。


顺便提一下,在内蒙古招生则出现另一类情况。当时国家把四类学院列为重点录取学院,其中包括师范院校。曾经听到一些关于内蒙师大与其他院校竞争抢招优秀考生的消息。听说内蒙师院曾派人到各城市招生办,拿走所有超过分数线,在报考志愿中填写内蒙师大的考生资料。予以抢先录取,不给其他院校查看资料的机会。有位同学亲自告诉我,她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成绩超过了分数线,由于她填写的志愿之一是内蒙师大,最终被录取内蒙师大。怪不得内蒙师大的77级这届学生在各个系科都是人才济济。


就在包头逗留中,听到周围不少议论和传言都围绕着高考录取这个话题。最令人胆颤心惊的仍然是政审。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变化。开口闭口都是"他家什么成份"?多年来围绕着政治运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划分,导致了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干这类关健时刻,政审可以直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炼獄。每想到政审我就像得了焦虑症,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虑不安。这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奇想:独自去闯内蒙师院外语系。既然成绩上线,我一定要亲自去力争通过政审。我应该亲自去弄个明白,按新的招生政策我应该通得过政审。由于当时心急如焚,我根本没有考虑万一造成不好的结果该怎么办。我已经把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置之度外,一心要闯一下内蒙师院外语系。


我立即从包头趁坐火车到呼市。有一位年轻的亲戚名叫建国,他正巧在内蒙师院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奋勇去打听外语系书记的住址。当晚,他带着我到内蒙师院家属院找到王履安书记家。建国年纪比我还小些,我们俩什么都没考虑。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书记家。


敲了敲门,王书记太太应声开门。她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屋。屋里摆设很简朴。一张大床,桌子和椅子。灯光略显昏黄。当王履安书记高大的个子出现在我面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带着微笑和蔼的样子,立刻使我崩紧的心情放松下来。


当我说明来意。王书记呵呵地笑起来。然后他很果断地说,你不要担心。家庭是家庭。我们主要看成绩和本人的表现。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过去那样搞是不对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王书记又询问我的考区和成绩,我一一说了。他说,你放心吧。第一批只招到40名,我们计划要招60名学生。把你们全部招进来人数还不够。所以我们降低了分数线,又招了一批,口试通知刚发出去。王书记笑呵呵地说着,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但他的言辞却是直率,诚恳,而且非常果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听上去他对高考招生情况了如指掌,对有关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观点明朗正确,在言谈中显露出他的魄力和正义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家庭出身问题大胆地发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我们没有多待,简单地谈了一会很快就离开了。临出门,王书记微笑着对我说,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来,我十分兴奋。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怀着信心,我很快又返回村里去。现在四十年以后回顾那次冒险行动,那情景真的好比"上访"。


从后来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了解到,全国有很多省市,很多学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审这一关控制得很紧,并没有真正执行"主要看本人表现"这一政策。所以,在1977年录取工作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绝录取的考生很多。1978年高考时,政审才有好转。一直到1979年,政审才真正普遍放松。


就此而言,我对母校内蒙师院外语系怀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录取新生的过程中保护了一些象我这样无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一月份剩下来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过。寒冷仍然在春天来临时之前任意肆虐着。我仍然小心翼翼地跟踪着有关高考的任何风吹草动,每过几天就顶着寒风,踏着雪步行到公社去打听进展情况。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路上经常遇到漫天风雪。但是我知道,除了咬牙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1978年2月4日立春,紧接着7日就是春节。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这个凄凉的春节。小屋里零乱地堆放了许多东西。有时我看看被寒风吹破了的窗纸,灶前零乱的柴禾杆,快烧完的碎炭面,屋里狼籍一片的样子,不禁有点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进中举》。......日子一天天地在极度的寒冷,饥饿,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过。一天的大雪之后,漫山遍野披着闪光的银装,格外迷人。但是我只能"对景自叹"。


我曾经用饥寒交加,一无所有来描述我的知青生活状况。知青房里除了我的两个书箱和简单衣物被褥,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这个词来概括。整个冬天,所有为高考的奔波费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粮逐渐交到固阳县的粮库,换回一些粮票和现金来维持,这完全和任何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到了这地步,我再加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状况:穷愁潦倒。事实上,其他知青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队的知青们常常往包头家里跑。没有父母家庭的收留和资助,哪个知青能够维持生活上的自立呢?哪个知青不为自己的前途忧心重重。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担忧是如果考不取大学,该怎么生活下去。


