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若干个历史瞬间

工力一老水手

（1954:01）

如果说，一个人生命的起点应该是从胚胎的孕育就开始了，那么1954年1月份，我在母亲的身体里已经七个月大了，可以说已经一岁了。以此说事儿，虚岁真的是不"虚年"，周岁也真的是不"周全"。母亲应该是带着身孕，被选为新金县隋沟村人民代表的，是怀着我，更准确地说是怀抱着没面世但已经快一岁的我去县里参加人代会。我是列席了县人大代表会，而且是新中国第一届人代会，我是不是从小就见过"大十面"。

我的母亲叫周万芝，生于1924年正月十一。小时候上过学，能识文断字、读史诵经，尽管家里成份高（我记得小时候填写一些诸如入学、入队登记表以及加入红卫兵登记表什么的，外祖父成份一栏还是地主，祖父这边是中农。在那个讲血统和出身的年代，我们一家都是认认真真做事，小心翼翼做人，生怕什么话说错什么事做错而惹火烧身），还能被选为人民代表，我想一定是不仅有文化、有能力，更重要是为人正直、德高望重。

母亲一生的履历表中，写满了与人为善、予人方便的价值观。我记得我们家住在大院的门边，进了院就是我家。我家开门左手边的门框上钉着一根大钉子，那是供大院里的邻居挂自己家的房门钥匙的，防止孩子弄丢了或以备早回家的随时取走。每天，“周姨，钥匙挂这了！”、“周姨，钥匙拿走了！”之声不绝于耳。母亲总是很和蔼的一声“诶”，事情就结了。可见邻居们对我们家是信任和认可，可能也是觉得有亏欠，经常时不时地送母亲一些水果蔬菜类的东西以表谢意。母亲很强但不势利，"强"到没见过她倾慕过谁而对其仰视，也没见过她为遇到过什么不顺而唉声叹气；不势力是她对谁都尊敬有加，哪怕是一个落魄的乞丐来讨要，母亲送出的那馒头或饼子，都是双手捧出；母亲很弱，个子不高也不胖，但性格强能扛事儿，我们家里的大事儿小情儿基本都是母亲定夺。记得文革期间父亲也受到触动，一气之下准备带全家回老家务农，母亲声音不高但言之凿凿：“实在要回，你自己回去，我和孩子们不走。”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年随了父亲之意，我们姐弟四人，或为养鸡喂鸭、围着锅台转的勤劳持家农妇，或为锄禾日当午、扣大棚种蔬菜的农夫，或为新生活到城市打拼的打工仔。

我们全家1954年从丹东到沈阳后，母亲先后在太原街的沈阳联营公司做营业员、在居民委员会做主任，最后在沈阳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北大营仓库保管员的岗位上退休。白天辛勤工作，晚上辛勤持家，就是一典型的中国母亲形象。

我们家住的那个大院，当年号称“幸福大院”，楼上楼下都算上有三十多户。年龄相仿的妇女都叫她老周大姐，叫我父亲为老周大姐夫，孩子们则一律喊她周姨。而街坊邻居对其她女性的称谓，一般是夫姓冠在前面，如这家男主人姓王，这家的女主人就被左邻右舍的大人叫作老王大嫂，被孩子们喊王姨。可能邻居们也知道母亲是一家之主，就以她为主，父亲就只能被叫做老周大姐夫了。另外，母亲从小读过书上过学有文化这一点，在当时同龄女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再加上为人热情，为人处事总能站在道德高地上，永远做公序良俗的实践者，不仅代人写信读信是经常的事，而且很多邻居在别处难以启齿的事情，也会找母亲倾述。我后来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8年，能在几十个人中才能录取一个人的竞争中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有一点一定是更多地继承了父亲和母亲文化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前，在农村像母亲这样能读书看报的女人是不多的，而父亲在建国初期还做过村代课教师。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工力那人行”的评价，也一定继承了母亲的衣钵。

　　我的母亲周万芝。照片摄于1949年左右。

　　母亲是怀着我参加完县人代会，然后腆着不方便的肚子，把房子、简单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家具等做了托付（这些属于父母的财产至此便与我家彻底告别了），牵着我的那一双孪生的姐姐（当年是两个姐姐），坐汽车再转火车，一路舟车劳顿，来到毗邻朝鲜的边境城市丹东（当时叫安东，是辽东省的省会），和在辽东省供销社工作的父亲会合。

父亲和母亲是1949年结婚。他们是一个村的，叫新金县沙包子乡隋沟村。他们分属两个相距约几里远的生产队，就是两个山沟。父亲这沟刘姓是大户，叫于店；母亲那边叫黑瞎子沟（后来叫周屯），姓周的多。这两姓人家都是闯关东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缘于媒妁之言，还是念私塾或1948年东北解放新生政权推进农村的扫盲，在识字班时互有情愫，这也许永远是个谜了。后悔没有在他们在世的时候问问清楚。后来听一个亲戚说他们是“娃娃亲”，就是父亲1927年呱呱坠地后，1924年出生的妈妈已经三岁，有好事者依“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说辞来刘周两家说合，也许是刘家、周家请媒人或族內德高望重者去对方家提亲，双方家长在第三者见证下同意两小儿日后长大成人，就成秦晋之好。

50年代初，我有了两个姐姐后，父亲母亲这对年轻的夫妇可能也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抱着这对双胞胎到吉林省东丰县三合乡外祖父家走亲戚（不知道外祖父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由辽南的新金县迁居到吉林）。在此，父亲母亲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经人介绍进入东丰县供销社系统参加工作，后来又进入在丹东的辽东省供销社。由此，父亲完成了由农民到干部，母亲由农妇到都市人的身份转变。

我是1954年4月28日（农历甲午年三月二十六）出生于辽东省安东市。这里是我国的最大边境城市，安东是东面安宁了之意。一个甲子的六十年前，这座城市南面的黄海上，中日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的北洋水师倾覆了。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场战争，我们家贴了米字纸条的玻璃也曾被炸弹爆炸声震裂过。安东，安东，东面安宁吗？

辽东省，或者安东市，这都是老的地名称谓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行政区划是有辽东省和辽西省的，省会分别是安东和锦州。沈阳和大连都是直属中央管辖的特别市。1965年的时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提出了云南的睦南关名字不好的问题，我们为避免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汉民族欺凌弱小民族之嫌，决定将睦南关改为友谊关的同时，一并将辽东的安东市改为丹东市，安东县改为东沟县，盖平县改为盖县，吉林的辑安县改为集安县。在这之前，1954年6月中央政府批准撤销了沈阳和大连特别市以及辽东省和辽西省，并把其合并成辽宁省，以沈阳为省会。我的在丹东辽东省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携全家来到沈阳，就职于辽宁省供销社。

顺便说一下，我的父亲出生于1927年，祖籍是山东龙口的，是他的爷爷或者他的太爷爷那一辈闯关东，应该是坐船在皮口到庄河一线上岸，到新金县（现在的普兰店市）沙包子乡隋沟村于店落脚。在隋沟村于店这个沟里的村组，刘家是大户。我的爷爷叫刘善庚，奶奶刘隋氏。到我父亲这一代生养成活了六个孩子。前面都是男孩，按仁义礼智信取名，父亲行四，叫刘德智。

母亲家也是闯关东的，姓周，也住在隋沟村，只是住在和父亲家相隔个几里地的另一个叫黑瞎沟（当地称熊为黑瞎子）的村组。一个村的父亲母亲，在这样的山沟里结婚后，本应是过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闭塞安静、不会富足但能解决温饱的园田生活，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母亲能离开新金县那个小山沟，和他们有文化，眼界比村里的其他人开阔些有关系，且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些机关单位招用人员也会青睐有文化的。在村里还做过民办教师的父亲，走出山沟进入都市，走上工作岗位就耍笔杆子做机关工作，也应该容易些。

（1954:04）　

我长大成人后一直在想，我们全家从丹东来沈阳，在沈阳火车站下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大包小裹的有多少件行李？是妈妈抱着嗷嗷待哺的我，爸爸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提着那个我印象深刻的黄色藤条编制的衣箱，还是妈妈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拉着姐姐，全然照顾孩子，爸爸手拿肩扛负责行李包裹；还有，走出车站来到站前广场时，姐姐看没看到那个高高矗立的苏军坦克雕像，如果看到了，问没问妈妈那是什么东西（这时候，我只有一个姐姐了）。同样是后悔没在父亲母亲在的时候把这些也问清楚。

到沈阳后我们家先住在离父亲工作的辽宁省供销社不远的皇姑区昆山东路的消防队附近（现在昆山四校那个地方）。现在消防队和辽宁省供销社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经过几次改革和社会的发展，供销社只有那幢大楼还隐隐透露出曾经的辉煌，而出租的房产因歌厅的繁华也反衬出供销社的窘境。

因为时间久远，已记不清当时我们家住在昆山东路的门牌号了。后来父亲工作调动到坐落在大西门外的沈阳市日用杂品公司，我们家就搬到距皇城一步之遥的小西门附近，具体地名已镶刻在骨子里：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二段宝石南里8号。在丹东出生、两三岁时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四岁在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东路居住，这些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已无丝毫印象。我所有有记忆的往事，就是从宝石南里8号，这个院子也叫“幸福大院”开始的。

