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6（纪念周总理逝世42周年）

王玉民

难忘的1976

记得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系里通知元旦放假一天，不回家的同学，晚上可到系里的阶梯教室看电视，迎接新年。晚饭后我们早早就来到阶梯教室，讲台上的大彩电已经打开了。来的同学很多，也有一些外系的同学，那时黑白电视都还没普及，彩电更是不多见，全校可能只有我们系才有彩电，因为是无线电专业科研专用的。我们在看电视中迎来了新的一年，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多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在短短8个月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几位开国元老相继去世，4.5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7.28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等等。别说这么多事件都集中发生在一年里，就其中每一个事件来说，都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一月九日早上，我在去食堂的路上，突然听到广播喇叭里传来哀乐声，接着播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周恩来逝世后，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可见周恩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无人可比的。他的逝世把中国人民带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人们采用了各种方式悼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把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很快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变成了花圈的海洋。

当时的清华大学是在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的把持下，学校规定决不允许把花圈送出校园以外。我们也很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但白天有课去不了，再说学校也不让学生去。我和同宿舍的小武子商量好，等夜里大家都睡觉以后我们骑自行车悄悄地去。小武子提前借好了自行车，我们俩在大家都熟睡以后悄悄地起床，骑车出发了。

我们走的是位于学校主楼的那个校门，当时那个校门人比较少，因为出了校门路两边就是一片庄稼地，很偏僻。看门的老大爷并没有为难我们，很痛快就让我们出去了。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夜里就更加寒冷，不过我们并不觉得冷，过了五道口以后行人逐渐多了起来。在学院路附近，我们先后遇到了两支学生的队伍，他们抬着花圈打着校旗和标语，也是在向天安门进发，这两支学生队伍分别是外国语学院和政法学院的。虽然已是凌晨，看来我们并不孤单。从清华园到天安门广场，大约有20多公里我们骑了一个多小时。

天安门广场不像平时那样灯火辉煌，昏暗的灯光下更显得庄严肃穆，从天安门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花圈，不身临其境你是难以体验到那种对心灵的震撼。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了，但仍有很多人穿流在花圈的海洋里，观看挽联和各种各样的悼词，人群中不时也能见到巡逻的警察。

我们在广场上逗留了大约一小时才离开。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骑得很快。骑到新街口时，看到路边有个24小时营业的饭馆，又累又饿的我们进去吃了碗热汤面，又继续赶路，回到宿舍已是凌晨四点多了。那么冷的天我居然出了一身汗，内衣都能拧出水来，把内衣脱下来挂在床头，悄悄地睡了，我们俩的行动谁都没发现。

1月11日是个星期天，我到王府井买完东西，下午坐公交车返回学校时，所乘坐的公交车突然在长安街上停了下来。透过车窗看到外面几乎所有的车都停在了路边，原来这一天是周总理火化的日子，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出来，经过东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就是百万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感人的一幕。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尽管邓小平当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正受到猛烈批判，毛泽东还是同意了由邓小平来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

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海洋

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我在天安门留影身后是人海和花圈

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留影，几位同学还戴着黑纱

四五风云

1976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却越来越火热。我们除了正常上课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要投入到运动中去。要么去学校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要么在系里开批判会或听传达文件。记得一天晚上，听系党委书记传达他亲自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批判邓小平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局基本已被“四人帮”所左右，再加上他们这些小爪牙对邓小平发起轮番进攻，据他说当时会上邓小平一言不发，脸色发青，浑身发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一所高校的系党委书记都可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见当时的国家和党内政治生活已经到了何等非正常的地步。在“四人帮”授意下清华北大成立了御用写作班子，叫“两校大批判组”，并经常以“梁效”（两校的谐音）的属名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国家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一度成为党中央的喉舌，引领着中国舆论的走向。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但学校却没有放寒假的意思，直到年三十那天，学校才通知，今年寒假只放四天假，从初一到初四初五准时上课。这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恐怕也是史上最短的寒假。

寒假再短过年也要回家，好在我们离家较近，几个小时就到家了，家在外地的同学就只能留在学校过年了。

这个春节是我自参军六年以来第一次回家过年。哥哥弟弟他们也都回来了，也是我们家人最齐的一个年。因为我的假期太短，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只能用分秒来计算，为了能与家人多呆一会儿，我决定初四坐夜里的火车回北京，火车是凌晨2点多的，弟弟他们在漆黑的冬夜里，骑自行车十几里路，把我送到徐水火车站。到北京后天还没亮，一直等到坐上头班公交车，回到学校天已经亮了，当我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才感到真是太累了，通宵未眠。