记得1979年,出现了全国知青大回城,结束了全国上山下乡的局面。引发大回城也是因为知青生活窘迫,出了人命,实在过不下去了。


按照内蒙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就赶着把干粮做好,炸油糕,炖好猪肉,存放在凉房里。在农历正月里他们尽情地休闲,串门走亲戚。把熟食热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乡家取暖。老乡们会热情留我吃饭。但是我自尊心很强,每到快要吃饭时间就找个借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随便煮点什么吃。炕灶里不经常烧火,就有潮气,有了潮气就更烧不着火。屋里冷,柴禾也有潮气,所以一个劲地冒烟,呛得直咳嗽流眼泪,放进去的炭块象石头,根本烧不着,常常连水都烧不热。日子真的算是过到头了。


有一天,村里有个年轻人来串门,看我手忙脚乱烧不着火,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回来时端了一大簸箕黑油油的炭块,放一些到炕灶里,一会儿就听到锅底下呼呼燃烧的火。我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可真是雪里送炭。


因为我常常煮东西吃,得用井水。提起冬天打水,令人不寒而栗。坡下有个公用的井,很深很窄。井上有个轱辘,拴着一条长长的铁链子,铁链子上再拴着一个黑色的橡皮桶,把桶放下去后来回摇晃着铁链子,等橡皮桶里灌满水后,要摇轱辘, 把水桶吊起来。要非常小心,不能把手直接放在轱辘把手上,寒冬里的铁会把肉皮沾住,就像铁锅放在炉灶上烧热了一样危险。但是戴上手套一边摇,手会滑脱。有时候水桶会掉下去,最后打上来只有半桶水。井边都是冰坨子,很滑,常常要挖一把土撒在冰坨子上面,把脚踩在土上,才能使得上劲儿,不然会滑倒。有一次我滑倒后,一条腿就伸到井口里,很吓人。挑着两只铁水桶上坡去很艰难,要斜侧着身子走,有时水桶一只高一只低,路上又有冰雪,不小心要滑倒。每次挑水,我都在咬牙对自己说,坚持到家就能考上大学,一定要坚持!坚持!经常发生的是,扁担压在脖子后面的背上,不是肩膀上,我硬是驼着背把两个半桶水背回去。


过了春节,阳光渐渐变得柔和些。但仍然春寒料峭,尤其是一早一晚。知青房前面的打谷场的尽头,每天还是有一群群的黑乌鸦飞来寻找食物,还是哇哇地叫着。过一会儿,一群群黑白羽毛的喜鹊飞来了,又是叽叽喳喳吵闹一阵。对它们的轮流出现,我已经不在乎了。乌鸦,喜鹊和我一样,在严寒天气里都要生存下去,它们享有公平的机会出来觅食。我再也不去打扰它们。


刚过春节,有人把村里的播音机搬到我的房间。不久前厂汉大队购买了一台播放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全村。记得开始有人要我帮忙播发消息,弄了几次后,干脆把播放机搬到我的房间里。但是用得很少,我建议播放一些音乐。每天我都在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中找到新解禁的歌曲放给全村人听。


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山区外的世界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经常听新闻和文艺节目。在我的印象里,音乐艺术首先挣扎着摆脱了禁锢。我经常挑些老乡们熟悉的歌曲《南泥湾》《我的祖国》《洪湖水》等等同时,文化政治领域的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各种被解禁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品象春天冰雪融化以后汇成的涓涓流水,重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滋润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一边学着播放音乐,一边欣赏着,小时候的记忆渐渐都变得清晰了。我时常派两三个孩子到前村后村去听听播音是否清楚,直到厂汉山村里荡漾着美妙的音乐。我感到十分欣喜。村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呢。唯一遗憾的是,有个小零件经常烧坏,我不得不缩短播放的时间。


在这个时期,报刊杂志上也陆续登出许多令人振奋的报道。我每次到县城都会光临新华书店。尤其当《哥德巴赫猜想》文学报导出来后,轰动全国。当我断断续续地读到关于陈景润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受到很大震撼,同时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消磨了很多时光年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振奋起来,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毫无疑问,一种强大力量已经在萌动,向整个社会预示着:一个不同的时代就要来临。



我到公社去时,见到一位家住在固阳的知青。她说固阳县教育局门口已经贴出大红榜,说是高考初选名单,实际也是后来的录取名单。可能最后录取还有些变化,我不清楚,没有更多的消息。全县上初选高校的以理工科为多,文科本科28人,英语本科1人。也就是说,英文专业18人报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选。她看到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


我所在的忽鸡沟公社上榜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乡男青年,他们分别考到到北京某理工学院,内蒙医学院,内蒙师大物理系。另外2名男知青分别考入内蒙师大体育系和西北地区某理工大学。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知青。固阳县唯一考上英语专业的知青。