　　我的父亲刘德智。照片摄于1949年前后。

（1957:05）

　这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父母亲兴致很高，给三岁的我和我的姐姐刻意打扮一番，我那套漂亮的海军服，应该是我比较好的也是可以穿出来登大雅之堂的服装了。我和姐姐手里都拿着苹果。这苹果可能是因为怕我不爱照相而准备哄我特意买的，因为像还未照，我已经咬了一大口了。

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一般人家不会有的呢子大衣，穿着还照过一次像，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把照片弄丢了。我们家一直过着比较殷实的生活，一是我母亲持家有方，不仅饮食方面调剂得好，而且总是把我们几个孩子收拾得利利整整、干干净净的。衣服上的补丁都美观不说，就是那些不合身的衣服经母亲巧手的改动，也变得合身美观。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在1959到1962年的那几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也未曾为吃饭发过愁。二是父亲收入相对不低。是公司的科级干部，可以自己订阅不是谁都能看到的报纸"参考消息"，收入相对不低不说，还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自己没有花钱的地方，还特别能干，干起活来不惜力。我记得每天他起床很早，做好饭自己先吃了，就早早去单位上班了。我们起床后就吃热在锅里现成的饭菜了。

（1958:06）　

1958年，我穿着另一套漂亮的水兵衣服和姐姐合影。说说我和我姐姐的名字，她叫刘戈力，我叫刘工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我是和姐姐同时起名字，那就有故事可以说一说了。按家谱排列，到我这辈儿是"洪"字辈。父母亲远离老家，工作生活在大城市，接触了现代文明，不受家族礼节约束，尽管爷爷很不满意，我依然叫刘工力。在我的印象里，爷爷很注重名字要随家谱这个事儿，几次三番敦促父亲把我的刘工力的名字改了，要加上"洪"子。父亲也总是塘塞我爷爷，说改过来了，已经叫刘洪力了。所以我老家的亲戚们都以为我叫刘洪力呢。我弟弟一出生，起名就叫刘洪波了，和老家同辈份的叔伯兄弟们和谐了。

我和我姐姐是同时起名字的，因为我姐姐是双胞胎，小姐俩起的正式名字就带有"双"、"孪"的意味。两、三岁的时候，一个因病夭折了。剩下的这个，名字的意义没有了，而且继续叫下去还会惹人伤心。为此，我出生要起名字的时候，姐姐也需要改旧名起新名。我母亲的一个被她称作张老师的闺蜜就担纲了，说把"成"字拆开为戈力，把"功"拆开为工力，姐姐用"成"字就叫刘戈力，弟弟用"功"字就叫刘工力吧，寓意是革命刚刚成功。当然，是不是也有我家有了我这个男丁，也是一种成功，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我知道姐姐有个老家的老辈儿都知道的小名叫"分住"，2017年我回老家给父母扫墓，两个堂哥还问我"你姐姐分住挺好的吧"。叫"分住"的寓意是小姐俩分开了，剩下的这个就留住吧，上天不能把她们双双都带走。

这个姐姐留是留住了，但身体一直很弱。我那没留住的小姐姐是因为肺炎而咳嗽不止病殁的，她叫什么名字呢？这在我的心里也是一个谜，问现在的姐姐，她也记不清了。我时常想，当年两个小姑娘咳嗽不止，父亲母亲束手无策，只能一人抱着一个在灯下彻夜未眠地做祈祷。建国初期的医疗卫生条件就是这样，稀疏平常的小儿肺炎，就可以要了一条命，现在都不可想象。

　我的父亲母亲要上班，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更多的孩子，姐姐上学了，我去幼儿园，只能把妹妹送回老家。我记得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小山沟的地名：辽宁省新金县沙包子公社隋沟大队于店小队，现在叫辽宁省普兰店市沙包子镇隋沟村。现在做村书记兼主任的，是我的一个家侄。每每回老家祭奠父母，都在他家里受到热情款待。这里的山山水水有我儿时的记忆，夏天在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抓喇咕虾，回来喂鹅鸭；冬天到山上寻结在树枝上的蛘剌罐，回来在火盆里烤着吃……。

当然，也有伤心和痛苦，就是我有一个似病非病的毛病：上火了或者感冒发烧了，嘴唇周边一定会起小水泡。妈妈说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起麻疹还未痊愈，没有什么科学知识的爷爷和姑姑就把我抱到村卫生所"种痘"、打疫苗，这一下子就出毛病了，我满脸起水泡，由此留下来了这个跟随我至今的痛苦。为此，妈妈内疚了很久很久，我一出现这种情况，妈妈就说"怎么让孩子遭了这个罪哟"。特别是在冬天，怕贪玩儿的我在寒冬里玩久了在嘴上形成冻疮，总是不厌其烦地把我从外面拉回家，而我又是极大的不满意。后来懂事了，特别是成人夫为人父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后就反过来安慰内心不安的母亲，说"火走一路吗，说不定通过这种方式泄了火了，就不长别的病了"，母亲也总是微微笑着说"但愿是这样，但愿是这样"，而不做其他言语了。

小時候的生活都淡漠了，只记得母亲最初是在沈阳最大的商店、太原街的沈阳联营公司上班。父亲母亲要上班，姐姐上学了，妹妹被送回老家，我需要去幼儿园。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只有我有上幼儿园的经历，但我觉得是一种煎熬。记得比较深的是我特别的不爱去幼儿园，每天早晨都是哭哭啼啼得走出家门。到幼儿园最难熬的时间是午睡，根本睡不着，又被逼着睡，经常是在老师强制性的训斥中躲在被子里抽泣，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母亲应该是不愿意看到家里的孩子受委屈，也不愿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不在自己身边，就辞掉了工作，回家相夫教子，一心照顾家庭了。因为识文断字，还时不时地做点儿街道的工作。到1962年，我的小弟弟也出生了。

（1960:03）

这张照片是1960年3月1日我们家在沈阳拍摄的全家福。应该是作为国家干部的父亲要到法库县去搞"社教"还是别的什么运动，要离开家一年的时间，才有了这张文革前唯一的一帧在照相馆拍照的全家合影。尽管后来我们姐弟都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照相机，也可以在自己家里拍摄彩色照片了，但总觉得不是全家福。是因为不在照相馆拍摄的缘故，还是缺少仪式感……，个中缘由也说不出来。

六岁的我站在中间，大我两岁的姐姐站在左侧，三岁的妹妹坐在父亲的怀里，最小的弟弟还未问世。

这一年，父亲33岁，母亲36岁。母亲显得更苍老一些，这不仅是因为遵奉"女大三抱金砖"的婚姻要求，母亲本来年龄就大，也因为母亲从小就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姨家三月，姑家半年，甚至还要带着同父异母也是没有了母亲的妹妹，颠沛流离不说，小小年纪还要承担母亲的职责。尽管都是亲戚，但寄人篱下，在饭桌上多放一双筷子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大负担的年代，指桑骂槐给话听，时不时被人给脸色事一定没少经历。我想，母亲后来有眼睛经常流泪的毛病，是不是和小时候经常以泪洗面有关呢。母亲心灵手巧、女工一流，是不是因为到了谁家都主动而且还要把活干得最好，以求获得好感，希望能多栖身几天而练就了一双巧手，还是母亲天生就聪慧呢。可能母亲没有享受过母爱而知道母爱的珍贵，所以她把她全部的爱给了我们姐弟四人。我也想，当年看着死在父亲或者母亲自己怀里那双胞胎的小姐姐，母亲的魂魄是怎样的撕心裂肺的痛。

　我们家住的宝石南里8号院是旧时的一个比较大的贸易货栈。这贸易货栈叫什么名号、归谁所有、经营什么货物，这些都不得而知了。这是一个挺大的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是一个有回廊、没有上下水和取暖设备的二层闷顶式楼，院子里的东西厢房各有五间，西北角有一小门，南面是一排倒座的平房，中间是一个能开进一辆汽车的两扇开的大木门。不知道门楣上原来写的是什么字，1964年前后，在门楣位置上，被一个会绘画写美术字的我称作宋叔的邻居，写上了四个隶书体红漆大字"幸福大院"，从那以后，我们8号院就被周边的人们叫作幸福大院了。原来那两扇外面包有铁皮、钉有铁钉的大木门还能开启。文革武斗厉害的那段时间，晚上就锁起来，西北角的小门也封死了。后来随着地面被炉渣残土等越垫越高，应该是70年代以后，那两扇大门就再也没有户枢不蠹过了，当然，各家各户的房子也都逐渐在下沉，就是越来越下窖了。再到后来，各家各户的孩子长大成人了，需要分居了，需要有自己爱的小巢了，纷纷搭建起了简易房子，偌大个院子就只剩几个过道了。

　　我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儿时美好的记忆都和"幸福大院"息息相关。玩疯了的年代是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是小学五年级，12岁。学校停课了，家长们忙于工作和参加文化大革命，院子里的家庭一般都是三、四个孩子，我和院子里一帮年龄相差无几的半大小子开始了几近疯狂、无忧无虑的玩耍。