开学不久，按照教学计划，这学期我们班要到燕山石化总厂的东方红炼油厂开门办学。一天早上，我们带上行李坐上学校派的两辆大卡车，向燕山石化所在地北京房山出发了。

在燕山石化，我们的驻地是凤凰亭教学楼。这座教学楼是总厂专门为来这里实习的各高校的师生建的。这是一座四层的楼房，当时是燕山石化最高的建筑，一层二层是教室，三层四层是宿舍，男生住三层，女生住四层，老师也和我们同吃同住。在这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楼里上课，有时也到东方红炼油厂的几个车间，熟悉工艺流程，与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值班。每周的外语课和体育课，都由该教研室的老师专程从学校来这里上课，上完课再返回学校。同学们倒是很乐意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学习，因为毕竟减少了很多政治运动的干扰。

燕山石化总厂坐落在燕山山脉的一新月形山带上，各分厂的厂区分布在各个山头或山沟里，连接它们的除了弯弯曲曲公路外，再就是随着起伏的地形架设的各种管道。这些管道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摄氏400多度的高压蒸汽管道，可以在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季节，使管道周围的地上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氮气管道又可以在酷热夏季的烈日炎炎下，让管道外面结上一层晶莹剔透的冰。蒸汽管道也给工人们带来很多方便，随便在什么地方搭一个简易棚子，接一个阀门就能加热水洗澡。很多工人用饭盒装上大米和水，然后用蒸汽管子插入饭盒，几分钟后香喷喷的米饭就熟了，午饭就解决了。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词就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还有人在一个花圈上用绳子吊了一个小瓶子，其寓意是支持邓小平。因为纸质的花圈，到了夜里就被人清走了，某工厂的工人就用金属焊制一个几顿重的大花圈，放在纪念碑前。

4月5日晚九时半，“四人帮”控制下的当局出动万名民兵，警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同时，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四五事件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不点名改为公开批判，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追查所谓“谣言”等活动，尤其对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进行重点揭发。我们也中止了在燕山石化的实习，回到学校进行学习整顿。

因为当时的民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然而四人帮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让每个人都要检举揭发谁去了天安门，谁传了“谣言”，而且要一追到底，搞得人心惶惶。然而所谓的追谣言都被人们的智慧所化解，比如：追谣言追到某人，“你是听谁说的？”，“我在公共厕所听别人说的”，“那人长得什么样？”，“是隔壁女厕所的人说的，隔着墙听到的。”

当然了，如此大的一场运动总是会有人遭遇不幸的，天安门事件后，清华有四十多名师生被“隔离审查”，上百人被牵连批斗。当时著名的“清华小白花事件”轰动一时，被列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的反革命要案来追查。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就是我们系“无三班”的几个同学。因为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不准师生去天安门、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他们借口清明悼念活动是“四旧”，“悼念总理会给少数阶级敌人闹事制造机会”。所以想把花圈送出清华园是不可能的，以周为民为首的“无三班”的9个同学在校外用白纸精心制作了一朵小白花，直径约有一尺半。白花前有两条黑布挽联：“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蜮哭煞几支烛正昏”。白花背后绑一块小牌子，上面附一段说明：“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在广场成千上万的花圈海洋中，我们这朵白花显得太拙劣了，可是连这样普通的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扎，他们不准花圈出校园。我们只能在校外扎了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理解我们的。”这一事件在后来的追查时，由于他们班的一名同学的告发而暴露，1976年6月6日周为民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其他参与活动的三名同学被“在校隔离审查”，另外五名同学也接收批斗。他们被迟群称为“无三班反党小集团”。听说周为民被抓走的那天凌晨，被戴上手铐离开宿舍后，又镇静地让同学从他衣袋里掏出钥匙留给同学，然后大义凛然地上了囚车，颇有一点电影里的共产党员被捕时的英雄气概。半年后粉碎四人帮，周为民在人们的欢庆锣鼓声中又回到了学校。

一天晚饭后，我们班党支部书记通知每个党员，11点以后党员集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说，好像挺神秘的。11点我们准时集合，要求大家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隔壁的北京林学院（现在的林业大学）等待命令。文革开始后北京林学院已经搬离北京，搬到有森林的地方去了，他们的校园被几个院校瓜分了，清华大学分到几栋楼，当时住的都是教职员工。到了林学院，清华大学保卫部的一个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搜查证（学校保卫部签发的）并布置我们两人一组，到他指定的几家入户搜查。对于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但没有一丝的使命感反而有种犯罪感，因为这是在给迟群谢静宜做帮凶。因为一年级的学生老实听话，让干啥就干啥，所以他们专找新生干这些事。

我们搜查的这栋楼是个筒子楼，住的都是学校的教职工。半夜三更的一敲门，几乎家家都从门缝伸出一张不情愿的脸：“干嘛呀？”当看到我们出示的搜查证后，都很无奈但又都客气的让搜查。我们查的那家是母女俩，保卫部的人交代重点是查女儿，母亲开的门，女儿脸冲墙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床前放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她睡在那里一动不动，但可以肯定，她并没有睡着，我们没有打扰她，而且双方一句话都没说，进去转了一圈我们就走了，算是应付差事吧，再说我们或许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呢。

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回到燕山石化凤凰亭教学楼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