忽鸡沟公社有600多知青,再连同回乡青年,无论是否参加报考,上大学的人数低于1%。可见当时在固阳县的公社里,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比例很小。


据说整个固阳城沸腾起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围在红榜旁边观看谈论。这位知青邀我一起去看。我谢绝了。奔波了几乎整个冬天,我再也没有力气赶到固阳去看红榜。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既然尘埃落定,看不看都不重要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希望那时去看一回。


我顿时觉得心情舒畅,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地想起在1976年高校招生中所遭遇的无情排挤和蓄意诬蔑。那次高校招生经历,给我造成的很深的伤害始终还留在心里,无法忘怀。


经历了1976年招生,使我看到1977年招生的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在1976年秋季,我已经插队超过两年,有资格得到招生推荐。由于我常去公社开会,认识我的人很多,都知道我想读大学。显然是个竞争对手。那时候,大批知青和回乡青年滞留在农村,没有其他出路。遇到招生,走后门现象猖狂到了没有党纪国法制约。有家庭背景的青年可以直接拿到上学的名额。公社干部理所当然也要把好的学校名额留给自己的亲友,使他们的亲友得以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


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忽鸡沟公社学区设计了一场所谓的"考试"。所有想报名的知青和回乡青年都集中到学区的一个大教室"应试"。学区主任则坐在讲台上,依次读着题目,下面的考生们可以随意举手,但是,一定要叫到名字的才可以站起来回答。我们注意到有两三个男生经常被叫起来,而且答案正确。我举手多次,但只被点到一次,回答了一个物理"摩擦力"简单问题。答对了。"考试"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在那以后,轰轰烈烈的招生闹得不可开交。据说,县里发给公社的几个较好的 专科学校名额都给了那几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青年。在"考试"后不久, 就有谣言传出,说厂汉大队的小吕考试答不出问题。还答错了。谣言传播得飞快,我知道后很气愤。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先把人推到井里,再砸下一块石头。我不想去费力作辨解。因为有人透露出来,学区有人提前给那几个青年私底下作了辅导,安排他们在"考试"时回答哪几个问题,在考场上"秀"一下。我们全都受骗了。


出于我好奇,我询问了一下,得知公社发给我所在大队一个名额是包头市师范(中专)体育专业预备名额。也就是说,哪个被录取师范体育专业的考生放弃了这个名额时,小吕可以顶上去。谁都明白,这只是个"空号" 。


义愤填膺,我去找主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正好他太太在家,她直率地说,某某,那个在考场上常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年青人,是我的外甥,他是回乡青年,男孩子不推荐去读书待在农村怎么办?我楞了。无法回答。我一向也同情回乡青年的处境。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看来这是个社会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它。


我干脆跑到固阳县教育局,谁知发现县里走后门更加令人膛目结舌。相比之下,公社接到的几个中专名额简直是"残汤剩饭". 县里的高校指标有:上海外语学院,哈工大(分校),北京工学院,内蒙师大外语系,等等。全部被有"长"字的干部子女占有。奔波几天下来精疲力竭。一无所得。


记得我正走投无路时候,在县里招生办,听人们纷纷议论有个神秘的"中央"首长的女儿,从北京来插队,拿到了北京工学院的名额。我偶然遇见她,瘦小个子,自然是一副骄傲的模样,开口就是"我爸"。据说,她父亲通过关系把插队的资料转到固阳县,我不清楚她到底下乡了没有,大学名额直接拨到固阳县给她。看着坐在我对面正在胡吹海侃的她,心里想,我与你的确属于两个不同阶层。然而,特别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偏僻小城里的人们仰望北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首长女儿,带着无限的顺从,羡慕,甚至一种敬畏,把这个首长女儿"神秘化",给她带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不但默许了她走后门的事实,而且以十足的奴性接受这一事实。可见我们屈服于权贵的本性已经根深蒂固地蕴藏在文化里,人们根本不懂得自己也应该有同样权力和机会的。


有个早上,我和一群毫无希望的知青们照例又来到教育局,挤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待着出现什么奇迹,诸如:有个名额空出来了。站在这人群里,我不经意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眼前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冷风吹得每个人鼻子红红的,早晨的阳光惨淡,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明显流露出忧虑和又焦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处于多么可怜卑微的地步!十几岁就失去读书的机会,被弄到农村去修地球,一年到头干活也养不活自己,渴望上大学进工厂不能如愿。除了对父母,我们对谁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像我这样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还要为父亲没有犯过的罪行去赎罪终身。什么前途不前途,谁都可以踹我一下,随时把我踢下更深的悬渊。


