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 ， 活跃在山村的 一支文艺宣传队

激流

村口那棵百年古榕，树冠如盖，气根垂落，缠着石阶蜿蜒而下，像一条条沉默的岁月之脉。我常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看阳光在叶隙间游走，听风过枝头的沙沙声——它不说话，却记得六十年代的锣鼓、油灯下抄谱的笔尖、还有姑娘们排练《白毛女》时压腿的喘息。老一辈人说，树活一岁，人走一程；可树影里，总晃着十几张年轻的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挎着二胡、快板、手抄本，从这树下出发，走遍下滩的坡岭田埂。

六十年代的下滩村，没有路灯，但有星光，有火把，有宣传队踩着月光归来的脚步声。那时的路还是黄泥的，雨后泥泞，晴天扬灰，可谁在乎？我们扛着幕布、拎着铁皮喇叭，走过石阶，绕过祠堂，进村就敲锣——“下滩文艺宣传队来啦！”话音未落，晒谷坪上已聚起黑压压的人影。炊烟未散，歌声先起；柴火未冷，快板已响。那不是演出，是山坳里自己长出来的光。

1970年11月16日，我们在公社礼堂后台合影。幕布是深蓝的，像一块收拢的夜空；我们穿着最齐整的衣裳，前排坐小凳，后排挺直腰杆，连笑容都带着一股子认真劲儿。没人拍照讲究姿势，只觉肩并着肩，心贴着心，仿佛这一张纸片，就能把十年的晨昏、汗水、改了又改的唱词、磨破的鞋底，全都压进时光的夹层里。

宣传队是1967年建的，十四个人，最小的十六，最大的二十三。没经费，就用旧床单画布景；没乐器，就自己削竹做笛、蒙蛇皮做二胡；没老师，就蹲在县文化馆门口听老艺人哼一段，回来再一句句扒拉、试唱、重排。苑明队长嗓子哑了还打拍子，优乐队长踩着高跷教动作，群四队长半夜改剧本，油灯熏黑了鼻尖。我们不是在排戏，是在用青春一寸寸凿开山里的寂静。

那时哪有什么“站位”？谁在前谁在后，全凭谁嗓门亮、谁腿脚灵、谁记得住词。可几十年后重聚，一说“《江姐》第三场”，大家下意识就站好了——左边是拉琴的，中间是演江姐的，右边是打快板的。不用点名，位置就在骨子里，像榕树的根，早把这片土地认熟了。

后来，党支部带着大家修路、建校、引水，下滩慢慢变了模样。可变来变去，篮球场边那堵墙，还留着我们当年刷的标语：“文艺为人民服务”。字迹淡了，可每回路过，我总忍不住伸手摸一摸那凹凸的笔画——那不是油漆，是我们年少时滚烫的指温。

如今广场上灯火通明，大妈们跳着广场舞，孩子们追着光斑跑。我坐在新装的木椅上，看LED屏滚动着“乡村振兴”四个字，耳边却分明响起当年的《东方红》前奏——是手风琴拉的，走音，却格外真。时代换了调子，可有些节奏，早刻进骨头里，改不了，也不想改。

1971年那张合影，我们站在晒谷坪上，背后是青瓦屋脊，脚下是夯得结结实实的泥地。演了上千场，走遍全县三十多个村，最远到过海拔八百米的鹰嘴坳。老乡端来红薯茶，我们喝得见底；孩子挤在幕布缝里偷看，我们笑着把布掀高些。受欢迎？不，是彼此需要——他们需要光，我们需要根。

五十年前，就在老祠堂东厢房，我们晚上排练。没有电，点煤油灯；没有镜子，就对着天井的水缸照；没有录音机，就靠耳朵记、靠心记。优喜唱错一个字，群四立刻停下快板：“再来！从‘线儿长，针儿密’起！”——那声音至今还在耳畔，比任何扩音器都响亮。

我们充实，因为我们曾那么毫无保留地交付过自己。不是为名，不是为利，就为台下老人眯起眼笑，为孩子追着演员喊“江姐姐姐”，为整条村在散场后还哼着同一段旋律。那不是青春，是生命第一次，把心掏出来，放在光下晒。

那时的姑娘们，演完《白毛女》就去插秧，唱完《红梅赞》就帮着碾米。没有化妆间，就用井水洗脸；没有休息室，就靠在谷堆上打盹。可站在台上，眼神是亮的，腰杆是直的，像山梁上迎风的竹——柔韧，却从不弯。

她演《江姐》时才十九岁，短发齐耳，眼神清亮。后来她去了汕头教书，再后来回乡养老。前年重阳节，她又穿上那件洗得发软的蓝布衫，在村口榕树下清唱“线儿长，针儿密”——声音不如当年亮，可那股子劲儿，一点没散。

2017年12月31日，我们重演《绣红旗》。红旗是新做的，绸面鲜红；可绣旗的手，已布满皱纹。有人手抖，有人忘词，可当最后一针落下，全场静了三秒，接着掌声如雷。那不是怀旧，是把半生的热，重新一针一针，绣进今天。

站在下滩小学老校址前，我摸着斑驳的红门。当年我们就在教室改的排练厅里练声，窗框上还留着我们刻的“下滩宣传队”几个字。老师说：“你们唱的不是歌，是山里人心里的火。”——火灭了，灰还在；灰吹散了，热还在。

光阴确如溪水，无声淌过。可每当村口榕树新抽嫩芽，每当晒谷坪传来孩子学唱《东方红》的走调声，我就知道：那支六十年代的队伍，从未散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泥土里，在歌里，在我们弯腰时仍挺直的脊梁里，继续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