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王庆鹏

梅一

老家

文/王庆鹏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先前的一些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事情，渐渐地都淡忘了，然而对老家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挥之不去。四个字：“故土难舍”。

老家在淮南。在九龙岗。在闫家湖。

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大体上都经历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又到乡镇等几次大的演变。我记事的时候起，闫家湖隶属于大通区淮丰公社，后来撤销了“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恢复“乡镇”之模式，淮丰公社又更名为大通区九龙岗镇。名称变了，基本内容却没有变。闫家湖，仍然是九龙岗镇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小村庄。村子虽不大，但精致玲珑。村子前面和东面有一条圩沟，西面是圩沟的沟头，连接着从远处流过来的水源，村里人叫它“西沟头子”。北面有一方小水塘。村子东北角有一块场地，是村里午秋二季打粮食和晒粮食用的，夏天也是村里男女老少纳凉和晚上睡觉的地方。小水塘则是孩子们和小青年们的“迪尼斯乐园”。

　　村子四周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没有任何高大建筑物。站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放出万道光芒；傍晚又在西边的天际处慢慢沉下去，收起最后一抹晚霞。那种看日出日落的效果和感受，丝毫不比站在高山之巅或大海之滨差。春天，田野里绿油油的。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和田埂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最可爱的要算是蒲公英，花骨朵是绿色的，开出的花则是黄色的(偶尔也有其他的颜色)，花谢了以后却又变成了白色的绒毛和黑色的种子，随风飘扬，然后像降落伞一样自由自在地落到某一个地方去，再生根发芽。夏天，小水塘里开出满满的一塘荷花，衬着碧绿的荷叶，荷苞上站满了大大小小的蜻蜓。秋天，地里到处是沉甸甸的金黄色的等待收割的庄稼。冬天，大雪封门，路上的积雪有时可以淹没人的膝盖。房前屋后挂满了长长的粗粗的冰凌。圩沟和小水塘里都会结冰，冰厚的时候，人们可以在上面尽情地溜冰、玩耍。雨后的小路和田埂则更可爱，湿湿的，软软的，滑滑的，富有弹性，光着脚走上去，就像是触摸着少女的肌肤一般。如果是一场大暴雨，把圩沟和小水塘下满了，水从沟里和塘里溢出来，就可以在田野里甚至是田埂上抓到鱼。

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家的小水塘。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光着屁股在小水塘里玩耍，在小水塘里学习游泳，采摘塘里的莲蓬和莲藕吃。上学以后，也经常在小水塘边上拉二胡，拉小提琴，散步，纳凉……

老家的房屋，坐落在村子的北面，小水塘的南边。房子离小水塘很近，几乎是出了门转个弯就到。房子起先是土墙草顶，后来（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才改成砖墙瓦顶，但是砖瓦都不是新的，都是到处捡来的旧的或半新半旧的。房子是乡村的统一模式，三间，前后都没有窗户，只在中间留一道双扇门。中间一间是堂屋，两边两间住人。房子前面是一个开放性的院落（就是没有围墙或栅栏的那种）。房子靠西头，搭了一间简易的屋棚作厨房。西南角长者一棵大椿树，据说是父亲年轻的时候种下的。树很粗，树冠很大，树叶很厚，能够遮住阳光，在树下面形成一片很大很大的阴凉地。天热的时候，我们家就在树底下吃饭、休息。后来我结婚的时候，这棵树被伐掉做了家具，房子后面有一棵枣树，树也很大，结的枣子很甜。小时候，我们经常爬到树上去够枣子吃。  

再往西一点，有一个人工压水井，是大哥带着二哥和我修建的。有了压水井，我们家用水就方便多了。但这也是后来的事情。早些年，我们家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是到村子南端唯一的一口水井里去挑水吃。

　　我就出生在老家的房子里，并在这里生长、生活了近30年。直到1982年我已经结了婚生了子，才离开老家，离开老家的房子，跟随“大部队”，成建制地从九龙岗转移到淮北的朱仙庄。现在常常是三口之家住100多甚至更多面积的房子还嫌小，可是老家的房子三间加起来，还不到50平米。然而就是这么一座房子，却住了我们一大家人，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年。

父亲是当时九龙岗矿的一名普通工人，身体有些单薄，只能在地面上干些杂活，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虽然微薄，却要支撑着我们这个家。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大姐比我大21岁，大哥比我大10岁，二哥、我和小妹是挨肩的，岁数相差不大。据说，母亲这一辈子不止生了我们姊妹五个，还有其他的，但却没有留下来。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母亲没有工作。母亲的主要职责就是操持家务，负责我们这一大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拉撒以及社交往来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睡过一天亮觉。因为我们家离矿比较远，父亲上老早班，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要出门去上班，所以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要起床为父亲做饭。等父亲上班走了，又要操持我们姊妹几个。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无一例外。