目睹招生中极度的不公平。我再次领会被边缘化的耻辱。我们这些普通的知青,守在教育局的门口,就像是一群绝望的流浪小狗,巴望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施舍。


我立即离开了固阳回到村里。内蒙的冬天没有什么活儿,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下地。我便向队里请了假回南方探亲去了。目的就是为了去找书,利用冬季时间在家里好好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听到些谣传,将来可能还要实行高校考试。我决心努力学习,将来有一天国家需要知识的时候,我要做个有用的人。


在家里复习功课三个多月,埋头苦读,把代数高次方程学完,复习了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春天来了,在我返回内蒙之前,我父母特意和我到家乡常熟郊区的桃园涧去,那里有一望无边的桃树林。父母和我拍了一些照片,祝我的前途在1977年如即将盛开的桃花。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面临的将是如何残酷的现实。


大约是二月上旬,我到固阳县办事时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医院体检。当我赶到医院门口,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男女分两处,鱼贯而入。我的前后两位都是女知青,都是考的理工科专业。一位个头和我差不多,很壮实。皮肤粗糙,脸庞红通通的。一看就是长年在野外被风吹日晒的。另一位个子矮小瘦弱些。医务人员特别客气,几乎用带着羡慕的眼光目送着我们。有许多项目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作检查。不免有些紧张。我们三人待在一起,边聊边接受检查,互相帮着拿衣物。那位红脸庞的女孩在查心脏时被卡住了。女医生说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缺陷。医生问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女孩说不知道。从来没有检查过。插队几年一直是强劳力。她急得连连向医生哀求。我也赶紧向医生说好话。我说,她有心脏病怎么继续在农村劳动呢。谢谢你放她过去,好不容易考上了,过后让她自己去作检查治疗吧。有病在农村呆下去更麻烦吧。 这位中年女医生没说话,她沉吟一会,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去,过了一会出来,用笔在检查单子上划了一下,通过! 不过这女医生严肃地告诉那女孩尽快自己去检查一下。那女孩高兴得连声道谢。我们三人一起又跳又蹦地跑到下一个检查室去了。


体检结束当天,我正在固阳城街上走,有人停下自行车喊我。原来是一位考上分数线的忽鸡沟回乡青年的姐姐,她因弟弟体检不放心。特地赶到县城。她说,她弟弟被查出色盲,以前从未查过。看来只能放弃第一志愿北京钢铁学院,到内蒙师大去。说着她脸上露出很可惜的表情。我认识这位考生,回乡后在公社中学代课。对回乡青年的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是全家的荣耀。我很羡慕。有个这么好的姐姐多幸运啊。


体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县城里,公社里,大家都激动了好一阵子,又渐渐安静下来。无休止的等待再一次继续着。下面该是什么,不得而知。毕竟还是要等待录取通知书发下来才算数。


这时候,我已经给自己制定了新的每日作息时间,开始了新的自学计划。二月里的天气似乎稍有和缓。有时我会到户外待一会,习惯地遥望着朦胧的远方和白雪覆盖的群山,常常陷入沉思。年复一年,在这苍穹之下,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年复一年,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知青们还没有回来,这知青房显得格外冷清。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一篇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记载:三月初,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有位老乡告诉我说,神水沟有个回乡青年也参加考试的。我想去他那里打听一下,看他有没有接到通知。神水沟村离厂汉有几里河漕路。我马上动身,踩着半尺深的雪,走到村里。找到那个青年的家。他的父母正坐在炕上,一脸愁容,说儿子没考上。我问你们怎么得到消息的? 接到通知或者信件了吗?他们茫然不知。那个青年出门去了。暂时不会回来。


我在雪地又走着返回厂汉村。心里更是焦急。脑袋里象演电影一样,回想着一幕一幕的高考过程。难道在哪个环节又出了新问题吗?会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政审没有通过吗?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似乎是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同时,感觉自己的体力也渐渐支撑不住了。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乡家"取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一边在想:老天到底为我安排了一条什么样的坎坷人生之路呢?让我磕磕绊绊地走到这个地步,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正在这时候,有个孩子匆匆忙忙闯进屋来,一副又惊喜,又紧张的样子,说"小吕,你可能考上了!" 我吃了一惊,问他哪里得到的消息。他说听人家说的。我一下子又泄了气。人们经常在议论,有的事情会被传得天花乱坠。不敢相信。


但是,我跳下炕就往外走。虽说是三月初,漫山遍坡还是白雪茫茫。封冻了整个冬天,连雪都是硬梆梆的,还没有化呢。我背着书包到公社去打听消息。有的地段的积雪几乎达到膝盖那么深,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又是36里静寂的山路。在大雪覆盖着的山坡和山洼,我吃力地一步步走着。爬上坡去,再撒手滑下坡去,有时歪着身子滚下去。浑身上下都是碎冰雪碴。我完全不在乎了。一心一意要到公社问个结果。