从1966年到1968年停课的这两年，对我来说，是超级幸福的两年，没有作业，没有约束，不愿意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一生已过一个甲子又四年，没经过战乱，没品过瘟疫，没经历过亲人生离死别的心灵创伤。文革是我感受过的最混乱、最暴力的事件。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因为那时年龄还小，只有十二、三岁，而且我的家族中农民亲戚为多，受到冲击的人少且弱。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看着有时也跟着跳舞喊口号，更多的是整天整天的一个劲地玩，可真叫玩疯了。我清楚的记得我住的这个地方东临中街商业街，当时我们都叫城里，西接市政府，老叫法叫市人委。到市人委广场看各种热闹，如国庆节晚上看焰火，五一劳动节看彩车游行，以及文革中的各种各样的会议；城里的商业街也是经常去逛的，尽管买不起什么东西，但是特别喜欢到体育商店看橱窗里摆放着的体育器材，对乒乓球拍、冰刀、回力球鞋等看得是留连忘返。更多的时间还是在院子里弹玻璃球、扇烟盒儿。冬天滑冰车，夏天玩骑马抢架。从住的小西门到陆军总院南面的浑河北岸捉蛐蛐，到北陵公园的青年湖里游泳，在胡同里踢球，甚至到屋顶上捉迷藏……。那是我的人生中最幸福的两年，至今难以忘怀。

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写的就是我那时的童趣生活：

对面搭手抬花轿，柴禾垜里藏猫猫

骑棍当马遥街跑，挽绳翻花袅悄悄

搧纸啪叽走五道，剪子石头布里包

要单要双定先后，木板打尜使劲削

红纸抹个红脸蛋，蛤蜊油来雪花膏

蒙上眼睛捉迷藏，推推搡搡挤香油

小鞭摔炮二踢脚，土豆地瓜火盆烧

崩苞米花炒瓜籽，淌着鼻涕逗狗猫

扔扔口袋嘎啦哈，精细分棍见低高

跳格跳绳抠马掌，挖野菜来采艾蒿

丢手绢来鹰捉鸡，弹小琉琉惯小刀

抓把黄泥摔泥泡，秫稭搭竿比跳高

蝈蝈蚂螂抓蝴蝶 ，蹬墙上房鸟窩掏

摸瓜偷豆劈苞米，割把蒿杆野外烧

扎个笼子滚麻雀，弹弓夹子纸飞镖

三块玻璃万花筒，一对板子土冰刀

小媳粉人剪子铰，大雪坷子把洞掏

胰子打沫吹大泡，鞭子抽尜猫小腰

拽着麻绳放八卦，蜈蚣小燕升的高

堆个雪人也挺好，干雪仗就卯劲削

打出溜滑冻冰道，支小爬犁雪上飘

糊个灯笼照黑路，沙子堆里练摔跤

扔起砖头打衙役，占个土堆装强盗土堆上面插根棍，轮流扒土就怕少小刀掼地抢领土，国界划线归我朝

棍子当枪脚踢键，光脚丫子爬树梢

蒜粘玻璃对着顶，大坑光腚玩洗澡

捡来树叶对咬狗，春天柳条拧叫叫

秫稭秕子扎眼镜，挖曲蛇就使铁锹

捏住嘴唇吹囗哨，个矮骑车把裆掏

房山头子撒泡尿，揩腚棍子可地抛

推个铁圈满院跑，又尥蹶子又蹦高

一听外头有热闹，跳墙豁子往外蹽

今天打架明天好，儿时玩法真不少

当然，以上的阐述不能囊括儿时所有的乐趣，今天拿来品味，应该感谢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给了我那么多美好回忆。

　　真的，如果没有儿时的乐趣，人生是多么的不完整，多么的留有遗憾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是多么有想象了啊，创造出了那么多的诸如仍砖头打衙役、弹玻璃球进坑、摔黄泥巴补窟窿眼、小刀掼地占地盘儿等游戏玩法和规则，制作出了那么多的诸如自行车车链子硫磺枪、单腿驴冰刀、苞米秸秆眼睛等玩具。那时的风景神话一般的美，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感谢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感谢那时光赠与我们的健康以及聪明与智慧，使我们今天能够坚韧刚强、能够机智聪慧，成为生活的热爱者、事业的有成之人。

这张照片就是我儿时住过的院子，到上个世纪初，院子被各家盖小棚厦蚕食得没有什么空地了。下棋的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

　我家原来住在院子里西厢房的南面两间，后来，大概是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和住在南面的一户人家调了房，变为一间房了。我们家由原住的两间厢房，和别人家换成一间的倒座房，是因为住两间要多交房费，还是为了有一扇南面的窗子而调房，真的不知道父母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但对那黑灰色的青砖瓦房印象深刻：

房间面积约十几平方米，北面开门，南面有窗，窗子下面是一铺炕。冬天屋里生炉子，依然不暖和，躺在被窝里不愿意起来，母亲总是把棉衣铺在炕头捂热乎了来促使我们尽快起床去上学。我记得睡觉前一定得把湿乎乎的鞋垫儿掏出来压在炕头儿的席子下面烘干，也不知道小时候的汗脚咋那么厉害。夏天通风状况也不佳，一年总有那么几天，热得人难受得厉害。但全家人睡在一铺炕上，安全感、幸福感什么的一点儿也不少，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印象深刻的是家家都是顺着炕沿儿在屋里拉一根绳子，挂擦脸的毛巾和洗的衣服之用。记得母亲总是在晚饭后，洗完碗筷就开始洗孩子们特别是我这样的，不黑天就不回家，回家时是衣服上都是灰尘，脸上的汗道道都是黑的。吃完饭很快就进入睡眠状态的我，有时会被挂在头上、没有完全拧干的衣服滴下的水珠惊扰了甜美的梦乡。在炕沿儿的下边也有一根绳子，是电灯开关的拉绳，方便每一个家庭成员晚上开灯时手到擒来。

（1970:07）

这张照片应该是摄于上个世纪初，这些孩子都是我大院的邻居，他们和我的弟弟年龄相仿，出生于1962年或1963年前后。他们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但是从1978年我上大学离开沈阳到长春，毕业后又留在学校在长春工作了一段时间，等我再回到沈阳又因为工作地点和所住的房子在皇姑区，和他们基本就未曾谋面过。想再见见他们的时候，由于城市发展、房屋拆迁，他们在沈阳这个大都市如鱼儿入海，音讯全无了。

从照片可以看到"幸福大院"里的那个二层闷顶小楼。60年代院子里还有两棵大榆树和几棵丁香树，孩子们能在院子里撒欢儿地跑。到70年代初开始出现私搭乱建的建筑了，但那时各家自搭的小棚厦还不多。到70年代末，院子里就被各家各户搭建的小简易房子挤满了，小时候疯狂玩耍的空地被各家蚕食殆尽。这能怨谁呢，就这样搭建，男孩子多的家庭依然没法有一个爱的小巢。

（1961:09）

1961年，我七岁，这一年我上学了。报名上学时的事我记忆尤深：上学报名是在街道居委会，负责招生的小西三校的老师问我会数十个数不？我清晰流利地从一数到十，然后就是填表登记报名完毕。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当年就有七、八岁的孩子不能完整地数出十个数，当然，很多家庭是四、五个孩子，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关心。今年不能上学，明年再上学也不影响什么，甚至不上学了又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一个班里相差两岁的姐弟同窗上课司空见惯，甚至相差三岁的兄妹同班就学也不鲜见。这和今天的学区房价格飙升，从幼儿园到上小学要去过度班，孩子上下学普遍需要家长接送，如恍如隔世，国家及时准确地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真是恰当正确。人们普遍要求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确是不平衡、不充分。

　　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1966年到1968年，这两年全国的大中小学校都是停课状态。对我来说，这两年是超级幸福的两年，没有学习压力，没有作业负担，没有家长和老师的约束，不愿意做的事，一件也没有，想做的事，都可以去尝试。

退休后经常想，自己一生已过一个甲子又几年，没经过战乱，没品过瘟疫，没经历过亲人生离死别的心灵创伤。文革是我感受过的最混乱、最暴力的一段时间。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因为那时年龄还小，只有十二、三岁，而且我的家族中农民亲戚为多，家庭出身又是中农，受到冲击的人极少。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看着类似万花筒的社会，今天的造反派，明天就可能是保皇派，今天是台上的革命干部，明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时也跟着跳跳忠字舞，做做早请示晚汇报，喊喊革命口号，更多的是整天整天的一个劲儿地玩，可真叫玩疯了。我住的沈河区小西路二段宝石南里八号这个地方是市中心，东临中街，当时我们都叫城里，西接市政府，老叫法叫市人委。市人委广场和城里，是经常去逛的。到市人委去看造反派牙咬尖刀、以凶神恶煞之势显示自己强势的游行，或者去抢五颜六色的传单回来做开屁股纸用。更多的时间还是在院子里弹玻璃球、扇烟盒儿。冬天滑冰车，夏天玩骑马抢架。从住的小西门到陆军总院南面的浑河北岸捉蛐蛐，到北陵公园的青年湖里游泳，在胡同里踢球，甚至到屋顶上捉迷藏……。那是我的人生中最幸福的两年，至今难以忘怀。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风光了一把：在做课间操的时候，我被领到领操台上，受到拾金不昧的表彰。那是冬季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出去做什么已经全然不记得了。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不知谁遗失半袋子大米，等了一会儿也没有人来找，就顺路送到了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就把这个事反映到了学校。其实这件事我早就淡漠了，是前一段时间老同学聚会，一个同学提起此事，我才又想起来……