母亲勤劳节俭，就用父亲仅有的几十元工资，经营着我们这个家。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安稳。那时候，我们家虽然住在闫家湖农村，却是城市户口，没有土地。吃的是商品粮，一个粮油供应本，定下了我们家每个月的生活。穿的也很简单，几乎都是农村人自制的那种老粗布。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就在房前屋后的一点点自留地上，种些瓜果、蔬菜、黄豆和芋头。午秋二季，母亲总是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到农田里去拾生产队在收割时丢弃的麦粒或豆粒什么的，拿回家来吃。每次回来，都是风尘仆仆，汗流浃背。有一段时间，母亲还曾经每天步行很远很远的路程，到山上的石头堂口去砸石子，不知流过多少汗，手也不知被砸破多少次，可是一天下来却挣不了几个钱。

父亲也是，下了班就去割草砍柴，背回家来烧锅做饭。荒野里有一种茴草，可以盖房子，父亲就经常割一些回来，晒干后翻修房子。父亲还会做一点简单的木工活，虽然不专业，却也能用，家里的长条凳、小方桌、小板凳等，都是由父亲亲手打造。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记忆力超群，凡是听别人讲过的故事或者说过的书，他都能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地复述出来。我们小时候，都经常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或者说书。父亲讲的“杨家将”的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由于生活艰难，大姐早早地就出嫁了。大姐出嫁时，我还没出世。大哥中学没毕业就去参了军，军营在滁州和南京一带。父亲母亲都不识字，二哥没上几天学也就不上了。所以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写家信。大哥从部队来信了，我就磕磕巴巴地念给父亲母亲听，再把父亲母亲要对大哥说的话写在信纸上，寄到部队去，寄给大哥。为了让大哥安心在部队服役，父亲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安好，不让大哥分心挂念。

小时候，家里不仅没有电风扇，而且连蚊帐也没有。一到夏天，天气炎热，蚊虫又多。睡觉的时候，父亲母亲总是轮流坐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扇扇子，驱蚊子，实在熬不住了，就坐在那里打个盹。到了七、八岁上小学的时候，一到夏天，我和二哥就抱着席子到场上去睡觉，场上不仅凉快，而且蚊虫也少。冬季到来前，母亲总是提前把我们姊妹几个的冬衣拆洗干净，把旧棉花晒一晒，掺一点新棉花，缝制好棉衣棉裤棉鞋，让我们穿得暖暖的过冬。

那时候，我们总是盼望着早一点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到好吃的，穿上新衣服。大年初一吃饺子，父亲母亲总会在一大锅饺子里，包上一两个一分或二分的硬币，让我们自己去盛，说是谁吃到带硬币的饺子，就会有福气。新衣服也不是每人都一样，母亲根据我们姊妹几个的不同需求，有的是一件褂子，有的是一条裤子，有的则是一双鞋子或一双袜子，而且差不多都是母亲亲手用老粗布一针一线连起来的。不管得到什么，我们都会非常高兴，兴奋得很久睡不着觉。直到今天，我依然还能感受到母亲当年亲手包的饺子的香甜和亲手缝制的老粗布衣的温暖。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影响父亲母亲养成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宽广胸怀。在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眼中，父亲母亲是公认的大好人。不管是谁，不管高的矮的，不管光棍眼子，都一视同仁，有求必应，深受大家爱戴。人们有什么事情，或者遇到什么难处，总是喜欢来找父亲母亲说道说道，请求父亲母亲出面帮忙，或去捧场，或去调解，或给予某些资助。父亲母亲总是面带笑容，满口应承，尽力而为，让到访者满意而归。即使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母亲也会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点吃的东西，拿去接济那些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帮助的邻里乡亲。听别人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一遇到干旱缺水，就会扛着一把铁锹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水源，然后想办法把水引到乡亲们的田里来。

　　父亲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嗜好是喝酒。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都喝，而且是中午、晚上两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大，就那么一二两。父亲喝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喝温酒。每次喝酒时，都会先把酒倒进一个小杯子里，然后放入盛了开水的茶缸子或者碗里温热，再就着家常小菜去慢慢地品尝。父亲说，如果没有酒，吃饭就不香。

母亲却滴酒不沾。

因为父亲好这一口，而且是一天两喝。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就成了一个酒场。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空闲的时候，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和父亲一起喝上两盅。也没有什么好酒好菜。酒是几毛钱一斤的芋头干酒，菜差不多都是母亲亲手种的，再配上一点花生米、卤菜什么的，就可以喝得晕晕乎乎，其乐融融。“文革”当中一度时期，工矿停产，学校停课，村子里一下子来了许多在外面上学、干工或做事的人。那段时间，我们家的小院子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有说话聊天的，有打牌下棋的，有坐在一旁围观的，甚是热闹。到了吃饭的时候，一部分人会离去，一部分人就会留下来陪父亲喝酒。