后面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刚到公社大院,还没有进学区办公室,有人就认出我,老远朝我大声喊着,小吕,你考上大学啦! 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还是想笑。


我问,我怎么不知道! 通知呢? 这人回答,他也是听说的,还报出其他考上大学的考生名字。


这干部热心地带着我到学区办公室到处翻找。我紧张得头上都渗出汗来了。最后谢天谢地,在会计的一个抽屉里找到录取通知书。就在那一刻,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日记中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我看到在学区会计的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是"内蒙师范学院". 正在急速跳动的心反而平静下来。我屏住呼吸,抽出里面那张白色的硬纸张,一行黑纸大字"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立刻跳入眼帘。我凝视着这一行行字,瞬时间,泪水模糊了视线。


回到村里后,赶紧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只是觉得由衷的轻松。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马上要办理一些手续,觉得有点措手不及。马不不停地往返于公社和固阳县。


在公社填写迁户口的表格时,办公室主任说,出生日期你随便填。很多人少填一,二岁。没关系。我正要下笔,又停了手。我说,不用,就照实填了。这届考生普遍觉得自己年龄很大,减小点岁数似乎可以挽回一点时间,给自己更多些机会。


在公社院子里,遇到一位曾经在厂汉和我住在一起的女老师,她也是代课的回乡青年,业务一般,但为人很善良,整天不声不响的,小时候得病落下稍有腿瘸的毛病。我喊她时,她勉强笑了笑,面色忧郁苍白,很沉闷。1977年高考恢复考试,她没法得到推荐了。估计她只能等待代课教师转正。这在农村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希望她一切顺利。


一种说不出的同情,油然而生。回乡青年与我们知青同命运。农村学生读了12年书再回家劳动,没有其他路可走,也是一样可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在那个没有出路的社会找出路的唯一办法,是那个时代出现的社会特征。


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得知很多优秀的可造就的知青没有考上。我打听着以往认识的知青,觉得好像在大地震之后到处奔走打听谁还活着,而被告知的大多是坏消息。我衷心希望他们在以后的高考胜出,搭上这部历史的列车,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顺利平安。


在固阳邮电局,我给父母发去了一份电报。


那天要到固阳县办手续,我正在忽鸡沟的公路边上等公共汽车。眼睛的余光瞥见右面有几位男知青。他们正朝我这边看着。我扭过头去,目光遇到他们中间的一双眼睛。就是那双让我忘不掉,又使我困惑的眼睛。还是那么灼热,似有艾怨,似在躲闪。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我记得在半年前还遇到他,格外豪爽热情地招呼过我,陪伴我到包头的几个地方去。听说他在知青中很有威望,言语举止成熟。我知道那双灼热的眼睛一直在追随着我,使我心怦怦直跳。但是我不敢看他,很害怕。知青们都明白,一旦卷入情感的漩涡,等于落入陷阱,可能会葬送自己前途,永远扎根农村。


因此,许多知青的情感历程没有浪漫,而是一片沧桑,一片干涸。尤其在贫困潦倒,前途渺茫的境况下,许多知青选择了空白的一页。对我来说,除此之外,再加上一层政治上的威胁,我不能承受再向更多的人暴露我那罪恶的家庭出身。


这边公共车来了,我下意识地忙着挤在队伍里,再一回头,只见他们几个人的深色背影,走远去了。我真后悔刚才没有抓住那一瞬间打个招呼。他们一定在等我打招呼,他也在等我打招呼。但是太晚了。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来,责备自己没有勇气。至少应该说个再见,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在人生中有许多人和事情,错过了就错过了,做错了就做错了,总是有个原因的,但是不能再回头了。



三月初春的阳光夹着一丝妩媚,带来了不一样的暖意。


连日办好手续,开始做个人准备工作。打开门窗,擦洗了冬天的尘土,洗衣服,拆洗被褥,再缝好。设法交售了剩下的一点荞麦,换成粮票和现金。很快就收拾了行李,装好书箱。还把剩下的那些土豆磨成了粉,村里未嫁的姑娘们有时来帮我擦土豆泥。


我每天都在坡上张望着坡下供销社旁边小路的拐弯处,希望看到知青伙伴们熟悉的身影。盼望他们早点回来,在我离开之前,一起重温以往的生活。多么奇怪,年年月月,朝夕相处,好像这是自然的,永无止尽的,然而这一切突然停止了,再也没有了。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我明白,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十分艰难,他们要面对难以接受的失望。