其实这件事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成员来说，再平常不过的了。父母是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那就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很多人对我的评价也是，"这个人叫工力，可是没有功利"。

　这张照片摄于1972年前后，我身后的建筑就是小西三校，当时已经"戴帽"为沈阳市第145中学。所谓"戴帽"是指当时出现了建国之初的安定环境带来的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小学的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一批小学升格为中学，这个就叫"戴帽"。解决小学不足的方法就是办"抗大小学"，即临时找一些街道的空余房间，该入学的小孩子自己从家里拿着板凳去上学。当时能上学已不易，谁还能想到教学质量这个事啊。

小西三校的围墙大概有近二米高，三层的教学楼大约建于1964年，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标语应该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是2017年6月我在同一位置拍摄的照片，小西三校早已经是"人非物不是"了，只是位置没有变。学校已更名为沈阳市回民小学，教学楼是新建的，还是重新罩了面接了层，已不得而知。

　　我姐姐 1966年时是初中生，本应该在1968年初中毕业，由于文革停课闹革命两年，到1968年，什么也没学到的她们和高中的三届学生俗称“老三届”（指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届初中生和高中生），留下满目疮痍的校舍，带着荒废的光阴，一同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记得她的学校在沈河区的下洼子，是沈阳市第四十二中学。她下乡去的是地方是清原县南山城子公社。

（1968:09）
大我几岁的“老三届”们，在学校里折腾了两年，把传统的教育理念砸了个稀巴烂，一甩手上山下乡走了，我们该成为中学生了。

喧闹的文革在小西门附近的沈阳市第十八中学这所学校没安静多长时间，学校一下子从小西二校和小西三校迎来了七零、七一和七二这三届1000多名学生。十四岁的我作为七一届学生，从小西三校来到这所我学习三年、工作七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终身不能忘怀的十八中学。

这是1968年我入中学的照片，当年我14岁。同时入学的这三个年级二十多个班，是按部队连排的方式编班的，一共五个连近二十几个排。学校进驻了军宣队，组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军训。从各班选出来一些表现出色且根红苗正的学生，先行进入学校，在六八届留守的学生干部指导下组成专政连，维持文革造成的无序状态，也监管老师中的所谓"牛鬼蛇神"。这些事儿和我皆没有关系，我那时候不是班级干部，也不属于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接班人，甚至都不知道学校还有这么一批学生提前进入十八中学作先遣部队。

（1969:01）
1969年时我是中学二年级，当时叫三连十四排。这是当时的教学楼：可以看到楼上面有张贴大字报后被雨水冲刷，仍留有浆糊印记的楼面，十八中学沧桑岁月与共和国是同步的。望着挂在二楼的喇叭，仿佛依然能听到阵阵口号声和熟悉的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的旋律。
十八中学1956年建校，唯一的教学楼是一座起脊（也叫闷顶楼）的单体红砖三层楼房。学校门向东开，东面是一字排开的两趟平房，房与房中间立两扇铁门，是学校挂校牌子的正门。门的南面三间是收发室和食堂。北面的房间多一些，都是校办工厂用房。校办工厂主要是给自行车厂提供往车圈上上车条。

进了校门就是一个面积大概3000左右平方米的下雨就积水的操场，操场北面是一幢三层、没有上下水设施的教学楼。教学楼每一层中间是走廊，南面都是有六间教室，北面是办公室、教研室、理化实验室、库房等。学校西北面也有一大门，常年关闭着，只是需要进出大卡车时启用。操场西面是一排简易旱厕。这样的教学设施在当时沈阳市内的初中里，应该是简陋的、不上数的。所以在沈河区一带有"损七中、臭八中，又损又臭十八中"一说。但"儿不嫌母丑"的俗语还是对的，十八中学的学生没有厌恶自己的学校的，因为既有当时也不讲学习，也就没人讲究学习条件的原由，也有十八中学的老师们对学生还是关爱有加。

（1969:04）

这是1969年清明时节，学校组织学生到北陵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然后到北陵公园春游，和几个同学拍的照片。前排蹲着的两个同学长得高大英武，后面站着的三个同学个子相对矮很多。我是右面那个最矮的，而且还最瘦弱。1971年毕业的时候，我还是班级里个子不高那伙儿的，不显山不露水的，没人关注。真是应了那句"二十三窜一窜，二十五鼓一鼓"的老话了，最后身高达到了一米七九。刚刚毕业那几年，偶尔有同学聚会，同学们都说"工力是后长啊"。其实，还是遗传因素起主要作用，我父亲就是高身材，有山东大汉的风范。平时在家里，我母亲如果觉得他坐在那儿碍事了，就挪揄他说"像个影壁墙似的，就不知道动一动"。

　　1971年毕业的时候，我的班级叫一连四排。全班55名同学有四十多人是从小学开始就在一个班，到中学后又陆续分来一些新的同学。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团结，提起一连四排，同学们都是情义深重。遗憾的是陆续已经有十二位同学离开了。他们几乎都是因为有病而且有人是发病不久就西行了。由于离世的比较多，一个同学在一次聚会时曾调侃似地感言，"他们应该不孤单，十多个人，够一桌了"。他们是到了一个没有烦恼和痛楚，一个叫天堂的地方。他们没有了病痛的折磨，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当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种事，谁都必须面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六岁之多了，我的这些同学走得是早了点儿。据说人的身体状况和寿命长短，除了遗传因素外，主要是生活方式、心态状况和饮食习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唉，注意是必要的，更主要的还是释然吧，生命长短重要，生命质量更重要。

　　传统的教育模式被砸烂了，坐在教室里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被换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很多时候是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学工，我们班级去过沈阳低压开关厂、沈阳市电表厂；学农，去过新民县前当堡和盘锦新开农场。凡是有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节日来到了，同学们都特别的兴奋：背着行李去农村过集体生活，那是另一个天地；下厂劳动是每个人要发一张无轨电车月票的，下了班后理直气壮地手拿月票，从反复地这边的终点站坐到那边的终点站，一直坐到夜幕低垂、饥肠辘辘方回家。说理直气壮是因为1966年到1968年这两年，因为文革学校停课。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结伴去北陵公园的青年湖游泳。从小西路到北陵尽管路途不近，基本上是走着去，走着回来，进公园都是翻墙而入，一分钱都不花。偶尔到市人委广场（现在的市政府广场）坐20路公交车去北陵公园，也是要逃票的。一般是要前一站下车，因为北陵公园是终点站，逃票不容易。车快到站时，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腋窝，到站车门一打开，我们撒丫子就跑，做鸟兽散。我想当时的售票员也是网开一面，就知道是一群没钱买票的孩子，只是用枪下并没收帽子的方式惩罚我们。到北陵或者在小北河（北运河）玩水回家后，还要再假装洗一洗胳膊和腿，防止父母用指甲在胳膊和腿长划出白色的道道，担心玩水出危险而责怪。

感觉那个时候各种活动特别多。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都要表演大型团体操，省市区的运动会，就要参加彩旗队花束队，中央开除刘少奇党籍、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来访问，我们学生都要参加。总是候场，总是整理队形，风里雨里的，赶上冬天感觉天特别的冷，寒风吹得电线都呼呼的响，手和脚尤其受不了。

那时候班级里根本就没有小胖墩，戴眼镜的也凤毛麟角。总体上营养不良的孩子居多。就是那个年代，文革十年，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网上有很多说五零后的帖子，真的应该好好说一说这一代人。

（1971:11）
这是我1971年11月毕业时的毕业照，班级名称叫一连四排。班主任老师是范锡侯和赫荣兰。两位老师应该端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不知谁人的主意，赫荣兰老师坐在前排左数第三的位置上，中间隔着两个男同学是范锡侯老师。可能封建主义使然，男同学和女同学不能挨在一起，赫荣兰老师起了一个隔离的作用。由此想到学校的双人课桌上，往往都有一条男生和女生之间不能逾越的"三八线"。也想到最早的桌椅板凳是单人单桌，课桌面大部分是带有倾斜角度的，最前面大约十厘米宽的平面，是放墨水瓶用的，很实用且非常结实。现在在一般的学校，已经看不到这样非常人性化的课桌了。我的十八中学还有这样的桌椅板凳吗？我的范老师可安好。
我从1968年入校到1971年毕业，前后担任过班主任的老师还有语文老师孙代佩、化学老师张海勇、体育老师文伦武、数学老师裴洪凯、语文老师李祥林。李祥林老师担任班主任的时间最长，后来是因为身体原因需要住院，才和我们这班学生分开。李老师是大学本科中文专业的科班出身，见解睿智，思维敏捷，语言风趣幽默且富有哲理，做大学老师也绰绰有余。

还是要说一说毕业时的班主任老师。范锡侯老师是体育老师，当时的家在郊区的苏家屯，每天很早就赶早班通勤火车赶到学校，一年四季，酷暑严寒，从来没有见他有请假的时候，甚至迟到的情况都没有，可谓严于律己的表率。特别是冬季为了在早晨七点半赶到学校，经常是坐最早的一班班车，带着凉的苞米面饼子在学校收发室的火炉上烤了就白水入腹。可能是长期如此，他的肠胃不好，一直是很消瘦。后来他离开十八中学调到沈河区人事局工作。