也许是一种熏陶或者遗传吧，我们姊妹五人，也都养成了爱喝酒的习惯，而且基本上都和父亲一样，一天两喝，喝温酒。直到现在，仍然乐此不疲。父亲母亲在世时，我的一些同学好友也经常到我家去小聚。酒桌上陪父亲说说话，给父亲敬上两杯酒，酒后我们或躺在田野里聊聊天，或沿着乡间小路信马由缰地溜达玩耍，无拘无束，终身难忘。

　　我是在位于九龙岗南门口的“十四中”念的中学。从闫家湖到十四中有好几里路程，单趟大约需要四十到五十分钟。我每天都要来回跑几趟，最多的一天要跑六趟。因为那时候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队员，有时候晚上要排练节目，所以吃了晚饭还要去学校，经常要排练到很晚才回来。但是不管我回来多晚，母亲总是等着我，等我回到家后她才能放心地去睡觉。。

高中毕业那年，我到淮河北边的高皇公社去插队当知青。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母亲不放心。一天，母亲去看我。非常凑巧，那天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带着我们几个知青到田家庵去照相。就在淮河边上，我和母亲不期而遇。我们下船时，母亲正要上船。团支书听说母亲专程来看我，非常感动，一定要拉着母亲和我们一起去照相、吃饭。母亲却执意不肯，说家里忙，见到我就放心了。我把母亲送上汽车的一刹那，突然感到心里酸酸的，觉得很对不起母亲，母亲大老远的来看我，连地方都没到，一口水也没喝。可是母亲却慈祥地看着我说，没事的，你们照相去吧，我回去了。多少年之后，我还在为这件事情深深地懊悔。

后来我招工进了九龙岗矿，之后上了大学，再之后又和二哥一起从淮南转移到了淮北。来淮北后，由于路途较远，孩子幼小，回一趟老家不容易，有时候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去一次。每次回去临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不想让我走，我也会忍不住掉下眼泪。母亲因为走不开，一次都没能到淮北来过。父亲也只来过两次，一次是我刚到淮北不久，过来帮我照看孩子；一次是母亲离世后，我和二哥把他接过来住了几天，但仅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说是在我们这里住不惯。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子渐渐好起来。我们姊妹几个都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姐去了合肥（大姐的儿子在合肥工作），大哥和妹妹在淮南，我和二哥则到了淮北。按说，父亲母亲该享福了，我们也该尽孝了。可是想不到父亲母亲却又无声无息地离我们而去了。1995年7月，我从淮北矿务局办公室到石台矿工作不久，母亲就去世了。1997年8月，父亲也默默地永离了我们。仅仅相隔短短两年，两个老人先后都走了，我们姊妹几个悲痛欲绝！而且，更加使我感到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因为我在淮北，工作比较忙，母亲和父亲离世时，我都没能守在跟前，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母亲“五七”祭日那天，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我们家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前祭拜。我们给母亲烧了纸，磕了头。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锥心的一次痛哭，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同学说：让他哭吧，他应该哭！……

父亲母亲在世时，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勤劳节俭，耕读传家；一定要一视同仁，与人为善；一定要搞好团结，家和万事兴。要求我们姊妹几个一定要和睦相处，互尊、互爱、互助。所以，我们姊妹几个直到今天都非常团结，从没有红过脸。每年清明节之前，我们都要提前约好一起去给父亲母亲上坟，中午在一起吃顿饭，喝点小酒，拉拉家常，非常融洽。平时不管谁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到场，一个都不少。多年来，我们一直持续着这个优良的家风，而且历久弥新。现在，我们仍然在用这种家风教育和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种优良的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大姐不幸于2012年去世。现在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姊妹几个只能是“遍插茱萸少一人”了。

父亲母亲离世后，回老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不是不想回，而是时间紧。尽管每年我差不多都要回淮南几次，但是基本上都是来去匆匆。有时候偶尔能回趟老家，和家乡的亲朋好友见上一面，吃顿饭，喝点酒，叙叙旧。但更多的则是想回而来不及回，所以老家也就渐渐地成了“梦里”。

　　近两年，听说老家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变得已经认不出来了！老家变成了大通区的经济开发区。玲珑精致的闫家湖不见了，圩沟不见了，小水塘不见了，田野不见了，老家的房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一座座崭新的办公楼。

前不久，我去淮南参加一个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再也按捺不住回老家的念头，于是便乘车直奔九龙岗。当我走进魂绕梦牵的闫家湖，踏上老家的故土，看着眼前一片新奇而又陌生的景象时，眼睛仿佛霏霏细雨中的车窗玻璃，渐渐地模糊了……

（2017年12月19日于淮北家中）

作家简介：王庆鹏，男，安徽淮南人，大学学历，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淮北矿业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1978年至今，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等数篇（部），著有小说散文集《窑工情》等。