杨锐回来了。他很沉默。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什么都说不出口。终于,我忍不住了,问他,你考了没有。他说,没考。我又问,没去试一下?他摇摇头,唉了一下。小杨毕业于包头一中高中,他至少可以考上技术类的专科学校。秋天他离开时,他说要去考的。我知道很多知青在这场来势迅猛的变革面前感到懵了,来不及做出正确的选择。


魏克岩回来了,我期待他说什么,他也是一样的沉默,什么也没有说。关上他的房门,一点声音都没有。


四十年后知青团聚时,王桂兰说过好几次,小魏谁也不怕,就是服贴小吕。小魏到小吕房间去串门,小吕在学习,递给他一本书,小魏就乖乖的看书不出声。我都不记得这些了。可我记得老魏发的微信上说的:1977年夏天,石队长分配给我和小吕把东南坡的坡地包了,那片坡地离开二合公村不远,还遇到二合公的知青在休息。我们望着远处的群山谈天说地,谈理想和未来,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叫我永生难忘。


是啊! 我记得。怎么不让人感慨呢?小魏是有理想,盼望未来的知青! 我们在太阳暴晒下,胳膊,脖子都脱皮了。好疼的。我们踏踏实实地把地锄完。


想起来挺奇怪,没有人祝贺我。其实,我无法开口说我考上大学了,更不忍听到任何祝贺的话。否则我会感到很残忍。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将要离群的大雁,即将独自飞走。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歉疚和说不清的留恋不舍。我真希望我们一起飞走。你们不能和我一起离开,我很难过。本来我们就不应该来到这里的! 我们生不逢时,还在读书的年龄,就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被抛弃在这个像孤岛一样的山坡上,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我们各自的归宿。


跟知青房再见!它的出现是历史的使命。它和我相依为命捱过了严冬。它和我一样已经显得十分赢弱和憔悴。等知青们都回来了,烧上炕火,化了冰,让人声话语充盈着它,它才会在春天温暖的怀抱里慢慢恢复元气。我不由自主地绕着这栋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这里曾经是我的家。这个山坡是我们最喜欢眺望远方的地方。但是没有知青伙伴们,房间是空空荡荡的,每一扇门和窗都在呲牙咧嘴,晚上挺怕人。我都不敢到外面去。再见了!


整个严寒的冬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这里。眼前的荒漠,凄凉,那种孤寂,那种挣扎,永远地印刻在记忆深处。多年后在美国看电影《与狼共舞》时,影片中的荒漠,寒冷和孤寂的画面,那篝火,与狼相随的惊险情景会立刻使我的心跳急剧加速。似曾相识:那就是 我的1977年到1978年的冬天的情景。不仅仅是记忆,那段知青的生活经历在心理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再见了,我的蹉跎岁月!平时我们分住在这一间间窄小的房间里,听惯了隔壁宿舍伙伴们的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听惯了打扑克,下棋,聊天,抽烟,喝酒,嘻笑。常常会听见有人半夜玩得高兴得大声喊叫。白天还放鸽子,玩狗狗,引来老乡看热闹,有时候我们还会干些更荒唐的傻事。我们自己懂得其中的乐趣,互相会心地哈哈大笑。我时常边看着书,也会被逗得笑起来,甚至会饶有兴致地掺合进去,不是吗,我也偷着骑过骡子!我弹琴吹箫到半夜,大半个村子都在睡梦里! 有人会批评我们懒散,颓废,不听话?我认为不是。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趣事,傻事,荒唐事和恶作剧,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琐碎,那么微不足道,就像五香佐料,搅拌在枯燥无味的,疲劳怠倦的农村生活中,酿制成真实的知青生活,这才是原汁原味的蹉跎岁月。我们干的傻事,趣事,荒唐事和恶作剧,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是苦中作乐的一部分,是消愁的一部分,是我们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沮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一代被消磨掉的青春时光的一部分。


说到消磨时光,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说道,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卻多。我们的美好青春时光在广阔天地里无所事事中,渐渐地消磨殆尽,这不就是悲剧吗?