赫荣兰老师是副班主任，教语文的，既有慈母般的耐心细致，又有精湛的语文教学经验。她对待学生热情，态度和蔼。她读课文的声音尤其好听，还特别有感情，真的想重新坐在教室里面听她讲一节课，遗憾的是她大概1986年就离世了。

（1971:12）
鬼使神差，阴差阳错，1971年底中学毕业时我们叫"四个面向"，实际就是留在城里还是下乡。我下乡去我们学校的知青点，或新民县或苏家屯区都可，当然，我家我姐姐已经下乡了，留城去当时接受我们学校毕业生最多的沈阳纺织器材厂也可。不知因为什么，好像学校也不缺师资，沈阳市教育局特别是沈河区教育局就空前绝后地决定每个中学可以选择两名毕业生留校做教师，也不知因为什么，沈阳市第十八中学就在五个班近三百名毕业生中选择把我留在学校做团委工作。
对这样的毕业分配，当时心里真是老大的不愿意：原来在心目当中都是崇敬尊重的老师，现在就平行地坐在一起开会了，心里着实地不得劲儿；原来上下年级的同学，现在要叫你老师了，心里很是别扭。特别是到广阔天地去才可大有作为，好儿郎应响应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留在学校就成了被人瞧不起的“臭老九”了（当年按社会阶层排序，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社会地位是低下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2年的年初，学校组织学生干部到抚顺市望花区的雷锋纪念馆参观，我和一同留校的王月生的合照。当时我在学校团委做学生工作，他在学校后勤做出纳和保管工作。

（2972:10）
从1971年11月到1972年10月，我正好工作整一年。从拍摄于1972年10月1日的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学生们都戴着"红卫兵"袖标，当时学校的学生组织叫红卫兵团，隶属于区、市一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这张照片里面有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王林海老师，他也是学校团委书记，另一个没有戴袖标的就是我，当年十八岁，芳华正茂，稚气未脱。其他都是七二届、七四届和七五届的学生干部（沈阳市没有七三届中学毕业生）。

我很愿意回忆我的17岁到24岁这段青春时光，这一段的记忆也深。1971年在十八中学留校工作伊始，我做共青团工作。中间那位王老师是团委书记，没过两年他就调入他毕业的学校辽宁大学，开始从事他喜欢的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了。其他几个戴着红袖标的学生，分别是七二、七四、七五届毕业生，他们都下乡做了知青。当然，照相的明目是红卫兵团干部合影。

（1974:08）
1974届的一名谢姓的学生团干部（前排左二）要"扛大旗"下乡去昭乌达盟，学校的工宣队长刘书记（前排右二）、团委书记南朝政老师（前排右一），以及七五届、七六届、七七届的团委（红卫兵团）的学生干部送别他的合影。这一年，我（前排左一）20岁，任学校团委副书记。

这是我的十八中学七四、七五、七六三届学生干部的合影。这些学生至今和我感情笃深。前排右一姓南，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毕业生，学数学力学专业的，后来到省教育厅工作。前排右二是当时学校的书记，沈阳低压开关厂的工宣队长，姓刘，很和善的一个人。

当年的青年学生普遍是胸怀大志，一生交给党安排、敢教日月换新天深埋心底，最大的理想是能参军入伍，以能有一套旧的草绿色军装为荣耀，甚至可以为一顶军帽铤而走险。能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可以过集体生活、吃集体伙食，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所以特别羡慕那些戴着红花、腰扎武装带、背着行李绳捆扎着两竖三横的行李背包的同学，觉得他们一定会大有作为，对中学毕业留校任教一事，想想就觉得委屈。这样的心理阴影笼罩了我有两三年。

（1977:02）
1977年春节前，学校参加全市迎春长跑比赛。这是参赛的学生和几位老师的合影。这一年我23岁，已有两年党龄，任学校团委书记，全面负责学校的学生工作。照片中参加全市迎春长跑比赛的学生，一部分是我做班主任的三班的，一部分是五班的。五班的班主任老师叫苗秀英（前排左二）。

我1968年复课进入沈阳市第十八中学成为中学生，她教语文就是我的老师。1971年，我中学毕业即被留校任教，做团的工作，她又成为我的同事，而且从1975年开始，我们又在同一个年级做班主任工作。在十八中学工作的七年，无论工作生活诸方面，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她的为人，她天生骨子里就是满满的与人为善、宽以待人、助人为乐，对谁都是满满的热情。她有一个和我相差五岁的女儿，几年后这个姑娘飘然进入了我的生活。

（1977:06）
这是1977年夏季的一天，学校女篮和37中学（现在的沈阳市共青团学校）女篮在比赛中。37中和18中，当年同属沈阳低压开关厂领导。
当年的我年轻气盛，不仅有跟谁都敢比试比试、不服输的性格，而且精力无限：在学校住独身宿舍，早晨5点多钟起床带学生出早操跑步，白天负责学校学生的日常管理和安排大型活动，中午还要尽量组织一场篮球赛，晚上宿舍里一般是9点钟以后方能安静下来，我得以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既轰轰烈烈，又平淡如水，既忙忙碌碌，又玩儿的不亦悦乎。就这样，从1971年到1978年，我在十八中学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一般来说，体育活动种类繁多，能玩儿好一样两样就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可以终身受益。很多体育项目，我不敢说精通，但都能比划几下子。游泳是各种泳姿都比较规范，乒乓球、排球、篮球等，在上学和工作的人群范围内也入的队上得场，围棋和桥牌也愿意鼓捣，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开打羽毛球，退休后又痴迷于网球。母亲在世时总是说我，你这辈子真是不亏，尽是玩儿了。现在想想真是这样，我的人生经历，十有七八是用在玩儿上了。

我的班女了篮球队，就是校女队。这是和三十七中学队比赛时的一幕。比分落后，我很着急。我喜欢运动型的学生，因为我喜欢运动，而且也没有考学一说，学习好的也没有出头被重视的机会。

　在十八中学工作七年，更难以忘怀的是这些孩子，因为我给他们做了三年的班主任老师，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和他们相识、相知，和他们中的一些人相守至今。
他们出生于1960年前后，大多住在沈阳最热闹的商业区中街，祖辈多是河北、山东闯关东，落脚沈阳后从事商业工作的。他们从正阳街第一小学毕业后，于1975年进入十八中学，编为三班。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叫王秀云。王秀云老师很年轻，也很祥和宁静、儒雅端庄，说话慢声细气的显得和蔼可亲。也可能就是因为此缘故，这帮孩子在课堂上就造了反了，有带头的就起哄，找机会就闹事，踩凳子上桌、蹬鼻子上脸，全然不知何为师道尊严。最后闹得小王老师哭哭啼啼找到学校的南朝政书记，坚决不做班主任了。
历史的安排，我，一个负责全校学生工作的团委书记，临时做了这个班的班主任。当时南书记有话：临时带几天，安排好人后，就把你替换下来。这一"临时"就临时了三年，一直带这个班到1978年毕业。

一生做老师，中学、大学、党校的老师，可以说桃李芬芳有半坡，但这帮学生是被我称为"亲学生"的。做他们的班主任，因为那时候文化课少活动多，加上下乡、下厂劳动，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三年，结下了不解之缘。

　　孩子都是好孩子，爱闹事也是天性。特别是他们受文革的影响，从上小学开始就没学什么东西，底儿就没打好。上了中学，要学的科目多了，课程的难度加大了，再加上进厂学工，下乡学农，参与学校地下防空洞的建设，以及时不时地参加社会活动，整得心是野野的，自然在教室里坐不住，很多同学听课如听天书，再加上他们在年龄上正处于反叛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师教育不得法，很容易发生教师与学生的对立。
我没学过教育学，更不知心理学为何物，就是以一颗待他们如兄弟姐妹的赤诚之心与他们交往。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以心交心，以心换心。我理解他们，他们支持我；我关心他们，他们爱护我；我要求他们做的，他们都力求完美……。

七年三班、八年三班、九年三班，我可独享自豪的三班，有全学校最漂亮的教室，有其它班级所没有的班服，班级女篮就是学校女篮，班级男篮可与教工队抗衡……。

那些年，三班是我的财富，是我的乐源，是我唯一的魂牵梦绕……

　　有珍贵的美酒佳肴，但没有不散的宴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1978年，我的九年三班的学生们中学毕业了，他们是九年一贯制教育的最后一届，叫七八届。照片是毕业的前一年，1977年班级全体59名同学的合影。前排中间的是我，我的旁边是教化学的张海涌老师。班级合影中的这位张海涌老师，不是班级的副班主任，是因为他是班级化学课的老师，而且我和他住同一间独身宿舍，我的学生和他也非常熟悉。

也就是从1978年这一年开始，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不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学生毕业了，有的准备参加中专或高校的入学考试，有的直接参加工作了。也有的准备继续念一年，要参加1979年的高考。

