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7

  这是一块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牌手表,是那时花了4个半月工资买得的,也 是我回乡五年购买的唯一一件奢侈品。看到它就会让我不由想起高中毕业后作为回乡知青的那段农村生活。  

我1973年1月高中毕业,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是农村户口不能上山下乡,叫做回乡。从此在农村度过了五个年头,有过农民、民工、民师这样三段经历。这块手表伴随着我走过了那个年代难忘的岁月。 


农民  

从回到家乡的那刻起,我就成了千千万万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个普通农民,凭双手土里刨食挣工分养活自己。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就是当时的劳动写照。酷暑烈日下一顶斗笠避暑,暴雨倾盆也就是再加一个蓑衣,寒冬腊月时常常还要赤脚下水劳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我们的劳动常态。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也没有时间概念,天亮下地,日落收工,周而复始。遇到农忙季节,特别是“双抢”(指“抢收抢种”)时候,为了双季稻的第二季赶在立秋之前插下,常常要加班加点,披星戴月抢时间。半饥半饱是我的生活状态。那时,国民经济不振,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主席就号召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我不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是生活所迫,只能如此。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多蚊虫,是我的生活环境。 


民工   

时间到了1974年冬,那时“农业学大寨”已经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兴起,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平调风”、“共产风”同样也刮到我们县。当时县里有个重点工程叫“嵩邓公路”,今天看来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只有不到30公路的乡镇公路,那时却是倾全县的财力,集中全县民工搞会战才完成的。按规定每个生产队都要摊派到一、二个民工参加,我作为回乡知青没有家庭负担,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一个多月的工地集体生活,让我有种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所以过完春节,我还是比较乐意地又来到一个更大的工地——“琴源水库”。 

“琴源水库”是我县那时修建的集灌溉,发电于一体的水利工程,集雨面积28平方公里,总库容1494万立方米,土石混合坝,高42.4米。这是一个工程量巨大的项目,仅坝区投工就达105万个工日,最高峰上场3000人。由于工地大,民工多,管理一片混乱。吃、住极差不说,连安全都没有保证。刚到工地我的任务是清库基,遇到厚实却坚硬的土层就用炸药炸。爆破这么危险的事也没有培训,第一次放炮就差一点出了事故。因为是第一次总认为导火索长点会更安全,等到同一批别的爆破点都响过后,警报早已解除,人们又开始进入了作业面,我点的炮才爆炸,还好炸药太少了才没有造成后果,这事直到现在想起都还后怕。两个月后,被领队看中安排去做了后勤管理。 


民师

1978年与毕业班学生合影

  

“民师”即民办老师,是中小学中不入编的教学人员,但在当时要想谋得这样一个职位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只不过我是一个例外。由于在“琴源水库”工地搞后勤与领导接触多了,得到公社带队领导的赏识。那年夏天,他极力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因父亲的历史问题结果可想而知。但报考时写的那篇回乡心得体会却给领导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就接到公社要我回去当民办教师的通知。  

我任教的是一所距公社有10几里山路叫黄连地的自然村完小。地处偏远,村民只有百多号,学生不过20几个,却是一所有一到五年级的完全小学,只有俩个教师,只好采用“双复式”和“三复式”2个教学班,成天到晚连轴转,没有一点空课。我们曾戏谑称作:校长兼校工,教书、扫地又敲钟。虽然条件差,工作强度大,但比起之前的农民生活应该是有了极大的改善。每月可以按时领到24块的固定工资(那时农民一天10个工分大体上在5角左右),星期天、寒暑假依然回到自己户口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还能挣得四分之一个劳力的工分。一年后,我就买到了一块心爱的时髦又稀缺的上海牌手表。更让人羡慕的是终于可以跟干部一样领到食品站供应的肉票了,不过人家每月一斤,我们民办教师只有半斤。

但就那个年代实事求是来说,教师地位还是比较低的,何况我们民办教师。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文革的电视剧《新星》里面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对一位小学女教师说:“好好干,以后提拔你当营业员。”该老师当即热泪盈眶,誓死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云云。提拔教师当营业员成了文革笑话的经典段子。虽说这是一个笑话,我却是亲身经历者。1977年2月,我所在大队的支部书记被提拔到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财贸口,刚好公社供销社要招收亦工亦农的营业员,他觉得我为人不错,书也教的好,就推荐了我及他的一个亲戚(也是一所单人校的民办教师),最后只招收一人,落下的当然又是我了。这样的生活直到1978年考上师范学校才结束,这时我已22周岁了。  

5年多的回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这也成了我日后工作的一个动力。

我收藏的那个年代的购表票证

我收藏的那个年代的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