厂汉门洞,我的受难之地,也是我的修行之地。真的没有想到,即将要离开的时候,我却变得如此伤感和恋恋不舍。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将带走的是永远不会泯灭的记忆。


四十年以后回顾这段知青生活,我突然明白了:在这偏僻贫脊的山村里,无论多么艰难,多么绝望,美丽的青春以它特有的方式顽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那是多么美好,多么珍贵,多么挚着的青春。在这段青春逝去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青春岁月永远值得怀念和珍惜。


临走前一天,小魏突然叫我,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笔记本。黑沉着脸。说了简短两句话:送给你这个本子,就又回到他的房间,关上了门。我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几乎写满了。我明白他花了不少心思为我准备的。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住在这屋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思绪如泉涌,想了很多,很多。我回想起下乡的第一天,很多天,一幕又一幕;想起考大学的经过,一幕又一幕。


记得姚生梅说,在春天里, 烧牛沟里开满了粉红的杏花,漫山遍坡都是,非常漂亮。我也想去看看,可惜等不到了。


我的大青山,在房屋对面那片青黛色的山峦,总是显得那么忧郁和神秘。翻过山头是官府沟。那山上有人们踩出来的小路。路边有簇簇灌木丛,盛开着黄色的花。在春天里开的。听说叫"马茹茹",很漂亮的名字!以前上学的孩子们会折几枝留在我的窗台上,送给我。马上又要开花了,可惜等不到了。


这一切,还有很多很多,无论多么难割难舍,只能都留下来。


我的日记里写道:


还有两天学院报到。我必须动身了。再见,厂汉门洞!我曾经的受难之地,再见,知青房!我曾经的家,再见,我的大青山!见证过我最美好年华的群山。



3月16日早上,我离开了厂汉门洞。 这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春风轻拂。没有了一点点寒意。


我一早起来准备动身。 小杨总是乐于助人,想得很周到。一如即往,他主动先把我的行李送到山坡下的村口去,一个行李卷。两只木箱子。


我轻轻地最后一次掩上房门,匆匆环视四周。所有熟悉的远山,漫坡,知青房,都沐浴在早春的阳光里。小魏的房门紧闭着。我三步一停留,想好好记住这个情景,慢慢走下坡。


村口有一大群乡亲在村口送我。队里有个老头说要赶毛驴车去公社,愿意顺路带我。把行李提前搬到毛驴车上。


我倒着坐在毛驴车上,眼看着村子渐渐远去。消失在视野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幽静的山沟里,一只小毛驴车吱吱扭扭地,孤零零地走在这条走过无数次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去。


再次踏上这条河漕路时,已经是38年以后。


2015年,38年以后,我重返厂汉门洞村,老乡们告诉我。小杨早已在十多年前病世。


2017年,40年后知青在包头第一次团聚。当年的小魏已是老魏,他穿过人群,跑过来抱住我的肩膀说,这些年一直在叨念不知小吕去哪了呢。老魏说他那天躲在屋里哭了,眼睛红红的,不愿让人看见。等我离开知青房不一会,他又跑出来送我,站在坡上看,小驴车已经拐弯走远了。我知道,小魏就是有那种任性的怪脾气。


在38年后,我第一次联系上小姚的时候,我们分别在电话两边抹泪,听她讲述和小杨回城以后结婚的故事。当姚春梅说,再找不到小吕的话,她想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上去找小吕。我拿着手机,顿时泪流不止。


2017年,我们在包头团聚,互诉衷肠,谈到往事,不胜唏嘘。我走了以后,他们又撑到1979年全国知青大回城。大多被招到父母工作的交通局单位。全部干粗活,有的女生还当了一年装卸工,男生有的做电焊工等等。后来结婚,有孩子,下岗,又找工作。也有老伴早逝,单独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带孙子,看外孙. 还有老年歌唱团......,过着普通,但是平静的,愉快的生活。我为他们高兴。


我们聚在一起时,总是让我忍俊不禁。还是40年前的个性,还是那时候的样子。感觉非常亲切。在赴厂汉门洞看望乡亲们那天,郭宝社高歌一曲《我们这一辈》感动了所有的人。


再叙述一下当年我离开厂汉回包头的路上,还有一段插曲很有戏剧性,值得提一下。好像这么几年的折腾还不够,最后还得给我作一次难。那位老汉驾着小驴车,刚走到一半多路,突然改变主意了。他说要到别村去,不走了。要把我就地放下来。我急了。劝说他,跟他讲理,没有用。他就象说不进话去的毛驴,硬是把我的行李和箱子搬到路边。把小车拉到另一条路上。径直走了。


无可奈何,我站在河漕路上,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脚边摆着两只书箱,一个行李卷。一筹莫展。幸亏天色还早,碰运气吧。希望在河漕路上拦卡车。过了好久才来了一辆卡车。我赶紧远远地就挡在路中间,摇摆双臂示意。卡车停了下来,我跑到司机窗口,紧张得语无伦次。司机说好吧,你在这里等我装了石头返回来时再带上你。 我连连谢他,说就在这里不走。等了一两个小时,四面荒无人迹,心里直犯嘀咕。果然,那卡车回来了,就在我跟前停了下来,把我和所有行李搬上车,好歹算是把我带到包头东河区。那是最后一次从厂汉回包头。