三班没有了，我的心也开始空落落的，仿佛丢了什么心爱的东西，整天心情恍惚，不知该干点儿什么。由于后来学校派我去青年点当带队干部，以及考上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才使我如同丢了魂魄的日子持续的时间短了一点儿。

　　白驹过隙，岁月留痕……。到今年（2018年），我和这帮孩子相识相知相守相望四十多年了。回溯我的一生，从中学老师到大学助教，再到党校讲师、教授。做教师为春蚕，谈不上到蚕死丝方尽；做教师当蜡炬，不敢说成灰泪始干；做教师似园丁，当然是育了花也种了草，可以说桃李满天下、春草处处生。学生很多，呼老师之声不绝于耳，但亲学生，就是九年三班这帮孩子。我和他们一路走来，不离不弃，转眼青丝已华发。每每聚到一起，酒到酣处，哪有什么师徒如父子之规，这个女生过来，拉着胳膊说"姐夫（我妻子与他们同窗一年），我敬你一杯呗"，那个男生过来，搭肩勾背说"大哥，咱俩干一个"。这个时候，我不认为我是老师，只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转眼，我和他们相识相知相伴已经四十多年了，多么想再来一次以往的校园生活，多么希望向我走来的依然是四十多年前的那群翩翩儿郎、婀娜少女。

　这是我在学校独身宿舍门前的照片。当年崇尚军人，当兵，真是我的夙愿。没能如愿，也是一生的遗憾。说到独身宿舍，我忘不了我的室友、老大哥、忘年交，张海涌老师。

　我和张海涌老师是有缘分的。我刚留校任教时是17岁，他大概三十多岁，他一条腿有残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未问过他。他的老家在盘锦的农村，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和他住一间独身宿舍，从来没有见过他妻子和孩子来过学校，他也从来不讲他的家庭情况。寒暑假他回去探亲的时候也不多，就是春节回家，也是没几天就回沈阳了，个中原因我也没有问过。后来我倒是想过，路费问题、住宿不方便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但也是转瞬间就注意力转移了。

记得很清楚，每到周六的晚上，他都要拿出一些他认为很珍贵的黄豆用热水泡上。仔细到需要手和布袋里的黄豆接触好几回。豆子少，舍不得吃，又要给我带出份来，就出现反复揣摩盆子里的黄豆够不够啊，再拿出来点儿吧，再再添上一点儿吧，就是没一粒一粒的数了。周日的早晨，我起床要回家了，他已经把油炸好的、黄盈盈的香脆黄豆摆在桌子上面了，而且两双筷子，一个小酒杯也摆好了。我年轻的时候滴酒不沾，他是自斟自饮。我一般是拿起筷子吃几口，然后用手抹去嘴上的油渍，拿起他用纸包好的一小包黄豆，一路上幸福满满的吃着走回家。晚上回到宿舍时，也会把家了煮的饺子或烙的油饼，带上一些给他。当然，这些都是我母亲特意准备的，她知道张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也要报答人家。

这位教化学的老师课讲得好不说，写一手好字，楷书棒棒的，而且臂力过人，引体向上一口气拉几十个不成问题。他绝对是个好人，为人谦和、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热情助人……总之，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我庆幸，我在求学的路上遇到了真是为人师表的班主任老师，我也庆幸，我在初始工作的地方，耳濡目染的影响，对我在为人处世方面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的张老师。

1978年考上大学离开沈阳，就和张老师分开了。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了几年，再见到张老师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了。为张老师高兴，他的家属都来沈阳了，孩子也参加工作了，尤其是由于张老师课讲得好，收入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感觉他对工作对生活好像特别的满足。

（1978:05）
　我在沈阳市第十八中学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是忙碌、艰辛、快乐的七年，也是学会做人的七年。认识了一大帮年龄小我几岁、整天跟着我搞活动并喊我老师的男生女生（现在都喊我大哥了）。特别是从1976年开始，我还成为一个班的班主任，一直把这个班带到1978年毕业。这帮学生在我以后的人生日子里，成为了我持久的开心果、快乐缘、知心朋友，成为我宝贵的、源源不断输送愉悦的动脉。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我和我的学生聚首在十八中，同窗三载，有苦有乐演绎真情；我们分手也在十八中，依依惜别，互道且行且珍重。那同一所学校的一个个苦乐的瞬间，必定是一段不解的因缘，也会成为永恒的回忆。这张照片是我同七八届、七九届、八零届这三届校团委学生干部的合影。

（1978:10）

1978年10月，我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文革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张照片我去学校报到前，几位1971年一同中学毕业留校成为老师的朋友送别的合影。他们是我青春期的挚友，我们当时在十八中学，以及三中、十中、一百四十五中学工作，这几所学校相距不超过一公里。路短情长：路短，短到当年一天不见都难受，天天见面很容易，每天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粘在一起；情长，长到持续到今日，今日也要时不时的聚一聚。

拍完照片回来给我践行，就这几个人，白酒喝了五瓶之多……有两个吐的稀里哗啦。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结婚，我的这几位朋友为我搭棚垒灶、炒菜做饭……。

好在我们当时都是正经单位的正经人，否则早就歃血为盟了。遗憾的是有一位五十岁就英年早逝了。

　　我记得很清楚，1978我高考被录取这一年，我母亲从她所工作的那个单位——沈阳市日用杂品公司北大营仓库，因为腿疾提前一年退休了。母亲一生操劳，有两个沉疴伴她终身。一个是不知什么时候染上的肾病，发作时的痛楚，时常折磨得母亲情绪低落、愁眉不展，以药维持，五七日消炎以后，就雨过天晴了。从未为此去过医院检查治疗，也不知是哪一类的肾病，超级能挺病。好在母亲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就是非常愿意喝粥，一天三顿都离不开稀饭。我们是稀饭配馒头烧饼一类的干粮同吃，母亲则是稀饭为主，没有为辅。可能这种大量饮水的饮食习惯对她的肾疾有所缓解，但最后让她西去天国的全身器官衰竭，我想诱因一定是肾的问题。

1978年母亲退休了，这一年我姐姐在辽阳化纤公司也成婚了。新婚的姐夫姐姐把母亲接到辽阳小住几日后，又送母亲到弓长岭洗温泉，也可以叫作去疗养。这对母亲来说，是天大的享受，也是破天荒的事。这不仅是生活条件不允许，也是天下的母亲一个样，从来都是关爱子女而没有自己。我的记忆里，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伤筋破肤之事，母亲总是忙不迭地寻伤问病，关爱倍至。从小到大，我就是个好动少年和粗鲁汉子，干起事来心细不足而蛮力有余。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干点儿活就要账，凡是手弄破了皮或是磕青了腿，母亲总是爱嗔地责怪，“唉呀，怎么这么不注意”，最后还要说一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不敬不孝。当时对母亲这些说辞，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今天想起来，“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真如醍醐灌顶。

母亲另外一个身疾，就是在北大营仓库工作时，不小心扭伤了腿，能挺病的她硬是把扭伤挺成了瘸腿。晚年的时候走路是一拐一拐的。退休了，子女们也成人了，她才关心关心自己，到弓长岭洗洗温泉，缓解一下腿疾。我是国庆节过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接到通知书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弓长岭，向母亲报告喜讯。当时母亲没有不能自己的喜形于色，她心里那个高兴，我能从她那眼角的欲滴泪水看出来。她没有告诉我说去了大学要好好学习，而是说了几次一定要注意身体。不知母亲是天然觉得我有学习的动力，无需嘱托，还是她认为身体更为重要。反正父亲和母亲都一样，从来都没有在学习方面给子女们任何压力。

大学四年期间，我做了一件至今仍深深内疚，可能会让我一生都会有良心受谴的事情。事情缘由不在学校，也不在同学，完全是我自己不该。上大学的第二年，商店柜台上，而且是大商店的柜台上摆出了一件让我眼睛一亮，继而爱不释手的商品——液晶显示屏的电子手表，标价84元。我这个从没有向家里要过钱买自己喜欢东西的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想要买一块手表。几天后家里寄来90元钱，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如愿戴上表的一个月后，接到父亲的一封长信。信中没说表的事儿，只是告诉我要把精力和兴趣放到学习上。这是我大学四年接到的唯一一封家书，看来父亲母亲对我买这块表是有想法的。后来我明白，家里几乎和我没有通信，是对我一百个放心。而当年的84元钱是个什么概念：我带薪上学，每月工资是24元，母亲每月30多元，父亲的工资也不过80多元……，况且我有手表（特别是那种液晶显示屏的手表，两年后就几元钱一块了）……。后来，这件事儿父亲母亲在有生之年从未提起过，在家里，我的形象就是高大全。母亲每每讲到我，也总是说：工力从不乱花钱，小时候给他两毛钱，说是饿时渴时买块月饼或汽水救救急。可他就是不买东西，有一次用那钱买回一棵大白菜。少不更事也就算了，大了还不知家里之难。尽管我们家的生活没有出现揭不开锅的时候，但八十多元钱在当时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张嘴就要，家里马上就给汇来，好像顺理成章，实际父母当时是做了多么剧烈的思想斗争啊。最后是妈妈拍板还是爸爸定夺已无从可知了，只恨自己对“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都理解的太晚了。我做教授，有时候讲一次课收入三五千元，想孝敬父母，可是已经不知道父母需要什么了，今天，更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可爱的父亲母亲，我一生的所为可能都为你们认可，我一直是你们的骄傲，可这七十年代末的一次没有意义的奢侈消费，是我终生不能原谅自己的……。

　说起自己考大学，也是具有随意性。文革后的第一年高考是1977年。我爱好体育，而且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了，在整天玩儿的过程中爱上了体育。再加上1971年上中学，学工学农学军和各种活动塞满了三年的时间，数理化和文史地知识几乎是空白，故而报考了体育院校，结果是名落孙山。毕竟闲玩的干不过搞专业的。也有自知之明，以后就不想再参加高考了。1978年学校让我到沈河区教育局的一个知青点—辽宁省西丰县郜家店公社做带队干部。我负责的这个点知青们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男知青住在小队部，女知青住在老乡家。生活的不方便处处可见。为此，知青们几乎都窝在沈阳的家里，都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放在自己的堡垒户家。我来的这个知青点，只见到了两个男知青，他们也是取东西或办事，在堡垒户住两日也就离开了。女知青，一个也没见到。这也不能怪知青们不能吃苦，他们生活真不方便。我住的队部是一个大院，东西厢房分别是牲畜圈，养着猪马牛羊。正房五间，中间一间四个角是四个大灶，经常在凌晨就开始点火煮豆子做豆腐。西边两间做库房，存放喂牲畜的豆饼苞米一类的东西。东边两间是通敞的，南北都是炕，召开社员大会的生活，炕上就坐满了人。平时晚饭后会来一些老乡坐在炕沿儿侃大山唠家常。每到这个时候屋里弥漫着蛤蟆懒旱烟呛人辣眼睛的味道。我五月份去的，挂在门边的月历已经被抽烟的撕到十一月了。这间大屋子，就是我的宿舍，这近二十多米长的大炕，就是我的床。我常常在凌晨被火热的炕烫醒，我知道是点火做豆腐了。没有知青工作可做，条件又是如此，实在是不想在西丰县继续下去了，就要找理由离开。恰时1978年高考报名开始了。我就找到公社带队干部请假回沈阳报名参加高考。就这样，三天两头以取高考材料、参加补习班等理由请假。尽管花了我很多交通费，但少吃了很多苦，而且又参加了一次决定人生的考试，且一考中的，金榜题名了。

1982年10月12日，我融入了一个新的集体，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集体叫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二班，新的生活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说说我的高考。由于文革，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高考已经中断了11年。这么多往届的学生，加上77年应届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的优秀者提前报考，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人，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1978年高考和录取比1977年晚了半年，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

可以说，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30多岁，最小的只有15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

（1978:10）

说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学习和我的中文系七八级二班。入学伊始是一周的军训和入学教育。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大系，1978年招生200人，分为四个班，我被编在二班。

我是10月12日学校规定报到的最后一天到校报到的，系里已经组织早期报到的同学队列训练一日了。可能早前选出来喊口令同学的嗓音不够洪亮，或者喊不到点儿上，而且还未找到合适的人选。13日我第一天出操，孙姓的辅导员老师就让我试一试喊口令。我一直做团委工作，而且还在中学客串过体育老师，喊口令对于我来说轻车熟路，再加上天生的好嗓子。二百人的队伍让我调理的步伐整齐划一、口号震天动地。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头了。从此，上学四年，当了四年的年级长、系学生会体育部长。

同一年级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年龄大的是老三届，有的人都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年龄小的是应届毕业生，仅十七八岁。年龄相差悬殊，但都是“人精子”。原来觉得自己看书很多，十八中学那个一个房间大的图书室里的书，几乎都浏览过，特别是对历史和地理知识尤其钟情，墙上那大过六平方米五颜六色的世界地图不知巡视过多少遍，戳在墙角的地球仪不知转了多少圈，对一百多个国家的首都了若指掌，对历史朝代沿革更替不能说倒背如流，正着捋也是不会有错。进了大学的殿堂，方知“书到读时方恨少”、“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乃至理名言。本应在争先恐后比着学的浓郁氛围中“悬梁刺股”，也应该做笨鸟先飞状“囊虫映雪”。无奈，没有诸如来自农村想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沈阳也是一座不小的城市；没有家人节衣缩食供自己读书不学出个模样来就有愧疚，我已有七年工龄是带薪上学；没有家有挫折亲有压抑要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期许，我家平淡如水父母从未有过任何重托……。枯燥乏味的语音学等等课程真是提不起精神头，再加上文科学习就是比较轻松，又是天生好玩儿，就成了“八十分万岁”的优秀实践者……。

　　由于报到得晚，到宿舍后就剩下靠门边的下铺了。后来知道系里是在每个床上都贴了名字标签的，先报到的同学把名字标签都撕掉了，就变成自主选择、先到先得的床位安排方式了。想想也对，市场化可能更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是爱干净喜欢上铺，有人也是怕麻烦得意下铺。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呢。由此开始，其乐融融的氛围就一直贯穿了我们寝室四年。

入学时我们班级四十多人，身份各异，有机关干部和企业工人，有从教多年的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学生，有下乡的知青，也有农民、军人和待业青年。年龄更是相差悬殊，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们寝室的老姚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小的是只有十七八岁、稚气未脱的大男孩。这年我二十四岁，在班级里属于中等年龄，一共有八个人，号称班级八匹马。这八匹马半数在我们寝室。中等年龄也是中坚力量，在参与年级、系以及学校的文体活动时，都是挥鞭跃马冲在前面的。就连毕业后的一次次班级聚会，我们寝室参加的也是最踊跃。

（1982:07）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获得了最好的分配——留校工作。巧不巧，中学毕业，留校工作。大学毕业，还是留校工作。感谢我一生中遇到的同行者，感谢你们认可我。由于我是留校生，使我因为解决婚后两地生活问题调回沈阳，进入新的单位需要试讲和到原单位考核等环节时，就都免了。这张照片是我毕业结婚后，爱人来学校探亲，和几个住同一间独身宿舍室友的合影。

（1998:09）

1998年9月，回到我的母校参加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此时距我离开长春调回沈阳工作已经十四年了。回到母校见到了我敬重的辅导员老师寇文魁（下面照片右三）。

我的前两任辅导员，一个姓孙，一个姓卞，都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他们年龄和我相仿，工作肯干而且为人正直是他们的共性。可能是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和年龄的关系，到了第三学年，他们都去低年级做辅导员了，系里派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的寇文魁老师来做我们78级的辅导员。

1980年的时候，寇老师的家属还在农村，后来注意解决知识分子两地分居问题，1981年全家团圆了，但家属没有工作，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都很一般。他身材不高，而且偏于消瘦，可能由于低劣卷烟长年夹在手上，面色黄里透黑，显得肝部有恙。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老师，一般的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衣着得体而且干净利落，上面头发有型，下面皮鞋闪亮，就连眼镜大部分都是金丝边的……。这一点，寇老师是另类。他是一个不休篇幅的人，过早拔顶的头上头发不多，就这不多的头发永远是凌乱无序，唇边永远是胡子拉碴，永远是那条长长的黑色裤子，把那有了年头、隐约显露白色纹路的旧黑皮鞋遮得严严实实。白色衬衫有点儿泛黄，总是很严肃地把纽扣一直系到脖子下面。不知他还有没有别的正装，一件暗灰色西装一年四季都挂在身上，衣服肥大，胳膊装在袖子里也只能漏出指尖。我1984年离开学校，到1998年回校参加50年校庆活动见到他，觉得他还是穿着当年那件灰色西装上衣。

常言说人不可貌相。寇老师个子不高且弱不禁风，但嗓音豁亮，衣着简陋以致寒酸，但气度不凡，站在我们面前，有以微弱之身碾压强旅之势，把我们这个问题频发，事件不断的年级平稳带到毕业，这都源于他为人正直、敢于担当，他待人以诚、与人为善，他公道正派、公私分明……。政者正也。当辅导员何尝不是如此。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位寇文魁老师。我留校工作以后，在校园里见过他两次，没有很多的寒暄，总说那句：“到家里去啊”，就是让我去他家里坐坐。我嘴上答应着，可一次也没有去过。调回沈阳工作后也在心里想过，有机会去长春，一定去他家拜访，然而一直没能如愿。1998年见到他，他对我们几个同学仍是那句话，“你们如果不着急走，到家里坐坐”。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1978:10–1982:07）

世上，路是南北通衢、阡陌纵横，路上的人是熙熙攘攘、比肩接踵，且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怎么就能走到一起了呢？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人们并不是都去罗马。天下之路数不胜数，两个人能千湾万转合为一路且能并肩前行的，应该说不多；世上之人论职业三教九流、看长相千差万别。两个人彼此能看上，而且就"绿豆了"或"西施了"，就彼此认可并托付终身了，也实属不易。所以才有“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之说。  

我的爱人姓氏名谁，从何而来，我怎么怎么就和她走到一起了，而且一路走来，平淡如水：居家生活，无柴米油盐之困，无婆是媳非之争，无望子成龙之奢，无三痛七痒之扰，似水流年且清水不微澜。她就是上天赐予我的一个珍爱之物。