内蒙师院3月18日开始报到。


当天一大早, 我哥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从东河区火车站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火车上有不少带箱子和行李的年轻人,一看就是考上大学的新生。呼和浩特市有五所大学。刚下火车,外语系高年级学生组织的迎新生人员已经在车站门口等候。三下两下,他们就把我的行李和书箱都搬上了学院的卡车。我们都站在车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着卡车轻轻地晃动着,我闭上眼睛,那感觉和在神水沟搭卡车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就这样,我作为第一批新生被接到师范学院。


系里接待新生的是李维成老师,他是前几届留校工作的政治辅导员。他开玩笑说,你是77级第一个到校的学生。其实,这话触动我,心里有点伤感。因为我没有家, 离开了知青房,没有什么地方可待,只能尽快到学院宿舍去。那里将是我新的家。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觉,到食堂好好吃一顿饭。这几个月以来,实在太累了。


上午,刚在宿舍安定下来,一位风度优雅的老教授轻轻推门进来,她问道,哪一位是吕丁倩?我正坐在床边,马上站起来说,我就是。她走过来看着我,微笑着说,哦,我听梁老师介绍你的情况,他说你在逆境中自学,对你评价很高。他跟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学生招进来。我听了,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外语系的又一位权威教授金龙驹。


就在报到后的第二天,我乘公交车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作为入学纪念,唐诗和宋词,《艰难时世》,《曹禺剧作选》等等。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几天以后,偶尔在教学楼里遇到梁教授,他眼睛一亮,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我也很高兴,他还像口试时那样看着我说,好了,以后好了,以前在逆境里自学,以后可以在顺境里好好学习了。 我回答说是的。说完,梁教授匆匆走了。这句话竟然几十年都清楚地记着。


一切都好了 ?在刚进校不久发生的事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语系,信中的内容是:吕丁倩隐瞒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学的。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吕丁倩回来探亲的时候"趾高气扬",...... 没有落款,信是从江苏省常熟市寄出来的。 李维成老师拿着信到王履安书记那里去请示,王书记读了信,不屑地一口回绝说,这种信件不理它,...... 现在还来搞这些东西! 这一刻,我可能正在教室里专心读书,也许正在树丛里大声朗读课文,也许在图书馆里做作业。又一次,王书记,李维成老师,内蒙师院外语系执行"以本人表现为主"的政策,正气凛然。在三年多之后,我偶然得知这个故事,这个可怕的"匿名检举"。


在这三月初春里,每天,我背着书包,手拿着英语字典,走出女生宿舍,沿着小路向外语系教学楼走去。外面阳光明媚,灿烂无比,路的两边栽满了杏树,满园已显出一片热情的粉红。枝条上已经抽出绿绿的芽,红红的花蕾,含苞欲放。我离开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树丛中,闭上眼睛,仰面朝天,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尽情地感受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春天。



吕丁倩

写于纽约

2018年1月11日








谨以此献给厂汉门洞的知青伙伴们。感谢你们曾经的相伴相依。四十年不忘之情。


谨以此献给厂汉门洞乡亲们。感谢你们的善良,包容和帮助。


谨以此献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不知名的卡车司机们,感谢你们的同情和相助。


谨以此献给那位扔给我羊皮袄的不知名的司机,感谢你在那个紧要关头救了我。


谨以此献给梁守涛教授,感谢您的同情,理解和帮助。使我就此改变命运。缅怀恩师梁教授。


谨以此献给王可教授和胡平老师。感谢您们的同情和支持。缅怀胡平老师。


谨以此献给王履安书记,感谢您的正义之举,实践"以本人表现为主"政策的先行,保护了象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缅怀王履安书记。

我冬天打水的井,有个轱辘。

离开厂汉门洞村,小毛驴车往公社去的河漕路。

厂汉门洞的知青房。

2015年,38年后重返厂内门洞。

知青魏克岩送给我的笔记本。

1977年春天,在家乡江苏常熟郊区的桃源涧留影。愿丁倩的前途如盛开的桃花。

1978年3月18日,在包头东河火车站,即将登上火车去内蒙师院。左边小字:上学去。

1988年第一次赴美国读研。在弗蒙特,圣麦可大学门口留影。

2017年与知青共返厂汉门洞留影。

冬天打水的井。有个轱辘。

2017年,知青们返回厂汉门洞,和乡亲们合影。

2017年,知青40年团聚,共返厂汉门洞。

2017年4月,与大学同学团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原来的小路通向外语教学楼。

文/ 吕丁倩

摄影/吕丁倩

写于纽约

20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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