想前因，思后果：想佛家修行看景，想老庄静等花开，想祖辈积德作善；思自己就一个整天无烦无恼玩极乐透的傻小子，怎么就把一闺秀弄到手了。

我和这个姑娘相遇相识相知，如果说有缘，这“缘”就是她的妈妈。

　　她妈妈叫苗秀英，是长春市人，也是闯关东的，祖籍是山东掖县。在和她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她很少提及长春，也很少回长春走亲戚，主要是因为在长春的至亲只有一个小自己十多岁的侄女，其他亲人大都在1948年解放战争中围长春时饿死了（有一张照片是解放之初照的，家里人只剩下她，她的母亲和她的侄女。其他亲人都殁于那场解放长春的围困战了）。长春是她的伤心之地。看照片满面春风，实际上也是命运多舛。她在十六岁花季少女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哥哥和嫂子，是母亲含辛茹苦带大了自己和小侄女。

新中国成立后考取了长春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教师，刚参加工作是在双阳县中学，做班主任，讲授语文课。结婚后随做大夫的丈夫援蒙，在蒙古乌兰巴托做援蒙的中国建设工作者子女的老师。1959年回国后一家人来的沈阳，她在沈阳十八中学又做了我的老师。

我1968年入沈阳十八中学学习。1971年我在这所中学毕业留校任教，她又成了我的同事。工作尽责，特别是为人善良，是她骨子里面的东西。她不仅对我价值观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一生能幸福快乐的生活，也具有设计和制造的作用。

　　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和她的大女儿，我所说的这个姑娘有了近一年的近距离交往。应该说不叫交往，只是我对她有了近距离表象的观察。也可以说，我和她在百年修得同船渡的路上迈了一小步。当然这是她妈妈安排的。

　姑娘叫黄彬，她1977年中学毕业后就成了"三没分子"：没考学，那时候九年一贯制，没有继续升学一说；没下乡，那时下乡插队已不是一定要去了；没工作，她家里可能没指望她工作挣钱养家。她妈妈以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近水楼台”到自己的学校来继续学习，借读旁听，这对将来有机会考试有好处。当时我和她妈妈都担任1978年应届班的班主任。可能考虑安排到自己的班借读旁听不方便，就把她安排到我的班来了。当时这种旁听之事特别随意和方便，不用和学校打招呼取得学籍，要学籍也没有用；不用交任何费用，想交也没有人收。班里都不用临时准备桌凳，因为有个别学生常年不来上学，空余桌凳总是有。对她要求也宽松，不考勤，不用交作业，可以不参加学校的诸如体育文艺活动，可以不出课间操。

　　有一搭没一搭地对她观察，印象不能说深：特殊的文静，特殊的干净，像是一泓清水。一天一天的，没见过她说过半句话，从不迟到早退，从不给任何人包括我这个老师添一点点麻烦。特殊的安静，走不出声，过不留痕。到后来，她来不来听课，我都觉察不到了。因为那时候我的事是不少，负责全校的学生活动，管全校的教学纪律，还要管一个班的各种细微末节的事儿，真的，对她没有很深的印象和特殊的感觉。

　　她1959年8月出生。父亲是医生，当时作为援助蒙古国的中国医务技术人员，他带着自己做教师的妻子，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工作生活了三年。在异国他乡有了女儿，所以户口簿上，她的出生地一栏注明是蒙古乌兰巴托。

她们一家在中苏关系交恶后回国到沈阳，她妈妈就在沈阳市第十八中学做语文老师。1968年我进入十八中学学习，尽管她妈妈不是我的直接任课老师，但是老师无疑。1971年，我中学毕业即被留校任教，我和她妈妈又成为同事。在学校工作的七年，在工作生活诸多方面，得到她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倒不是因为她妈妈那时候就有了什么想法，就是她为人的人品。她妈妈天生骨子里就是满满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对谁都是满满的热情。比起其他老师，她特别的喜欢学生。对学生那个关爱和耐心，堪比妈妈对孩子。我十七岁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是个楞头小伙子，工作生活方面得到她的关心支持和照顾，还真是不少。比如从她的班级抽学生参加学校的活动，她全力以赴地支持；包场看电影由于座位不够了需要有班级“牺牲”了，她主动请缨；向各个班级分发电影票，她重不因座位偏斜了、靠前靠后了而抱怨……。她还会时不时地会小刘小刘地叫着，从兜里掏出糖和水果给我。这段时间，她的那个叫黄彬的女儿，还是一个十几岁、戴着红小兵或红卫兵袖标的学生。

1978年10月初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报道的前一天的晚上，苗秀英老师——她的妈妈把我叫到她们家，为我送行。她的一家人都在，做了一桌菜，还准备了一点儿酒。她父亲温文尔雅，言辞金贵，不多的话语也是寒暄劝酒；她是沉默无语，忙活着端菜布桌。她妈妈炒完最后一个菜，招呼我上桌并坐在我旁边，边劝我多吃边说了一席话，殷殷教诲如母亲，至今我还记得：“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吃饭要应时，脾气不能太急，好习惯如不抽烟不喝酒要坚持，有什么难事或需要什么帮助，就去找你彩莲姐（她的那个唯一的侄女，在长春做教师）。这一段时间小彬（她的女儿）在你班听课，谢谢你了。上了大学不能忘记你这个妹妹，和她多通信继续帮助她学习。”这些话说完了，还紧跟着问了我一句行吗。我当即点头允诺。直觉告诉我，我面前这个美丽文静的姑娘将是我的了。

　　爱情长跑从我上大学开始。暗送秋波的机会不多，鸿雁传书倒是波澜壮阔，如果算上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在长春，两地书持续了六年。女孩子腼腆，她又十分矜持，在往来的书信称谓中，我是更主动者，当然也是循序渐进，如，最先称呼大名黄彬，然后是小彬、小彬妹、亲爱的小彬妹、亲爱的彬妹、亲爱的彬、我的彬，等等。就这样，一点点的把姑娘"哄"、"骗"到手。

　　这是我上大学时在寝室坐在自己的床上的一张照片，似乎是"心在曹营"，尤其是在周日时，经常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学校有寒暑假期；她，为了玩儿而不吝请假。从1979年到1983年，我的第二次"玩疯了"开始了。到朋友家聚会喝酒、到野外去郊游野餐、去电影院看通宵电影，更多的是拿着相机，到各个景区拍照。回来就自冲、自洗、自放，经常是通宵达旦。虽然累且冲印洗放效果一般，但那个时候真是快乐。

（1982:12）

两情相悦的两地书，持续了四年多，爱情长跑也是路途遥远。1982底，并列的刘工力黄滨的名字，镶刻在一张红纸上。这张纸叫结婚证书，受法律保护。我那时就想，你自己不想要了，法律也保护不了。爱情是两个人的心灵相通，是两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两个人的感情升华……。是需要两个人爱护维护修护保护的。至于那结婚证，就是一张纸，持证的两个人想弃之，如仍一个烟蒂。

　　拍一张结婚照片是她的主意。对于这样的照片，我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照或不照都无所谓。她认为不拍结婚照算什么结婚呢，而且自己要穿婚纱，我要穿西装扎领带。现在看，她是对的。这不仅是人到中年乃至晚年，这照片是个念想，是个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结婚是个很庄重的事情，要有仪式感。这就如同今天官员上任要宣誓一样，是有承诺的，是要尽责任的。

（1984:11）

1984年11月15日凌晨一点多，我们的儿子在沈阳市妇婴医院出生了。那是一个不太冷的初冬，我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调回沈阳不久，我一个人守在产房外，我相信我能给她力量。当晚有四位孕妇进入产房，哪位孕妇先生产是未知的。没有呱呱坠地的婴啼，前面三个生产的都是安安静静的，都是护士很突兀地走出产房，向家属告知出生的是儿子。只有我儿子来到世间是以他响亮的哭声报到的。认识的小护士把儿子抱出来给我看时，那是一个面部似有黑色绒毛，瘦如小猴儿的小子。糊里糊涂地还没有思想准备就成了父亲了。妻子生产，我能守在她身边。这一刻，她是幸福的，我也亦然。

一些人跟我说，当年如果不选择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回沈阳，会发展得很好。我却不以为然，两地生活，妻子生孩子，丈夫不在身边，是幸福吗？一家子在一起，互相嘘寒问暖、时不时地品尝母亲传统美食的味道、和儿时在一起的老朋友老同学谈天说地，这幸福生活是真真切切的，而人走南闯北、拼搏奋斗，追求的东西，不就是这些吗！我一生没有悔事。

这两张照片是我超喜欢的。妻子家有一台她家援蒙时，在蒙古乌兰巴托买的苏联产的135相机。我们家的照片很多，绝大部分黑白照片都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一张照片是孩子出生后，妻子休产假，一个人在家，把儿子放在兜子里，兜子挎在左臂上，右手拿相机，对着镜子做自拍。另一张照片是妻子这小女子，用她那爱抚、安逸、满足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个幸福点不很高的人，稍微有一些，就满足感满满。

（2007:10）

儿子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而且一生就是两个。我是有两个孙女的爷爷了，和祖国一样，我们家的生活也是一天天变化着，是越变越好。

今天，我和她都退休了。回首过去的一个个生活瞬间，有时间，也有冲动，写出来给自己看看，也是晚年的一个快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